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三年（1070）的四月十九，朝中傳出時稱“鐵麵禦史”趙拚的上奏，懇乞去位參政知事，朝廷無奈，遂拜其以資政殿學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來，王安石當初到到神宗處遊說新法時，趙拚就屢斥其不便。
宰相韓琦也上疏極力反對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實施。當時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趙拚上奏道，這些個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還朝後再議吧。趙拚本意是王安石在家裏冷靜下來後可能會迴心轉意，誰知當王安石還朝後，其變法的意誌卻更為堅決（持之愈堅），趙拚知道後腸子都悔青了。
所以趙拚當即就上奏神宗說，製置條例司派出的，騷動天下。王安石這家夥強辯自用，竟當朝公然詆毀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眾罔民，文過飾非。近來朝中的台諫侍從，多以諫言不被理睬而辭職。司馬光出任樞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輕重，事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廟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蕩漾，幻想著新法推行後將會使北宋王朝脫胎換骨、國富民強，到時候自己將會成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這位小夥子對於趙拚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個臣僚乞求離朝外任這樣的小事，自然就沒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獻公趙拚收拾行李前去杭州上任之際，語重心長對蘇軾說，小蘇啊，你的文筆好，我有個老鄉梁處士有座綠筠亭，你給作首詩如何？
蘇軾想都沒想就一口應承下來，對他來說，作首詩還不是像吃個饅頭那樣容易。詩做好了，將綠筠亭的格調拔得很高，甚至將梁處士和陶淵明拉到一塊相提並論，“隻應陶靖節，會聽北窗涼”（《次韻子由綠筠堂》）。
誰想世事難料，二十五年後，已滿六十、風燭殘年的蘇軾被貶惠州時，竟然在那裏見到了梁處士的兒子梁琯。
小梁望著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蘇軾老先生，懇請這位當朝文壇大腕留點墨寶，東坡就把自己此前寫給梁處士的一首《綠筠亭》詩又寫了一遍，贈給了小梁。
那麽，安惇是如何獲取蘇軾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中國宋朝的行政區劃“軍”始於宋太祖，開寶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嶽池、合州新明三縣，以廣土安輯之意設廣安軍，屬於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廣安市，南渡後，增和溪縣）人，此人的光輝事跡被收入《宋史·奸臣傳》。安惇曾數次落第，久困場屋，數度“失解”。
唐製﹐舉進士者皆由地方發送入試﹐稱為解。解為解送、發送之意。故科舉時中鄉榜者稱發解﹐不中者稱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後，從汴京打道迴府要迴他的四川老家去，蘇軾作詩送別。
不知為何，蘇軾詩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經意間雞毛蒜皮的場合產生的。“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隻是這種勸學或者做學問場合的警句，竟然出現在送別一位奸臣賊子青年時期落榜歸鄉的場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後，這位安惇秀才就像開掛一樣一路攀升，紹聖初，被召為國子司業，三遷為諫議大夫。至徽宗朝，雖然宋徽宗好雅，對安惇之流極為厭惡。後蔡京為相，複拜安惇為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可見此人的混世功夫。
蘇軾可謂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傳至今的好詩，贈給了當時如喪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東人呂希道，前麵我已經詳細介紹過，是個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為其立過生祠。如今解州任滿，迴京後又被任命為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曆陽”（《送呂希道知和州》），作為朋友，蘇軾自然是要到場送送，還要作首詩什麽的。
蘇軾在直史館上班期間，校理校勘們夜裏也要輪流在崇文院的秘閣裏值班。
漫漫長夜裏，蘇軾聯想到新法推行後民間的怨聲載道之狀，又想自己不會像其他官員那樣去隨波逐流。在京師裏的天子腳下，急於求進而違背良心的官員百態，時常在眼前浮現。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這樣的人詩書唱和之外，還能有誰推心置腹呢？
