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朝廷的財政危機是怎麽爆發的呢？
首先是稅賦體係的崩潰。
早在黃巢大批量製造海鹽和大麵積散播雪鹽製造技術開始，以鹽稅為核心的大唐稅賦體係就開始解體了。
在唐朝後期，鹽稅在財政收入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大曆末年（公元 779 年），鹽稅收入達到 600 萬貫，此時全年財政收入約 1200 萬貫，鹽稅占比 50%。
曆史上到唐宣宗時期（公元 847-859 年），鹽稅收入達到 728 萬貫，而當年全國財政收入為 1300 多萬貫，鹽稅占比接近 30%。
但是由於黃巢的亂入，使得唐宣宗時期的鹽稅占比越來越低，除了黃巢每年固定上交的700萬貫，大唐其它地區的鹽稅已經越來越少，部分地區甚至趨近於零。
這就使得原本在唐朝稅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鹽稅失去了它的曆史地位。
朝廷為了維護財政穩定就不得不加大榷稅（主要是鹽、酒、糖、茶等生活日用品）的征稅力度，這一政策導致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進一步升高，造成了普遍性的通貨緊縮。
尤其是鹽稅已經出現了，越征越高，越征越少，越少越征，私鹽泛濫的局麵。
由於河南道海鹽的泛濫和各藩鎮自製礦鹽的普及，使得唐朝朝廷的官鹽根本賣不出去，唐朝的鹽稅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了。
為了應對這一情況，朝廷不得不涸澤而漁，加大其它榷稅的征繳力度，同時接受富國銀行的代銀券來進行稅賦繳納和國家支付。
唐朝采用銅錢為本位幣，但銅礦產量有限，導致銅錢鑄造數量不足。
榷稅增加使得政府對銅錢的需求增大，大量銅錢流入官府，市場上流通的銅錢進一步減少，加劇了貨幣供應的緊張狀況，從而促使通貨緊縮現象愈發嚴重。
為了應對銅錢不足和代銀券泛濫，政府允許民間自鑄銅錢，但這又導致了嚴重的盜鑄問題。
一些不法分子為了獲取暴利，偷工減料、摻雜使假，大量劣質銅錢流入市場，擾亂了貨幣的正常流通秩序。
而榷稅的增加使得政府對市場的管控力度有所分散，無法有效遏製私鑄現象，進一步破壞了貨幣體係的穩定，加重了通貨緊縮。
同時由於開始進入小冰河期，農業生產出現不穩定甚至衰退的現象，導致兩稅收繳困難，進一步加劇了朝廷的財政危機。
武宗在位期間，李德裕憑借出色的頭腦和超越時代的金融知識，巧妙運用大唐銀行的運作機製，通過讓渡貨幣發行權的方式，穩定了大唐的財政規模，除了收上來的稅是一堆“紙”以外，並沒有使得朝廷爆發財政危機。
但是唐宣宗上位之後立即貶斥了李德裕，並采取了一係列倒行逆施的財政政策，使得大唐的財政危機短時間內就大麵積爆發出來，從而引發了公元847年的全國性金融危機。
事情是這樣的，由於843年之後大唐開始進入小冰河期，農業自然條件越來越差，災害頻繁爆發，導致兩稅（主要是實物稅）銳減，朝廷不得不依賴於通過征收榷稅，再進行全國性采購來平衡財政收支，使得唐朝朝廷掌握的實際財富越來越少。
不得已唐宣宗動了“工廠國有化”和“銀行國有化”的念頭。
唐宣宗先是下令強製購買所有工廠的10%的股份，而且還不支付現金，而是以稅賦折算的方式購買；
接著強行向富國銀行各地分行派遣“財務官”負責財務審計，實際上是想使用行政手段來控製富國銀行；
緊接著就發行“大唐寶鈔”來代替富國銀行的代銀券，而且還強行規定了1:1的兌換比例。
不過由於朝廷並沒有發行標定物，所以所謂的“大唐寶鈔”從一開始就是一張廢紙。
但是貪官汙吏們卻趁機使用廢紙一樣的“大唐寶鈔”來強行兌換百姓手中的代銀券，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實行“合法”搶劫。
而且由於“大唐寶鈔”印製水平低劣，所以還沒發行市麵上就已經出現了偽鈔，甚至還有世家大族專門印製偽鈔來兌換市麵上的代銀券來趁火打劫。
後來唐宣宗發現“大唐寶鈔”還沒發行就已經貶值就問計於自己的從龍功臣馬元贄（馬元贄擁立宣宗即位的）。
馬元贄好歹在淄州當過幾天官，還算知道點金融知識，就跟宣宗說想要發行鈔票，就得有標定物（實物貨幣儲備或者一般等價物）。
宣宗聽說後急病亂投醫地把富國銀行繳納的存款儲備金沒收，當做鈔票發行的“本金”。
