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曾有四次變法：商鞅變法、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
這四大變法都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改革，但均因曆史或現實的原因而失敗，其中以法家思想變法的商鞅較為成功。王安石這個人對於商鞅還是極為推崇的，他甚至寫過《商鞅》這首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這首詩不僅高度評價了商鞅的變法成就，還表達了他對商鞅取信於民和堅決鎮壓複辟勢力的讚賞。
若站到今天的曆史角度再來迴顧這場千年前的社會改革，王安石變法的宗旨其實就是致力於解決宋朝當時的“三冗”問題。
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係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簡人事、精簡費用、增加國家的收入，同時還不會增加人民的負擔。
那麽，北宋王朝發展到了神宗時期，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了呢？
北宋初年，最高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采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由於地主階層普遍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到了北宋的中後期，竟有十之七八的土地收不到稅。地方州縣的下層官員不敢舉發豪族，對中小層農民卻是巧立名目、加劇盤剝，以增加收入。如此一來，就隻能在那些無法避稅的農民身上一層接一層的剝削了。
加之北宋與西夏和遼國連年發生多次戰爭，有限的土地還不斷遭到外族的蠶食。
照理說，北宋人口這麽多，經濟又算是發達，應當是稅收越來越可觀才是，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
當時的國家財政主要收入是田畝征收賦稅，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去督導收稅，大部分上繳到朝廷，留給地方州縣不過十分之一二。可是北宋開國以後，豪族地主漸漸兼並土地，甚至刻意隱瞞土地，並千方百計地逃稅，這種現象到了中後期愈演愈烈。
當時的朝廷內部，改革派與守舊派們的鬥爭也日趨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以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由多人擔任，同時還設定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同時，由於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恩蔭製，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來當官。
北宋的行政係統裏組織重疊、冗員充斥的情況，是曆代之最。
有許多人名義上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機關裏的官員，實際上卻完全沒有職權。又有許多表麵上屬於打雜的職位，名稱看起來極不起眼，卻是真正有實權的人。
北宋時期還大興科舉，參加科舉應試的人數急劇增加，考取進士人數也相應地增加。
朝廷裏又設立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等，大量選拔文學之士進入，稱之為學士或大學士，在國家有大事時參與討論，或是從事講學、著述。
宋朝的官吏數量因而十分龐大，並且在中後期直線上升，原本開國時宮中的官員人數不過數百人，宋仁宗時已經達到兩萬四千人。北宋官員的薪資之多又是中國曆代王朝之中最優厚的，據考證比清朝起碼高出一倍。因而行政費用漸漸成為天文數字，成了朝廷另一項壓力山大的負擔。
當時的北宋朝廷為了防範武將，甚至實行更戍法——頻繁地調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並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於軍隊渙散，指揮效率和戰鬥力較低，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鬥爭中常常失敗。
宋太祖時，軍隊人數不過37萬人，經過七八十年，到宋仁宗時竟增加了三倍多，達到125萬人。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從宋太宗起，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北宋在曆次鎮壓農民的過程中，漸漸把吸收農民到軍隊裏當作國家政策。
為了穩定社會秩序隻得招收流民入軍，軍隊數量有所增加。災荒年還得再招募一些流民進入到軍隊中去，不僅軍隊戰鬥力下降，軍費還相應地增加。北宋不隻是籠絡造反的農民，對於皇室貴族、外戚、勳舊及知識分子，也是極力籠絡，盡量安插。
這些現象，分別叫做“冗官”、“冗兵”、“冗費”。
冗官，冗兵、冗費等問題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不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還要給西夏和遼國撥付“歲幣”，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總之，由於有冗兵、冗官、冗費等“三冗”問題，北宋的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嚴重，而收入卻越來越少，到宋真宗時已經捉襟見肘，到第四代宋仁宗時赤字就更嚴重了。
宋神宗繼任後，如果想要挺直腰杆，想要轉變對遼國及西夏的策略，必須要先解決國家迫在眉睫的困境，因而隻有尋求變法。結合漢武帝當年曾用桑弘羊實施均輸、平準之法，並且也頗有成效。宋神宗也必須找到一個人來幫他增加稅收、裁汰冗員，強化國防，於是選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成長於民間，也算是“知屋漏者在宇下”，他深知國家的弊病，於是就想對症下藥。
宋朝養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國皆兵，凡是身體好的人都有當兵的義務，平時加強訓練，有戰事時，這些人就可以征調出來作戰。官員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員的地位和俸祿，吏員有了足夠的薪水，就會減少違規，效率也會得到提高。
手頭攥著這些個高大上的舉措，於是乎就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寧元年(1068)時，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問王安石道：當今社會的治國之道，愛卿你認為什麽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擇術為始。”
