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蘇軾的奏議送達朝廷後，宋神宗看過之後，竟當即下詔即日召見。
據說神宗看到蘇軾的奏議，若有所悟地頷首說，原來有很多問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蘇軾上奏的奏疏後，一切都釋然了。
所以，才決定即日召見。
見到蘇軾（三十四歲），二十一歲的宋神宗劈頭蓋臉就問：你認為用什麽方法能有助於朕的宏圖大業（疑似急性子）呢？
蘇軾故作謙虛地推辭再三之後，“隻得”鬥膽上奏說：微臣私下裏認為，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來，然後再應對之。
神宗竟竦然接受道：愛卿所言，朕一定詳思之！
這次皇上在便殿裏的召對，使蘇軾初步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館閣裏任職的臣僚，都應當替皇上認真考慮治亂問題，指陳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隱瞞——至少蘇軾是這樣認為的。自那以後，蘇軾每見其他的同僚，都會繪聲繪色地把陛下的話原封不動地正告給他的同僚。
短時間內，蘇軾上了《議學校貢舉狀》後，又一鼓作氣地上了《議買浙燈狀》與《上神宗皇帝書》。
平心而論，多才得蘇軾在熙寧初年寫的有關新法的這幾份奏議都頗有文采，甚至可以說，正因為蘇軾奏議的文采斐然，在朝堂上下才會給王安石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
作為直接給皇上看的文章，奏議一般要求開門見山，別他奶奶在那兒給皇上兜什麽圈子。蘇軾的《議學校貢舉狀》正是如此，一上來就指出自己是在順應朝廷的召喚，然後再開始鋪陳下文。
值得玩味的是，他首先來了一段“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複。故風俗之變，法製隨之”。
那意思就是在表白：陛下您看，我可不是反對變革，風俗之變，法製隨之嘛。
但接下來就話鋒一轉：不過，變革嘛咱也要考慮到曆史的進程對不對？
自古道：順勢者昌，逆勢者亡。所以，我蘇軾覺得“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製，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
在整個《議學校貢舉狀》中，蘇軾既不正麵否定變法者王安石，又不動聲色地拔高了自己持有的異議，行文可謂是技巧嫻熟。
不僅如此，在最為重要的《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提出“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表麵上是為了趙宋江山著想，骨子裏還是在變相地抨擊當下的變法。
《上神宗皇帝書》中提道：“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三司條例）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但接下來話鋒一轉，又搬出了祖宗家法：“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
宋代曆來講究祖宗家法，蘇軾就處處緊扣祖宗家法。我國的封建意識形態一向講究厚古薄今，蘇軾就旁征博引有宋以來的三代之治，依著“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一層層延宕開來，所以說這八千餘字的《上神宗皇帝書》寫得富有說服力，一度成為了後世所有奏議文的學習典範。
蘇軾雖然耿直，卻也並不莽撞。
畢竟自幼飽讀詩書，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導，在禮數方麵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憂了兩年多，歸來已是熙寧三年（1069），正是年輕的神宗皇帝躊躇滿誌的時候。蘇軾自知很多情況都要熟悉，且不可冒失，於是他一邊按部就班做著自己的本職工作，又一邊默默關心著朝廷事務。
就這樣過了一年，蘇軾都沒發出什麽動靜。
其實這一年發生了很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宋神宗采納了王安石全麵改革的方案，從年初開始就強力推行變法，朝中大臣一片嘩然，支持聲、反對聲此起彼伏，好不熱鬧。蘇軾因為官位低，對情況了解不深，沒敢輕易開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麽性格，對待意見建議會是什麽態度，這些都需要假以時日去觀察，豈能魯莽行事（說明蘇軾一點都不傻）？
要說蘇軾對新出台的一係列政策沒有自己的觀點，那也絕不可能。
他隻是認為還沒有到開口的時候，不能為了湊熱鬧而發聲，要發聲時必須言之有物，也必須用恰當的方式發聲。
深入觀察了一年之後，蘇軾對新法已經有了明確的立場和主張，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書》的腹稿，但他沒有寫出來，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問路”——遞上了《諫買浙燈狀》。
元宵佳節皇宮要在民間采購燈籠，實在是不足掛齒的小事，皇帝納諫或不納諫，都無傷大雅。在這裏蘇軾埋下了伏筆：如果皇帝納此諫，那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稟報。如果皇上不納此諫，那也犯不著再說什麽，甘願受罰罷了。
買浙燈之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至少在蘇軾眼裏，它涉及皇帝失民心還是得民心的所謂原則性問題，絕對值得一奏。
下麵，簡單介紹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寧四年（1071）的元宵節，神宗皇帝想張燈結彩好好慶賀一下，便下令當時最好的蘇浙花燈禁止交易，全部低價賣給皇家。
