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七年（1074）十月，蘇軾由海州啟程赴密州（今山東諸城），本來計劃沿清河繞道濟南先去探望一下六年未見的弟弟子由，但未能如願，遂於馬上作《沁園春》詞寄給子由，借此聊慰離情。
蘇軾兄弟感情篤深，終其一生都未曾稍變。
子由後來的《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洋洋數千字，澹泊克製，沉痛在骨，實為其一生文章巔峰之作。比如“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之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等語，令人讀之酸鼻不已。他在銘文中評價蘇軾“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又可見二人不單單是兄弟，更是平生之知己。
關於這首《沁園春》詞，上闕雲：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值得一說的是，金末至大蒙古國時期著名文學家、曆史學家元好問以為本篇非蘇軾所作，特別舉出下片“當時共客長安”以下數句，稱其“鄙俚淺近，叫唿炫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言辭無比犀利。
元好問的詞壇地位雖然不容忽視，但這段話似難免主觀臆斷，更缺乏文獻佐證，故後人附和者寥寥。
然而，元好問的評價可以從側麵看得出，這首蘇軾的代表作《沁園春》在民間的流傳至廣。
又有小說家杜撰說，當時的神宗皇帝讀了蘇軾的《沁園春》詞之後，龍顏大怒，遂將蘇軾貶謫到了黃州。甚至神宗還憤憤地說，讓這位蘇某人就在一邊袖手旁觀吧，看朕與王介甫如何治理天下。
弄得後世的絳（今山西忻州、甘肅隴中一帶）人孫安常也是一頭霧水，一時搞不清也這首詞到底是不是蘇軾所為。
在赴密途中，蘇軾從邸報中得知，周邠將出知樂清縣（今屬溫州），即去信祝賀。一路上，還屢屢收到堂妹夫單錫同年的問候書信。
其實，蘇軾在海州時本計劃經清河繞道濟南，與弟弟蘇轍相聚之後，再赴密州，但考慮到天已入冬，清河定會結冰，無法行船，於是隻有退而求其次地瀕海而行。
臘月初三，幾經輾轉，蘇軾才終於到了密州任上。
宋時，密州屬京東東路，也稱高密郡，屬安化軍節度，治所在諸城縣。密州下轄四縣：諸城、安丘、莒、高密。
到任之後，按照慣例，蘇軾先上了一道謝表。
在謝表中，蘇軾先是自謙地說自己離開朝堂已經屢更年歲，筆硯上已經落滿了灰塵，自己以前的所學已經逐漸忘記殆盡。自己這次求得的到密州任職，乃是蒙受了皇上的隆恩，因此自己到任之後，一定會推行善政，安邦撫民，雲雲。
蘇軾知道，此時滕元發（字達道）正知青州。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浙江東陽人。後因父親葬於吳地，遂為吳人。說起來，滕元發和範仲淹還是老表關係。此人後來曾曆經青州，應天府，齊、鄧兩州。滕元發治理邊境十分威嚴，威振西北，曾號稱為名帥。
因河水結冰，蘇軾隻得從海州直接正北到密州了。當時的青州知州由京東東路安撫使兼任，京東東路下轄八州一軍：青、密、齊、沂、登、萊、濰、淄州和淮陽軍。
所以說，蘇軾還要在滕元發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麵對滕元發這位老朋友兼上司，蘇軾此次也無緣相見，隻得修書一封致歉。
讓人稱奇的是，小小的青州府，宋代在此任職的官員中卻出了十幾個宰相：寇準、富弼、範仲淹、文彥博、歐陽修、趙拚、曾布、劉摯等，這絕不可能是普遍現象。因為這些人都能夠官至宰相，而且大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學大家。他們以宰相的素養來出知青州，青州的繁榮，青州的富強，是毫無疑問也是有目共睹的。
到了密州，其時京東路轉運（總管轉運司庶務，兼督察屬吏）為李察（字公恕），段繹為提刑，全稱提點刑獄公事，簡稱提刑官，主要掌管刑獄之事，相當於現在的法官兼檢察官。
在以蘇軾為核心的密州領導班子成員中，齊人劉庭式（字得之）任通判，趙杲卿（字明叔）、章傳（字傳道）、陳開（字發明）為州學教授。