於是，蘇軾在值夜班期間寫給敏甫的詩中傾訴道，如今想要找個清靜的所在還真不容易，自己隻好把在這深宮秘閣裏的清淨之地當成山林來隱身了，“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漫移文”（《夜直秘閣呈王敏甫》）。
不過，在館閣裏上班，閑暇之時還有個同事能在一起談論談論孟襄陽和王摩詰。他就是蘇軾的忘年交，這個老頭大蘇軾二十三歲，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勝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王曙子，用蔭入官。慶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試，除集賢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監複州酒稅。神宗時，累遷知製誥，直學士院，先後知蔡、揚、毫州和江寧、應天府。
此外，王舉正之子王誨，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國家公用馬匹的機構）判官身份上書《馬政條貫》，今年又上《群牧司編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準，所以是個有作為的官員，蘇軾與之也常有詩詞唱和之作，“愛君東閣能延客，顧我閑官不計員”（《次韻王誨夜坐》）。
四五月間，正當蘇軾在京師百無聊賴之際，他的表哥文同（字與可）被調迴京師，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
自蘇軾在鳳翔府任上初次認識了這位大表哥後，就對這位方口秀眉、談吐敏捷、文質彬彬的文同欽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來博學修德，名聲遠播，更加地讓蘇軾佩服。
表哥的到來，兩人又重逢在京師高官名流雲集之地。蘇軾看到表哥如今默默無語頗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虛宏深，文質彬彬而又虛懷若穀。反觀自己終日惶惶，深陷繁瑣的事務之中。
所以，這次蘇軾對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並真心歡迎的。
五月裏，王閏之誕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蘇迨，字仲豫。為什麽取“叔寄”這樣的名字，有蘇學研究者稱，在蘇迨與蘇邁之間應該還有一個哥哥，因此蘇迨小名中有一“叔”字。隻是後來，這位位居中間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蘇過出生後，蘇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蘇軾沉浸在王閏之又給自己生下兒子的喜悅之中時，朝廷上又下詔令兩製舉薦諫官。時年以六十三歲的翰林學士兼侍讀、禮部侍郎範鎮，在聽到了朝廷上下都以為當今最適合出任諫官的人選是蘇軾時，毅然向朝廷舉薦蘇軾充任諫官。但由於侍禦史知雜事謝景溫上表彈劾從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謝景溫素與王安石相友善，又將其妹妹嫁給安石的弟弟王安禮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禮的妻哥。為了在政治上追隨王安石，遂積極參與變法活動，因此被擢為侍禦史知雜事，這廝曾上書彈劾蘇軾在丁憂歸蜀時，用官船販賣私貨。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所幸最終查無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謝景溫博學洽聞，才華橫溢，還與範仲淹、歐陽修相友善。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時人以為“吏師”。這種人，可算作封建社會讀書人中的政治投機人物。
北宋熙寧年間，還出了一位已載入曆史的傳奇人物朱壽昌，成為了蘇軾人生閱曆中的一段插曲。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縣（今安徽省天長市）人。因其“棄官尋母”的孝行，成功地躋身於“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孝道一直是中國民族的傳統道德品質，也是中國文化界和存在文化中最明顯的差異之一。
自古以來，官方一致認為“孝”是國人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並不斷賦予孝文化新的內涵。縱觀古今，名留青史的哪一個愛國官員不是孝子呢？甚至在很多朝代都采用“舉孝廉”作為選官的標準。到了宋代，儒學集大成者，理學家朱熹也提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一準則。
古語有雲：“德政千秋，孝心天下”。一個忠於父母，用感恩的心愛父母的人，往往是忠於國家的。
於是，中國二十四孝的故事流傳了下來。
《二十四孝》本是由元代郭守正整合而成，通過王克孝繪製成為了《二十四孝圖》流傳於民間。其中集中了從虞舜時期到唐宋時期關於孝道的事例，然而為了突出“孝道”，這些例子中難免有些誇大的成分，比如《賣身葬父》的事例，早已是超越了道德底線的行為，當然已不再適合如今的時代認知。
百善孝為先。
