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安薛紹彭（字道祖，薛向之子）家裏，蘇軾見到了薛紹彭家藏的《九馬圖》，也就是杜甫詩中數次提到過的曹霸將軍所畫九馬圖。
此圖曾為宋代書法家薛紹彭收藏，蘇軾在薛家觀後作了《九馬圖讚並序》，將其確定為《九馬圖》的真跡。薛紹彭與當朝的米芾和簡州陽安（今四川簡陽）人劉涇相交甚厚，此二人都是蘇軾書畫方麵的朋友。
那麽，這裏提到的“曹霸將軍”到底是個怎麽樣的人呢？
曹霸，唐代譙縣（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國高貴公曹髦後裔。此人早年學書，師法王羲之、衛夫人等，能文善畫，擅畫馬，尤精鞍馬人物。時人甚至以其祖先“三曹”比之，有“文如植、武如操、字畫抵丕風流”之美譽。其代表作就有《九馬圖》《贏馬圖》等。
杜甫詩中的主人公曹霸是玄宗時代的宮廷畫家，但後世的美術史以及杜詩集注，對此人的研究都不夠具體，並且與杜甫在杜詩係統中對曹霸的反複描寫也是大相徑庭的。
據後世學人的深入研究得知：曹霸大致出生於武後神功之年前後，可能是武後時期宮廷畫家曹元廓之後。曹元廓師法唐初繪畫巨匠閻立本，擅人物鞍馬。曹霸的筆法比較接近閻立本，也說明曹霸與曹元廓是有相關聯係的。
曹霸與其弟子韓幹共同創立的“曹韓”畫馬體係，對於後世的畫馬影響巨大。他們所畫之馬，不但龍性十足，而且有畫馬寄情的創造性，為後世畫馬開創了新天地。
因此自宋元以來，凡畫馬必提“曹韓”、“曹將軍”。
正當蘇軾忙於吟詩賞畫之時，北宋政壇發生了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熙寧二年（1069）二月初三，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為參政知事。
“參知政事”是一種官名，又簡稱“參政”。這是唐宋時期最高政務長官之一，與同平章事、樞密使、樞密副使合稱“宰執”。唐製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職，給以“參知政事”等名義。宋代以參知政事為副宰相，簡稱“參政”。
到宋代，設中書門下，此後參知政事則演變成一個常設官職，作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削弱相權，增大皇權。
二十多天後，王安石與陳升之創製了三司條例司，開始議行新法。
陳升之，建州建陽（今福建省建陽市，位福建省西北）人。字暘叔，初名旭，因避神宗諱，改字晹叔。建陽三桂裏（考亭）人，進士出身，時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此時王安石行變法，設製置三司條例司，陳升之在該機構名稱問題上與王安石的意見相忤，乃稱疾不朝。
作為初出茅廬的無名小輩，此時的蘇軾兄弟才剛剛抵達京師並住到了南園。
南園是父親在京師所置的產業，蘇軾也算是到了自己在京城的家中。此時的蘇軾，還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都將與所謂的“新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呢！
二月中，由於王安石已經大權在握，此人平素最為厭惡好議論朝政者，因此除喪還朝的蘇軾被以殿中丞、直史館授判官告院（掌文武官員、將校告身及及封贈），兼判尚書祠部（掌尚書省祠部曹）。
宋朝的官名很長，但蘇軾的這種小官工作的確清閑，“頗甚優閑，便於懶拙”，不過這正和蘇軾的心意。隻是蘇轍要到製置使上班，工作極為繁重，每天早出晚歸忙得不可開交，對於哥哥的清閑工作倒是極為羨慕。
三月十六，弟弟蘇轍被任命為製置三司條例司檢祥文字。
製置三司條例司，是熙寧變法開始時的決策機構。變法以前，宰相、樞密使不得過問財政大計，造成兵、財、民三權的脫節，以至於問題叢生。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熙寧二年（1069）的二月二十七日，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的同時﹐隨即就創建了這個機構﹐作為變法的領導機構，以“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製置三司條例司的權力淩駕於三司之上，就連中書省及門下省亦不得過問。