也就是說，我們要找到治理國家的霹靂手段。當然了，這與如今“棄術近道”的觀點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誌覺得當時的儒家大道已經無法約束社會的進程了，必須得靠一點權術來刮骨療毒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寧二年，宋神宗又問王安石道：不知愛卿心中的變革之術，以何為先？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答道：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寧二年（1069）二月，在給神宗小皇帝成功洗腦後，躊躇滿誌的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了一係列的改革措施。
由於深得宋神宗的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
在經濟方麵，王安石出台了相當多的舉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讓不願服勞役的人繳納一筆錢，朝廷用這筆錢雇傭專業做勞役工作的人代替他們。這個方法確實很實用，朝廷得到了一筆經費，就是所謂免役錢。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節儉一筆開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農耕貸款”。老百姓在田裏播了種，在農作物還沒有收割的時候，百姓通常都比較窮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貸者借錢度過這段拮據的日子。
而王安石幹脆以官方的名義借錢給老百姓，等農作物豐收以後，再加一點利息還給朝廷，這樣既讓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國家得到一筆收入，堪稱兩全其美。
曆史上，王安石做這些改革時抱定了很大決心，他對宋神宗說：“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樣堅決的態度，放在曆朝曆代也是少見的。
然而宋朝朝廷內的派係林立、朋黨攻訐卻注定了這場偉大改革的失敗。在宋仁宗時期，北宋就有慶曆黨爭，兩個派係意見相左，互相攻訐，到了宋神宗時情況更甚。例如，當時的翰林學士範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換湯不換藥，充其量就是新瓶裝老酒，猶五十步與百步，半斤八兩的伎倆。
於是，七八月間不以為然的範純仁老先生也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是“掊克財利”，完全舍棄了“堯舜知人安民之道”。
禦史中丞呂誨也上書劾王安石的巧詐之行，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呂誨，字獻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呂端之孫，從小在京師開封長大，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執政時，呂誨上書直言其不通時事，若被大用，則非所宜。此人為官曾三居諫職，皆以彈奏執政大臣而罷，時人推服其耿直，號稱是北宋著名的敢諫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道：我們更張法製，我知道士大夫們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
文彥博直言道：朝廷是與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與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馬光也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
其中的《與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說“財利”不應該委托國家的三司來治理，更不應該成立製置三司條例司和設立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又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複舊製。
而同樣是在寫作上有著“兩把刷子”的王安石，則立馬迴複了《答司馬諫議書》進行了反駁：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說，你司馬君實說我在位日久，沒有為老百姓謀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說我因循守舊，在其位不謀其政，則就是你的無知之舉了。
被氣得差點吐血的司馬光老先生，隻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辭職，從此就隱居洛陽再也不問世事，而是專心編纂起了他那本《資治通鑒》。
意見分歧的派係彼此之間你爭我奪，以至於最終常常是不管策略的好壞，隻要是派別不一樣，就用各種理由批判對方、反對對方。
當王安石實施新政時，反對者就更多了，雖然宋神宗對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憤時，王安石也不得不請辭。在八年的改革期間，宋神宗不得不兩次解除王安石的職務，新政最終無果而終。
雖然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銳意進取的皇帝，但他們卻沒有配合的班底，也沒有高效運轉的結構。宋神宗死後，保守的皇太後馬上重用司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麵廢除，王安石的變法也隨即宣告失敗。
在新法的推行實踐中，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他認為隻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麵，王安石雖然強調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讚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動改革變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製訂和實施了一係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製度，來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製。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製度也進行了改革。
令人遺憾的是，變法最終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第一次罷相。次年王安石複相後仍得不到更多的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是，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悉數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鬱鬱而終。
但從根本上講，宋朝當時的社會狀況已經到了必須得變法圖強的地步，不管有沒有王安石，神宗都得變革。隻是有了王安石，變得更徹底、更矛盾、更慘烈罷了。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間收財，變成軍費這前兩步，以及前期的戰爭，也就是擊敗吞並了河湟的吐蕃，但麵對與西夏的生死之戰時，卻在成功的前一瞬間不幸失敗，這樣鏈條就斷裂了。