這就相當於用百姓的錢給百姓做擔保了，老百姓當然不幹了。
不光老百姓不幹，各地豪族和藩帥們也不幹了。
因為在銀行裏存錢最多的就是有錢人，有錢人最有錢的就是世家大族和各地藩帥。
唐宣宗這一係列的騷操作等於把全國上下各基層給得罪了個遍，甚至連胡商都一起反對朝廷的政策。
麵對這一狀況缺乏金融知識的唐宣宗又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要強行取締富國銀行，並禁止代銀券的流通。
這一下徹底引爆金融危機，導致全國百姓的財富瞬間化為烏有，而且是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受害越嚴重。
於是不等黃巢做出反應，大唐的“錢袋子”東南財稅藩鎮（主要包括淮南、浙東、浙西等地藩鎮）率先發起抵製運動，拒不執行朝廷的命令。
隨後，宣武節度使石雄截斷運河漕運，控製住了朝廷的供給，要求朝廷停止反動政策，恢複政治清明。
麵對這一情況，唐宣宗非但沒有反思施政錯誤，反而認為這是又一次藩鎮叛亂，所以就盡起關東各藩鎮準備討伐宣武軍和東南各藩。
但是沒想到關東各藩根本就沒有搭理他的，他的一係列倒行逆施的行為已經激怒了所有的全國上下各階層。
所謂奪人錢財如殺人父母，唐宣宗的政策已經不是奪人錢財那麽簡單了，他的“工廠國有化”政策分明是想要斷人根基啊。
到了9世紀中葉的唐朝，國家經濟的主體已經不再是封建小農經濟，由於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以及高產農作物和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使得早期工業和集體農業經濟成為了國家經濟的主體。
各地的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都依賴於工業化生產和海外商貿，大唐的經濟在實質上已經實現了一體化和基礎工業化。
甚至在845年第一台商用蒸汽機在淄州的煤礦中進行了試用，這標誌著大唐已經進入了工業化時代。
在這種背景下，唐朝朝廷還想要繼續從前的封建統治，已經是不可能了……
首先是稅賦體係的崩潰。
早在黃巢大批量製造海鹽和大麵積散播雪鹽製造技術開始，以鹽稅為核心的大唐稅賦體係就開始解體了。
在唐朝後期，鹽稅在財政收入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大曆末年（公元 779 年），鹽稅收入達到 600 萬貫，此時全年財政收入約 1200 萬貫，鹽稅占比 50%。
曆史上到唐宣宗時期（公元 847-859 年），鹽稅收入達到 728 萬貫，而當年全國財政收入為 1300 多萬貫，鹽稅占比接近 30%。
但是由於黃巢的亂入，使得唐宣宗時期的鹽稅占比越來越低，除了黃巢每年固定上交的700萬貫，大唐其它地區的鹽稅已經越來越少，部分地區甚至趨近於零。
這就使得原本在唐朝稅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鹽稅失去了它的曆史地位。
朝廷為了維護財政穩定就不得不加大榷稅（主要是鹽、酒、糖、茶等生活日用品）的征稅力度，這一政策導致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進一步升高，造成了普遍性的通貨緊縮。
尤其是鹽稅已經出現了，越征越高，越征越少，越少越征，私鹽泛濫的局麵。
由於河南道海鹽的泛濫和各藩鎮自製礦鹽的普及，使得唐朝朝廷的官鹽根本賣不出去，唐朝的鹽稅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了。
為了應對這一情況，朝廷不得不涸澤而漁，加大其它榷稅的征繳力度，同時接受富國銀行的代銀券來進行稅賦繳納和國家支付。
唐朝采用銅錢為本位幣，但銅礦產量有限，導致銅錢鑄造數量不足。
榷稅增加使得政府對銅錢的需求增大，大量銅錢流入官府，市場上流通的銅錢進一步減少，加劇了貨幣供應的緊張狀況，從而促使通貨緊縮現象愈發嚴重。
為了應對銅錢不足和代銀券泛濫，政府允許民間自鑄銅錢，但這又導致了嚴重的盜鑄問題。
一些不法分子為了獲取暴利，偷工減料、摻雜使假，大量劣質銅錢流入市場，擾亂了貨幣的正常流通秩序。