蘇軾認為，皇帝從自身角度考慮，為了過節觀賞一下就花費那麽多錢，未免太浪費了！——皇家也要崇尚節儉。
而神宗卻認為，紮個紙燈籠成本也不值幾個錢。
這也說明神宗皇帝從小在皇宮大院長大，年紀輕輕的（要知道，蘇軾此時已經三十四歲了）考慮問題可能還不周全，他不知道紮浙燈的都是些窮苦的手藝人，燈籠是他們全家人的命脈與口糧，人家大老遠地給送到京城來賣，成本除了材料錢、手工錢，還有運費、貸款的利錢等等。往年都是自由交易，價格還能賣得高些，現在隻允許賣給皇家，還是低價收購，那是要虧本的！
於是蘇軾耐心向小皇帝說明情況，請求收迴成命。
令人沒想到的是，過了不多時，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納了蘇軾的建議，把買燈籠的安排果斷地給取消了（這就像大學裏做社團工作的大學生那樣的狀態，激情滿滿）。
這還了得，本來他還以為自己的建議不過是泥牛入海的存在。此時的蘇軾，他著實地激動與受寵若驚，緊接著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書》！
《上神宗皇帝書》這篇奏章，是蘇軾對於王安石變法之態度的一種真實體現,反映了這一時期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的理性批判。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軍事方麵，蘇軾還是極為幼稚的。因為軍事與外交這些重大的工作事宜，那是需要經過長期曆練方能奏效的。
當時，契丹、西夏疆域雖廣，但多為不毛之地，或因氣候等原因無法耕種。由於環境惡劣、資源短缺，勢必得向外拓展，壓縮北宋的生存空間，雙方為此在邊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權自建立之始，趙匡胤為了防止武將們的飛揚跋扈，重蹈李唐覆轍，為了能夠消弭隱患那是絞盡腦汁，最終通過一係列措施解除了武將們的兵權。
但是，此舉對加強中央集權固然有利，卻形成了北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特殊兵製。一旦戰爭發生，協調作戰的靈活性就完全喪失。武人跋扈的情況雖然得到有效遏製，但矯枉過正，過於束縛了武將的手腳。在戰爭中又不斷削弱武將實權，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將素質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進取，畏戰心理嚴重。
特別是宋太宗兩次北伐失敗後，徹底喪失與北方遊牧政權作戰的勇氣與信心，轉而將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內”一麵。後來，繼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漸形成了“守內虛外”的國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像蘇軾的這類被洗過腦的文官，也說過那些極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話。比如，他在上神宗皇帝書中竟然這樣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
曆史證明，宋廷上下不以開拓進取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務本業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強敵環伺的情況下，與強鄰不是比誰的拳頭更硬，而是大談禮義道德，此時宋廷大概是腦子被驢給踢了。
——這也許就是傳說中的“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讀了蘇軾的三封奏章後，也許是被蘇軾的愛國精神感動了。
據史料記載，有一天，神宗問王安石道：蘇軾的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蘇軾向來對於新法的態度，可以說是自己的異己，恐怕年輕的神宗皇帝接下來會重用蘇軾，所以連忙說：
陛下為什麽要召見蘇軾？
神宗道：朕看到蘇軾的奏議異於諸人，所以決定召見。並且蘇軾還對朕說，陛下若輕易就召見微臣，這樣並不好。因為人臣向來以得到皇上的召見為榮，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況，就僅以一些上奏的言語就召見微臣，那麽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會爭相效仿。還說朕給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於今後效果如何以至於不能始終。蘇軾這些話，愛卿認為如何？
安石道：陛下給臣僚加官，不會不加以考實，雖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蘇軾還給朕講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說先動者為客，後動者為主。主常勝客，客不常勝，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動，常以靜應之於後，乃勝天下之事。他的這些觀點怎麽樣？
安石迴答道：蘇軾說的也有些道理，但是（注意這個但是），這都是“道之經”，而非“道之變”，聖人之於天下，感而後應，蘇軾的言論也符合這一道理。但是（又一個但是），世間的事態變化無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後動者都能得勝，這是獲勝方的時與勢都為之相宜啊（我們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運，都在兩個文人與一個二十來歲的小青年手頭捏著）！
