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滅掉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統一王朝——秦朝。
《史記》記載，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病死，胡亥在趙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為太子，並承襲帝位。
趙高幾乎以一己之力說服了胡亥和李斯廢適立庶，他對人性趨利避害的本性可見一斑。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曆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的反秦起義。
公元前202年，劉邦贏得楚漢之爭，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而個大統一王朝——漢朝。
漢初三傑，張良、蕭何崇尚黃老之學，韓信崇尚治軍嚴明，以奇用兵。
西漢初年，黃老學說受到重視，講究政治上無為而治；經濟上輕徭薄賦；思想上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
漢高祖劉邦也不喜儒學。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鬥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唿，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原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複也。臣原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後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後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後複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劉邦從一個鬥雞走狗的布衣，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完成了當初“大丈夫當如此”的夢想，其胸襟和氣魄可謂恢弘廣大，成就了大漢幾百年的基業。
公元前157年，漢景帝劉啟即位。
劉啟10歲時被立為太子，期間誤殺劉濞之子，被劉濞懷恨在心，暗中伺機謀反。後元七年，漢文帝逝世，劉啟登基為帝。即位初期，采納晁錯削藩的建議，削奪各諸侯王的封地。景帝三年，劉濞聯合六位諸侯王，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後劉啟殺掉晁錯企圖平息叛亂無果，又任命周亞夫為將，曆時三月平定叛亂。
劉啟繼承漢文帝黃老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重農抑商，輕徭薄賦，實行三十稅一，厲行節儉，減輕刑罰，振興文教，略修禮儀。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麵，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雲，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竇太後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後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後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後默然，無以複罪，罷之。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劉徹繼位。
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迴答漢武帝的問題時，迴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製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古代的封建正統思想就開始確立了。
董仲舒關於人性品級和本質的理論。三品，三個品級，指聖人之性、中民之性、鬥筲之性。聖人之性不教而善，中民之性待教而善，鬥筲之性教而不善。董仲舒性三品論是在繼承孟子和荀子人性論的基礎上，將人性論納入其陰陽兩分的天人哲學體係之中，而提出的性情二元、質分三等的觀點。董仲舒對人性本質的看法，就先天本性而言，與先秦告子和荀子的看法相近。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漢武帝時，就開始關注土地兼並的問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公元前74年，漢宣帝劉詢即位。
漢宣帝幼年遭受巫蠱之禍，生長於民間。元平元年（前74年），昌邑王劉賀被廢，大將軍霍光擁立他為帝，改名劉詢。
《漢書·元帝紀》載：宣帝的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嚐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日：‘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日：‘亂我家者，太子也!”’
公元前53年，儒家代表人物揚雄出生了。
揚雄少年好學，不為章句之學而博覽多識，沉默好思。40歲後始遊京師，以辭賦而聞名。得到漢成帝的重視，任給事黃門郎，結交王莽。揚雄曆成、哀、平三世，不能升遷。王莽篡位後，揚雄校書天祿閣，因符命案受牽連，被迫投閣，未死。後複召為大夫。天鳳五年（18年），去世，時年七十一歲。
揚雄提出以“玄”作為宇宙根源的學說，強調如實地認識自然現象的必要。
《太玄經》：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土比），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讚上群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鹹貞。
揚雄認為人之性的善惡混。
《揚子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
《揚子法言·君子卷》：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
揚雄認為治國還是儒家禮樂好，他反對秦晉法家把人當牛馬的治國方式。
《揚子法言·問道卷》：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貊。
公元9年，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傳國玉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入高祖廟拜受，禦王冠即天子位，改國號為“新”。
王莽作為當時的道德完人，受到全國上下各個階層狂熱的支持。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民選”皇帝，在萬眾期待中稱帝。他稱帝後，揚雄專門寫了《劇秦美新》來誇他。
王莽登基後，進行了托古改製，下令變法。王莽將全國土地改為“王田”，限製個人占有數量；奴婢改稱“私屬”，均禁止買賣；各家超出土地規定的，要把地分給九族或鄰裏；無田的人家按照一夫百畝的標準受田；違抗不遵者流放遠裔。次年，王莽又下詔推行五均六筦，以控製和壟斷工商業，增加國家稅收，並由國家經營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業，不許私人經營。
在王莽推行新政時，屢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害出現，由於王莽改製不僅沒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劇烈動蕩，國庫也耗費殆盡無法撥款賑災，造成了民眾生存難以為繼。因此於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時，各地農民紛起，其中形成了赤眉軍和綠林軍兩大軍事勢力。
莽自知敗，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
公元23年，王莽在綠林軍攻入長安時被殺。
王莽是個理想主義者，為了實現儒家理想的大同社會，可謂是費盡心機，他真的想解決當時社會的問題，然而結局令人唏噓。
公元25年，劉秀正式稱帝，重建大漢王朝，定都洛陽，史稱東漢王朝。
劉秀即位後，首先致力於整頓吏治，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又加強監察製度，提高刺舉之吏的權限和地位。劉秀采取諸多措施安定民生，恢複殘破的社會經濟。
東漢未能解決西漢的土地兼並問題，但是戰亂死了很多人，減緩了人地矛盾。
公元27年，王充出生了。
王充出身細族孤門，自小聰慧好學，博覽群書，擅長辯論。
王充提出“無神論”，構建了相對係統的無神論思想體係，試圖喚醒當時的百姓，打破人們對讖緯神學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導人們迴歸現實，以促進社會生活的正常化。 作為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與發展者，其思想以道家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麵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並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其思想雖屬於道家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雖是漢代道家思想的主張者但卻與漢初王朝所標榜的“黃老之學”以及西漢末葉民間流行的道教均不同。
《論衡·自然篇》：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
《論衡·辨祟篇》：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
《論衡·本性篇》：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
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麵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餘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論衡·須頌篇》：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優者有之。
《論衡·非韓篇》：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
《論衡·率性篇》：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儀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誌亦將可勉。
《論衡·定賢篇》：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為賢矣。
公元58年，大月氏國王旃陀羅跋摩騰、龍逢叉送和尚迦蓮迦葉、竺法蘭等18人，攜《四十二章經》至洛陽，佛教傳入中國。
佛教傳入後，得到了皇帝和士族、庶民的支持，逐漸在民間傳播。《後漢書·西域傳》中提到，東漢明帝曾夢見金人，並命令尋找佛經。這可能是東漢政權對佛教的一種支持態度。同時，一些名流士族也對佛教產生了濃厚興趣，如蔡邕、班固等。民間信仰逐漸興起，人們開始信奉佛教，並在家中供奉佛像。
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雖然在政府軍的強力鎮壓下最終被平定，但是整個天下卻更加地不穩定，戰亂頻繁。
公元189年，漢靈帝去世，東漢朝廷陷入了外戚宦官的權力鬥爭，之後又出現董卓亂政，董卓又被呂布所殺，朝廷又陷入李傕與郭汜的鬥爭與混戰之中。
公元195年，漢獻帝東逃洛陽，被曹操迎立到許都，朝廷才穩定下來，整個天下卻陷入了地方軍閥混戰的局麵。
東漢末年，社會矛盾爆發，瘟疫戰爭並存，民不聊生，曹操《 蒿裏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 ，念之斷人腸。
公元220年，曹丕迫使漢獻帝禪讓帝位， 定都洛陽，國號“魏”，漢朝正式結束。
曹魏建立後，曹操被追尊為太祖，諡號武皇帝。
許劭對年幼的曹操評價過一句話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曹操少年間任俠放蕩，是個熱血青年，一心忠於漢室。從刺殺董卓，悍不畏死，到誤殺呂伯奢後，“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再到對討伐董卓時，“豎子不足與謀”，然後獨自率軍前往，最後所帶兵馬幾乎全軍覆沒。曹操就這樣一步步的失望，對人性失望，對漢王朝失望。後來，他殺荀彧，做魏公，成為了亂世之奸雄。
陳壽：“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文帝曹丕畢竟篡漢為帝，所以他的形象不怎麽光彩，但是他卻是個文武雙全的人。
曹丕除了在政治上確立了九品中正製，集中皇權，整肅官風以外，他在文化領域的影響巨大。
曹丕為魏太子時，就寫了《典論》，裏麵的《論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著作，他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稱帝後，命令桓範、劉劭、王象、韋誕、繆襲等人編纂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開官方組織編纂類書的先河。
陳壽：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誌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漢魏時期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稱三曹。
三曹在政治上都非常重視人才，曹操寫了《求賢令》，希望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曹植寫了《七啟》勸隱士出山，建功立業；曹丕寫了《大牆上蒿行》，以入世的物質享受誘發隱士們出山，為其建功立業。
雖然曹植也有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想要在政治上“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不過他在政治上被嚴加防範和限製，隻在文學上留下盛名。
謝靈運：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鬥。
公元221年，劉備稱帝，定都成都，國號“漢”，史稱蜀漢。
劉備能建立蜀漢政權，除了自身弘毅寬厚以外，就是能夠任人唯賢，知人善任。
劉備：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
由於劉備的弘毅寬厚，所以蜀漢是在三國誌中唯一找不到屠城記錄的。
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來幫助自己打天下的故事也被傳為佳話。
