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1069）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詔舉薦諫官。
詔命一下，張方平就忙碌開了。經過老張的一番絞盡腦汁的篩選與斟酌，還真為聖上推舉了兩位：
其一為時任尚書刑部郎中的成都華陽（今已並入雙流縣）人李大臨（字才元），論年齡年長蘇軾二十七歲。老張對他的評語為：識蘊純深，風舉衝遠。（文縐縐的，意思不外乎此人優秀哩不能行。）
其二為時任殿中丞直史館的蘇軾，這就不用細說了，我們來看看老張的評價：文學通博，議論精正。還行，說實在的，老張的這些個評價還是極有水準，甚是客觀公正的。
隻可惜，有著王安石先生的加持，這兩名人選均名落孫山，一時間也讓張方平他老人家開始懷疑起自己那自以為獨到的眼光了。
七月二十二，時年五十歲的河南府緱氏（今河南偃師東南緱氏鎮）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兒子差人來求告蘇軾，想讓蘇軾給寫一篇哀辭。
老李為官清廉，家境貧寒，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說是萬幸的。因為，此人與蘇家的淵源，使得他的大名因為蘇軾的手筆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館之職擔任過歧王府記室參軍，晚年還曾任職鳳翔府，以經學輔助長官，與蘇軾的任職範圍有過交集。
況且老李學識淵博，精通毛氏《詩經》和司馬遷的《史記》，對人非常友善，即使別人對他不恭他也絕無報複之心。蘇老泉初入仕時是在太常寺任職，其時老李為太常博士（太常寺裏麵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員，正七品），老李與蘇老泉朝夕往來，十分友好。所以說，李育這個人與蘇家可謂是世交了。
對於老李兒子的請求，蘇軾可以說想都不用想就答應下來了。
過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編寫的《英宗實錄》書成（從文史知識方麵來講，王同誌完全有此實力），由曾公亮呈給了聖上。
熙寧元年（1068），在曾公亮的提舉下，王安石本來當時已經進入翰林院，但老王還是毛遂自薦地要親自完成此書的修撰，且不需要專門配置辦公室，最終竟憑一己之力成書三十卷。
就連蘇軾閱後也曾對別人大讚曰：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為國朝諸史之冠。”
王安石這個人是多麵的，總的說來，他外在邋遢，政治激進，用人不當；但卻能文能武，品行高潔，以至於在激烈的變法運動中得以善終，這堪稱是古今中外變法史上的例外與奇跡。
王安石出生於臨江軍(今江西樟樹)，生活在地方官宦家庭，也屬於是個官二代。
此人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而且他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會閱曆，開闊了眼界，目睹了底層百姓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弱”的局麵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誌（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應該是好的，這一點從他年少時期的這些誌向便可以看得出）。
但王安石的變法運動無疑加劇了黨爭，造成北宋的國力消耗。另外凡是反對王安石的官員，都被貶或者流放，此舉持續了幾十年。新舊兩黨若是相互監督和促進，那是好事，但如果是你死我活，那就是國家的不幸了。
就在王安石充任地方官吏時的仕宦初期，他還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間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所以他對北宋中期隱藏的社會危機有著理性的認識，使得他“慨然有矯世變俗之誌”。
宋神宗繼位後，開始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隨即又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麵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以及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熙寧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王安石即開始兜售他的主張變法。獲得神宗青睞後，於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王安石還專門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也可說是另有所圖的爪牙或鷹犬），參與製訂新法。
王安石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舉製度，改革取士。廢明經，設明法科。進士科不考詩賦考時務策，整頓太學，唯才是舉，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
可惜的是，在工作方麵，王安石忽視執行方法重要性，不搞調查研究。身為宰相，提出改革方向雖好，事實上曆史每次變革出發點都是好的都好，但執行措施失誤，用人不當，這可都是大忌，這樣重要的事王安石居然都意識不到，甚至常常是剛愎自用、獨斷專行！
但在工作之外，王安石卻又是一種多麵的形象。
他推崇類似於今天的“極簡”生活，自覺轉向一種精神層麵的追求。宋人時評：“王荊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粗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
“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他不喜洗沐，由於常年很少換洗衣服，以至於上麵長滿了虱子。有一次，就在王安石麵見宋神宗時，有隻調皮的虱子竟然爬到了胡須上，宋神宗看到後也忍不住笑出了聲。
王安石雖然對個人衛生不甚講究，對待工作卻很講究。
王安石二十六歲時就出任了鄞縣知縣，剛走馬上任的他，並不熟悉鄞縣的地形。於是，他俯下身子向當地老農請教，跋山涉水，披荊斬棘，十幾天就行程數百裏，實地勘察當地民情和地理，並沿路勸導農民拔除葑草，疏浚湖泥，砌築堤堰，措置碶閘，還因此成了公認的水利專家。
青黃不接時，他頂著壓力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了當地百姓的饑荒與困苦（注意了，這種成功案例給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氣，也是新法推行的濫觴與淵藪）。
王安石一生嚴格自律，誌行高潔，他堅持“非吾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在品行操守上極為講究。難怪黃庭堅在《跋王荊公禪簡》中，稱他為“一世之偉人”。
