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3年，韓、趙、魏滅掉了智氏，晉國公室名存實亡。
公元前422年，晉國魏文侯任命李悝為相，實行變法，秦晉法家登上政治舞台。
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中國變法之始，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悝曾受業於子夏弟子曾申門下，做過中山相和上地守。常和秦人交鋒作戰，桓譚以之為文侯師。
李悝通過對社會的觀察和思考，意識到腐朽落後的世襲製度隻會產生無功而食祿者，他把這些人稱為淫民，隻有“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才能實現國家富強，於是他開始變法。
政治上，李悝主張選賢任能，賞功罰過。力主廢止世襲貴族特權，“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經濟上，李悝主要實行“盡地力”、“平糴法”，統一分配農民耕地，督促農民勤於耕作，增加生產。
李悝為了進一步實行變法，鞏固變法成果，匯集各國刑典，著成《法經》一書，通過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護變法，固定封建法權。
李悝製定《法經》，是為確保政策法令的貫徹和思想的統一，貫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製原則；具體了任意殺人是犯法的，要治罪處刑，限製了奴隸主貴族隨意殺害奴隸的暴行；體現了“重刑輕罪”的精神，呈現了“重典治民”的觀點。
李悝因誤判害死了無辜的人，故選擇寫好遺書，自殺而殉法。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韓、趙、魏三家為諸侯。
公元前395年，道家楊朱學派的創始人楊朱出生了。
楊朱反對墨子的“兼愛”，反對孔子的“親愛”，他主張人應該“自愛”，也就是”貴生”“重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
楊朱思想的核心“貴己”，曆來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扞禦，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不橫私天下之身，不橫私天下物者，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結合楊朱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紛爭，相互侵略、損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輕死，貴公貴仁之說，已成虛偽之談。楊朱憤世而倡導“貴己”之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說：“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內者，物未必亂。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暫行於一國，而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
楊朱因為“歧路”而哭泣，說明楊朱並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楊朱之所以倡導“貴己”，是因為當時“貴公”已經名存實亡，公權力已經被腐朽的統治階級所濫用，他倡導一毛不拔，並不是單純的自私，而是督促統治者們尊重人民的權力。
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齊。
公元前386年，吳起變法。
公元前376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春秋時代結束，戰國時代開啟。
公元前374年，稷下學宮創建。稷下學宮的創建，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公元前372年，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後人稱為“亞聖”的孟子出生。
孟子自幼父親早逝，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了給他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氛圍，孟母曾三次搬家，這也成為一時佳話。學成之後，孟子開始“周遊列國”，均未能見用。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孟子在人性方麵，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
孟子繼承孔子的仁政思想，並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價值觀方麵，他強調舍身取義。
我小時候就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後來發現人性本善無法解釋現實中的種種亂象，開始懷疑這種觀點的正確性。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我曾把這段話當成至理名言，並親身實踐，大概是因為本性難移，沒有得到增益。不過，我經常在賭博輸錢後，安慰自己，人恆過，然後能改。
公元前369年，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莊子出生。
莊子因崇尚逍遙和自由而不應楚威王之聘，僅擔任過宋國地方的漆園吏，史稱“漆園傲吏”，被譽為地方官吏之楷模。他最早提出的“內聖外王”思想對儒家影響深遠。他洞悉易理，指出“《易》以道陰陽”，其“三籟”思想與《易經》三才之道相合。
莊子繼承了老子“道”的自然觀，主張虛而待物，物我兩忘。
莊子認為自然是人性的本質，人應當遵循自然天性處事。
莊子敏銳地察覺到外界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
《內篇·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 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 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嚐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對此，莊子更加強調順應自然對保全人性的重要性。
莊子的治國思想和老子的治國思想差不多，主張無為而治，反對仁義。
他把仁義比作《駢拇》，是多餘的東西。甚至在《莊子·庚桑楚》預言，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莊子對現實政治可以說是極度的厭惡，他認為自己所生活的現實社會是一個比無道的社會還要黑暗的社會。《莊子·人間世》說：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過莊子心態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公元前360年，道家“宋尹學派”代表人物尹文子出生。
宋鈃、尹文他們二人曾經討論過什麽是天，什麽是人，什麽是天人的關係問題，並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宋鈃、尹文二人就是按他們的天人合一理論為指導辦事的。宋鈃能做到當整個社會都讚美他時，他也不因此而更加努力；當整個社會都批評他時，他也不因此而更加沮喪。這是因為他能認定內我和外物的區別，能分清光榮與恥辱的界限。而尹文對世俗的聲譽也不積極去追求，對恥辱也不時時去厭恨。他們為救民而說教，為反對戰爭而唿號，為貫徹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走遍天下，不辭辛勞。
尹文子對人性也做了歸納總結。
《尹文子》：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製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疏己。親疏係乎勢利，不係於不肖與仁賢也。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眾，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
尹文子治國思想也推崇道家無為而治。
《尹文子》：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
《尹文子》：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誌，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