在傳統道德觀念之中，“孝道”一直是人們所尊崇與敬仰的美德，因此無論是在文學著作，還是在書寫繪畫之中，關於“孝”的題材一直絡繹不絕，元代的《二十四孝》便是典型的例子。它傳唱至今早已有著幾百年的曆史，無數畫家以此為藍本進行著創作，然而時至今日，卻也有人提出來反對的聲音，其中就包括魯迅先生。
作為一名以犀利風格而蜚聲世界文壇的文學家、思想家，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便有著一篇名為《二十四孝圖》的文章，其中直言“《二十四孝圖》以不情為倫紀，誣蔑了古人，教壞了後人”。
雖然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郭巨埋兒”難免讓人覺得有違人倫，而“臥冰躍鯉”也難免讓人覺得違背科學常識。
但“孝道”作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的美德，也一定是建立在道德之中，而非淩駕於道德之上的。是糟粕就要丟棄，是精華就要繼承，對於元代的《二十四孝》來說，流傳至今也逐漸演變成為了一種文化象征，其中的極端事例是精華還是糟粕相信大眾心中也能夠自行判斷，或許魯迅評價的“教壞了後人”過於犀利，但也絕非是空穴來風，畢竟如果我們為了孝道，不顧道德和倫理的底線，那麽這種孝自然就是“愚孝”，就是盲目的孝了！
朱壽昌的父親朱巽是宋真宗年間的工部侍郎 ，壽昌為庶出，其母劉氏是朱巽之妾。
朱壽昌七歲時，生母劉氏被嫡母（父親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從此母子分離。朱壽昌長大成人之後，蔭襲父親的功名，出而為官，幾十年的仕途頗為順利，先後做過陝州荊、南通荊，嶽州知州，閬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與生母團聚，思念之心縈縈於懷，以至於“飲食罕禦酒肉，言輒流涕”。
母子分離後的五十年間，他四方打聽生母下落，均杳無音訊，為此他燒香拜佛，並依照佛法，灼背燒頂，以示虔誠。熙寧初年，聽說他母親流落於陝西一帶，已嫁為民妻，他又刺血書寫《金剛經》，並辭去官職，與家人遠別，千裏迢迢，往陝西一帶尋母，並與家人道“不見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誠所至，朱壽昌終於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縣）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親。
當年母子分離時，壽昌尚年幼，五十年後重逢，老母已七十有餘，壽昌也年過半百了。原來，壽昌母劉氏離開朱家以後，改嫁黨氏，又有子女數人，壽昌視之如親弟妹，全部接迴家中供養，有人將朱壽昌棄官尋母之事上奏神宗。
熙寧三年（1070）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壽昌的事跡後，責令其官複原職。當時，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蘇軾、王安石等還都爭相述文作詩讚美其孝行。
原來，王安石當初到到神宗處遊說新法時，趙拚就屢斥其不便。
宰相韓琦也上疏極力反對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實施。當時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趙拚上奏道，這些個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還朝後再議吧。趙拚本意是王安石在家裏冷靜下來後可能會迴心轉意，誰知當王安石還朝後，其變法的意誌卻更為堅決（持之愈堅），趙拚知道後腸子都悔青了。
所以趙拚當即就上奏神宗說，製置條例司派出的，騷動天下。王安石這家夥強辯自用，竟當朝公然詆毀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眾罔民，文過飾非。近來朝中的台諫侍從，多以諫言不被理睬而辭職。司馬光出任樞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輕重，事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廟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蕩漾，幻想著新法推行後將會使北宋王朝脫胎換骨、國富民強，到時候自己將會成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這位小夥子對於趙拚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個臣僚乞求離朝外任這樣的小事，自然就沒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獻公趙拚收拾行李前去杭州上任之際，語重心長對蘇軾說，小蘇啊，你的文筆好，我有個老鄉梁處士有座綠筠亭，你給作首詩如何？
蘇軾想都沒想就一口應承下來，對他來說，作首詩還不是像吃個饅頭那樣容易。詩做好了，將綠筠亭的格調拔得很高，甚至將梁處士和陶淵明拉到一塊相提並論，“隻應陶靖節，會聽北窗涼”（《次韻子由綠筠堂》）。
誰想世事難料，二十五年後，已滿六十、風燭殘年的蘇軾被貶惠州時，竟然在那裏見到了梁處士的兒子梁琯。
小梁望著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蘇軾老先生，懇請這位當朝文壇大腕留點墨寶，東坡就把自己此前寫給梁處士的一首《綠筠亭》詩又寫了一遍，贈給了小梁。