諸葛亮就在隆中隱居時，平日喜歡吟誦《梁甫吟》，又常以管仲、樂毅自比，管仲是法家代表人物，樂毅是軍事家，可見諸葛亮擁有法家治國思想和治軍思想。
諸葛亮對人性也有深刻的認識，他在《將苑 · 卷一 · 知人性》寫到，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諸葛亮治國是法、禮並用，威、德並行，強調“訓章明法”、“勸善黜惡”，亦即以法為體，著重公平客觀原則；以德為用，著重教化為本。以商鞅之法，卻不迷信其權威主義，取其理法，結合儒家教化，把行法與教化合而為一。經過這樣的“法治革新”運動，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明顯提高，吏治也逐漸清明。
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定都建鄴，國號“吳”，史稱東吳。
陳壽：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賜厥孫謀以燕冀於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
公元249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洛陽至高平陵掃墓，起兵政變並控製京都。自此曹魏軍權政權落入司馬氏手中，史稱高平陵事件。
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奐禪位於司馬炎，改元泰始，是為晉武帝。曹魏滅亡，西晉開始。
司馬炎在位初期，革新政治，振興經濟。厲行節儉，推行法治， 頒行戶調式，促進人口增長，使得經濟社會呈現繁榮景象，史稱“太康之治”。 鹹寧五年（279年），發動晉滅吳之戰，實現全國統一。此後，驕奢淫逸，怠惰政事，分封諸王，為“八王之亂”埋下隱患。
公元290年，晉惠帝司馬衷即位。
魏晉時期，流行“玄學”，玄學強調“有生於無”，道生於無，不生於自然，也就是道先於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學屬於唯心論範疇。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二人立論以無為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著腐朽的生活。
除了玄學意外，佛教也在中國迎來了大發展。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特別是被亂世所困擾時，便想找一種希望和寄托，這促使人們將希望都寄托在了佛的世界。魏晉間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朱士行到於闐國求梵書及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遊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於世。
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鬥爭也開始萌芽。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爭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貶低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爭，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衝突。 佛道之爭中，道教是比較被動的，不僅造出一個傳說，強調佛陀是老子變的，而且還大量抄襲佛經的內容。
道家追求清靜無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佛家追求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破除分別心，放下執念貪嗔癡。佛道之爭，爭來爭去，道教爭的不過是名利，佛教爭的不過是香火，都偏離了道家和佛家的本來麵目。
公元281年，一座戰國墓出土大批古書，《竹書紀年》即是其一。
《竹書紀年》全書共13篇，記載了夏、商、西周、春秋時的晉國以及戰國時的魏國的曆史，按年編次。《竹書紀年》不以儒家的“仁義道德”為指導思想，大量記載古代“放殺”的曆史，比如書中記載了啟殺益、太甲殺伊尹等事件。此外，書中很多事件的記載也和其他史書的記載頗有出入。比如：書中記述，自周受命直到周穆王時應該是100年，而並不是周穆王100歲等。《竹書紀年》一書，以記載王室爭權奪利的鬥爭為核心。
《竹書紀年》因其寫作的思想和所記內容與正統的儒家思想大相徑庭，受到後世儒家貶斥，該書的學術地位日漸下降，甚至被稱為“荒誕”之書。但是，現在的曆史學家對《竹書紀年》仍十分重視。
公元291年，西晉皇族為爭奪中央政權而引發內亂，史稱八王之亂。
公元304年，氐族領袖李雄占成都，自稱“成都王”，史稱成漢。
公元304年，匈奴貴族劉淵起兵於離石，史稱前趙，是五胡建國的開始。
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勸說下，於建康登基，東晉開始。
公元420年，劉裕代晉自立，定都建康，國號宋。
公元439年，鮮卑北魏統一北方。
公元502年，蕭衍稱帝，改國號為梁，是為梁武帝。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他稱帝之前，在基層政權機構幹過一些年，有一定的從政經驗，對齊末的腐朽統治耳聞目睹。故即位後，所實行的政策大都對梁的政治的安定，經濟的複蘇發展有益。 南朝梁後期國政敗壞，導致侯景之亂，戰火使南朝的社會經濟遭到巨大破壞。
梁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後來又篤好佛教，相傳梁普通年間，南天竺僧人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傳播禪法，後為武帝聞知，於普通八年（527年）迎來建康。
梁武帝問達摩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雲：“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摩雲：“不識。”
達摩和梁武帝對話後，梁武帝深感懊悔，得知達摩離去的消息後，馬上派人騎騾追趕。追到幕府山中段時，兩邊山峰突然閉合，一行人被夾在兩峰之間。達摩正走到江邊，看見有人趕來，就在江邊折了一根蘆葦投入江中，化作一葉扁舟，飄然過江。
公元549年，蕭衍躺在台城皇宮淨居殿，嘴裏發苦，索要蜂蜜不得，在發出了兩聲”嗬！嗬！”的聲音後，便在饑渴交加中逝世。
《容齋隨筆》：予觀梁武帝啟候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複何恨。”其不知罪知已亦甚矣！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589年滅陳朝，方使中國結束了300年的動亂和分治。
楊堅是被尼姑撫養長大的，這位尼姑不僅照顧了楊堅的生活，還給他起了小名“那羅延（金剛不壞）”。
隋文帝即位後，在政治、經濟等製度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修定刑律和製度，使適合於南北統一後的中國。在中央實行三省六部製，將地方的州、郡、縣三級製改為州、縣兩級製，由此鞏固了中央集權。
公元581年，針對北周刑法繁雜苛酷的情況（史稱“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即命高熲、鄭譯、楊素、常明、韓濬、李諤、柳雄亮、裴政等人，於北魏、北齊舊律的基礎上改定新律
公元583年，又以“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斷獄，猶至萬數”的原因，特敕命蘇威、牛弘等人本著刪繁就簡的原則，修改《新律》，主旨在於“權衡輕重，務求平允，廢除酷刑，疏而不失”，完成了曆史上著名的《開皇律》。
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製，自此選官不問門第。
統一全國後，楊堅勵精圖治，開創了輝煌的“開皇之治”。不過時值盛世，卻有人發現了危機。
《資治通鑒》：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禦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隋書》：寶常嚐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
公元604年，楊廣即位，改年號為大業。
公元607年，楊廣頒《大業律》。楊廣修訂了法律，主要是對隋文帝末年比較嚴酷的法律進行了改革。
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凡五百條，為十八篇。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
在位期間，楊廣對內修造大運河，營建東都洛陽，遷都洛陽，窮奢極欲，濫用民力，賦稅征斂繁重，使百姓怨聲載道。對外頻繁發動戰爭，攻滅吐穀渾、征討流球，三征高句麗致使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人民難以生存，最終引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導致隋朝崩潰滅亡。
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之後，李淵認為“民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在對現實社會和傳統慣性的考量中，選擇了儒家作為治國的核心思想。李淵還下詔編撰了《藝文類聚》。《藝文類聚》是唐代文學家、書法家歐陽詢與令狐德棻、陳叔達、裴矩、趙弘智、袁朗等十餘人於武德七年（624年）編纂而成的一部綜合性類書，該作品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類書，它保存了中國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許多詩文歌賦等文學作品。
在宗教方麵，麵對隋末唐初極為興盛的佛教，李淵采取抑製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請求滅佛，認為佛教宣傳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來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而佛教卻與此背道而馳。李淵最後因為“玄武門之變”而禪位，故沒有實施傅奕的滅佛思想。
公元626年，玄武門之變發生，之後不久，李淵傳位於李世民，是為唐太宗。
《貞觀政要·論政體》：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征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說，恐敗亂國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既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鹹以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闕破滅，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征之力也。”顧謂征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資治通鑒·唐紀》：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唐太宗雖然重視教化，但是也沒有放鬆法治。“先存百姓”是唐太宗法製思想中的精髓。同時隨著唐太宗對君民之間關係理解得愈加透徹，更是將君民關係比喻為舟和水，他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正是因為唐太宗對君民關係有了重新的審視，提出並踐行了“先存百姓，安人寧國”的法製思想，才為“貞觀之治”的實現夯實了基礎。
宰相房玄齡重視吏治，認為吏治問題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國之要道。
公元638年，禪宗六祖惠能出生了。
惠能三歲喪父，稍長靠賣柴養母度日。因聽人念《金剛經》，得知是黃梅弘忍處傳授，於是在龍朔元年時，赴黃梅參見弘忍，作“行者”，在碓房舂米。後弘忍為選嗣法弟子，命寺僧各作一偈。上座神秀主張漸悟，作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主張頓悟，讓人代書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得到弘忍讚許，密授法衣。因懼人爭奪法衣，迴到嶺南，混跡市間十六年。
慧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他說自心既不攀緣善惡，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因此，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就是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動作裏，也可體會禪的境界。這就不同於北宗的教人靜坐看心，認為那樣將心境分為兩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他教人隻從無念著手，並不限於靜坐一途。
強調“見自性清淨，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
公元705年，太子李顯、宰相張柬之、崔玄暐等大臣在首都洛陽紫微城 發動兵變，逼迫女皇帝武則天退位，複辟唐朝。
公元712年，李旦把帝位讓給了李隆基，改元先天。
公元713年，“先天政變”後，李隆基把年號改為開元。
唐玄宗李隆基生在帝王家，處於政治鬥爭的核心，更能感受到權利鬥爭的殘酷無情，他充滿了對權力的渴望，也對對人性有著深刻認識。
他見識過人性惡的一麵，殘酷的宮廷內鬥，導致他年幼喪母，他爹李旦也差點被冤殺，也見識過人性善的一麵，安國胡人安金藏大義剖腹，剜心救主。
通過“唐隆政變”，“先天政變”成功奪權之後，早期的唐玄宗對人性還有期待，修建德風亭，“德風”一語，出自《論語·顏淵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執政之初，他采納姚崇的意見：武後執政以來，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所以提倡文教，政治上任用賢能，改革官職，整頓吏治，讓朝政穩定。朝政穩定後，李隆基開始行政改革，到開元八年，行政改革的內容幾乎完全是恢複和貫徹武後建立統治前奠定的行政準則。
隨著政治上的成熟，唐玄宗逐漸意識到單靠文教不足以治理國家。
李林甫法家思想迎合了唐玄宗的治國理念，而作為標準的法家行為，李林甫的行為不為世人所讚同，也是情理之中的。
隨後，在唐玄宗的支持之下，李林甫拉開了改革大唐的序幕，很多人將李林甫比喻為低配版的王安石，就結果而言，李林甫其實比王安石取得的成就要高不少。
開元二十二年，修訂刑律，唐律自此簡潔、係統，便於執行，天下刑案為之一空。
開元二十四年，府兵改募兵，邊塞之地招募兵源，內地兒郎，不再受征發煩擾。
開元二十五年，進奏《長行旨》，將以前由國家規定的統一稅率、勞役，變得更加貼近實際地方情況，實為製度上的一大創舉。
開元二十五年，整治科考，將唐代一直盛行的潛規則——托關係，走門路的方法，徹底掐斷，所有試卷一律由中書門下二次複核，也就最大程度上杜絕了營私舞弊的現象。
