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市麵上流傳著一篇老百姓歌詠禮佛時的合乎聲律的韻文，那是朱壽昌同誌根據梁武帝懺悔之法中字句繁多的原文而改編的。蘇軾見到這篇韻文時，在被朱壽昌孝行感動之餘，極盡其才，奮筆作偈，附予其後，遂成絕響。
我國“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據其二，且都與蘇軾有著交集。
若朱壽昌是因其“棄官尋母”的孝行名世，那麽，另一位黃庭堅則是每天晚上都親自為母親洗滌夜壺，以其“滌親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盡誠為世人稱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蘇軾的朋友圈中，個個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夠載入史冊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蘇軾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畫竹著稱，他注重體驗，主張胸有成竹而後動筆。他畫竹葉，創濃墨為麵、淡墨為背之法，學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師”之稱，又稱之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這個成語就是起源於他畫竹的思想。
其後畫竹者多從其學，世有“湖州竹派”之稱。至元代畫墨竹蔚為風尚，如李衎、趙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繼承者，對後世影響極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後的八百多年間，影響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趙孟頫、李衎、柯九思、吳鎮，明代王紱，清代鄭燮（鄭板橋）等人。
文同傳世作品極少，今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墨竹圖》為其真跡，畫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實，筆法嚴謹，為傳世之無價之寶。
七月二十一，有個學篆幾十年、精通篆法的長安人氏名叫李元直（字通叔），在蘇軾處無意中見到了蘇軾收藏的文與可墨竹畫作的真跡。老李頓時激動的不能自已，加之對蘇軾的書法也是極為喜愛，就央求蘇軾在文與可的墨竹圖後題字留念。
在當時，文與可還活著，他的畫作雖然不好得到，但總還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蘇軾這裏還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位練習篆書的書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與可墨竹又配上了蘇軾的題跋，假如保存到現在，那現世俗稱的“升值空間”該會是多大呢？！
其實，在蘇軾看來，自己的題跋內容也無非是抒發了自己的一些見解而已，並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風雅的極為俚俗的駢文驪句。
蘇軾略加沉思，揮筆在他老表畫作後邊寫道：
從前，文與可畫墨竹，是隻要見到精良的筆與紙，就會控製不住自己，在上麵奮筆揮灑。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與可也絕不會太珍惜。後來見到有人專門設置筆硯，就會索然離去。有人找他求畫，也不會輕易給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問他原因，與可說他以前曾經學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時，就會用畫墨竹來發泄。不過現在自己的病好了，你們設下紙筆，讓我如何發泄呀！？
蘇軾又補充道，我看與可的病還未痊愈，怎麽可能以後就不發泄了！我今後還會趁其發泄時，不經意間索取他的畫作。不過，與可在作畫中病發作之時，我卻以其發病為機會來索畫，看來我也有毛病了。
總而言之，蘇軾此時期還是以文人的純真行事的，其內心並無什麽城府的。
最近，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屬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輔）因一件“婦人阿雲傷夫獄”的審判結果與王安石相左，鬧到了神宗皇帝處，神宗自然是堅持王安石的處理意見。所以，最終蔡冠卿被補外知饒州（今江西鄱陽縣）。
等到蔡冠卿將要離開饒州任後，“饒人思之，畫其像於範文正祠，以配祀，並錄冠卿詩一首”，當然這是後話。
而當該年秋後蔡冠卿將要離任京師之際，蘇軾作為朋友自然要作詩送行的，在詩中蘇軾把蔡冠卿比作是節操不改的天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送蔡冠卿知饒州》），甚至還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時代被結草報恩的晉國將軍魏顆。問題出在蘇軾詩中的某些詩句，後來的《烏台詩案》案發，都被當成是蘇軾有據可查的所謂“鐵證”。
蘇軾的另一位好友劉攽，知識淵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數職，處理問題時剛正不阿。老劉起初與王安石還是好朋友，自從安石開始推行新法，在館閣中任職的劉攽數度與安石談論新法的不便與擾民。