神宗道：愛卿所言極為精辟！照你這麽說，蘇軾這個人用一些事去試試他如何？
安石答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試人當以事。
其實，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選乃是呂惠卿。
後來，神宗皇帝又問曾公亮道：蘇軾這個人每次奏對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迴答道：京師尚沒有人選。
為什麽這位曾同誌說話能夠這麽有底氣，我們來先看一下此人的檔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號樂正，泉州晉江縣(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是個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為刑部郎中曾會之次子，他自少時起就頗有抱負，且器度不凡，為人“方厚莊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曾公亮登進士第，授會稽知縣。他自地方官員累升至知製誥、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樞密使等職，在嘉佑六年(1061)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後，加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宋神宗即位後，再加至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之後因年邁罷相，帶司空兼侍中出鎮河陽三城，又判永興軍，最終以太傅致仕。
元豐元年(1078)，曾公亮去世，年八十。獲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賜諡“宣靖”，是宋理宗時的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與丁度承旨編撰《武經總要》，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官方編纂的軍事科學百科全書。
王安石道：蘇軾沒有外放過，居京不會長久，不如先擢為京城裏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著蘇軾修編中書條例。
王安石趕緊答對曰：蘇軾此人與微臣的所學所見皆異，陛下若是讓蘇軾來修編中書條例，朝廷上下估計都不願意。以蘇軾的個性，他斷不肯去為了迎合眾人而去完成製定的條例，到時候恐怕還會發一些奇談異論，壞了變法的大計！陛下用人，必須要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隻是看到了蘇軾上奏的言辭，其言論尚未見到什麽效果，因此斷不可輕用！
君臣的這一番對話，使得蘇軾的政治生涯又多了一道坎。
據說神宗看到蘇軾的奏議，若有所悟地頷首說，原來有很多問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蘇軾上奏的奏疏後，一切都釋然了。
所以，才決定即日召見。
見到蘇軾（三十四歲），二十一歲的宋神宗劈頭蓋臉就問：你認為用什麽方法能有助於朕的宏圖大業（疑似急性子）呢？
蘇軾故作謙虛地推辭再三之後，“隻得”鬥膽上奏說：微臣私下裏認為，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來，然後再應對之。
神宗竟竦然接受道：愛卿所言，朕一定詳思之！
這次皇上在便殿裏的召對，使蘇軾初步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館閣裏任職的臣僚，都應當替皇上認真考慮治亂問題，指陳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隱瞞——至少蘇軾是這樣認為的。自那以後，蘇軾每見其他的同僚，都會繪聲繪色地把陛下的話原封不動地正告給他的同僚。
短時間內，蘇軾上了《議學校貢舉狀》後，又一鼓作氣地上了《議買浙燈狀》與《上神宗皇帝書》。
平心而論，多才得蘇軾在熙寧初年寫的有關新法的這幾份奏議都頗有文采，甚至可以說，正因為蘇軾奏議的文采斐然，在朝堂上下才會給王安石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
作為直接給皇上看的文章，奏議一般要求開門見山，別他奶奶在那兒給皇上兜什麽圈子。蘇軾的《議學校貢舉狀》正是如此，一上來就指出自己是在順應朝廷的召喚，然後再開始鋪陳下文。
值得玩味的是，他首先來了一段“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複。故風俗之變，法製隨之”。
那意思就是在表白：陛下您看，我可不是反對變革，風俗之變，法製隨之嘛。
但接下來就話鋒一轉：不過，變革嘛咱也要考慮到曆史的進程對不對？
自古道：順勢者昌，逆勢者亡。所以，我蘇軾覺得“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製，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
在整個《議學校貢舉狀》中，蘇軾既不正麵否定變法者王安石，又不動聲色地拔高了自己持有的異議，行文可謂是技巧嫻熟。
不僅如此，在最為重要的《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提出“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表麵上是為了趙宋江山著想，骨子裏還是在變相地抨擊當下的變法。
《上神宗皇帝書》中提道：“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三司條例）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但接下來話鋒一轉，又搬出了祖宗家法：“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