資金鏈條一斷，沒有後期的資金迴籠，那麽前期對國內的急征暴斂就真的成了比蘇軾等反對者眼中的“劣法”，不僅傷及國本，更讓官員體係產生分裂，直接導致北宋末期殘酷的黨爭，間接地演變成了北宋滅亡的根本原因。
這四大變法都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改革，但均因曆史或現實的原因而失敗，其中以法家思想變法的商鞅較為成功。王安石這個人對於商鞅還是極為推崇的，他甚至寫過《商鞅》這首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這首詩不僅高度評價了商鞅的變法成就，還表達了他對商鞅取信於民和堅決鎮壓複辟勢力的讚賞。
若站到今天的曆史角度再來迴顧這場千年前的社會改革，王安石變法的宗旨其實就是致力於解決宋朝當時的“三冗”問題。
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係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簡人事、精簡費用、增加國家的收入，同時還不會增加人民的負擔。
那麽，北宋王朝發展到了神宗時期，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了呢？
北宋初年，最高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采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由於地主階層普遍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到了北宋的中後期，竟有十之七八的土地收不到稅。地方州縣的下層官員不敢舉發豪族，對中小層農民卻是巧立名目、加劇盤剝，以增加收入。如此一來，就隻能在那些無法避稅的農民身上一層接一層的剝削了。
加之北宋與西夏和遼國連年發生多次戰爭，有限的土地還不斷遭到外族的蠶食。
照理說，北宋人口這麽多，經濟又算是發達，應當是稅收越來越可觀才是，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
當時的國家財政主要收入是田畝征收賦稅，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去督導收稅，大部分上繳到朝廷，留給地方州縣不過十分之一二。可是北宋開國以後，豪族地主漸漸兼並土地，甚至刻意隱瞞土地，並千方百計地逃稅，這種現象到了中後期愈演愈烈。
當時的朝廷內部，改革派與守舊派們的鬥爭也日趨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以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由多人擔任，同時還設定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同時，由於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恩蔭製，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來當官。
北宋的行政係統裏組織重疊、冗員充斥的情況，是曆代之最。
有許多人名義上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機關裏的官員，實際上卻完全沒有職權。又有許多表麵上屬於打雜的職位，名稱看起來極不起眼，卻是真正有實權的人。
北宋時期還大興科舉，參加科舉應試的人數急劇增加，考取進士人數也相應地增加。
朝廷裏又設立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等，大量選拔文學之士進入，稱之為學士或大學士，在國家有大事時參與討論，或是從事講學、著述。
宋朝的官吏數量因而十分龐大，並且在中後期直線上升，原本開國時宮中的官員人數不過數百人，宋仁宗時已經達到兩萬四千人。北宋官員的薪資之多又是中國曆代王朝之中最優厚的，據考證比清朝起碼高出一倍。因而行政費用漸漸成為天文數字，成了朝廷另一項壓力山大的負擔。
當時的北宋朝廷為了防範武將，甚至實行更戍法——頻繁地調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並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於軍隊渙散，指揮效率和戰鬥力較低，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鬥爭中常常失敗。
宋太祖時，軍隊人數不過37萬人，經過七八十年，到宋仁宗時竟增加了三倍多，達到125萬人。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從宋太宗起，農民起義不斷發生。北宋在曆次鎮壓農民的過程中，漸漸把吸收農民到軍隊裏當作國家政策。
為了穩定社會秩序隻得招收流民入軍，軍隊數量有所增加。災荒年還得再招募一些流民進入到軍隊中去，不僅軍隊戰鬥力下降，軍費還相應地增加。北宋不隻是籠絡造反的農民，對於皇室貴族、外戚、勳舊及知識分子，也是極力籠絡，盡量安插。
這些現象，分別叫做“冗官”、“冗兵”、“冗費”。
冗官，冗兵、冗費等問題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不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還要給西夏和遼國撥付“歲幣”，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總之，由於有冗兵、冗官、冗費等“三冗”問題，北宋的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嚴重，而收入卻越來越少，到宋真宗時已經捉襟見肘，到第四代宋仁宗時赤字就更嚴重了。
宋神宗繼任後，如果想要挺直腰杆，想要轉變對遼國及西夏的策略，必須要先解決國家迫在眉睫的困境，因而隻有尋求變法。結合漢武帝當年曾用桑弘羊實施均輸、平準之法，並且也頗有成效。宋神宗也必須找到一個人來幫他增加稅收、裁汰冗員，強化國防，於是選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成長於民間，也算是“知屋漏者在宇下”，他深知國家的弊病，於是就想對症下藥。
宋朝養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國皆兵，凡是身體好的人都有當兵的義務，平時加強訓練，有戰事時，這些人就可以征調出來作戰。官員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員的地位和俸祿，吏員有了足夠的薪水，就會減少違規，效率也會得到提高。
手頭攥著這些個高大上的舉措，於是乎就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寧元年(1068)時，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問王安石道：當今社會的治國之道，愛卿你認為什麽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擇術為始。”
也就是說，我們要找到治理國家的霹靂手段。當然了，這與如今“棄術近道”的觀點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誌覺得當時的儒家大道已經無法約束社會的進程了，必須得靠一點權術來刮骨療毒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寧二年，宋神宗又問王安石道：不知愛卿心中的變革之術，以何為先？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答道：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寧二年（1069）二月，在給神宗小皇帝成功洗腦後，躊躇滿誌的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了一係列的改革措施。