劉攽還說，自古以來的皇甫鎛、裴延齡那些“以苛刻剝下附上為功”之流，和商鞅、張湯這樣的酷吏、鷹犬，都鮮有好下場的，王安石聽後大怒，後劉攽被除外任泰州。
蘇軾給劉攽的送行詩中，有一句“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送劉攽倅海陵》），又被抓住了把柄。
反動派說蘇軾是用了《史記·張儀傳》中張儀隻要有三寸不爛之舌就能出外遊說的典故，來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同上）”又用了晉朝張翰“以蓴鱸之思為由辭官而歸”，“劉郎應白發，桃花開不開。（同上）”還用了劉禹錫兩度被貶的“桃花詩案”，無情地諷刺和隱晦地批評了當今的朝政。
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出身儒學世家，家世顯赫，祖上世代為學者。祖父曾致堯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親曾易占為太常博士。
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 十二歲時，曾嚐試寫作《六論》，提筆立成，文辭很有氣魄。到了二十歲，名聲已傳播到四方。
由於好友歐陽修的舉薦，四十一歲的曾鞏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先後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曆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並撰寫了大量序文，九年後，曾同誌任職《宋英宗實錄》檢討。
曾鞏年輕時隨父赴京，以文相識王安石，結成摯友。
自從登了歐陽修之門以後，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曾鞏二十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並獻《時務策》，此後，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結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經同杜衍、範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為人處世的態度，自此名聞天下。
雖然曾鞏與王安石有著這樣一層關係，但當神宗向他詢問安石之為人時，曾鞏仍然據實告以“勇於有為，吝於改過”。在這裏，我們知道老曾說的都是實話，而不是朋比欺君。
呂公著，字晦叔，壽州(今安徽省壽縣)人 。北宋中期官員、學者，太尉呂夷簡第三子。此人的家世與曾鞏有得一拚。
父親呂夷簡主政時，呂公著從故鄉壽州來京應試，他穿戴破舊，謙讓如同寒門子弟一樣（太會裝逼了），見到他的人雖然喜歡他的儀容舉止，卻也並未感到驚奇。等到他離開後，經詢問得知是呂公著，才驚訝感歎。這一段子，使得小呂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勢”的美名，至少比當今兜售“我爸是**”之類坑爹的熊孩子要強。
呂公著從小好學，以至廢寢忘食。父親呂夷簡對他器重驚異，忍不住說，今後這小子必定為王公輔臣。在宋代學術史上，呂公著開啟了呂學端緒，呂公著一門登錄在《宋元學案》上者有十七人。
呂公著與司馬光同屬舊黨，司馬光在當政後，“盡廢新法”。在科舉上要求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說，不得專以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取士，也不得出題涉及佛老內容，不得以申、韓和佛學為學，恢複賢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頒行青苗法，呂公著極言道，自古以來有作為的君主，沒有失去人心卻能圖治，也沒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卻能得人心的。過去所謂的那些賢能之人，現在都認為青苗法是不對的，但發出議論的人把這一切詆毀為流俗浮論，難道過去都是賢能而現在都是不肖嗎？
王安石對他的話感到憤慨，神宗讓他薦舉呂惠卿為禦史，呂公著說，呂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這話告訴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憤慨，誣陷呂公著惡語中傷，神宗於熙寧三年（1070）四月初八貶呂公著為潁州知州。
呂公著大致也算得上是一個正麵的人物形象，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曾鞏對他卻並不感冒。老呂知道神宗皇帝素來不喜歡曾鞏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對曾鞏的評價時，老呂就說，曾鞏此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說在神宗眼裏他那棄如敝履的文章還不算太垃圾，那他的為人處世與為官行政都是連“臭狗屎”都不如的。
這種評論傳到了世人耳中後，人們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鞏的確是這樣的人，那麽當時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鞏要在上，何以古往今來的史家為賢人立的傳那麽多，怎麽行義、政事、文章都不及曾鞏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們都說，曾鞏的政績及聲譽卓然可見，曆史上已成公論。