公元755年，杜甫在十一月寫下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十二月的時候，安史之亂發生，被評價為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倉皇出走，當走到馬嵬驛，士兵叛亂，殺了楊國忠父子。
權利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像楊國忠這種不學無術，德才都不配位的人擁有了權利，隻會禍國殃民，最後害人害己，父子倆都被亂兵殺害。
唐玄宗接受高力士的勸言，為求自保，不得已之下，賜死了楊貴妃。
唐玄宗最廣為人知的兩件事，就是開創了“開元盛世”和楊玉環的愛情故事。
唐玄宗前半生為了權力和江山社稷而活，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開創了盛世之後，李隆基逐漸開始滿足了。後半生的他為了自己而活，沉迷享樂，與楊玉環的愛情故事更是可歌可泣。他的生命中，江山美人，他都有過。不過是作為開創開元盛世的盛世明君讓他更開心，還是作為和楊玉環演繹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中的三郎讓他更開心呢？大概都曾經讓他開心吧！
公元756年，李亨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肅宗即位後，派人四處尋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靈武。
李泌出身遼東李氏 。自幼聰穎，深得唐玄宗賞識。李泌成年後，非常博學，擅長研究《易經》，常遊曆於嵩、華、終南諸山之間，慕神仙不死之術。
李泌曾經寫詩譏誚寵臣楊國忠、安祿山等，楊國忠於是誣稱他曾寫《感遇詩》諷刺朝政，結果李泌被送往蘄春郡（今湖北蘄春）安置。
這些經曆讓李泌早早意識到權力的利害關係，此事之後，李泌脫離了朝廷，“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
《長歌行》：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複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氣誌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
不過，時局的變化讓他安心修道之路橫生枝節，被肅宗啟用後，他又進入了朝廷這個權力的是非之地。李泌的謀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輔佐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之後，又在德宗朝參與內政、外交、軍事、財政等方麵的籌劃，對內勤修軍政、調和將相，對外聯結迴紇、大食等國遏製吐蕃，達成“貞元之盟”，使邊陲安定，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貞元時期唐帝國的穩定。
安史之亂後，君權多弱，相權又不專，導致朝官內部爭權奪利、各結朋黨，排斥異己。憲宗在位時已經關注朝官結黨傾向，多次與宰相討論朋黨問題。憲宗以後，出現了影響朝政四十餘年的所謂“牛李黨爭”。
公元819年，韓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三歲而孤，隨兄嫂生活。自幼攻讀六經百家之書，於貞元八年（792年）登進士第。
韓愈鄙六朝駢體文風，推崇古體散文，其文質樸無華，氣勢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開古文運動之濫觴。後人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原性》：性也者，與生俱生也。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柳宗元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並稱為“韓柳”。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唿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唿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唿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種樹郭橐駝傳》：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複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封建論》：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製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斷刑論》：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
《駁複仇議》：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製，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捕蛇者說》：餘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嚐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唿！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劉禹錫與柳宗元並稱“劉柳”。
《天論》：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餘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製，其用在是非。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鹹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鹹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
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
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雲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雲爾。生乎治者，人道明，鹹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公元840年，唐武宗李炎即位，推行一係列“滅佛”政策，史稱“唐武宗滅佛”。
公元875年，王仙芝起義。
公元878年，王仙芝戰死，黃巢起義。黃巢起義以殘酷的手段擊潰了門閥士族，後來在各鎮節度使的夾擊下，黃巢起義方才平息。這次起義後，超強藩鎮開始出現，打破此前各藩鎮間的均勢。
公元907年，朱溫受禪，建國號為梁。唐朝滅亡，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五代時期，中原王朝不斷更迭，政治形勢極不穩定，社會生產基本陷於停滯，對人民生活和社會經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五代十國時期有個著名宰相馮道，曆經四朝十代君王，世稱“十朝元老”。
馮道有兩首很知名的詩。
《偶感》：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天道》：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馮道也對人性有很深的認識，並寫了《榮枯鑒》來審視人性，裏麵寫了如何定義小人，防範小人，戰勝小人。
《榮枯鑒·圓通卷》：善惡有名，智者不拘也，天理有常，明者不棄也。道之靡通，易者無虞也。
惜名者傷其名，惜身者全其身。名利無咎，逐之無罪，過乃人也。
《榮枯鑒·節義卷》：外君子而內小人者，真小人也。外小人而內君子者，真君子也。德高者不矜，義重者輕害。
《榮枯鑒·降心卷》：以智治人，智窮人背也。伏人攝心，其誌無改矣。
仁堪誅君子，義不滅小人，仁義戒濫也。恩莫棄賢者，威亦施奸惡，恩威戒偏也。
公元960年，趙匡胤和趙普等密謀策劃陳橋兵變，之後趙匡胤順利地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宋朝。
陳橋兵變的主要策劃人趙普，雖讀書少，但喜觀《論語》，其“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對後世很有影響，成為以儒學治國的名言。
太祖皇帝嚐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公元976年，宋太宗趙炅即位，改元太平興國。
趙炅鼓勵獻書，搜求書籍，在宮中搜集的書籍的基礎上，命文臣編纂了《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大類書，與其子宋真宗時編纂的《冊府元龜》合稱“宋四大書”
趙炅比趙匡胤更加崇尚道教，使道教勢力膨脹。他在位時營造了大量道觀，如皇建院、天壽院、觀音院、普淨院、定力院、等覺院等。他還收集道書，共得7000餘卷（整理為3737卷）。他本人也愛讀《老子》，崇尚黃老思想。
趙炅並未因崇道而廢佛，對佛教仍然禮遇。他在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雍熙三年（986年）三次下詔普度，使大約二十萬人出家為僧。又大修佛寺，在太平興國寺建譯經院（後改名傳法院），翻譯佛教經典，甚至要求宰相讀佛家經典，被認為是宋朝最重視佛教的皇帝。
公元997年，宋真宗趙恆即位。
趙恆早年曆封韓王、襄王和壽王，曾任開封府尹。至道元年（995年），被冊立為太子。至道三年（997年），即位為帝。在位之初，任用李沆、呂端等為相，勤於政事，促成“鹹平之治” 。與此同時，宋朝在西部的軍事退縮，促成了夏州黨項政權的崛起 。在數次交戰後，宋遼關係由對抗逐漸轉向和解。景德元年（1004年），在宰相寇準的勸說下，趙恆禦駕親征，挫敗遼軍於澶淵，最後與遼達成“澶淵之盟”，實現兩國百年間的和平。在位後期，沉溺於“東封西祀”之中，廣建宮觀，粉飾太平，勞民傷財，導致社會矛盾加深。
宋真宗寫了一首《勵學篇》勉人讀書，盡管詩中有過分追求榮華富貴、功名利祿之嫌，但其生動形象的比喻千百年來久傳不衰。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誌，五經勤向窗前讀。
宋朝皇帝都用黃金屋、顏如玉來勸學，這也是為什麽宋朝讀書人津津樂道的時代，我當初也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結果書中啥也沒有，休學在廣州落魄時，感慨最無一用是書生。
公元1022年，宋仁宗趙禎即位。
宋朝重視文人，這使得宋朝的文化得到了繁榮發展，唐宋八大家有六位都在宋仁宗時期陸續出場。
歐陽修視綱常倫理為支配曆史興亡之“道”，思考“曆史盛衰之理”，引“理”入“史”，以《易》解史，開一代史學風氣，具有很高的史學成就。
歐陽修對文與道的關係持有新的觀點。首先，歐陽修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 其次，歐陽修文道並重。 此外，他還認為文具有獨立的性質。這種文道並重的思想有兩重意義：一是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二是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這無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學的地位。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係，他讚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隻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並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以“仁”為懷。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
“荊公新學”提出“萬物一氣”的命題，認為“氣”生成“五行”，構成萬物。認為人具有感覺和思維能力，能認識世界萬物，“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致一論》）。聖人可學而成，王道當可求而致。追求“德政”理想，相信“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王霸論》）。欲從儒家經書中尋找“變法”理論依據，與子王雱及呂惠卿重注《詩》、《書》和《周禮》，合稱《三經新義》，並於熙寧八年（1075）頒布於學校，成為法定教材，以統一國人思想。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政治氣魄進行變法。主張培養“為天下國家之用”的經世人才，罷無用之詩、賦，用經義、論、策代帖經、墨義以取士。學校改革以務實為歸旨，創“三舍法”，嚴明考核和管理製度。
蘇軾、蘇洵、蘇轍三人合稱為三蘇，蘇洵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蘇軾是蘇轍的哥哥。蘇氏父子是四川眉山人，他們創立的學派被稱為蜀學。
蜀學的特點是駁雜不純。蘇軾、蘇轍融儒、釋、道為一爐的思想傾向更為明顯。
哲學上蜀學以道為最高範疇，認為道不可言，不可見，“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東坡易傳》卷七）。陰陽亦不可見，不可言，“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同上）。陰陽交然後生物，其始為水。蘇氏以道為萬物本根，但由於他們以虛無為道，道生萬物因而也就是自無至有的過程，“至虛極於無，至實極於有。無為大始，有為成物”（同上）。“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蘇轍：《老子解》）。
在心性問題上，蘇氏亦受佛、老思想影響。蘇軾認為，性亦不可見、不可言。無論是日修其善而消其不善，還是日修其不善而消其善，最後總有“不可得而消者”，這既不能增加又不能減少、恆定不變的東西就是性。蘇轍則直接以佛教禪宗思想詮釋《中庸》的中、和，未發、已發，亦即性、情。他說，“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六祖所雲：‘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老子解》）總之，蜀學在天道、人性等儒學根本問題上都“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摹而言之”。
蜀學混淆儒、釋、道三家界限還表現在：他們認為，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而老子棄絕仁義禮樂，實質上沒有什麽不同，不同的隻是治世的方法。孔子是“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因為道太玄妙，示人就道，反而會使人迷惑不解；而老子則“老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東坡易解》）。蘇氏不僅割裂道器，也混淆了孔、老之道。
