元豐二年(1079),正月晦日。


    已經換上了春日衣物的四十四歲的蘇軾,與畢仲遊、舒煥及其子舒彥舉、寇昌朝、王適王遹兄弟、道士戴日祥,還有自己的長子蘇邁一起泛遊於泗水之上。


    他們登上桓山,進入石室,賦詩唱和。


    桓山是徐州北部古泗水北部的一座曆史名山,傳說有春秋時期宋國司馬桓魋(音推)之石室墓,故名魋山,又名聖女山。桓山位於今江蘇徐州市東北二十七裏茅村鎮洞山村,在徐州,說起北洞山大部分人都知道,但說到桓山卻很少有人知曉。


    在石室裏,蘇軾令道士戴日祥彈琴,演奏古曲《覆霜》,這一石室原是春秋時司馬桓魋的墓地,隨從中有人問,在墓地裏彈琴,合乎禮法嗎?


    蘇軾答道,司馬桓魋已經化為塵埃,假如他泉下有知,聽到我們彈琴,就會明白歡樂與悲哀都不能長久,萬物都會生長消亡,他的愚蠢或許還能夠減少一些呢!


    於是,令戴道士隻管彈奏。客人們都長長地歎息,從而陷入到沉思中……


    自從得知大表哥文與可去世的消息,蘇軾一連三天徹夜不眠,坐在屋裏喟然長歎。睡夢中接連浮現出表哥的音容笑貌,驚醒後看到被褥及枕頭上到處是自己灑下的淚痕。


    蘇軾與表哥的相交,曆來是君子之交,有時候招之未必來,揮之也未必去。


    二月初五,蘇軾仍然按捺不住內心的悲傷,為大表哥寫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文。


    寫完祭文,蘇軾又在文彥博的詩文後做了題跋,盛讚文潞公的學識與德行。


    過了幾天,蘇軾將《祭文與可文》寄給了黃庭堅,黃庭堅除表達了對文與可之死的惋惜之情外,還把唱和蘇軾的四首“粲”字韻詩迴寄給蘇軾。那是蘇軾在東武任上時,與友人往返所作的四首“粲”字韻詩,蘇軾接到黃庭堅的和詩後,又唱和了一首。


    這天正好是寒食日,蘇軾唱和完黃庭堅,又作書寄好友、駙馬王詵。蘇軾突然想起了去年寒食時二人的北城之遊,遂走筆作了一首可博二人一笑的詩作,一並奉上。


    前麵我們說過,蘇軾想讓程棐將功贖罪,為國效力以救其弟,程棐也願意盡力。於是,蘇軾此時就給他發了委派公文。隻不過,等到程棐如願地將當地的盜賊全部緝拿歸案時,蘇軾已被治罪下獄。


    這是後話。


    杏花初開時節,蜀人張師厚經過徐州,正好王適(字子立)、王遹(字子敏)兄弟在官舍中從學於蘇軾。於是,蘇軾就安排二位少年吹奏洞簫,與老鄉張師厚飲酒於杏花之下。


    “斷嶺不遮西望眼,送君直過楚王山。”(《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其一》)張師厚此次要到京師赴殿試,蘇軾作詩二首為之送行。


    杭州法惠院寺僧法言構築了一座雪山於齋中,向蘇軾求詩。


    法言,字無擇,生性淡泊瀟灑。起初,法言在其所居室的東軒汲水為池,疊石以為小山,又灑白色粉末於峰巒之上,以作雪山之狀。


    當時尚任杭倅的蘇軾,過而愛之,認為法言此舉雖然類似兒戲,但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就為此取名“雪齋”。


    如今四年已過,麵對法言的請求,蘇軾又作了雪齋詩,還命徐州的郡從事畢景儒書其額後,一並寄給法言。於是,“雪齋”之名始為世人所知。


    為法言作完詩,蘇軾將自己在徐州得到一雙佩刀送給了弟弟子由,子由收到後,專門作了一首長詩感謝兄長,蘇軾次其韻後迴寄給遠在南都的弟弟子由。


    三月初三,蘇軾拜讀王羲之的書帖後,說出了自己對王逸少書法的見解。


    他認為,《蘭亭敘(避祖諱序)》、《樂毅論》、《東方先生》三部法帖皆高妙超絕,盡管經過長期的摹寫和流傳 ,古人用筆的意蘊依然清晰可辨,比起《遺教經》來,這些摹本也要好得多。


    王羲之小楷《佛遺教經》,簡稱《遺教經》,又名《佛垂涅盤略說教誡經》,是佛陀釋迦牟尼一生弘法言教內容的概括總結,是佛將入涅盤前對眾弟子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也是佛留給後代所有想離苦得樂者的得度因緣。


    在蘇軾與自己的幕僚、後任杭倅的田叔通唱和了數首詩詞之後,一種悄無聲息的征兆逐漸變成了現實——蘇軾的徐州知州任終於告一段落,將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的身份出知湖州知州。


    當然,到江浙一帶任職這也正是蘇軾夢寐以求的。


    又到了離任的時刻,一幕幕的往事重上心頭:


    迴想起了自己在徐州時曾經修建石橋,並交由開元寺僧法明打理。還曾意氣風發地嘲笑陶淵明《無弦琴》中的“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蘇軾覺得陶淵明並非通達事理之人,因為各種樂理並不妨礙人們走向通達。