那麽，安惇是如何獲取蘇軾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中國宋朝的行政區劃“軍”始於宋太祖，開寶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嶽池、合州新明三縣，以廣土安輯之意設廣安軍，屬於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廣安市，南渡後，增和溪縣）人，此人的光輝事跡被收入《宋史·奸臣傳》。安惇曾數次落第，久困場屋，數度“失解”。
唐製﹐舉進士者皆由地方發送入試﹐稱為解。解為解送、發送之意。故科舉時中鄉榜者稱發解﹐不中者稱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後，從汴京打道迴府要迴他的四川老家去，蘇軾作詩送別。
不知為何，蘇軾詩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經意間雞毛蒜皮的場合產生的。“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隻是這種勸學或者做學問場合的警句，竟然出現在送別一位奸臣賊子青年時期落榜歸鄉的場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後，這位安惇秀才就像開掛一樣一路攀升，紹聖初，被召為國子司業，三遷為諫議大夫。至徽宗朝，雖然宋徽宗好雅，對安惇之流極為厭惡。後蔡京為相，複拜安惇為工部侍郎、兵部尚書，可見此人的混世功夫。
蘇軾可謂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傳至今的好詩，贈給了當時如喪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東人呂希道，前麵我已經詳細介紹過，是個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為其立過生祠。如今解州任滿，迴京後又被任命為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曆陽”（《送呂希道知和州》），作為朋友，蘇軾自然是要到場送送，還要作首詩什麽的。
蘇軾在直史館上班期間，校理校勘們夜裏也要輪流在崇文院的秘閣裏值班。
漫漫長夜裏，蘇軾聯想到新法推行後民間的怨聲載道之狀，又想自己不會像其他官員那樣去隨波逐流。在京師裏的天子腳下，急於求進而違背良心的官員百態，時常在眼前浮現。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這樣的人詩書唱和之外，還能有誰推心置腹呢？
於是，蘇軾在值夜班期間寫給敏甫的詩中傾訴道，如今想要找個清靜的所在還真不容易，自己隻好把在這深宮秘閣裏的清淨之地當成山林來隱身了，“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漫移文”（《夜直秘閣呈王敏甫》）。
不過，在館閣裏上班，閑暇之時還有個同事能在一起談論談論孟襄陽和王摩詰。他就是蘇軾的忘年交，這個老頭大蘇軾二十三歲，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勝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王曙子，用蔭入官。慶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試，除集賢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監複州酒稅。神宗時，累遷知製誥，直學士院，先後知蔡、揚、毫州和江寧、應天府。
此外，王舉正之子王誨，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國家公用馬匹的機構）判官身份上書《馬政條貫》，今年又上《群牧司編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準，所以是個有作為的官員，蘇軾與之也常有詩詞唱和之作，“愛君東閣能延客，顧我閑官不計員”（《次韻王誨夜坐》）。
四五月間，正當蘇軾在京師百無聊賴之際，他的表哥文同（字與可）被調迴京師，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
自蘇軾在鳳翔府任上初次認識了這位大表哥後，就對這位方口秀眉、談吐敏捷、文質彬彬的文同欽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來博學修德，名聲遠播，更加地讓蘇軾佩服。
表哥的到來，兩人又重逢在京師高官名流雲集之地。蘇軾看到表哥如今默默無語頗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虛宏深，文質彬彬而又虛懷若穀。反觀自己終日惶惶，深陷繁瑣的事務之中。
所以，這次蘇軾對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並真心歡迎的。