可呂公著還是這麽損地去惡意貶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呂的行徑與當年父親呂夷簡驅逐範仲淹和孔道輔的惡行如出一轍。
然而，老呂當年雖然“恣行奸利”，還尚且不會諱莫如深。而小呂則是“深中多數，不可測識”，把曾鞏與其弟弟曾布相提並論，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鞏忠義而曾布是個小人，難道小呂就不知道嗎？為什麽要去違背良心、貽害國家呢？
我國曆史上的變法，諸如商鞅變法、範仲淹變法、張居正變法等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會觸及到封建地主、貴族及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從而引起他們極力的反對。
因此，中國的曆次變法不可避免的就都會伴隨著“新舊黨爭”。
熙寧年間，以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為首的舊黨，他們就是在極力反對王安石推行他所製定的新政。當然，他們的反對，並不是反對王安石進行改革的初心，而是反對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時的那些內容。
簡單的說，王安石變法的“新舊黨爭”，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要怎樣改革的爭論。
比如蘇軾，他就明確反對“均輸法”的推行，他認為其不但不會讓國家和百姓得到任何的實惠，反而會滋生出更為嚴重的腐敗，從而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
韓琦則是明確反對“青苗法”的推行，他認為此舉不但救濟不了青黃不接的百姓，反而是會加重百姓頭上的負擔，直至讓百姓們家破人亡。
事實上，王安石雖是清正廉潔，但他因情商實在是太低，為了將變法嚴格的執行下去，隻要是讚成變法的官員，他就不問出處、照單全收，直接委以重任。因此，導致大批奸佞小人利用王安石的變法走向高層，執掌變法大權，如後來的奸相蔡確、蔡京等人，他們皆是靠著依附王安石，從而掌控了實權。
當這些小人掌控大權後，他們雖然也是不折不扣地在執行王安石的變法主張，但常常會在施行新法的過程中，暗行剝削百姓之事。
比如在實施青苗法時，本來的利率是在二三分，但是這些官員在實施的過程中，卻是在暗地裏加收了好幾倍的利率，致使百姓們不堪重負、怨聲載道。王安石在變法時重用的皆是這些小人，歐陽修、蘇軾等正義之士又豈能不反對呢？
我們不妨開個玩笑，凡是因反對新法被貶的官員，都是正直忠義的“好人”。凡是討厭王安石的官員，都是蘇軾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對新法、討厭王安石而遭貶的官員離京外任，走之前蘇軾都是要作詩相送的。
然而，蘇軾的此次失誤，仍是源自這次送小呂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紹興市）的贈詩。
我國“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據其二，且都與蘇軾有著交集。
若朱壽昌是因其“棄官尋母”的孝行名世，那麽，另一位黃庭堅則是每天晚上都親自為母親洗滌夜壺，以其“滌親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盡誠為世人稱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蘇軾的朋友圈中，個個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夠載入史冊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蘇軾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畫竹著稱，他注重體驗，主張胸有成竹而後動筆。他畫竹葉，創濃墨為麵、淡墨為背之法，學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師”之稱，又稱之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這個成語就是起源於他畫竹的思想。
其後畫竹者多從其學，世有“湖州竹派”之稱。至元代畫墨竹蔚為風尚，如李衎、趙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繼承者，對後世影響極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後的八百多年間，影響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趙孟頫、李衎、柯九思、吳鎮，明代王紱，清代鄭燮（鄭板橋）等人。
文同傳世作品極少，今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墨竹圖》為其真跡，畫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實，筆法嚴謹，為傳世之無價之寶。
七月二十一，有個學篆幾十年、精通篆法的長安人氏名叫李元直（字通叔），在蘇軾處無意中見到了蘇軾收藏的文與可墨竹畫作的真跡。老李頓時激動的不能自已，加之對蘇軾的書法也是極為喜愛，就央求蘇軾在文與可的墨竹圖後題字留念。
在當時，文與可還活著，他的畫作雖然不好得到，但總還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蘇軾這裏還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位練習篆書的書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與可墨竹又配上了蘇軾的題跋，假如保存到現在，那現世俗稱的“升值空間”該會是多大呢？！