宋代曆來講究祖宗家法，蘇軾就處處緊扣祖宗家法。我國的封建意識形態一向講究厚古薄今，蘇軾就旁征博引有宋以來的三代之治，依著“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一層層延宕開來，所以說這八千餘字的《上神宗皇帝書》寫得富有說服力，一度成為了後世所有奏議文的學習典範。
蘇軾雖然耿直，卻也並不莽撞。
畢竟自幼飽讀詩書，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導，在禮數方麵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憂了兩年多，歸來已是熙寧三年（1069），正是年輕的神宗皇帝躊躇滿誌的時候。蘇軾自知很多情況都要熟悉，且不可冒失，於是他一邊按部就班做著自己的本職工作，又一邊默默關心著朝廷事務。
就這樣過了一年，蘇軾都沒發出什麽動靜。
其實這一年發生了很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宋神宗采納了王安石全麵改革的方案，從年初開始就強力推行變法，朝中大臣一片嘩然，支持聲、反對聲此起彼伏，好不熱鬧。蘇軾因為官位低，對情況了解不深，沒敢輕易開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麽性格，對待意見建議會是什麽態度，這些都需要假以時日去觀察，豈能魯莽行事（說明蘇軾一點都不傻）？
要說蘇軾對新出台的一係列政策沒有自己的觀點，那也絕不可能。
他隻是認為還沒有到開口的時候，不能為了湊熱鬧而發聲，要發聲時必須言之有物，也必須用恰當的方式發聲。
深入觀察了一年之後，蘇軾對新法已經有了明確的立場和主張，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書》的腹稿，但他沒有寫出來，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問路”——遞上了《諫買浙燈狀》。
元宵佳節皇宮要在民間采購燈籠，實在是不足掛齒的小事，皇帝納諫或不納諫，都無傷大雅。在這裏蘇軾埋下了伏筆：如果皇帝納此諫，那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稟報。如果皇上不納此諫，那也犯不著再說什麽，甘願受罰罷了。
買浙燈之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至少在蘇軾眼裏，它涉及皇帝失民心還是得民心的所謂原則性問題，絕對值得一奏。
下麵，簡單介紹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寧四年（1071）的元宵節，神宗皇帝想張燈結彩好好慶賀一下，便下令當時最好的蘇浙花燈禁止交易，全部低價賣給皇家。
蘇軾認為，皇帝從自身角度考慮，為了過節觀賞一下就花費那麽多錢，未免太浪費了！——皇家也要崇尚節儉。
而神宗卻認為，紮個紙燈籠成本也不值幾個錢。
這也說明神宗皇帝從小在皇宮大院長大，年紀輕輕的（要知道，蘇軾此時已經三十四歲了）考慮問題可能還不周全，他不知道紮浙燈的都是些窮苦的手藝人，燈籠是他們全家人的命脈與口糧，人家大老遠地給送到京城來賣，成本除了材料錢、手工錢，還有運費、貸款的利錢等等。往年都是自由交易，價格還能賣得高些，現在隻允許賣給皇家，還是低價收購，那是要虧本的！
於是蘇軾耐心向小皇帝說明情況，請求收迴成命。
令人沒想到的是，過了不多時，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納了蘇軾的建議，把買燈籠的安排果斷地給取消了（這就像大學裏做社團工作的大學生那樣的狀態，激情滿滿）。
這還了得，本來他還以為自己的建議不過是泥牛入海的存在。此時的蘇軾，他著實地激動與受寵若驚，緊接著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書》！
《上神宗皇帝書》這篇奏章，是蘇軾對於王安石變法之態度的一種真實體現,反映了這一時期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的理性批判。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軍事方麵，蘇軾還是極為幼稚的。因為軍事與外交這些重大的工作事宜，那是需要經過長期曆練方能奏效的。
當時，契丹、西夏疆域雖廣，但多為不毛之地，或因氣候等原因無法耕種。由於環境惡劣、資源短缺，勢必得向外拓展，壓縮北宋的生存空間，雙方為此在邊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權自建立之始，趙匡胤為了防止武將們的飛揚跋扈，重蹈李唐覆轍，為了能夠消弭隱患那是絞盡腦汁，最終通過一係列措施解除了武將們的兵權。
但是，此舉對加強中央集權固然有利，卻形成了北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特殊兵製。一旦戰爭發生，協調作戰的靈活性就完全喪失。武人跋扈的情況雖然得到有效遏製，但矯枉過正，過於束縛了武將的手腳。在戰爭中又不斷削弱武將實權，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將素質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進取，畏戰心理嚴重。
特別是宋太宗兩次北伐失敗後，徹底喪失與北方遊牧政權作戰的勇氣與信心，轉而將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內”一麵。後來，繼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漸形成了“守內虛外”的國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像蘇軾的這類被洗過腦的文官，也說過那些極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話。比如，他在上神宗皇帝書中竟然這樣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