在對待學問研究（特別是煉字）上，據說“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王安石也是改了十幾次才確定下來。當初他先用“到”，又改作“過”，再改作“入”，“滿”等都不合意，修改了多次後，最後選定了“綠”字。
盡管他把北宋政壇上鬧得是天翻地覆，但其家裏卻是一派祥和：他隻有一個發妻，從未納妾，在一夫多妻的古代社會裏，這種情況似乎有點另類。
至於蘇軾與王安石的關係，其實也是較為複雜的，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亦敵亦友。
說到蘇軾的政敵，最難說清的莫過於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迴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係，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
蘇軾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蘇洵和弟弟蘇轍，以及他所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蘇軾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的領袖王安石發生衝突。
蘇洵也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佑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歐陽修曾就試圖將王安石介紹給蘇洵，而王安石也樂意結識蘇家父子，但是蘇老泉卻拒而不納。
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時，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有個性）。
其實，蘇軾起初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蘇軾對王安石的文才還是非常讚賞的，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甚至認為該書是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蘇軾對王安石喜好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
熙寧二年（1069），蘇軾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後又想讓蘇軾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並力薦呂惠卿。
同年，蘇軾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曆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蘇軾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蘇軾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
王安石迴答說蘇軾是“邪險之人”，還說治平三年（1066）蘇軾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蘇軾雖有才智和名望，但隻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軾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
甚至，當“烏台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軾，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烏台詩案，這是蘇軾一生的拐點，由於蘇軾得罪了朝廷中的另一個敵對人物，而被鋃鐺入獄，很多熟悉的好友都躲避著他，更不用說去救他了。而此刻，與他曾經在朝堂上爭論的王安石，雖然已經是沒有權勢了，竟然趕赴京城，前往相救。
同樣，蘇軾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後寫詩給他，說“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次荊公韻四絕》），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並稱讚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王安石去世後，作為中書舍人的蘇軾，還為其撰寫了《王安石贈太傅》的“製詞”，足見二人關係的不一般。
王安石變法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了，但他在文學上的造詣是不容詆毀的，儼然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稱號。有人認為王安石的文學方麵不如蘇軾，那麽王安石為何能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呢？
關於“唐宋八大家”陣容的組成，元末明初的朱右（字伯賢，自號鄒陽之，臨海章安人）首先選了韓愈、柳宗元等八位唐宋兩代文學家的文章，其中歐陽修、蘇洵父子三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
其他六位文學大咖對散文的貢獻是巨大的，被排在第一梯隊無可厚非。王安石和曾鞏二人看似出名的文章不多，但他們是“臨川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不容小覷的。
很多人認為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不如蘇軾，是因為蘇軾所作的詩詞佳作太多了，而王安石出名的詞作品較少，但從散文天賦和成就上對比二人，王安石是不輸於蘇軾的。
但從《古文觀止》中收錄的二人代表作來看，王安石和蘇軾二人都是多點開花，議論文、遊記、碑文、書信類都有記錄。
他不僅能寫出《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還會寫出《梅花》：“牆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這樣的詩句，其所著的《傷仲永》還被我們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中所收錄。
因此上說，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詩歌造詣也很深，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
其詞作雖不能聞名於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其中的《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同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詔命一下，張方平就忙碌開了。經過老張的一番絞盡腦汁的篩選與斟酌，還真為聖上推舉了兩位：