由於深得宋神宗的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
在經濟方麵，王安石出台了相當多的舉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讓不願服勞役的人繳納一筆錢，朝廷用這筆錢雇傭專業做勞役工作的人代替他們。這個方法確實很實用，朝廷得到了一筆經費，就是所謂免役錢。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節儉一筆開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農耕貸款”。老百姓在田裏播了種，在農作物還沒有收割的時候，百姓通常都比較窮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貸者借錢度過這段拮據的日子。
而王安石幹脆以官方的名義借錢給老百姓，等農作物豐收以後，再加一點利息還給朝廷，這樣既讓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國家得到一筆收入，堪稱兩全其美。
曆史上，王安石做這些改革時抱定了很大決心，他對宋神宗說：“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樣堅決的態度，放在曆朝曆代也是少見的。
然而宋朝朝廷內的派係林立、朋黨攻訐卻注定了這場偉大改革的失敗。在宋仁宗時期，北宋就有慶曆黨爭，兩個派係意見相左，互相攻訐，到了宋神宗時情況更甚。例如，當時的翰林學士範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換湯不換藥，充其量就是新瓶裝老酒，猶五十步與百步，半斤八兩的伎倆。
於是，七八月間不以為然的範純仁老先生也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是“掊克財利”，完全舍棄了“堯舜知人安民之道”。
禦史中丞呂誨也上書劾王安石的巧詐之行，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呂誨，字獻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呂端之孫，從小在京師開封長大，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執政時，呂誨上書直言其不通時事，若被大用，則非所宜。此人為官曾三居諫職，皆以彈奏執政大臣而罷，時人推服其耿直，號稱是北宋著名的敢諫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道：我們更張法製，我知道士大夫們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
文彥博直言道：朝廷是與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與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馬光也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
其中的《與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說“財利”不應該委托國家的三司來治理，更不應該成立製置三司條例司和設立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又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複舊製。
而同樣是在寫作上有著“兩把刷子”的王安石，則立馬迴複了《答司馬諫議書》進行了反駁：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說，你司馬君實說我在位日久，沒有為老百姓謀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說我因循守舊，在其位不謀其政，則就是你的無知之舉了。
被氣得差點吐血的司馬光老先生，隻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辭職，從此就隱居洛陽再也不問世事，而是專心編纂起了他那本《資治通鑒》。
意見分歧的派係彼此之間你爭我奪，以至於最終常常是不管策略的好壞，隻要是派別不一樣，就用各種理由批判對方、反對對方。
當王安石實施新政時，反對者就更多了，雖然宋神宗對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憤時，王安石也不得不請辭。在八年的改革期間，宋神宗不得不兩次解除王安石的職務，新政最終無果而終。
雖然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銳意進取的皇帝，但他們卻沒有配合的班底，也沒有高效運轉的結構。宋神宗死後，保守的皇太後馬上重用司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麵廢除，王安石的變法也隨即宣告失敗。
在新法的推行實踐中，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他認為隻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麵，王安石雖然強調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讚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動改革變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製訂和實施了一係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製度，來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製。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製度也進行了改革。
令人遺憾的是，變法最終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第一次罷相。次年王安石複相後仍得不到更多的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是，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悉數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鬱鬱而終。
但從根本上講，宋朝當時的社會狀況已經到了必須得變法圖強的地步，不管有沒有王安石，神宗都得變革。隻是有了王安石，變得更徹底、更矛盾、更慘烈罷了。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間收財，變成軍費這前兩步，以及前期的戰爭，也就是擊敗吞並了河湟的吐蕃，但麵對與西夏的生死之戰時，卻在成功的前一瞬間不幸失敗，這樣鏈條就斷裂了。
資金鏈條一斷，沒有後期的資金迴籠，那麽前期對國內的急征暴斂就真的成了比蘇軾等反對者眼中的“劣法”，不僅傷及國本，更讓官員體係產生分裂，直接導致北宋末期殘酷的黨爭，間接地演變成了北宋滅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