在政治上，蜀學的代表人物對北宋社會弊端叢生感到不滿，對北宋的積貧、積弱的局麵感到憂慮，主張改革。但對王安石領導的熙寧變法采取抵製態度。蘇軾曾上書宋神宗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貴。”他以正人心、淳風俗反對王安石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但對後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盡廢新法的做法也加以反對。
他們三人都寫了《六國論》。
蘇洵《六國論》：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蘇澈《六國論》：嚐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裏之秦，而不免於死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嚐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蘇軾《六國論》：國之有奸，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公元1044年，範仲淹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 ，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幸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範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範仲淹幼年喪父，因母謝夫人改嫁長山朱氏，遂更名朱說。
《嶽陽樓記》：嗟夫！予嚐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公元1063年，宋英宗趙曙即位。
公元1067年，宋神宗趙頊即位。
公元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麵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麵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早在仁宗時，王安石就力主變法，《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誌之士，訁思訁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為了變法，王安石也做了很多準備工作，試點也很成功。但放到全國，因為考核製度不健全，用人不當等原因，變法沒有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標，王安石也被許多人詆毀。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嚐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讚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誌，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
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其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 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嚐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製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
司馬光是慶曆新政的支持者，希望進行官僚機構的內部改革，節約國家財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他一開始就反對王安石變法，他主編了《資治通鑒》，希望從曆史中借鑒成功經驗，吸取失敗教訓，他用西漢蕭規曹隨的典故勸說宋神宗放棄變法。他反對王安石變法，必定是從曆史中嗅出了什麽，覺得變法不可控，所以堅決反對。而最後，也是如他所言，雖然國庫豐盈了，但民間更加貧窮，變法最終失敗了。
等到司馬光當政後，並未保留變法中合理的部分，一刀切地廢除。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人品都很高尚，都有利國利民之心，堪稱賢能君子。兩人早年交好，兩個人還以虱子為題寫詩互和。不過後來因為政見不同，最終分道揚鑣。如果兩個人對變法的態度還屬於一心為公的君子之爭，那麽後期的新舊黨爭，卻完全淪為了謀取私利的小人之爭，後患無窮。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
章惇：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
向太後還政後不久，反對立徽宗為帝的左相章惇被罷相，韓忠彥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當時守舊派與變法派的鬥爭日趨激化，也有官員認為元佑、紹聖均有失誤，應該消除偏見，調和矛盾。於是改次年為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誌，永綏斯民”。 但是新舊黨爭不僅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
靖康元年（1126年）閏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五日，東京之戰失利，金軍攻破汴京，金帝廢宋徽宗與子欽宗趙桓為庶人。
金天會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朝又將二帝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北舊古城）軟禁。到達五國城時，隨行男女僅140餘人。流放期間徽宗仍雅好寫詩，讀唐代李泌傳，感觸頗深。
就這樣盛極一時的北宋亡了，而且是被落後的部落蠻夷打敗的，好像不可思議，但是又在情理之中，除了北宋內部政治腐朽，內耗嚴重以外，在沒有武器技術代差的情況下，天下為公的部落軍隊組織力和靈活性明顯強於天下為家的國家軍隊。
公元1127年，宋高宗趙構即位，南宋開始。
趙構在徽宗時曆封蜀國公、廣平郡王、康王。欽宗時，金軍第一次南下並包圍東京開封府之際，他一度入金營為質。靖康元年（1126年）金軍第二次南下之際，他奉命出使金營求和，中途折返，駐節相州，受任河北兵馬大元帥。不久，靖康之變發生，東京失守，他輾轉至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在元佑皇後孟氏的指定下登基，改元建炎，建立南宋。
趙構的爭議性很大，他對南宋和金朝的實力對比和形勢判斷卻很符合實際。
公元1130年，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出生了。
朱熹幼年喪父，隨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依父友劉子羽生活，受業於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先生。
朱熹繼承了二程的理論，主張存天理、滅人欲。存理滅欲經過朱熹的提倡而成為理學的代表性觀點。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心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
聖賢千言萬語，隻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程朱理學”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官方哲學。
公元1162年，宋孝宗趙昚即位。
趙昚生於秀州（今浙江嘉興），初名伯琮，是宋太祖趙匡胤七世孫，宋朝的皇位再次迴到宋太祖一係。
趙昚即位之初，銳意進取，平反嶽飛，起用張浚，發動隆興北伐，試圖收複中原，然而慘遭敗北，不得已與金朝締結隆興和議，恢複了宋金之間的和平狀態。此後，他注重內政，整頓吏治，裁汰冗官，重視理財，賑濟百姓，南宋呈現安定局麵，史稱“乾淳之治”。趙昚也被認為是南宋最有作為、最賢明的皇帝，史家譽之為“南渡諸帝之稱首”。
愛新覺羅·弘曆：孝宗有猷有為，足以興複，而天不祚宋，值金世宗之賢，無釁可乘。
金世宗完顏雍早年受封葛王，海陵王完顏亮攻打南宋時，他出任東京遼陽府留守，後被擁立為帝，改元大定。即位後，鎮壓契丹移剌窩斡起義，擊退了南宋隆興北伐，簽署《隆興和議》，開啟了南北四十餘年的和平局麵，推動金朝轉入和平發展軌道。內政和經濟方麵，勤政節儉，選賢治吏，輕賦重農，尊崇儒學，他本人也十分樸素，不穿絲織龍袍，使金朝國庫充盈，百姓小康，實現了“大定之治”的繁榮局麵，完顏雍也被稱為“小堯舜”。他注意保持女真舊俗，推行“女真為本”的民族政策，但無法從根本上扭轉猛安謀克製度的衰落。同時，他亦未能有效處理漠北的蒙古等遊牧民族的威脅，埋下巨大隱患。
公元1206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
鐵木真早年喪父，被敵對部族驅逐，投奔克烈部。後集合部眾，於1189年被推舉為蒙古乞顏部可汗，經過一係列戰爭，在1204年基本統一蒙古高原諸部。1206年在斡難河源即皇帝（汗）位，建立大蒙古國。
公元1221年，全真教丘處機應鐵木真之邀，自宣德州（治今河北宣化）出發，不遠萬裏西行。次年（1222年）三月，丘處機自撒馬爾罕前往行宮，覲見當時正在攻滅花剌子模迴軍路上的鐵木真。八月，丘處機再次啟程覲見鐵木真。九月至十月，鐵木真三次問道於丘處機，並取得了滿意的成果。
在這之前，金宣宗、宋寧宗先後派人請他去做客，丘處機都拒絕了。丘處機認為，金國皇帝有“不仁之惡”，宋朝皇帝有“失政之罪”，不願意去見他們。
丘處機的師父王重陽以內丹修煉為基礎，提倡三教合一，主張無心忘言，柔弱清靜，正心誠意，少思寡欲，出家修行；因內修“求返其真”，主張功行雙全，以期成仙證真，所以叫“全真”。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臨終遺囑：利用宋、金世仇，聯宋滅金。
公元1233年，蒙古軍進占金朝南京。次年正月，宋將孟珙率軍2萬，配合蒙古軍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完顏守緒自殺，金亡。金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戰後，南宋滅亡。
《史記》記載，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病死，胡亥在趙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為太子，並承襲帝位。
趙高幾乎以一己之力說服了胡亥和李斯廢適立庶，他對人性趨利避害的本性可見一斑。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曆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的反秦起義。
公元前202年，劉邦贏得楚漢之爭，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而個大統一王朝——漢朝。
漢初三傑，張良、蕭何崇尚黃老之學，韓信崇尚治軍嚴明，以奇用兵。
西漢初年，黃老學說受到重視，講究政治上無為而治；經濟上輕徭薄賦；思想上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
漢高祖劉邦也不喜儒學。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鬥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唿，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原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複也。臣原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後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後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後複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劉邦從一個鬥雞走狗的布衣，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完成了當初“大丈夫當如此”的夢想，其胸襟和氣魄可謂恢弘廣大，成就了大漢幾百年的基業。
公元前157年，漢景帝劉啟即位。
劉啟10歲時被立為太子，期間誤殺劉濞之子，被劉濞懷恨在心，暗中伺機謀反。後元七年，漢文帝逝世，劉啟登基為帝。即位初期，采納晁錯削藩的建議，削奪各諸侯王的封地。景帝三年，劉濞聯合六位諸侯王，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後劉啟殺掉晁錯企圖平息叛亂無果，又任命周亞夫為將，曆時三月平定叛亂。
劉啟繼承漢文帝黃老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重農抑商，輕徭薄賦，實行三十稅一，厲行節儉，減輕刑罰，振興文教，略修禮儀。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麵，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雲，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竇太後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後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後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後默然，無以複罪，罷之。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劉徹繼位。
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迴答漢武帝的問題時，迴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製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古代的封建正統思想就開始確立了。
董仲舒關於人性品級和本質的理論。三品，三個品級，指聖人之性、中民之性、鬥筲之性。聖人之性不教而善，中民之性待教而善，鬥筲之性教而不善。董仲舒性三品論是在繼承孟子和荀子人性論的基礎上，將人性論納入其陰陽兩分的天人哲學體係之中，而提出的性情二元、質分三等的觀點。董仲舒對人性本質的看法，就先天本性而言，與先秦告子和荀子的看法相近。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漢武帝時，就開始關注土地兼並的問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公元前74年，漢宣帝劉詢即位。
漢宣帝幼年遭受巫蠱之禍，生長於民間。元平元年（前74年），昌邑王劉賀被廢，大將軍霍光擁立他為帝，改名劉詢。
《漢書·元帝紀》載：宣帝的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嚐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日：‘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日：‘亂我家者，太子也!”’