其一為時任尚書刑部郎中的成都華陽（今已並入雙流縣）人李大臨（字才元），論年齡年長蘇軾二十七歲。老張對他的評語為：識蘊純深，風舉衝遠。（文縐縐的，意思不外乎此人優秀哩不能行。）
其二為時任殿中丞直史館的蘇軾，這就不用細說了，我們來看看老張的評價：文學通博，議論精正。還行，說實在的，老張的這些個評價還是極有水準，甚是客觀公正的。
隻可惜，有著王安石先生的加持，這兩名人選均名落孫山，一時間也讓張方平他老人家開始懷疑起自己那自以為獨到的眼光了。
七月二十二，時年五十歲的河南府緱氏（今河南偃師東南緱氏鎮）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兒子差人來求告蘇軾，想讓蘇軾給寫一篇哀辭。
老李為官清廉，家境貧寒，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說是萬幸的。因為，此人與蘇家的淵源，使得他的大名因為蘇軾的手筆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館之職擔任過歧王府記室參軍，晚年還曾任職鳳翔府，以經學輔助長官，與蘇軾的任職範圍有過交集。
況且老李學識淵博，精通毛氏《詩經》和司馬遷的《史記》，對人非常友善，即使別人對他不恭他也絕無報複之心。蘇老泉初入仕時是在太常寺任職，其時老李為太常博士（太常寺裏麵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員，正七品），老李與蘇老泉朝夕往來，十分友好。所以說，李育這個人與蘇家可謂是世交了。
對於老李兒子的請求，蘇軾可以說想都不用想就答應下來了。
過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編寫的《英宗實錄》書成（從文史知識方麵來講，王同誌完全有此實力），由曾公亮呈給了聖上。
熙寧元年（1068），在曾公亮的提舉下，王安石本來當時已經進入翰林院，但老王還是毛遂自薦地要親自完成此書的修撰，且不需要專門配置辦公室，最終竟憑一己之力成書三十卷。
就連蘇軾閱後也曾對別人大讚曰：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為國朝諸史之冠。”
王安石這個人是多麵的，總的說來，他外在邋遢，政治激進，用人不當；但卻能文能武，品行高潔，以至於在激烈的變法運動中得以善終，這堪稱是古今中外變法史上的例外與奇跡。
王安石出生於臨江軍(今江西樟樹)，生活在地方官宦家庭，也屬於是個官二代。
此人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而且他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會閱曆，開闊了眼界，目睹了底層百姓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弱”的局麵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誌（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應該是好的，這一點從他年少時期的這些誌向便可以看得出）。
但王安石的變法運動無疑加劇了黨爭，造成北宋的國力消耗。另外凡是反對王安石的官員，都被貶或者流放，此舉持續了幾十年。新舊兩黨若是相互監督和促進，那是好事，但如果是你死我活，那就是國家的不幸了。
就在王安石充任地方官吏時的仕宦初期，他還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間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所以他對北宋中期隱藏的社會危機有著理性的認識，使得他“慨然有矯世變俗之誌”。
宋神宗繼位後，開始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隨即又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麵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以及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熙寧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王安石即開始兜售他的主張變法。獲得神宗青睞後，於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王安石還專門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也可說是另有所圖的爪牙或鷹犬），參與製訂新法。
王安石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舉製度，改革取士。廢明經，設明法科。進士科不考詩賦考時務策，整頓太學，唯才是舉，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
可惜的是，在工作方麵，王安石忽視執行方法重要性，不搞調查研究。身為宰相，提出改革方向雖好，事實上曆史每次變革出發點都是好的都好，但執行措施失誤，用人不當，這可都是大忌，這樣重要的事王安石居然都意識不到，甚至常常是剛愎自用、獨斷專行！
但在工作之外，王安石卻又是一種多麵的形象。
他推崇類似於今天的“極簡”生活，自覺轉向一種精神層麵的追求。宋人時評：“王荊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粗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
“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他不喜洗沐，由於常年很少換洗衣服，以至於上麵長滿了虱子。有一次，就在王安石麵見宋神宗時，有隻調皮的虱子竟然爬到了胡須上，宋神宗看到後也忍不住笑出了聲。
王安石雖然對個人衛生不甚講究，對待工作卻很講究。
王安石二十六歲時就出任了鄞縣知縣，剛走馬上任的他，並不熟悉鄞縣的地形。於是，他俯下身子向當地老農請教，跋山涉水，披荊斬棘，十幾天就行程數百裏，實地勘察當地民情和地理，並沿路勸導農民拔除葑草，疏浚湖泥，砌築堤堰，措置碶閘，還因此成了公認的水利專家。
青黃不接時，他頂著壓力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了當地百姓的饑荒與困苦（注意了，這種成功案例給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氣，也是新法推行的濫觴與淵藪）。
王安石一生嚴格自律，誌行高潔，他堅持“非吾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在品行操守上極為講究。難怪黃庭堅在《跋王荊公禪簡》中，稱他為“一世之偉人”。
在對待學問研究（特別是煉字）上，據說“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王安石也是改了十幾次才確定下來。當初他先用“到”，又改作“過”，再改作“入”，“滿”等都不合意，修改了多次後，最後選定了“綠”字。