這位陳開，蘇軾在密州任上時對他甚為器重，加之諸位學生的苦苦挽留，小陳留在密州充任學官長達七年之久，以至於自蘇軾起密州的儒學之風大盛。當今我國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就出自高密，我們自然不能排除蘇軾的到來對後世莫言先生文學之路的影響。
密州治所所在的諸城縣縣令，名叫趙昶（音常），字晦之。
在密州，蘇軾收到了蘇州的老朋友姚淳（今籃球巨星姚明的先祖）的邀請信，老姚想讓蘇軾為“三瑞堂”題額。
姚淳以孝聞於鄉裏，據傳其先人的墳墓上生有甘露、靈芝、麥雙穗之異，故名堂曰三瑞。蘇軾為姚淳題寫的《三瑞堂》一詩中，有“楓橋三瑞皆目見”之句。
三瑞堂位於今蘇州市閶門之西的楓橋街道，楓橋最早的園墅，或許便是北宋時頗足雅致、為孝子姚淳所居的姚氏園亭“三瑞堂”。
姚淳與蘇軾是為知己，所以蘇軾每逢來蘇州，必前往三瑞堂作客暢飲一番。
《吳郡誌》錄有一個姚淳送惠香給蘇軾的段子：
當時蘇軾給姚淳題寫完三瑞堂後，姚淳送給蘇軾惠香八十罐。
蘇軾收到後，手書致謝姚淳說，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托還之，已領其厚意。這就是蘇軾交友重情輕物，演繹出的一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話。
要知道，在當時惠香是很值錢的東西，八十罐惠香相當於今天的幾萬乃至幾十萬。
蘇軾在後來給虎丘通長老的信中說，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托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
初來乍到，就在蘇軾忙於處理一些人際交往上的雜事時，朝廷突然頒布了手實法。
手實法，原來由於當時的免役法出錢或許不均，呂惠卿就采用了他的弟弟、曲陽（今屬河北）縣尉呂和卿的建議，製訂出了這一法令。
此法令規定：
老百姓須自報財產，以定戶等高低，官府據此分攤各戶應納的役錢。為了防止有人少報，更是明確宣布，獎勵知情人告發。
對於這種懸賞告密者的做法，蘇軾極為反感，認為此舉必將導致社會風氣的敗壞。
這種手實法亦稱“首實法”，其實不是呂惠卿兄弟的首創，還是抄襲唐宗時官府令民戶自報田地和財產作為征稅依據的辦法。
如今的呂惠卿又創製五等丁、產簿，規定申報的項目極為廣泛。尺椽寸土，雞豚家畜均預陳報，如有隱匿，許人告發，並以查獲資產的三分之一為賞，後來終以擾民太甚，不久廢止。
但在當時，朝廷嚴令推行新法的重要機構——司農寺將此通告下發各路，如若不能限時執行的，按違製論處。不幸的是，這種不倫不類的抄襲之作，竟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許可。
神宗時，司農寺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機構，常平新法（即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都由它製訂或執行。
麵對這樣荒唐的法令，蘇軾憤然對司農寺的提舉常平官質問道，違製之坐，若是來自朝廷，誰人敢不執行！然而今日的手實法出自你們司農寺，這簡直就是擅自造律，你們到底想要幹什麽？
司農寺的官員大驚失色，連忙製止道：蘇學士，我們姑且先不要論及這件事！
轉眼間，已經到任密州多日了。映入蘇軾眼簾的是蝗災與旱災相仍，盜賊日漸猖狂。加上天旱不雨，小麥無法下種，蘇軾預測到了明年的春夏之交，盜賊為害的程度隻怕會更甚。
山東之地，與河南一樣，自古就是國家的腹心根本之地，王者得之便可稱王，但狡猾兇殘的盜賊得之亦足以擾亂天下。
針對百姓饑餓流離的現狀，朝廷用於救濟的常平糧食，雖已發放殆盡，但到處仍是饑餓的百姓，就連過去的蓄積之家，如今也都被拖垮了。
基於此，蘇軾在上奏朝廷的奏狀中，除了詳細地列舉了密州一帶的蝗災、饑餓與盜賊的問題之外，還深刻地向朝廷闡述了手實法的種種弊端。
蘇軾說，如今的東南民眾本來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現在又開始推行手實法，此舉無非是想均出役錢。手實法雖然條目繁多，看似周密，然而大都要靠檢舉揭發。
過去治國平天下者，最討厭因告密弄得人心惶惶，以至於亂了習俗。所以才製訂了“不幹己”法，但僅限於非盜及強奸不得捕告。
而今天的這個手實法，無疑助長了告密之風。