公元前53年，儒家代表人物揚雄出生了。
揚雄少年好學，不為章句之學而博覽多識，沉默好思。40歲後始遊京師，以辭賦而聞名。得到漢成帝的重視，任給事黃門郎，結交王莽。揚雄曆成、哀、平三世，不能升遷。王莽篡位後，揚雄校書天祿閣，因符命案受牽連，被迫投閣，未死。後複召為大夫。天鳳五年（18年），去世，時年七十一歲。
揚雄提出以“玄”作為宇宙根源的學說，強調如實地認識自然現象的必要。
《太玄經》：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土比），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讚上群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鹹貞。
揚雄認為人之性的善惡混。
《揚子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
《揚子法言·君子卷》：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
揚雄認為治國還是儒家禮樂好，他反對秦晉法家把人當牛馬的治國方式。
《揚子法言·問道卷》：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貊。
公元9年，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傳國玉璽，接受孺子嬰禪讓後稱帝，入高祖廟拜受，禦王冠即天子位，改國號為“新”。
王莽作為當時的道德完人，受到全國上下各個階層狂熱的支持。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民選”皇帝，在萬眾期待中稱帝。他稱帝後，揚雄專門寫了《劇秦美新》來誇他。
王莽登基後，進行了托古改製，下令變法。王莽將全國土地改為“王田”，限製個人占有數量；奴婢改稱“私屬”，均禁止買賣；各家超出土地規定的，要把地分給九族或鄰裏；無田的人家按照一夫百畝的標準受田；違抗不遵者流放遠裔。次年，王莽又下詔推行五均六筦，以控製和壟斷工商業，增加國家稅收，並由國家經營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業，不許私人經營。
在王莽推行新政時，屢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害出現，由於王莽改製不僅沒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劇烈動蕩，國庫也耗費殆盡無法撥款賑災，造成了民眾生存難以為繼。因此於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時，各地農民紛起，其中形成了赤眉軍和綠林軍兩大軍事勢力。
莽自知敗，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
公元23年，王莽在綠林軍攻入長安時被殺。
王莽是個理想主義者，為了實現儒家理想的大同社會，可謂是費盡心機，他真的想解決當時社會的問題，然而結局令人唏噓。
公元25年，劉秀正式稱帝，重建大漢王朝，定都洛陽，史稱東漢王朝。
劉秀即位後，首先致力於整頓吏治，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又加強監察製度，提高刺舉之吏的權限和地位。劉秀采取諸多措施安定民生，恢複殘破的社會經濟。
東漢未能解決西漢的土地兼並問題，但是戰亂死了很多人，減緩了人地矛盾。
公元27年，王充出生了。
王充出身細族孤門，自小聰慧好學，博覽群書，擅長辯論。
王充提出“無神論”，構建了相對係統的無神論思想體係，試圖喚醒當時的百姓，打破人們對讖緯神學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導人們迴歸現實，以促進社會生活的正常化。 作為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與發展者，其思想以道家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麵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並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其思想雖屬於道家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雖是漢代道家思想的主張者但卻與漢初王朝所標榜的“黃老之學”以及西漢末葉民間流行的道教均不同。
《論衡·自然篇》：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
《論衡·辨祟篇》：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
《論衡·本性篇》：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
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麵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餘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論衡·須頌篇》：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優者有之。
《論衡·非韓篇》：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
《論衡·率性篇》：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儀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誌亦將可勉。
《論衡·定賢篇》：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為賢矣。
公元58年，大月氏國王旃陀羅跋摩騰、龍逢叉送和尚迦蓮迦葉、竺法蘭等18人，攜《四十二章經》至洛陽，佛教傳入中國。
佛教傳入後，得到了皇帝和士族、庶民的支持，逐漸在民間傳播。《後漢書·西域傳》中提到，東漢明帝曾夢見金人，並命令尋找佛經。這可能是東漢政權對佛教的一種支持態度。同時，一些名流士族也對佛教產生了濃厚興趣，如蔡邕、班固等。民間信仰逐漸興起，人們開始信奉佛教，並在家中供奉佛像。
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雖然在政府軍的強力鎮壓下最終被平定，但是整個天下卻更加地不穩定，戰亂頻繁。
公元189年，漢靈帝去世，東漢朝廷陷入了外戚宦官的權力鬥爭，之後又出現董卓亂政，董卓又被呂布所殺，朝廷又陷入李傕與郭汜的鬥爭與混戰之中。
公元195年，漢獻帝東逃洛陽，被曹操迎立到許都，朝廷才穩定下來，整個天下卻陷入了地方軍閥混戰的局麵。
東漢末年，社會矛盾爆發，瘟疫戰爭並存，民不聊生，曹操《 蒿裏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 ，念之斷人腸。
公元220年，曹丕迫使漢獻帝禪讓帝位， 定都洛陽，國號“魏”，漢朝正式結束。
曹魏建立後，曹操被追尊為太祖，諡號武皇帝。
許劭對年幼的曹操評價過一句話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曹操少年間任俠放蕩，是個熱血青年，一心忠於漢室。從刺殺董卓，悍不畏死，到誤殺呂伯奢後，“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再到對討伐董卓時，“豎子不足與謀”，然後獨自率軍前往，最後所帶兵馬幾乎全軍覆沒。曹操就這樣一步步的失望，對人性失望，對漢王朝失望。後來，他殺荀彧，做魏公，成為了亂世之奸雄。
陳壽：“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文帝曹丕畢竟篡漢為帝，所以他的形象不怎麽光彩，但是他卻是個文武雙全的人。
曹丕除了在政治上確立了九品中正製，集中皇權，整肅官風以外，他在文化領域的影響巨大。
曹丕為魏太子時，就寫了《典論》，裏麵的《論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著作，他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稱帝後，命令桓範、劉劭、王象、韋誕、繆襲等人編纂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開官方組織編纂類書的先河。
陳壽：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誌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漢魏時期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稱三曹。
三曹在政治上都非常重視人才，曹操寫了《求賢令》，希望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曹植寫了《七啟》勸隱士出山，建功立業；曹丕寫了《大牆上蒿行》，以入世的物質享受誘發隱士們出山，為其建功立業。
雖然曹植也有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想要在政治上“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不過他在政治上被嚴加防範和限製，隻在文學上留下盛名。
謝靈運：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鬥。
公元221年，劉備稱帝，定都成都，國號“漢”，史稱蜀漢。
劉備能建立蜀漢政權，除了自身弘毅寬厚以外，就是能夠任人唯賢，知人善任。
劉備：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
由於劉備的弘毅寬厚，所以蜀漢是在三國誌中唯一找不到屠城記錄的。
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來幫助自己打天下的故事也被傳為佳話。
諸葛亮就在隆中隱居時，平日喜歡吟誦《梁甫吟》，又常以管仲、樂毅自比，管仲是法家代表人物，樂毅是軍事家，可見諸葛亮擁有法家治國思想和治軍思想。
諸葛亮對人性也有深刻的認識，他在《將苑 · 卷一 · 知人性》寫到，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諸葛亮治國是法、禮並用，威、德並行，強調“訓章明法”、“勸善黜惡”，亦即以法為體，著重公平客觀原則；以德為用，著重教化為本。以商鞅之法，卻不迷信其權威主義，取其理法，結合儒家教化，把行法與教化合而為一。經過這樣的“法治革新”運動，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明顯提高，吏治也逐漸清明。
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定都建鄴，國號“吳”，史稱東吳。
陳壽：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賜厥孫謀以燕冀於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
公元249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洛陽至高平陵掃墓，起兵政變並控製京都。自此曹魏軍權政權落入司馬氏手中，史稱高平陵事件。
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奐禪位於司馬炎，改元泰始，是為晉武帝。曹魏滅亡，西晉開始。
司馬炎在位初期，革新政治，振興經濟。厲行節儉，推行法治， 頒行戶調式，促進人口增長，使得經濟社會呈現繁榮景象，史稱“太康之治”。 鹹寧五年（279年），發動晉滅吳之戰，實現全國統一。此後，驕奢淫逸，怠惰政事，分封諸王，為“八王之亂”埋下隱患。
公元290年，晉惠帝司馬衷即位。
魏晉時期，流行“玄學”，玄學強調“有生於無”，道生於無，不生於自然，也就是道先於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學屬於唯心論範疇。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二人立論以無為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著腐朽的生活。
除了玄學意外，佛教也在中國迎來了大發展。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特別是被亂世所困擾時，便想找一種希望和寄托，這促使人們將希望都寄托在了佛的世界。魏晉間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朱士行到於闐國求梵書及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遊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於世。