五月裏，王閏之誕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蘇迨，字仲豫。為什麽取“叔寄”這樣的名字，有蘇學研究者稱，在蘇迨與蘇邁之間應該還有一個哥哥，因此蘇迨小名中有一“叔”字。隻是後來，這位位居中間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蘇過出生後，蘇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蘇軾沉浸在王閏之又給自己生下兒子的喜悅之中時，朝廷上又下詔令兩製舉薦諫官。時年以六十三歲的翰林學士兼侍讀、禮部侍郎範鎮，在聽到了朝廷上下都以為當今最適合出任諫官的人選是蘇軾時，毅然向朝廷舉薦蘇軾充任諫官。但由於侍禦史知雜事謝景溫上表彈劾從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謝景溫素與王安石相友善，又將其妹妹嫁給安石的弟弟王安禮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禮的妻哥。為了在政治上追隨王安石，遂積極參與變法活動，因此被擢為侍禦史知雜事，這廝曾上書彈劾蘇軾在丁憂歸蜀時，用官船販賣私貨。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所幸最終查無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謝景溫博學洽聞，才華橫溢，還與範仲淹、歐陽修相友善。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時人以為“吏師”。這種人，可算作封建社會讀書人中的政治投機人物。
北宋熙寧年間，還出了一位已載入曆史的傳奇人物朱壽昌，成為了蘇軾人生閱曆中的一段插曲。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縣（今安徽省天長市）人。因其“棄官尋母”的孝行，成功地躋身於“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孝道一直是中國民族的傳統道德品質，也是中國文化界和存在文化中最明顯的差異之一。
自古以來，官方一致認為“孝”是國人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並不斷賦予孝文化新的內涵。縱觀古今，名留青史的哪一個愛國官員不是孝子呢？甚至在很多朝代都采用“舉孝廉”作為選官的標準。到了宋代，儒學集大成者，理學家朱熹也提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一準則。
古語有雲：“德政千秋，孝心天下”。一個忠於父母，用感恩的心愛父母的人，往往是忠於國家的。
於是，中國二十四孝的故事流傳了下來。
《二十四孝》本是由元代郭守正整合而成，通過王克孝繪製成為了《二十四孝圖》流傳於民間。其中集中了從虞舜時期到唐宋時期關於孝道的事例，然而為了突出“孝道”，這些例子中難免有些誇大的成分，比如《賣身葬父》的事例，早已是超越了道德底線的行為，當然已不再適合如今的時代認知。
百善孝為先。
在傳統道德觀念之中，“孝道”一直是人們所尊崇與敬仰的美德，因此無論是在文學著作，還是在書寫繪畫之中，關於“孝”的題材一直絡繹不絕，元代的《二十四孝》便是典型的例子。它傳唱至今早已有著幾百年的曆史，無數畫家以此為藍本進行著創作，然而時至今日，卻也有人提出來反對的聲音，其中就包括魯迅先生。
作為一名以犀利風格而蜚聲世界文壇的文學家、思想家，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便有著一篇名為《二十四孝圖》的文章，其中直言“《二十四孝圖》以不情為倫紀，誣蔑了古人，教壞了後人”。
雖然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郭巨埋兒”難免讓人覺得有違人倫，而“臥冰躍鯉”也難免讓人覺得違背科學常識。
但“孝道”作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的美德，也一定是建立在道德之中，而非淩駕於道德之上的。是糟粕就要丟棄，是精華就要繼承，對於元代的《二十四孝》來說，流傳至今也逐漸演變成為了一種文化象征，其中的極端事例是精華還是糟粕相信大眾心中也能夠自行判斷，或許魯迅評價的“教壞了後人”過於犀利，但也絕非是空穴來風，畢竟如果我們為了孝道，不顧道德和倫理的底線，那麽這種孝自然就是“愚孝”，就是盲目的孝了！
朱壽昌的父親朱巽是宋真宗年間的工部侍郎 ，壽昌為庶出，其母劉氏是朱巽之妾。
朱壽昌七歲時，生母劉氏被嫡母（父親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從此母子分離。朱壽昌長大成人之後，蔭襲父親的功名，出而為官，幾十年的仕途頗為順利，先後做過陝州荊、南通荊，嶽州知州，閬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與生母團聚，思念之心縈縈於懷，以至於“飲食罕禦酒肉，言輒流涕”。
母子分離後的五十年間，他四方打聽生母下落，均杳無音訊，為此他燒香拜佛，並依照佛法，灼背燒頂，以示虔誠。熙寧初年，聽說他母親流落於陝西一帶，已嫁為民妻，他又刺血書寫《金剛經》，並辭去官職，與家人遠別，千裏迢迢，往陝西一帶尋母，並與家人道“不見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誠所至，朱壽昌終於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縣）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親。
當年母子分離時，壽昌尚年幼，五十年後重逢，老母已七十有餘，壽昌也年過半百了。原來，壽昌母劉氏離開朱家以後，改嫁黨氏，又有子女數人，壽昌視之如親弟妹，全部接迴家中供養，有人將朱壽昌棄官尋母之事上奏神宗。
熙寧三年（1070）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壽昌的事跡後，責令其官複原職。當時，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蘇軾、王安石等還都爭相述文作詩讚美其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