條例司的主官為同製置三司條例，共二員，掌領製置三司條例司，製訂新法，簽書三司條例司公事。因初置時，由參知政事王安石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故冠之以“同”字。屬官為製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二員或三員；製置三司條例司相度利害官，若幹。並有權臨時選官遣使，考察新法實行之利弊。
為什麽要任命蘇轍為製置三司條例司檢祥文字，那是因為蘇轍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他認為國家要想國庫充盈，不是想盡辦法去向民間求財使得國家富裕，而是去想辦法去堵塞使國家財富流失的漏洞。並指出具體的漏洞主要有三個：一是官員編製冗餘，二是國家養活的冗兵過多，三是財政支出不必要的花銷過多。
蘇轍的奏疏到了神宗小皇帝那裏，神宗將奏疏原件轉到中書省（相當於全國人大），並在奏疏上批示如下：
朕詳觀疏意，知道蘇轍同誌確確實實是潛心研究了當世經濟社會的各項事務，觀點大都切中時弊（主要是切中了神宗自己的心理），作為下屬官員，非常之難能可貴。
於是，當即詔對蘇轍於延和殿，隨即任命了上述的官職。
蘇軾知道，如今變法的諸事措置，雖然王安石、陳升之二人壓力很大，但檢詳官的蘇轍卻得在每項事務上身體力行、親力親為。
三月二十七，蘇軾在給二堂哥蘇不疑的家信中，還對堂哥訴說了蘇轍的辛苦與不易。
書呆子董傳亡故後，蘇軾與董傳的其他一些故舊人等湊了點錢，但還遠遠不夠安葬董傳之需。
於是，蘇軾隻得上書韓琦，先說董傳確實有才，然後又介紹了董傳家裏的窘境。董傳母親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連吃飯都有些困難。如今董傳父子的靈柩都暫厝在寺廟裏無錢下葬等等，盼望惜才的韓大人能撥出一點經費來辦理董傳的喪事。
聽說陳鐸學士要從涇州經過，蘇軾還告訴韓大人，不如讓陳鐸把錢捎給在歧下的宋迪（蘇軾替韓大人考慮的極為周全），由宋迪來主持董傳的後事，若賻金還有結餘，那就留給董的家人以應急需。
如願處理完董傳的後事，蘇軾又忙著為眉山老鄉任汲（字師中）赴任黃州通判而寫詩送行，還把寫的詩也寄給了任汲的兄長任孜（字師平），此時，任孜正在四川簡州平泉縣令任上。
這是蘇軾在丁父憂之後，又開始了提筆作詩。
這位老鄉任汲，標簽是“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任俠，喜事。”初為河南新息令，民愛之，遂在當地買田而居。此人後來曾通判黃州，還轉知過瀘州。
任汲與其兄任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當時。眉州人皆敬之，號之“二任”，“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裏”（《送任汲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而父親蘇洵在世時，尤其與二人厚善。
蘇軾做夢也想不到，此次為老鄉送行的去處黃州，十年後將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銘心的所在，黃州可謂是日後令蘇軾真正脫胎換骨的地方。
閑暇時候，蘇軾開始陸陸續續作些詩。
先是秀州（除海寧外的今嘉興地區與今上海的吳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瑩（慧空）來訪，蘇軾作詩“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秀州僧本瑩靜照堂》），來勸說僧人本瑩人處世間不可能達到完全的清靜。
接下來，蘇軾又給京兆人(今西安)石蒼舒（字才美）寄詩，表達了自己對於書法的理解。石蒼舒其時為承事郎通判保安庫，善行草，有骨氣。弄筆日久，以至於堆在牆角的禿筆如山。他已將書法理論經營在心，舒卷隨手而自如，人謂其已得“草聖三昧”。