而榷稅的增加使得政府對市場的管控力度有所分散，無法有效遏製私鑄現象，進一步破壞了貨幣體係的穩定，加重了通貨緊縮。
同時由於開始進入小冰河期，農業生產出現不穩定甚至衰退的現象，導致兩稅收繳困難，進一步加劇了朝廷的財政危機。
武宗在位期間，李德裕憑借出色的頭腦和超越時代的金融知識，巧妙運用大唐銀行的運作機製，通過讓渡貨幣發行權的方式，穩定了大唐的財政規模，除了收上來的稅是一堆“紙”以外，並沒有使得朝廷爆發財政危機。
但是唐宣宗上位之後立即貶斥了李德裕，並采取了一係列倒行逆施的財政政策，使得大唐的財政危機短時間內就大麵積爆發出來，從而引發了公元847年的全國性金融危機。
事情是這樣的，由於843年之後大唐開始進入小冰河期，農業自然條件越來越差，災害頻繁爆發，導致兩稅（主要是實物稅）銳減，朝廷不得不依賴於通過征收榷稅，再進行全國性采購來平衡財政收支，使得唐朝朝廷掌握的實際財富越來越少。
不得已唐宣宗動了“工廠國有化”和“銀行國有化”的念頭。
唐宣宗先是下令強製購買所有工廠的10%的股份，而且還不支付現金，而是以稅賦折算的方式購買；
接著強行向富國銀行各地分行派遣“財務官”負責財務審計，實際上是想使用行政手段來控製富國銀行；
緊接著就發行“大唐寶鈔”來代替富國銀行的代銀券，而且還強行規定了1:1的兌換比例。
不過由於朝廷並沒有發行標定物，所以所謂的“大唐寶鈔”從一開始就是一張廢紙。
但是貪官汙吏們卻趁機使用廢紙一樣的“大唐寶鈔”來強行兌換百姓手中的代銀券，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實行“合法”搶劫。
而且由於“大唐寶鈔”印製水平低劣，所以還沒發行市麵上就已經出現了偽鈔，甚至還有世家大族專門印製偽鈔來兌換市麵上的代銀券來趁火打劫。
後來唐宣宗發現“大唐寶鈔”還沒發行就已經貶值就問計於自己的從龍功臣馬元贄（馬元贄擁立宣宗即位的）。
馬元贄好歹在淄州當過幾天官，還算知道點金融知識，就跟宣宗說想要發行鈔票，就得有標定物（實物貨幣儲備或者一般等價物）。
宣宗聽說後急病亂投醫地把富國銀行繳納的存款儲備金沒收，當做鈔票發行的“本金”。
這就相當於用百姓的錢給百姓做擔保了，老百姓當然不幹了。
不光老百姓不幹，各地豪族和藩帥們也不幹了。
因為在銀行裏存錢最多的就是有錢人，有錢人最有錢的就是世家大族和各地藩帥。
唐宣宗這一係列的騷操作等於把全國上下各基層給得罪了個遍，甚至連胡商都一起反對朝廷的政策。
麵對這一狀況缺乏金融知識的唐宣宗又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要強行取締富國銀行，並禁止代銀券的流通。
這一下徹底引爆金融危機，導致全國百姓的財富瞬間化為烏有，而且是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受害越嚴重。
於是不等黃巢做出反應，大唐的“錢袋子”東南財稅藩鎮（主要包括淮南、浙東、浙西等地藩鎮）率先發起抵製運動，拒不執行朝廷的命令。
隨後，宣武節度使石雄截斷運河漕運，控製住了朝廷的供給，要求朝廷停止反動政策，恢複政治清明。
麵對這一情況，唐宣宗非但沒有反思施政錯誤，反而認為這是又一次藩鎮叛亂，所以就盡起關東各藩鎮準備討伐宣武軍和東南各藩。
但是沒想到關東各藩根本就沒有搭理他的，他的一係列倒行逆施的行為已經激怒了所有的全國上下各階層。
所謂奪人錢財如殺人父母，唐宣宗的政策已經不是奪人錢財那麽簡單了，他的“工廠國有化”政策分明是想要斷人根基啊。
到了9世紀中葉的唐朝，國家經濟的主體已經不再是封建小農經濟，由於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以及高產農作物和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使得早期工業和集體農業經濟成為了國家經濟的主體。
各地的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都依賴於工業化生產和海外商貿，大唐的經濟在實質上已經實現了一體化和基礎工業化。
甚至在845年第一台商用蒸汽機在淄州的煤礦中進行了試用，這標誌著大唐已經進入了工業化時代。
在這種背景下，唐朝朝廷還想要繼續從前的封建統治，已經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