過去那些告發之徒，多是一些兇惡奸淫之輩，州府縣對於這類人，總是想方設法除掉而後快。目下朝廷卻又欲招用並重賞這幫人，這些舉措難道會是君王敦厚政教、推行仁政的本意嗎？
蘇軾兄弟感情篤深，終其一生都未曾稍變。
子由後來的《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洋洋數千字，澹泊克製，沉痛在骨，實為其一生文章巔峰之作。比如“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之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等語，令人讀之酸鼻不已。他在銘文中評價蘇軾“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又可見二人不單單是兄弟，更是平生之知己。
關於這首《沁園春》詞，上闕雲：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值得一說的是，金末至大蒙古國時期著名文學家、曆史學家元好問以為本篇非蘇軾所作，特別舉出下片“當時共客長安”以下數句，稱其“鄙俚淺近，叫唿炫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言辭無比犀利。
元好問的詞壇地位雖然不容忽視，但這段話似難免主觀臆斷，更缺乏文獻佐證，故後人附和者寥寥。
然而，元好問的評價可以從側麵看得出，這首蘇軾的代表作《沁園春》在民間的流傳至廣。
又有小說家杜撰說，當時的神宗皇帝讀了蘇軾的《沁園春》詞之後，龍顏大怒，遂將蘇軾貶謫到了黃州。甚至神宗還憤憤地說，讓這位蘇某人就在一邊袖手旁觀吧，看朕與王介甫如何治理天下。
弄得後世的絳（今山西忻州、甘肅隴中一帶）人孫安常也是一頭霧水，一時搞不清也這首詞到底是不是蘇軾所為。
在赴密途中，蘇軾從邸報中得知，周邠將出知樂清縣（今屬溫州），即去信祝賀。一路上，還屢屢收到堂妹夫單錫同年的問候書信。
其實，蘇軾在海州時本計劃經清河繞道濟南，與弟弟蘇轍相聚之後，再赴密州，但考慮到天已入冬，清河定會結冰，無法行船，於是隻有退而求其次地瀕海而行。
臘月初三，幾經輾轉，蘇軾才終於到了密州任上。
宋時，密州屬京東東路，也稱高密郡，屬安化軍節度，治所在諸城縣。密州下轄四縣：諸城、安丘、莒、高密。
到任之後，按照慣例，蘇軾先上了一道謝表。
在謝表中，蘇軾先是自謙地說自己離開朝堂已經屢更年歲，筆硯上已經落滿了灰塵，自己以前的所學已經逐漸忘記殆盡。自己這次求得的到密州任職，乃是蒙受了皇上的隆恩，因此自己到任之後，一定會推行善政，安邦撫民，雲雲。
蘇軾知道，此時滕元發（字達道）正知青州。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浙江東陽人。後因父親葬於吳地，遂為吳人。說起來，滕元發和範仲淹還是老表關係。此人後來曾曆經青州，應天府，齊、鄧兩州。滕元發治理邊境十分威嚴，威振西北，曾號稱為名帥。
因河水結冰，蘇軾隻得從海州直接正北到密州了。當時的青州知州由京東東路安撫使兼任，京東東路下轄八州一軍：青、密、齊、沂、登、萊、濰、淄州和淮陽軍。
所以說，蘇軾還要在滕元發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麵對滕元發這位老朋友兼上司，蘇軾此次也無緣相見，隻得修書一封致歉。
讓人稱奇的是，小小的青州府，宋代在此任職的官員中卻出了十幾個宰相：寇準、富弼、範仲淹、文彥博、歐陽修、趙拚、曾布、劉摯等，這絕不可能是普遍現象。因為這些人都能夠官至宰相，而且大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學大家。他們以宰相的素養來出知青州，青州的繁榮，青州的富強，是毫無疑問也是有目共睹的。
到了密州，其時京東路轉運（總管轉運司庶務，兼督察屬吏）為李察（字公恕），段繹為提刑，全稱提點刑獄公事，簡稱提刑官，主要掌管刑獄之事，相當於現在的法官兼檢察官。
在以蘇軾為核心的密州領導班子成員中，齊人劉庭式（字得之）任通判，趙杲卿（字明叔）、章傳（字傳道）、陳開（字發明）為州學教授。
這位陳開，蘇軾在密州任上時對他甚為器重，加之諸位學生的苦苦挽留，小陳留在密州充任學官長達七年之久，以至於自蘇軾起密州的儒學之風大盛。當今我國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就出自高密，我們自然不能排除蘇軾的到來對後世莫言先生文學之路的影響。