可蘇軾認為“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石蒼舒醉墨堂》），認為人一旦開始認識字，對世事就開始患得患失起來了。自己對於書法的認識則是“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同上），這也是對宋人書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頤在赴福建路建州錢監（監督錢幣的鑄造和流通的官職）任之前，來找蘇軾求詩及草書。蘇軾在鳳翔時，還是武功令的王頤（字正父）就與之相厚，還送過蘇軾一方“鳳咮硯”和一隻盛放舍利的龜形銅盒。
麵對故舊，蘇軾欣然提筆作了首詩贈與王頤，至於草書，蘇軾借用了東漢書法家張芝“下筆必為楷，則匆匆不暇草書”的典故，對王頤開玩笑說，我就留一首詩道個別算了，至於草書嘛，成天光寫楷書了，我也覺得真是沒時間來寫。
熙寧二年（1069）四月，朝廷下詔要求商議學校貢舉之法，命令兩製、兩省、待製以上、禦史台、三司、三館等臣僚一個月內要把商議的結果匯總後報告朝廷。
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筆，其目的是要著意變更貢舉之法，即今後考試不再考詩賦和明經諸科，考進士就以經義和論策為主。
作為政治任務，五月間，蘇軾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的身份寫了一篇狀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蘇軾認為，獲得人才的方法，在於了解人的才能。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於考察人的實際辦事效果。貢舉製度已經實行了百年，有人主張實行策論考試而罷去詩賦項目，從語言的文辭來說，策論有用詩賦無用，而從國家的政事來說，詩賦和策論則是均為用處的。
那些個進士日夜研習儒家經傳，兼修子書、史書，可以說是博覽群書、融會貫通了，但一旦從政，這些東西又能用得上多少？等等。
當代著名作家餘華好像說過：你仔細想想,哪次滔滔不絕後帶來的不是悔恨!
所以說，擅長“直抒胸臆”的蘇軾在上奏之後，所能做的就隻能是戰戰兢兢，“伏候敕旨”了。
此圖曾為宋代書法家薛紹彭收藏，蘇軾在薛家觀後作了《九馬圖讚並序》，將其確定為《九馬圖》的真跡。薛紹彭與當朝的米芾和簡州陽安（今四川簡陽）人劉涇相交甚厚，此二人都是蘇軾書畫方麵的朋友。
那麽，這裏提到的“曹霸將軍”到底是個怎麽樣的人呢？
曹霸，唐代譙縣（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國高貴公曹髦後裔。此人早年學書，師法王羲之、衛夫人等，能文善畫，擅畫馬，尤精鞍馬人物。時人甚至以其祖先“三曹”比之，有“文如植、武如操、字畫抵丕風流”之美譽。其代表作就有《九馬圖》《贏馬圖》等。
杜甫詩中的主人公曹霸是玄宗時代的宮廷畫家，但後世的美術史以及杜詩集注，對此人的研究都不夠具體，並且與杜甫在杜詩係統中對曹霸的反複描寫也是大相徑庭的。
據後世學人的深入研究得知：曹霸大致出生於武後神功之年前後，可能是武後時期宮廷畫家曹元廓之後。曹元廓師法唐初繪畫巨匠閻立本，擅人物鞍馬。曹霸的筆法比較接近閻立本，也說明曹霸與曹元廓是有相關聯係的。
曹霸與其弟子韓幹共同創立的“曹韓”畫馬體係，對於後世的畫馬影響巨大。他們所畫之馬，不但龍性十足，而且有畫馬寄情的創造性，為後世畫馬開創了新天地。
因此自宋元以來，凡畫馬必提“曹韓”、“曹將軍”。
正當蘇軾忙於吟詩賞畫之時，北宋政壇發生了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熙寧二年（1069）二月初三，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為參政知事。
“參知政事”是一種官名，又簡稱“參政”。這是唐宋時期最高政務長官之一，與同平章事、樞密使、樞密副使合稱“宰執”。唐製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職，給以“參知政事”等名義。宋代以參知政事為副宰相，簡稱“參政”。
到宋代，設中書門下，此後參知政事則演變成一個常設官職，作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削弱相權，增大皇權。