《尹文子》：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爭賢，是賢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君立而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布《墾草令》，作為全麵變法的序幕。
《史記·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
衛鞅複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製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商君書·農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
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
秦晉兩國的法家則主張嚴刑峻罰，反對禮義說教，專重於法、術、勢，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力並天下。他們是法家中激烈而徹底的一派，政績顯著。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舊製度被徹底廢除，經濟得到了發展，秦國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為後來秦王朝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後，商鞅被公子虔誣為謀反，戰敗死於彤地（今陝西省渭南市華州區西南）。屍身被運至鹹陽車裂，全家被殺。
商鞅死後不久，縱橫家蘇秦來到秦國，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並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穀先生。
鬼穀一派也是道家學派，他們的理也是道。
《本經陰符七術·盛神法五龍》：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容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
鬼穀一派也對人性作了總結區分，並且依據人性的差異性去縱橫捭闔。
《鬼穀子·捭闔》：夫賢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
鬼穀一派的治國思想，中正而已矣。
《鬼穀子·謀篇》：天地之化，在高於深。聖人之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者，則可與語。
公元前334年，縱橫家蘇秦到燕國，等待了一年多才見到燕文侯，並最終說服燕文侯合縱趙國。
功成名就之後，蘇秦迴到家，看到以前那些瞧不起他的親戚畏懼，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蘇秦最終在齊國遇刺，將死時，要求齊王以“幫助燕國在齊國從事反間活動”為名，將他車裂於市，並懸賞行刺之人以使賊人出現。齊王照計行事，誅殺了兇手。
公元前313年，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出生。
荀子早年遊學於齊國，因學問博大，曾三次擔任當時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荀子是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天道觀更接近於道家。
《荀子·天論》：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疆(同“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荀子認為人性本惡。
《荀子·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
荀子的修身治國思想也是崇尚禮治。
《荀子·修身》：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誌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
荀子人的主要問題在於被蒙蔽。
《荀子·解蔽》：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複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嚐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嚐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嚐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誌；誌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嚐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製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睾睾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見識到現實社會的種種亂象，看了荀子的《性惡》篇，醍醐灌頂，我認為我也好利，應該是惡的，但是有時候又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麽總有一顆善心，一度懷疑是聖賢書看多了，才變成善良的傻瓜。
《勸學》：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我賭博傷風敗德，怠慢忘身，所以墮落成爛仔，自取其辱，還總是輸錢，身心疲憊，讓父母失望。雖然我認識到這些問題，但是也控製不住自己的賭癮。
公元前305年，陰陽家代表人物、五行創始人鄒衍出生。
鄒衍提出了五行的概念、“五行生勝”的理論，試圖說明事物運動變化的普遍的規律。他認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轉化形式，說明事物之間有著對立的關係。
公元前292年，呂不韋出生。
呂不韋早年往來賤買貴賣，累積千金家財。後在邯鄲結識子楚，並以千金助其登上秦國王位，又獻趙姬生秦王嬴政。莊襄王元年（前249年），呂不韋被拜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呂不韋登相位後，模仿戰國四公子，招致天下誌士，食客多達三千人，令食客把自己所學所聞著寫成書，匯集而成《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呂氏春秋》：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複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呂氏春秋》：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製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群，而人備可完矣。
《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誌。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為四隱？交友、故舊、邑裏、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呂氏春秋》：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為，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製於物，無肯為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遊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秦王十二年（前235年），秦王嬴政恐其叛變，呂不韋遂飲鴆自殺。
公元前280年，韓非子出生。
韓非師從儒家學派代表人物荀子，但觀念與其不同，沒有承襲儒家思想。“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繼承並發展了法家思想，成為戰國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身為韓國的公子，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勵精圖治，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采納。這使他非常的悲憤和失望，遂著書多篇闡述了其法治思想，秦皇讀後推崇備至，仰慕已極。為了見到韓非，下令攻打韓國。韓王被迫派韓非出使秦國。然而韓非在秦國卻未被信任和重用，後被李斯離間而下獄，不久死於獄中。