    所以說,若陶淵明是個通達之人,那麽就不會光不要琴弦,就應該連琴也不要了。


    另外,蘇軾還對陶淵明的一些看法無法認同,例如陶淵明認為,人的一生就像是暫居旅店一般,隻有死了以後才能達到真實的境界,等等。


    在徐州,蘇軾曾與徐州教授舒煥(字堯文)談論過作字之法。


    蘇軾認為,一旦有識淺、見狹、學不足這三條之一者,其書法就不能夠盡其妙。自己作書,那是心、目、手,都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了。這一時期,蘇軾與劉昱(字晦叔)有所交往。


    公務之餘,蘇軾曾到過臨角門外去觀賞白鶴泉,傳說此前曾有兩隻白鶴翔唳而下,因此得名。還曾尋訪戲馬台,蘇軾認為城南山上的戲馬台一帶,山石犖確,不可以戲馬,而再往南的亞父範增的墓塚附近,才有可能是以前的戲馬台故址。


    蘇軾還曾用寇鈞國先祖流傳下來的李廷珪等十三個製墨名家的墨書寫杜甫的詩,並在這十三首杜詩下麵分別標注墨工的名字,以此來品評墨的品次。


    民間傳聞,說蘇軾在徐州期間,李定之子曾路過此地,蘇軾曾以相麵之術戲之。還有,蘇軾經過蕭縣時,曾畫枯木於泉山上的拱翠堂。


    離開徐州前,蘇軾專門作詩留別了徐倅田叔通、寇昌朝、石夷庚等同僚,還作了《江城子》、《減字木蘭花》。蘇軾與寇昌朝(字元弼)的文字記載到此終了,據傳寇昌朝別無他好,惟嗜酒與詩,一旦展紙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十上百韻立就矣。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行。”(《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其三》)在從徐州出發到南都(今商丘)的路上,蘇軾想到不日將要見到自己的弟弟了,於是,情不自禁地作詩五首,寄給了子由。


    抵達南都後,蘇軾先去府上拜見了恩師張方平,正是蘇軾所言“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的第二次。


    師生共話別情後,蘇軾才去與子由一家團聚,此時的蘇轍正在簽書應天府判官任上。


    在南都的半個多月間,蘇軾還會晤了呂希道(字景純)與僧人應言。


    應言和尚絕非一個凡僧,至少在蘇軾看來。


    熙寧十年(1077),蘇軾剛剛擔任徐州知州,聽說黃河水在澶州決口,進入巨野縣,潮頭正向鄆州城奔襲而來。此刻,城中的官吏與百姓驚恐萬狀,不知所措。


    而此時,應言和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挖開清冷口水道,使積水向北流入早已廢棄的黃河故道,再向北折東入大海。官吏們本對此半信半疑,但架不住應言苦口婆心的堅持與勸說,采納了應言的建議。


    最終,果如應言的預料,鄆州沒有受到洪水的侵害。州中百姓要為他請求賞賜,應言卻笑著辭謝而去。


    蘇軾對於應言和尚仰慕已久,所以這次聽說應言就在南都,還專門會晤了他。


    蘇軾收到了晁補之的書信,原來小晁已經進士及第,鄭重修書對於老師蘇軾的栽培與提攜表達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轉眼半月已過,因為要到湖州赴任,蘇軾隻得告別了弟弟一家。


    從南都啟程,乘船南下,三天後就到了位於汴水之北的靈璧縣。在這裏,蘇軾受到了當地望族張氏後人張碩的盛情接待。


    張氏家族世代在朝為官,在靈璧縣定居後,開始不斷在汴、泗之間增修與擴建自家的園林——張氏園亭。蘇軾被張府用小轎接到了園中,欣賞了園中的茂林修竹,品嚐了園中的瓜果菜蔬之後,應張碩的請求,為該園寫下了《靈璧張氏園亭記》。


    路過宿州時,蘇軾贈官妓小蘇“舞腰窈窕,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散半天風雨寒。”之句。


    過泗州時,蘇軾又題了老同事、原杭州府簽判孫弈(字景山)的西軒。


    看到泗水一帶的田園之美,蘇軾甚至有心在此地買田安居,但是現實中卻不能遂願。過淮河時,蘇軾又作詩三首贈給孫弈及弟弟子由,“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其一》),此乃仕途浮沉中顛沛流離的蘇軾第三次過淮也。


    蘇軾還在歐陽修的家書後做了題跋,對於其“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的高風亮節極為推崇。


    過高郵時,見了道潛(參寥子)與秦觀。於是,三人便同舟南行。


    此時,道潛聽說蘇軾路過此地,想駕一葉輕舟來看望故人。無奈,佛門規定每年的自四月十五日起三個月不準離寺,此為出家人“夏安居”的日子。


    “夏安居”起源於印度,那裏的夏日雨季長達三個月,佛陀乃訂立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為安居之期,在此期間,出家眾禁止外出,要專心坐禪修學,聚居於一處精進修行,稱為安居。


    因為一者雨季期間,草木、蟲蟻繁殖最多,恐外出時誤蹈,傷害生靈;二者,天氣炎熱,婦女穿衣不莊嚴,僧眾托缽乞食出入村莊,為防世人譏嫌,因此禁止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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