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鬥爭也開始萌芽。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爭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貶低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爭，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衝突。 佛道之爭中，道教是比較被動的，不僅造出一個傳說，強調佛陀是老子變的，而且還大量抄襲佛經的內容。
道家追求清靜無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佛家追求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破除分別心，放下執念貪嗔癡。佛道之爭，爭來爭去，道教爭的不過是名利，佛教爭的不過是香火，都偏離了道家和佛家的本來麵目。
公元281年，一座戰國墓出土大批古書，《竹書紀年》即是其一。
《竹書紀年》全書共13篇，記載了夏、商、西周、春秋時的晉國以及戰國時的魏國的曆史，按年編次。《竹書紀年》不以儒家的“仁義道德”為指導思想，大量記載古代“放殺”的曆史，比如書中記載了啟殺益、太甲殺伊尹等事件。此外，書中很多事件的記載也和其他史書的記載頗有出入。比如：書中記述，自周受命直到周穆王時應該是100年，而並不是周穆王100歲等。《竹書紀年》一書，以記載王室爭權奪利的鬥爭為核心。
《竹書紀年》因其寫作的思想和所記內容與正統的儒家思想大相徑庭，受到後世儒家貶斥，該書的學術地位日漸下降，甚至被稱為“荒誕”之書。但是，現在的曆史學家對《竹書紀年》仍十分重視。
公元291年，西晉皇族為爭奪中央政權而引發內亂，史稱八王之亂。
公元304年，氐族領袖李雄占成都，自稱“成都王”，史稱成漢。
公元304年，匈奴貴族劉淵起兵於離石，史稱前趙，是五胡建國的開始。
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勸說下，於建康登基，東晉開始。
公元420年，劉裕代晉自立，定都建康，國號宋。
公元439年，鮮卑北魏統一北方。
公元502年，蕭衍稱帝，改國號為梁，是為梁武帝。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他稱帝之前，在基層政權機構幹過一些年，有一定的從政經驗，對齊末的腐朽統治耳聞目睹。故即位後，所實行的政策大都對梁的政治的安定，經濟的複蘇發展有益。 南朝梁後期國政敗壞，導致侯景之亂，戰火使南朝的社會經濟遭到巨大破壞。
梁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後來又篤好佛教，相傳梁普通年間，南天竺僧人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傳播禪法，後為武帝聞知，於普通八年（527年）迎來建康。
梁武帝問達摩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雲：“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摩雲：“不識。”
達摩和梁武帝對話後，梁武帝深感懊悔，得知達摩離去的消息後，馬上派人騎騾追趕。追到幕府山中段時，兩邊山峰突然閉合，一行人被夾在兩峰之間。達摩正走到江邊，看見有人趕來，就在江邊折了一根蘆葦投入江中，化作一葉扁舟，飄然過江。
公元549年，蕭衍躺在台城皇宮淨居殿，嘴裏發苦，索要蜂蜜不得，在發出了兩聲”嗬！嗬！”的聲音後，便在饑渴交加中逝世。
《容齋隨筆》：予觀梁武帝啟候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複何恨。”其不知罪知已亦甚矣！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589年滅陳朝，方使中國結束了300年的動亂和分治。
楊堅是被尼姑撫養長大的，這位尼姑不僅照顧了楊堅的生活，還給他起了小名“那羅延（金剛不壞）”。
隋文帝即位後，在政治、經濟等製度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修定刑律和製度，使適合於南北統一後的中國。在中央實行三省六部製，將地方的州、郡、縣三級製改為州、縣兩級製，由此鞏固了中央集權。
公元581年，針對北周刑法繁雜苛酷的情況（史稱“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即命高熲、鄭譯、楊素、常明、韓濬、李諤、柳雄亮、裴政等人，於北魏、北齊舊律的基礎上改定新律
公元583年，又以“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斷獄，猶至萬數”的原因，特敕命蘇威、牛弘等人本著刪繁就簡的原則，修改《新律》，主旨在於“權衡輕重，務求平允，廢除酷刑，疏而不失”，完成了曆史上著名的《開皇律》。
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製，自此選官不問門第。
統一全國後，楊堅勵精圖治，開創了輝煌的“開皇之治”。不過時值盛世，卻有人發現了危機。
《資治通鑒》：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禦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隋書》：寶常嚐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
公元604年，楊廣即位，改年號為大業。
公元607年，楊廣頒《大業律》。楊廣修訂了法律，主要是對隋文帝末年比較嚴酷的法律進行了改革。
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凡五百條，為十八篇。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
在位期間，楊廣對內修造大運河，營建東都洛陽，遷都洛陽，窮奢極欲，濫用民力，賦稅征斂繁重，使百姓怨聲載道。對外頻繁發動戰爭，攻滅吐穀渾、征討流球，三征高句麗致使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人民難以生存，最終引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導致隋朝崩潰滅亡。
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之後，李淵認為“民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在對現實社會和傳統慣性的考量中，選擇了儒家作為治國的核心思想。李淵還下詔編撰了《藝文類聚》。《藝文類聚》是唐代文學家、書法家歐陽詢與令狐德棻、陳叔達、裴矩、趙弘智、袁朗等十餘人於武德七年（624年）編纂而成的一部綜合性類書，該作品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類書，它保存了中國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許多詩文歌賦等文學作品。
在宗教方麵，麵對隋末唐初極為興盛的佛教，李淵采取抑製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請求滅佛，認為佛教宣傳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來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而佛教卻與此背道而馳。李淵最後因為“玄武門之變”而禪位，故沒有實施傅奕的滅佛思想。
公元626年，玄武門之變發生，之後不久，李淵傳位於李世民，是為唐太宗。
《貞觀政要·論政體》：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征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說，恐敗亂國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既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鹹以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闕破滅，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征之力也。”顧謂征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資治通鑒·唐紀》：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唐太宗雖然重視教化，但是也沒有放鬆法治。“先存百姓”是唐太宗法製思想中的精髓。同時隨著唐太宗對君民之間關係理解得愈加透徹，更是將君民關係比喻為舟和水，他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正是因為唐太宗對君民關係有了重新的審視，提出並踐行了“先存百姓，安人寧國”的法製思想，才為“貞觀之治”的實現夯實了基礎。
宰相房玄齡重視吏治，認為吏治問題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國之要道。
公元638年，禪宗六祖惠能出生了。
惠能三歲喪父，稍長靠賣柴養母度日。因聽人念《金剛經》，得知是黃梅弘忍處傳授，於是在龍朔元年時，赴黃梅參見弘忍，作“行者”，在碓房舂米。後弘忍為選嗣法弟子，命寺僧各作一偈。上座神秀主張漸悟，作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主張頓悟，讓人代書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得到弘忍讚許，密授法衣。因懼人爭奪法衣，迴到嶺南，混跡市間十六年。
慧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他說自心既不攀緣善惡，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因此，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就是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動作裏，也可體會禪的境界。這就不同於北宗的教人靜坐看心，認為那樣將心境分為兩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他教人隻從無念著手，並不限於靜坐一途。
強調“見自性清淨，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
公元705年，太子李顯、宰相張柬之、崔玄暐等大臣在首都洛陽紫微城 發動兵變，逼迫女皇帝武則天退位，複辟唐朝。
公元712年，李旦把帝位讓給了李隆基，改元先天。
公元713年，“先天政變”後，李隆基把年號改為開元。
唐玄宗李隆基生在帝王家，處於政治鬥爭的核心，更能感受到權利鬥爭的殘酷無情，他充滿了對權力的渴望，也對對人性有著深刻認識。
他見識過人性惡的一麵，殘酷的宮廷內鬥，導致他年幼喪母，他爹李旦也差點被冤殺，也見識過人性善的一麵，安國胡人安金藏大義剖腹，剜心救主。
通過“唐隆政變”，“先天政變”成功奪權之後，早期的唐玄宗對人性還有期待，修建德風亭，“德風”一語，出自《論語·顏淵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執政之初，他采納姚崇的意見：武後執政以來，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所以提倡文教，政治上任用賢能，改革官職，整頓吏治，讓朝政穩定。朝政穩定後，李隆基開始行政改革，到開元八年，行政改革的內容幾乎完全是恢複和貫徹武後建立統治前奠定的行政準則。
隨著政治上的成熟，唐玄宗逐漸意識到單靠文教不足以治理國家。
李林甫法家思想迎合了唐玄宗的治國理念，而作為標準的法家行為，李林甫的行為不為世人所讚同，也是情理之中的。
隨後，在唐玄宗的支持之下，李林甫拉開了改革大唐的序幕，很多人將李林甫比喻為低配版的王安石，就結果而言，李林甫其實比王安石取得的成就要高不少。
開元二十二年，修訂刑律，唐律自此簡潔、係統，便於執行，天下刑案為之一空。
開元二十四年，府兵改募兵，邊塞之地招募兵源，內地兒郎，不再受征發煩擾。
開元二十五年，進奏《長行旨》，將以前由國家規定的統一稅率、勞役，變得更加貼近實際地方情況，實為製度上的一大創舉。
開元二十五年，整治科考，將唐代一直盛行的潛規則——托關係，走門路的方法，徹底掐斷，所有試卷一律由中書門下二次複核，也就最大程度上杜絕了營私舞弊的現象。
公元755年，杜甫在十一月寫下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十二月的時候，安史之亂發生，被評價為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倉皇出走，當走到馬嵬驛，士兵叛亂，殺了楊國忠父子。