二十多天後，王安石與陳升之創製了三司條例司，開始議行新法。
陳升之，建州建陽（今福建省建陽市，位福建省西北）人。字暘叔，初名旭，因避神宗諱，改字晹叔。建陽三桂裏（考亭）人，進士出身，時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此時王安石行變法，設製置三司條例司，陳升之在該機構名稱問題上與王安石的意見相忤，乃稱疾不朝。
作為初出茅廬的無名小輩，此時的蘇軾兄弟才剛剛抵達京師並住到了南園。
南園是父親在京師所置的產業，蘇軾也算是到了自己在京城的家中。此時的蘇軾，還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都將與所謂的“新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呢！
二月中，由於王安石已經大權在握，此人平素最為厭惡好議論朝政者，因此除喪還朝的蘇軾被以殿中丞、直史館授判官告院（掌文武官員、將校告身及及封贈），兼判尚書祠部（掌尚書省祠部曹）。
宋朝的官名很長，但蘇軾的這種小官工作的確清閑，“頗甚優閑，便於懶拙”，不過這正和蘇軾的心意。隻是蘇轍要到製置使上班，工作極為繁重，每天早出晚歸忙得不可開交，對於哥哥的清閑工作倒是極為羨慕。
三月十六，弟弟蘇轍被任命為製置三司條例司檢祥文字。
製置三司條例司，是熙寧變法開始時的決策機構。變法以前，宰相、樞密使不得過問財政大計，造成兵、財、民三權的脫節，以至於問題叢生。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熙寧二年（1069）的二月二十七日，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的同時﹐隨即就創建了這個機構﹐作為變法的領導機構，以“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製置三司條例司的權力淩駕於三司之上，就連中書省及門下省亦不得過問。
條例司的主官為同製置三司條例，共二員，掌領製置三司條例司，製訂新法，簽書三司條例司公事。因初置時，由參知政事王安石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故冠之以“同”字。屬官為製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二員或三員；製置三司條例司相度利害官，若幹。並有權臨時選官遣使，考察新法實行之利弊。
為什麽要任命蘇轍為製置三司條例司檢祥文字，那是因為蘇轍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他認為國家要想國庫充盈，不是想盡辦法去向民間求財使得國家富裕，而是去想辦法去堵塞使國家財富流失的漏洞。並指出具體的漏洞主要有三個：一是官員編製冗餘，二是國家養活的冗兵過多，三是財政支出不必要的花銷過多。
蘇轍的奏疏到了神宗小皇帝那裏，神宗將奏疏原件轉到中書省（相當於全國人大），並在奏疏上批示如下：
朕詳觀疏意，知道蘇轍同誌確確實實是潛心研究了當世經濟社會的各項事務，觀點大都切中時弊（主要是切中了神宗自己的心理），作為下屬官員，非常之難能可貴。
於是，當即詔對蘇轍於延和殿，隨即任命了上述的官職。
蘇軾知道，如今變法的諸事措置，雖然王安石、陳升之二人壓力很大，但檢詳官的蘇轍卻得在每項事務上身體力行、親力親為。
三月二十七，蘇軾在給二堂哥蘇不疑的家信中，還對堂哥訴說了蘇轍的辛苦與不易。
書呆子董傳亡故後，蘇軾與董傳的其他一些故舊人等湊了點錢，但還遠遠不夠安葬董傳之需。
於是，蘇軾隻得上書韓琦，先說董傳確實有才，然後又介紹了董傳家裏的窘境。董傳母親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連吃飯都有些困難。如今董傳父子的靈柩都暫厝在寺廟裏無錢下葬等等，盼望惜才的韓大人能撥出一點經費來辦理董傳的喪事。
聽說陳鐸學士要從涇州經過，蘇軾還告訴韓大人，不如讓陳鐸把錢捎給在歧下的宋迪（蘇軾替韓大人考慮的極為周全），由宋迪來主持董傳的後事，若賻金還有結餘，那就留給董的家人以應急需。