盡管他把北宋政壇上鬧得是天翻地覆，但其家裏卻是一派祥和：他隻有一個發妻，從未納妾，在一夫多妻的古代社會裏，這種情況似乎有點另類。
至於蘇軾與王安石的關係，其實也是較為複雜的，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亦敵亦友。
說到蘇軾的政敵，最難說清的莫過於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迴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係，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
蘇軾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蘇洵和弟弟蘇轍，以及他所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蘇軾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的領袖王安石發生衝突。
蘇洵也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佑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歐陽修曾就試圖將王安石介紹給蘇洵，而王安石也樂意結識蘇家父子，但是蘇老泉卻拒而不納。
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時，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有個性）。
其實，蘇軾起初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蘇軾對王安石的文才還是非常讚賞的，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甚至認為該書是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蘇軾對王安石喜好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
熙寧二年（1069），蘇軾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後又想讓蘇軾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並力薦呂惠卿。
同年，蘇軾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曆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蘇軾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蘇軾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
王安石迴答說蘇軾是“邪險之人”，還說治平三年（1066）蘇軾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蘇軾雖有才智和名望，但隻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軾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
甚至，當“烏台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軾，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烏台詩案，這是蘇軾一生的拐點，由於蘇軾得罪了朝廷中的另一個敵對人物，而被鋃鐺入獄，很多熟悉的好友都躲避著他，更不用說去救他了。而此刻，與他曾經在朝堂上爭論的王安石，雖然已經是沒有權勢了，竟然趕赴京城，前往相救。
同樣，蘇軾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後寫詩給他，說“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次荊公韻四絕》），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並稱讚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王安石去世後，作為中書舍人的蘇軾，還為其撰寫了《王安石贈太傅》的“製詞”，足見二人關係的不一般。
王安石變法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了，但他在文學上的造詣是不容詆毀的，儼然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稱號。有人認為王安石的文學方麵不如蘇軾，那麽王安石為何能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呢？
關於“唐宋八大家”陣容的組成，元末明初的朱右（字伯賢，自號鄒陽之，臨海章安人）首先選了韓愈、柳宗元等八位唐宋兩代文學家的文章，其中歐陽修、蘇洵父子三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
其他六位文學大咖對散文的貢獻是巨大的，被排在第一梯隊無可厚非。王安石和曾鞏二人看似出名的文章不多，但他們是“臨川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不容小覷的。
很多人認為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不如蘇軾，是因為蘇軾所作的詩詞佳作太多了，而王安石出名的詞作品較少，但從散文天賦和成就上對比二人，王安石是不輸於蘇軾的。
但從《古文觀止》中收錄的二人代表作來看，王安石和蘇軾二人都是多點開花，議論文、遊記、碑文、書信類都有記錄。
他不僅能寫出《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還會寫出《梅花》：“牆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這樣的詩句，其所著的《傷仲永》還被我們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中所收錄。
因此上說，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詩歌造詣也很深，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
其詞作雖不能聞名於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其中的《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同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