權利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像楊國忠這種不學無術，德才都不配位的人擁有了權利，隻會禍國殃民，最後害人害己，父子倆都被亂兵殺害。
唐玄宗接受高力士的勸言，為求自保，不得已之下，賜死了楊貴妃。
唐玄宗最廣為人知的兩件事，就是開創了“開元盛世”和楊玉環的愛情故事。
唐玄宗前半生為了權力和江山社稷而活，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開創了盛世之後，李隆基逐漸開始滿足了。後半生的他為了自己而活，沉迷享樂，與楊玉環的愛情故事更是可歌可泣。他的生命中，江山美人，他都有過。不過是作為開創開元盛世的盛世明君讓他更開心，還是作為和楊玉環演繹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中的三郎讓他更開心呢？大概都曾經讓他開心吧！
公元756年，李亨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肅宗即位後，派人四處尋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靈武。
李泌出身遼東李氏 。自幼聰穎，深得唐玄宗賞識。李泌成年後，非常博學，擅長研究《易經》，常遊曆於嵩、華、終南諸山之間，慕神仙不死之術。
李泌曾經寫詩譏誚寵臣楊國忠、安祿山等，楊國忠於是誣稱他曾寫《感遇詩》諷刺朝政，結果李泌被送往蘄春郡（今湖北蘄春）安置。
這些經曆讓李泌早早意識到權力的利害關係，此事之後，李泌脫離了朝廷，“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
《長歌行》：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複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氣誌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
不過，時局的變化讓他安心修道之路橫生枝節，被肅宗啟用後，他又進入了朝廷這個權力的是非之地。李泌的謀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輔佐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之後，又在德宗朝參與內政、外交、軍事、財政等方麵的籌劃，對內勤修軍政、調和將相，對外聯結迴紇、大食等國遏製吐蕃，達成“貞元之盟”，使邊陲安定，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貞元時期唐帝國的穩定。
安史之亂後，君權多弱，相權又不專，導致朝官內部爭權奪利、各結朋黨，排斥異己。憲宗在位時已經關注朝官結黨傾向，多次與宰相討論朋黨問題。憲宗以後，出現了影響朝政四十餘年的所謂“牛李黨爭”。
公元819年，韓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三歲而孤，隨兄嫂生活。自幼攻讀六經百家之書，於貞元八年（792年）登進士第。
韓愈鄙六朝駢體文風，推崇古體散文，其文質樸無華，氣勢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開古文運動之濫觴。後人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原性》：性也者，與生俱生也。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柳宗元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並稱為“韓柳”。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唿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唿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
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唿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種樹郭橐駝傳》：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複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封建論》：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製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斷刑論》：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
《駁複仇議》：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製，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捕蛇者說》：餘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嚐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唿！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劉禹錫與柳宗元並稱“劉柳”。
《天論》：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餘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製，其用在是非。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鹹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鹹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
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
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雲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雲爾。生乎治者，人道明，鹹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公元840年，唐武宗李炎即位，推行一係列“滅佛”政策，史稱“唐武宗滅佛”。
公元875年，王仙芝起義。
公元878年，王仙芝戰死，黃巢起義。黃巢起義以殘酷的手段擊潰了門閥士族，後來在各鎮節度使的夾擊下，黃巢起義方才平息。這次起義後，超強藩鎮開始出現，打破此前各藩鎮間的均勢。
公元907年，朱溫受禪，建國號為梁。唐朝滅亡，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五代時期，中原王朝不斷更迭，政治形勢極不穩定，社會生產基本陷於停滯，對人民生活和社會經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五代十國時期有個著名宰相馮道，曆經四朝十代君王，世稱“十朝元老”。
馮道有兩首很知名的詩。
《偶感》：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天道》：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馮道也對人性有很深的認識，並寫了《榮枯鑒》來審視人性，裏麵寫了如何定義小人，防範小人，戰勝小人。
《榮枯鑒·圓通卷》：善惡有名，智者不拘也，天理有常，明者不棄也。道之靡通，易者無虞也。
惜名者傷其名，惜身者全其身。名利無咎，逐之無罪，過乃人也。
《榮枯鑒·節義卷》：外君子而內小人者，真小人也。外小人而內君子者，真君子也。德高者不矜，義重者輕害。
《榮枯鑒·降心卷》：以智治人，智窮人背也。伏人攝心，其誌無改矣。
仁堪誅君子，義不滅小人，仁義戒濫也。恩莫棄賢者，威亦施奸惡，恩威戒偏也。
公元960年，趙匡胤和趙普等密謀策劃陳橋兵變，之後趙匡胤順利地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宋朝。
陳橋兵變的主要策劃人趙普，雖讀書少，但喜觀《論語》，其“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對後世很有影響，成為以儒學治國的名言。
太祖皇帝嚐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公元976年，宋太宗趙炅即位，改元太平興國。
趙炅鼓勵獻書，搜求書籍，在宮中搜集的書籍的基礎上，命文臣編纂了《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大類書，與其子宋真宗時編纂的《冊府元龜》合稱“宋四大書”
趙炅比趙匡胤更加崇尚道教，使道教勢力膨脹。他在位時營造了大量道觀，如皇建院、天壽院、觀音院、普淨院、定力院、等覺院等。他還收集道書，共得7000餘卷（整理為3737卷）。他本人也愛讀《老子》，崇尚黃老思想。
趙炅並未因崇道而廢佛，對佛教仍然禮遇。他在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雍熙三年（986年）三次下詔普度，使大約二十萬人出家為僧。又大修佛寺，在太平興國寺建譯經院（後改名傳法院），翻譯佛教經典，甚至要求宰相讀佛家經典，被認為是宋朝最重視佛教的皇帝。
公元997年，宋真宗趙恆即位。
趙恆早年曆封韓王、襄王和壽王，曾任開封府尹。至道元年（995年），被冊立為太子。至道三年（997年），即位為帝。在位之初，任用李沆、呂端等為相，勤於政事，促成“鹹平之治” 。與此同時，宋朝在西部的軍事退縮，促成了夏州黨項政權的崛起 。在數次交戰後，宋遼關係由對抗逐漸轉向和解。景德元年（1004年），在宰相寇準的勸說下，趙恆禦駕親征，挫敗遼軍於澶淵，最後與遼達成“澶淵之盟”，實現兩國百年間的和平。在位後期，沉溺於“東封西祀”之中，廣建宮觀，粉飾太平，勞民傷財，導致社會矛盾加深。
宋真宗寫了一首《勵學篇》勉人讀書，盡管詩中有過分追求榮華富貴、功名利祿之嫌，但其生動形象的比喻千百年來久傳不衰。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誌，五經勤向窗前讀。
宋朝皇帝都用黃金屋、顏如玉來勸學，這也是為什麽宋朝讀書人津津樂道的時代，我當初也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結果書中啥也沒有，休學在廣州落魄時，感慨最無一用是書生。
公元1022年，宋仁宗趙禎即位。
宋朝重視文人，這使得宋朝的文化得到了繁榮發展，唐宋八大家有六位都在宋仁宗時期陸續出場。
歐陽修視綱常倫理為支配曆史興亡之“道”，思考“曆史盛衰之理”，引“理”入“史”，以《易》解史，開一代史學風氣，具有很高的史學成就。
歐陽修對文與道的關係持有新的觀點。首先，歐陽修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 其次，歐陽修文道並重。 此外，他還認為文具有獨立的性質。這種文道並重的思想有兩重意義：一是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二是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這無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學的地位。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係，他讚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隻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並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以“仁”為懷。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
“荊公新學”提出“萬物一氣”的命題，認為“氣”生成“五行”，構成萬物。認為人具有感覺和思維能力，能認識世界萬物，“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致一論》）。聖人可學而成，王道當可求而致。追求“德政”理想，相信“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王霸論》）。欲從儒家經書中尋找“變法”理論依據，與子王雱及呂惠卿重注《詩》、《書》和《周禮》，合稱《三經新義》，並於熙寧八年（1075）頒布於學校，成為法定教材，以統一國人思想。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政治氣魄進行變法。主張培養“為天下國家之用”的經世人才，罷無用之詩、賦，用經義、論、策代帖經、墨義以取士。學校改革以務實為歸旨，創“三舍法”，嚴明考核和管理製度。