如願處理完董傳的後事，蘇軾又忙著為眉山老鄉任汲（字師中）赴任黃州通判而寫詩送行，還把寫的詩也寄給了任汲的兄長任孜（字師平），此時，任孜正在四川簡州平泉縣令任上。
這是蘇軾在丁父憂之後，又開始了提筆作詩。
這位老鄉任汲，標簽是“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任俠，喜事。”初為河南新息令，民愛之，遂在當地買田而居。此人後來曾通判黃州，還轉知過瀘州。
任汲與其兄任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當時。眉州人皆敬之，號之“二任”，“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裏”（《送任汲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而父親蘇洵在世時，尤其與二人厚善。
蘇軾做夢也想不到，此次為老鄉送行的去處黃州，十年後將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銘心的所在，黃州可謂是日後令蘇軾真正脫胎換骨的地方。
閑暇時候，蘇軾開始陸陸續續作些詩。
先是秀州（除海寧外的今嘉興地區與今上海的吳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瑩（慧空）來訪，蘇軾作詩“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秀州僧本瑩靜照堂》），來勸說僧人本瑩人處世間不可能達到完全的清靜。
接下來，蘇軾又給京兆人(今西安)石蒼舒（字才美）寄詩，表達了自己對於書法的理解。石蒼舒其時為承事郎通判保安庫，善行草，有骨氣。弄筆日久，以至於堆在牆角的禿筆如山。他已將書法理論經營在心，舒卷隨手而自如，人謂其已得“草聖三昧”。
可蘇軾認為“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石蒼舒醉墨堂》），認為人一旦開始認識字，對世事就開始患得患失起來了。自己對於書法的認識則是“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同上），這也是對宋人書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頤在赴福建路建州錢監（監督錢幣的鑄造和流通的官職）任之前，來找蘇軾求詩及草書。蘇軾在鳳翔時，還是武功令的王頤（字正父）就與之相厚，還送過蘇軾一方“鳳咮硯”和一隻盛放舍利的龜形銅盒。
麵對故舊，蘇軾欣然提筆作了首詩贈與王頤，至於草書，蘇軾借用了東漢書法家張芝“下筆必為楷，則匆匆不暇草書”的典故，對王頤開玩笑說，我就留一首詩道個別算了，至於草書嘛，成天光寫楷書了，我也覺得真是沒時間來寫。
熙寧二年（1069）四月，朝廷下詔要求商議學校貢舉之法，命令兩製、兩省、待製以上、禦史台、三司、三館等臣僚一個月內要把商議的結果匯總後報告朝廷。
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筆，其目的是要著意變更貢舉之法，即今後考試不再考詩賦和明經諸科，考進士就以經義和論策為主。
作為政治任務，五月間，蘇軾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的身份寫了一篇狀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蘇軾認為，獲得人才的方法，在於了解人的才能。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於考察人的實際辦事效果。貢舉製度已經實行了百年，有人主張實行策論考試而罷去詩賦項目，從語言的文辭來說，策論有用詩賦無用，而從國家的政事來說，詩賦和策論則是均為用處的。
那些個進士日夜研習儒家經傳，兼修子書、史書，可以說是博覽群書、融會貫通了，但一旦從政，這些東西又能用得上多少？等等。
當代著名作家餘華好像說過：你仔細想想,哪次滔滔不絕後帶來的不是悔恨!
所以說，擅長“直抒胸臆”的蘇軾在上奏之後，所能做的就隻能是戰戰兢兢，“伏候敕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