密州治所所在的諸城縣縣令，名叫趙昶（音常），字晦之。
在密州，蘇軾收到了蘇州的老朋友姚淳（今籃球巨星姚明的先祖）的邀請信，老姚想讓蘇軾為“三瑞堂”題額。
姚淳以孝聞於鄉裏，據傳其先人的墳墓上生有甘露、靈芝、麥雙穗之異，故名堂曰三瑞。蘇軾為姚淳題寫的《三瑞堂》一詩中，有“楓橋三瑞皆目見”之句。
三瑞堂位於今蘇州市閶門之西的楓橋街道，楓橋最早的園墅，或許便是北宋時頗足雅致、為孝子姚淳所居的姚氏園亭“三瑞堂”。
姚淳與蘇軾是為知己，所以蘇軾每逢來蘇州，必前往三瑞堂作客暢飲一番。
《吳郡誌》錄有一個姚淳送惠香給蘇軾的段子：
當時蘇軾給姚淳題寫完三瑞堂後，姚淳送給蘇軾惠香八十罐。
蘇軾收到後，手書致謝姚淳說，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托還之，已領其厚意。這就是蘇軾交友重情輕物，演繹出的一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話。
要知道，在當時惠香是很值錢的東西，八十罐惠香相當於今天的幾萬乃至幾十萬。
蘇軾在後來給虎丘通長老的信中說，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托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
初來乍到，就在蘇軾忙於處理一些人際交往上的雜事時，朝廷突然頒布了手實法。
手實法，原來由於當時的免役法出錢或許不均，呂惠卿就采用了他的弟弟、曲陽（今屬河北）縣尉呂和卿的建議，製訂出了這一法令。
此法令規定：
老百姓須自報財產，以定戶等高低，官府據此分攤各戶應納的役錢。為了防止有人少報，更是明確宣布，獎勵知情人告發。
對於這種懸賞告密者的做法，蘇軾極為反感，認為此舉必將導致社會風氣的敗壞。
這種手實法亦稱“首實法”，其實不是呂惠卿兄弟的首創，還是抄襲唐宗時官府令民戶自報田地和財產作為征稅依據的辦法。
如今的呂惠卿又創製五等丁、產簿，規定申報的項目極為廣泛。尺椽寸土，雞豚家畜均預陳報，如有隱匿，許人告發，並以查獲資產的三分之一為賞，後來終以擾民太甚，不久廢止。
但在當時，朝廷嚴令推行新法的重要機構——司農寺將此通告下發各路，如若不能限時執行的，按違製論處。不幸的是，這種不倫不類的抄襲之作，竟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許可。
神宗時，司農寺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機構，常平新法（即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都由它製訂或執行。
麵對這樣荒唐的法令，蘇軾憤然對司農寺的提舉常平官質問道，違製之坐，若是來自朝廷，誰人敢不執行！然而今日的手實法出自你們司農寺，這簡直就是擅自造律，你們到底想要幹什麽？
司農寺的官員大驚失色，連忙製止道：蘇學士，我們姑且先不要論及這件事！
轉眼間，已經到任密州多日了。映入蘇軾眼簾的是蝗災與旱災相仍，盜賊日漸猖狂。加上天旱不雨，小麥無法下種，蘇軾預測到了明年的春夏之交，盜賊為害的程度隻怕會更甚。
山東之地，與河南一樣，自古就是國家的腹心根本之地，王者得之便可稱王，但狡猾兇殘的盜賊得之亦足以擾亂天下。
針對百姓饑餓流離的現狀，朝廷用於救濟的常平糧食，雖已發放殆盡，但到處仍是饑餓的百姓，就連過去的蓄積之家，如今也都被拖垮了。
基於此，蘇軾在上奏朝廷的奏狀中，除了詳細地列舉了密州一帶的蝗災、饑餓與盜賊的問題之外，還深刻地向朝廷闡述了手實法的種種弊端。
蘇軾說，如今的東南民眾本來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現在又開始推行手實法，此舉無非是想均出役錢。手實法雖然條目繁多，看似周密，然而大都要靠檢舉揭發。
過去治國平天下者，最討厭因告密弄得人心惶惶，以至於亂了習俗。所以才製訂了“不幹己”法，但僅限於非盜及強奸不得捕告。
而今天的這個手實法，無疑助長了告密之風。
過去那些告發之徒，多是一些兇惡奸淫之輩，州府縣對於這類人，總是想方設法除掉而後快。目下朝廷卻又欲招用並重賞這幫人，這些舉措難道會是君王敦厚政教、推行仁政的本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