蘇軾、蘇洵、蘇轍三人合稱為三蘇，蘇洵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蘇軾是蘇轍的哥哥。蘇氏父子是四川眉山人，他們創立的學派被稱為蜀學。
蜀學的特點是駁雜不純。蘇軾、蘇轍融儒、釋、道為一爐的思想傾向更為明顯。
哲學上蜀學以道為最高範疇，認為道不可言，不可見，“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東坡易傳》卷七）。陰陽亦不可見，不可言，“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同上）。陰陽交然後生物，其始為水。蘇氏以道為萬物本根，但由於他們以虛無為道，道生萬物因而也就是自無至有的過程，“至虛極於無，至實極於有。無為大始，有為成物”（同上）。“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蘇轍：《老子解》）。
在心性問題上，蘇氏亦受佛、老思想影響。蘇軾認為，性亦不可見、不可言。無論是日修其善而消其不善，還是日修其不善而消其善，最後總有“不可得而消者”，這既不能增加又不能減少、恆定不變的東西就是性。蘇轍則直接以佛教禪宗思想詮釋《中庸》的中、和，未發、已發，亦即性、情。他說，“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六祖所雲：‘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老子解》）總之，蜀學在天道、人性等儒學根本問題上都“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摹而言之”。
蜀學混淆儒、釋、道三家界限還表現在：他們認為，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而老子棄絕仁義禮樂，實質上沒有什麽不同，不同的隻是治世的方法。孔子是“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因為道太玄妙，示人就道，反而會使人迷惑不解；而老子則“老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東坡易解》）。蘇氏不僅割裂道器，也混淆了孔、老之道。
在政治上，蜀學的代表人物對北宋社會弊端叢生感到不滿，對北宋的積貧、積弱的局麵感到憂慮，主張改革。但對王安石領導的熙寧變法采取抵製態度。蘇軾曾上書宋神宗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貴。”他以正人心、淳風俗反對王安石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但對後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盡廢新法的做法也加以反對。
他們三人都寫了《六國論》。
蘇洵《六國論》：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蘇澈《六國論》：嚐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裏之秦，而不免於死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嚐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蘇軾《六國論》：國之有奸，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公元1044年，範仲淹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 ，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幸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範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範仲淹幼年喪父，因母謝夫人改嫁長山朱氏，遂更名朱說。
《嶽陽樓記》：嗟夫！予嚐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公元1063年，宋英宗趙曙即位。
公元1067年，宋神宗趙頊即位。
公元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麵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麵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早在仁宗時，王安石就力主變法，《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誌之士，訁思訁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為了變法，王安石也做了很多準備工作，試點也很成功。但放到全國，因為考核製度不健全，用人不當等原因，變法沒有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標，王安石也被許多人詆毀。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嚐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讚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誌，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
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其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 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嚐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製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
司馬光是慶曆新政的支持者，希望進行官僚機構的內部改革，節約國家財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他一開始就反對王安石變法，他主編了《資治通鑒》，希望從曆史中借鑒成功經驗，吸取失敗教訓，他用西漢蕭規曹隨的典故勸說宋神宗放棄變法。他反對王安石變法，必定是從曆史中嗅出了什麽，覺得變法不可控，所以堅決反對。而最後，也是如他所言，雖然國庫豐盈了，但民間更加貧窮，變法最終失敗了。
等到司馬光當政後，並未保留變法中合理的部分，一刀切地廢除。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人品都很高尚，都有利國利民之心，堪稱賢能君子。兩人早年交好，兩個人還以虱子為題寫詩互和。不過後來因為政見不同，最終分道揚鑣。如果兩個人對變法的態度還屬於一心為公的君子之爭，那麽後期的新舊黨爭，卻完全淪為了謀取私利的小人之爭，後患無窮。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
章惇：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
向太後還政後不久，反對立徽宗為帝的左相章惇被罷相，韓忠彥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當時守舊派與變法派的鬥爭日趨激化，也有官員認為元佑、紹聖均有失誤，應該消除偏見，調和矛盾。於是改次年為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誌，永綏斯民”。 但是新舊黨爭不僅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
靖康元年（1126年）閏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五日，東京之戰失利，金軍攻破汴京，金帝廢宋徽宗與子欽宗趙桓為庶人。
金天會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朝又將二帝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北舊古城）軟禁。到達五國城時，隨行男女僅140餘人。流放期間徽宗仍雅好寫詩，讀唐代李泌傳，感觸頗深。
就這樣盛極一時的北宋亡了，而且是被落後的部落蠻夷打敗的，好像不可思議，但是又在情理之中，除了北宋內部政治腐朽，內耗嚴重以外，在沒有武器技術代差的情況下，天下為公的部落軍隊組織力和靈活性明顯強於天下為家的國家軍隊。
公元1127年，宋高宗趙構即位，南宋開始。
趙構在徽宗時曆封蜀國公、廣平郡王、康王。欽宗時，金軍第一次南下並包圍東京開封府之際，他一度入金營為質。靖康元年（1126年）金軍第二次南下之際，他奉命出使金營求和，中途折返，駐節相州，受任河北兵馬大元帥。不久，靖康之變發生，東京失守，他輾轉至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在元佑皇後孟氏的指定下登基，改元建炎，建立南宋。
趙構的爭議性很大，他對南宋和金朝的實力對比和形勢判斷卻很符合實際。
公元1130年，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出生了。
朱熹幼年喪父，隨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依父友劉子羽生活，受業於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先生。
朱熹繼承了二程的理論，主張存天理、滅人欲。存理滅欲經過朱熹的提倡而成為理學的代表性觀點。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心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
聖賢千言萬語，隻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程朱理學”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官方哲學。
公元1162年，宋孝宗趙昚即位。
趙昚生於秀州（今浙江嘉興），初名伯琮，是宋太祖趙匡胤七世孫，宋朝的皇位再次迴到宋太祖一係。
趙昚即位之初，銳意進取，平反嶽飛，起用張浚，發動隆興北伐，試圖收複中原，然而慘遭敗北，不得已與金朝締結隆興和議，恢複了宋金之間的和平狀態。此後，他注重內政，整頓吏治，裁汰冗官，重視理財，賑濟百姓，南宋呈現安定局麵，史稱“乾淳之治”。趙昚也被認為是南宋最有作為、最賢明的皇帝，史家譽之為“南渡諸帝之稱首”。
愛新覺羅·弘曆：孝宗有猷有為，足以興複，而天不祚宋，值金世宗之賢，無釁可乘。
金世宗完顏雍早年受封葛王，海陵王完顏亮攻打南宋時，他出任東京遼陽府留守，後被擁立為帝，改元大定。即位後，鎮壓契丹移剌窩斡起義，擊退了南宋隆興北伐，簽署《隆興和議》，開啟了南北四十餘年的和平局麵，推動金朝轉入和平發展軌道。內政和經濟方麵，勤政節儉，選賢治吏，輕賦重農，尊崇儒學，他本人也十分樸素，不穿絲織龍袍，使金朝國庫充盈，百姓小康，實現了“大定之治”的繁榮局麵，完顏雍也被稱為“小堯舜”。他注意保持女真舊俗，推行“女真為本”的民族政策，但無法從根本上扭轉猛安謀克製度的衰落。同時，他亦未能有效處理漠北的蒙古等遊牧民族的威脅，埋下巨大隱患。
公元1206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
鐵木真早年喪父，被敵對部族驅逐，投奔克烈部。後集合部眾，於1189年被推舉為蒙古乞顏部可汗，經過一係列戰爭，在1204年基本統一蒙古高原諸部。1206年在斡難河源即皇帝（汗）位，建立大蒙古國。
公元1221年，全真教丘處機應鐵木真之邀，自宣德州（治今河北宣化）出發，不遠萬裏西行。次年（1222年）三月，丘處機自撒馬爾罕前往行宮，覲見當時正在攻滅花剌子模迴軍路上的鐵木真。八月，丘處機再次啟程覲見鐵木真。九月至十月，鐵木真三次問道於丘處機，並取得了滿意的成果。
在這之前，金宣宗、宋寧宗先後派人請他去做客，丘處機都拒絕了。丘處機認為，金國皇帝有“不仁之惡”，宋朝皇帝有“失政之罪”，不願意去見他們。
丘處機的師父王重陽以內丹修煉為基礎，提倡三教合一，主張無心忘言，柔弱清靜，正心誠意，少思寡欲，出家修行；因內修“求返其真”，主張功行雙全，以期成仙證真，所以叫“全真”。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臨終遺囑：利用宋、金世仇，聯宋滅金。
公元1233年，蒙古軍進占金朝南京。次年正月，宋將孟珙率軍2萬，配合蒙古軍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完顏守緒自殺，金亡。金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戰後，南宋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