《韓非子·主道》：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賢而不以行，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君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韓非子·五蠹》：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禦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麵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蹠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韓非把法家的思想提高到了宇宙論的高度，從而構成了一種完整的理論係統。韓非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韓非死後，其法家思想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為秦國治國經要，幫助秦國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六國。
公元前263年，荀子入秦觀政。
荀子“入秦觀政”一事，是當時儒家學派的一件大事。在春秋戰國時期，“儒者不入秦”是儒家的律條與規矩。這是因為，在戰國時期，儒家視秦國是蠻夷未開化的地方。在儒家看來，秦地苛政繁稅，民風剽悍，不接受禮治，不講究仁義，是堅決不能踏足的。然而，荀子卻偏偏去了秦國，並向秦昭王宣講了自己的學術思想。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誌也。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奸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天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誌，而有趨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公元前422年，晉國魏文侯任命李悝為相，實行變法，秦晉法家登上政治舞台。
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中國變法之始，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悝曾受業於子夏弟子曾申門下，做過中山相和上地守。常和秦人交鋒作戰，桓譚以之為文侯師。
李悝通過對社會的觀察和思考，意識到腐朽落後的世襲製度隻會產生無功而食祿者，他把這些人稱為淫民，隻有“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才能實現國家富強，於是他開始變法。
政治上，李悝主張選賢任能，賞功罰過。力主廢止世襲貴族特權，“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經濟上，李悝主要實行“盡地力”、“平糴法”，統一分配農民耕地，督促農民勤於耕作，增加生產。
李悝為了進一步實行變法，鞏固變法成果，匯集各國刑典，著成《法經》一書，通過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護變法，固定封建法權。
李悝製定《法經》，是為確保政策法令的貫徹和思想的統一，貫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製原則；具體了任意殺人是犯法的，要治罪處刑，限製了奴隸主貴族隨意殺害奴隸的暴行；體現了“重刑輕罪”的精神，呈現了“重典治民”的觀點。
李悝因誤判害死了無辜的人，故選擇寫好遺書，自殺而殉法。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韓、趙、魏三家為諸侯。
公元前395年，道家楊朱學派的創始人楊朱出生了。
楊朱反對墨子的“兼愛”，反對孔子的“親愛”，他主張人應該“自愛”，也就是”貴生”“重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
楊朱思想的核心“貴己”，曆來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扞禦，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不橫私天下之身，不橫私天下物者，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結合楊朱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紛爭，相互侵略、損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輕死，貴公貴仁之說，已成虛偽之談。楊朱憤世而倡導“貴己”之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說：“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內者，物未必亂。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暫行於一國，而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
楊朱因為“歧路”而哭泣，說明楊朱並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楊朱之所以倡導“貴己”，是因為當時“貴公”已經名存實亡，公權力已經被腐朽的統治階級所濫用，他倡導一毛不拔，並不是單純的自私，而是督促統治者們尊重人民的權力。
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齊。
公元前386年，吳起變法。
公元前376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春秋時代結束，戰國時代開啟。
公元前374年，稷下學宮創建。稷下學宮的創建，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公元前372年，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後人稱為“亞聖”的孟子出生。
孟子自幼父親早逝，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了給他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氛圍，孟母曾三次搬家，這也成為一時佳話。學成之後，孟子開始“周遊列國”，均未能見用。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孟子在人性方麵，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
孟子繼承孔子的仁政思想，並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價值觀方麵，他強調舍身取義。
我小時候就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後來發現人性本善無法解釋現實中的種種亂象，開始懷疑這種觀點的正確性。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我曾把這段話當成至理名言，並親身實踐，大概是因為本性難移，沒有得到增益。不過，我經常在賭博輸錢後，安慰自己，人恆過，然後能改。
公元前369年，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莊子出生。
莊子因崇尚逍遙和自由而不應楚威王之聘，僅擔任過宋國地方的漆園吏，史稱“漆園傲吏”，被譽為地方官吏之楷模。他最早提出的“內聖外王”思想對儒家影響深遠。他洞悉易理，指出“《易》以道陰陽”，其“三籟”思想與《易經》三才之道相合。
莊子繼承了老子“道”的自然觀，主張虛而待物，物我兩忘。
莊子認為自然是人性的本質，人應當遵循自然天性處事。
莊子敏銳地察覺到外界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
《內篇·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 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 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嚐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對此，莊子更加強調順應自然對保全人性的重要性。