其實，在蘇軾看來，自己的題跋內容也無非是抒發了自己的一些見解而已，並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風雅的極為俚俗的駢文驪句。
蘇軾略加沉思，揮筆在他老表畫作後邊寫道：
從前，文與可畫墨竹，是隻要見到精良的筆與紙，就會控製不住自己，在上麵奮筆揮灑。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與可也絕不會太珍惜。後來見到有人專門設置筆硯，就會索然離去。有人找他求畫，也不會輕易給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問他原因，與可說他以前曾經學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時，就會用畫墨竹來發泄。不過現在自己的病好了，你們設下紙筆，讓我如何發泄呀！？
蘇軾又補充道，我看與可的病還未痊愈，怎麽可能以後就不發泄了！我今後還會趁其發泄時，不經意間索取他的畫作。不過，與可在作畫中病發作之時，我卻以其發病為機會來索畫，看來我也有毛病了。
總而言之，蘇軾此時期還是以文人的純真行事的，其內心並無什麽城府的。
最近，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屬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輔）因一件“婦人阿雲傷夫獄”的審判結果與王安石相左，鬧到了神宗皇帝處，神宗自然是堅持王安石的處理意見。所以，最終蔡冠卿被補外知饒州（今江西鄱陽縣）。
等到蔡冠卿將要離開饒州任後，“饒人思之，畫其像於範文正祠，以配祀，並錄冠卿詩一首”，當然這是後話。
而當該年秋後蔡冠卿將要離任京師之際，蘇軾作為朋友自然要作詩送行的，在詩中蘇軾把蔡冠卿比作是節操不改的天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送蔡冠卿知饒州》），甚至還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時代被結草報恩的晉國將軍魏顆。問題出在蘇軾詩中的某些詩句，後來的《烏台詩案》案發，都被當成是蘇軾有據可查的所謂“鐵證”。
蘇軾的另一位好友劉攽，知識淵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數職，處理問題時剛正不阿。老劉起初與王安石還是好朋友，自從安石開始推行新法，在館閣中任職的劉攽數度與安石談論新法的不便與擾民。
劉攽還說，自古以來的皇甫鎛、裴延齡那些“以苛刻剝下附上為功”之流，和商鞅、張湯這樣的酷吏、鷹犬，都鮮有好下場的，王安石聽後大怒，後劉攽被除外任泰州。
蘇軾給劉攽的送行詩中，有一句“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送劉攽倅海陵》），又被抓住了把柄。
反動派說蘇軾是用了《史記·張儀傳》中張儀隻要有三寸不爛之舌就能出外遊說的典故，來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同上）”又用了晉朝張翰“以蓴鱸之思為由辭官而歸”，“劉郎應白發，桃花開不開。（同上）”還用了劉禹錫兩度被貶的“桃花詩案”，無情地諷刺和隱晦地批評了當今的朝政。
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出身儒學世家，家世顯赫，祖上世代為學者。祖父曾致堯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親曾易占為太常博士。
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 十二歲時，曾嚐試寫作《六論》，提筆立成，文辭很有氣魄。到了二十歲，名聲已傳播到四方。
由於好友歐陽修的舉薦，四十一歲的曾鞏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先後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曆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並撰寫了大量序文，九年後，曾同誌任職《宋英宗實錄》檢討。
曾鞏年輕時隨父赴京，以文相識王安石，結成摯友。
自從登了歐陽修之門以後，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曾鞏二十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並獻《時務策》，此後，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結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經同杜衍、範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為人處世的態度，自此名聞天下。
雖然曾鞏與王安石有著這樣一層關係，但當神宗向他詢問安石之為人時，曾鞏仍然據實告以“勇於有為，吝於改過”。在這裏，我們知道老曾說的都是實話，而不是朋比欺君。
呂公著，字晦叔，壽州(今安徽省壽縣)人 。北宋中期官員、學者，太尉呂夷簡第三子。此人的家世與曾鞏有得一拚。
父親呂夷簡主政時，呂公著從故鄉壽州來京應試，他穿戴破舊，謙讓如同寒門子弟一樣（太會裝逼了），見到他的人雖然喜歡他的儀容舉止，卻也並未感到驚奇。等到他離開後，經詢問得知是呂公著，才驚訝感歎。這一段子，使得小呂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勢”的美名，至少比當今兜售“我爸是**”之類坑爹的熊孩子要強。