曆史證明，宋廷上下不以開拓進取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務本業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強敵環伺的情況下，與強鄰不是比誰的拳頭更硬，而是大談禮義道德，此時宋廷大概是腦子被驢給踢了。
——這也許就是傳說中的“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讀了蘇軾的三封奏章後，也許是被蘇軾的愛國精神感動了。
據史料記載，有一天，神宗問王安石道：蘇軾的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蘇軾向來對於新法的態度，可以說是自己的異己，恐怕年輕的神宗皇帝接下來會重用蘇軾，所以連忙說：
陛下為什麽要召見蘇軾？
神宗道：朕看到蘇軾的奏議異於諸人，所以決定召見。並且蘇軾還對朕說，陛下若輕易就召見微臣，這樣並不好。因為人臣向來以得到皇上的召見為榮，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況，就僅以一些上奏的言語就召見微臣，那麽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會爭相效仿。還說朕給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於今後效果如何以至於不能始終。蘇軾這些話，愛卿認為如何？
安石道：陛下給臣僚加官，不會不加以考實，雖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蘇軾還給朕講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說先動者為客，後動者為主。主常勝客，客不常勝，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動，常以靜應之於後，乃勝天下之事。他的這些觀點怎麽樣？
安石迴答道：蘇軾說的也有些道理，但是（注意這個但是），這都是“道之經”，而非“道之變”，聖人之於天下，感而後應，蘇軾的言論也符合這一道理。但是（又一個但是），世間的事態變化無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後動者都能得勝，這是獲勝方的時與勢都為之相宜啊（我們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運，都在兩個文人與一個二十來歲的小青年手頭捏著）！
神宗道：愛卿所言極為精辟！照你這麽說，蘇軾這個人用一些事去試試他如何？
安石答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試人當以事。
其實，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選乃是呂惠卿。
後來，神宗皇帝又問曾公亮道：蘇軾這個人每次奏對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迴答道：京師尚沒有人選。
為什麽這位曾同誌說話能夠這麽有底氣，我們來先看一下此人的檔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號樂正，泉州晉江縣(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是個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為刑部郎中曾會之次子，他自少時起就頗有抱負，且器度不凡，為人“方厚莊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曾公亮登進士第，授會稽知縣。他自地方官員累升至知製誥、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樞密使等職，在嘉佑六年(1061)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後，加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宋神宗即位後，再加至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之後因年邁罷相，帶司空兼侍中出鎮河陽三城，又判永興軍，最終以太傅致仕。
元豐元年(1078)，曾公亮去世，年八十。獲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賜諡“宣靖”，是宋理宗時的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與丁度承旨編撰《武經總要》，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官方編纂的軍事科學百科全書。
王安石道：蘇軾沒有外放過，居京不會長久，不如先擢為京城裏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著蘇軾修編中書條例。
王安石趕緊答對曰：蘇軾此人與微臣的所學所見皆異，陛下若是讓蘇軾來修編中書條例，朝廷上下估計都不願意。以蘇軾的個性，他斷不肯去為了迎合眾人而去完成製定的條例，到時候恐怕還會發一些奇談異論，壞了變法的大計！陛下用人，必須要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隻是看到了蘇軾上奏的言辭，其言論尚未見到什麽效果，因此斷不可輕用！
君臣的這一番對話，使得蘇軾的政治生涯又多了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