呂公著從小好學，以至廢寢忘食。父親呂夷簡對他器重驚異，忍不住說，今後這小子必定為王公輔臣。在宋代學術史上，呂公著開啟了呂學端緒，呂公著一門登錄在《宋元學案》上者有十七人。
呂公著與司馬光同屬舊黨，司馬光在當政後，“盡廢新法”。在科舉上要求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說，不得專以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取士，也不得出題涉及佛老內容，不得以申、韓和佛學為學，恢複賢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頒行青苗法，呂公著極言道，自古以來有作為的君主，沒有失去人心卻能圖治，也沒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卻能得人心的。過去所謂的那些賢能之人，現在都認為青苗法是不對的，但發出議論的人把這一切詆毀為流俗浮論，難道過去都是賢能而現在都是不肖嗎？
王安石對他的話感到憤慨，神宗讓他薦舉呂惠卿為禦史，呂公著說，呂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這話告訴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憤慨，誣陷呂公著惡語中傷，神宗於熙寧三年（1070）四月初八貶呂公著為潁州知州。
呂公著大致也算得上是一個正麵的人物形象，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曾鞏對他卻並不感冒。老呂知道神宗皇帝素來不喜歡曾鞏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對曾鞏的評價時，老呂就說，曾鞏此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說在神宗眼裏他那棄如敝履的文章還不算太垃圾，那他的為人處世與為官行政都是連“臭狗屎”都不如的。
這種評論傳到了世人耳中後，人們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鞏的確是這樣的人，那麽當時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鞏要在上，何以古往今來的史家為賢人立的傳那麽多，怎麽行義、政事、文章都不及曾鞏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們都說，曾鞏的政績及聲譽卓然可見，曆史上已成公論。
可呂公著還是這麽損地去惡意貶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呂的行徑與當年父親呂夷簡驅逐範仲淹和孔道輔的惡行如出一轍。
然而，老呂當年雖然“恣行奸利”，還尚且不會諱莫如深。而小呂則是“深中多數，不可測識”，把曾鞏與其弟弟曾布相提並論，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鞏忠義而曾布是個小人，難道小呂就不知道嗎？為什麽要去違背良心、貽害國家呢？
我國曆史上的變法，諸如商鞅變法、範仲淹變法、張居正變法等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會觸及到封建地主、貴族及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從而引起他們極力的反對。
因此，中國的曆次變法不可避免的就都會伴隨著“新舊黨爭”。
熙寧年間，以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為首的舊黨，他們就是在極力反對王安石推行他所製定的新政。當然，他們的反對，並不是反對王安石進行改革的初心，而是反對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時的那些內容。
簡單的說，王安石變法的“新舊黨爭”，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要怎樣改革的爭論。
比如蘇軾，他就明確反對“均輸法”的推行，他認為其不但不會讓國家和百姓得到任何的實惠，反而會滋生出更為嚴重的腐敗，從而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
韓琦則是明確反對“青苗法”的推行，他認為此舉不但救濟不了青黃不接的百姓，反而是會加重百姓頭上的負擔，直至讓百姓們家破人亡。
事實上，王安石雖是清正廉潔，但他因情商實在是太低，為了將變法嚴格的執行下去，隻要是讚成變法的官員，他就不問出處、照單全收，直接委以重任。因此，導致大批奸佞小人利用王安石的變法走向高層，執掌變法大權，如後來的奸相蔡確、蔡京等人，他們皆是靠著依附王安石，從而掌控了實權。
當這些小人掌控大權後，他們雖然也是不折不扣地在執行王安石的變法主張，但常常會在施行新法的過程中，暗行剝削百姓之事。
比如在實施青苗法時，本來的利率是在二三分，但是這些官員在實施的過程中，卻是在暗地裏加收了好幾倍的利率，致使百姓們不堪重負、怨聲載道。王安石在變法時重用的皆是這些小人，歐陽修、蘇軾等正義之士又豈能不反對呢？
我們不妨開個玩笑，凡是因反對新法被貶的官員，都是正直忠義的“好人”。凡是討厭王安石的官員，都是蘇軾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對新法、討厭王安石而遭貶的官員離京外任，走之前蘇軾都是要作詩相送的。
然而，蘇軾的此次失誤，仍是源自這次送小呂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紹興市）的贈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