莊子的治國思想和老子的治國思想差不多，主張無為而治，反對仁義。
他把仁義比作《駢拇》，是多餘的東西。甚至在《莊子·庚桑楚》預言，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莊子對現實政治可以說是極度的厭惡，他認為自己所生活的現實社會是一個比無道的社會還要黑暗的社會。《莊子·人間世》說：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過莊子心態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公元前360年，道家“宋尹學派”代表人物尹文子出生。
宋鈃、尹文他們二人曾經討論過什麽是天，什麽是人，什麽是天人的關係問題，並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宋鈃、尹文二人就是按他們的天人合一理論為指導辦事的。宋鈃能做到當整個社會都讚美他時，他也不因此而更加努力；當整個社會都批評他時，他也不因此而更加沮喪。這是因為他能認定內我和外物的區別，能分清光榮與恥辱的界限。而尹文對世俗的聲譽也不積極去追求，對恥辱也不時時去厭恨。他們為救民而說教，為反對戰爭而唿號，為貫徹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走遍天下，不辭辛勞。
尹文子對人性也做了歸納總結。
《尹文子》：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製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疏己。親疏係乎勢利，不係於不肖與仁賢也。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眾，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
尹文子治國思想也推崇道家無為而治。
《尹文子》：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
《尹文子》：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誌，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
《尹文子》：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爭賢，是賢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君立而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布《墾草令》，作為全麵變法的序幕。
《史記·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
衛鞅複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製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商君書·農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
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
秦晉兩國的法家則主張嚴刑峻罰，反對禮義說教，專重於法、術、勢，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力並天下。他們是法家中激烈而徹底的一派，政績顯著。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舊製度被徹底廢除，經濟得到了發展，秦國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為後來秦王朝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後，商鞅被公子虔誣為謀反，戰敗死於彤地（今陝西省渭南市華州區西南）。屍身被運至鹹陽車裂，全家被殺。
商鞅死後不久，縱橫家蘇秦來到秦國，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並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穀先生。
鬼穀一派也是道家學派，他們的理也是道。
《本經陰符七術·盛神法五龍》：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容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
鬼穀一派也對人性作了總結區分，並且依據人性的差異性去縱橫捭闔。
《鬼穀子·捭闔》：夫賢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
鬼穀一派的治國思想，中正而已矣。
《鬼穀子·謀篇》：天地之化，在高於深。聖人之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者，則可與語。
公元前334年，縱橫家蘇秦到燕國，等待了一年多才見到燕文侯，並最終說服燕文侯合縱趙國。
功成名就之後，蘇秦迴到家，看到以前那些瞧不起他的親戚畏懼，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蘇秦最終在齊國遇刺，將死時，要求齊王以“幫助燕國在齊國從事反間活動”為名，將他車裂於市，並懸賞行刺之人以使賊人出現。齊王照計行事，誅殺了兇手。
公元前313年，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出生。
荀子早年遊學於齊國，因學問博大，曾三次擔任當時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荀子是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天道觀更接近於道家。
《荀子·天論》：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疆(同“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荀子認為人性本惡。
《荀子·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
荀子的修身治國思想也是崇尚禮治。
《荀子·修身》：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誌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
荀子人的主要問題在於被蒙蔽。
《荀子·解蔽》：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複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嚐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嚐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嚐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誌；誌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嚐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製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睾睾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見識到現實社會的種種亂象，看了荀子的《性惡》篇，醍醐灌頂，我認為我也好利，應該是惡的，但是有時候又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麽總有一顆善心，一度懷疑是聖賢書看多了，才變成善良的傻瓜。
《勸學》：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我賭博傷風敗德，怠慢忘身，所以墮落成爛仔，自取其辱，還總是輸錢，身心疲憊，讓父母失望。雖然我認識到這些問題，但是也控製不住自己的賭癮。
公元前305年，陰陽家代表人物、五行創始人鄒衍出生。
鄒衍提出了五行的概念、“五行生勝”的理論，試圖說明事物運動變化的普遍的規律。他認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轉化形式，說明事物之間有著對立的關係。
公元前292年，呂不韋出生。
呂不韋早年往來賤買貴賣，累積千金家財。後在邯鄲結識子楚，並以千金助其登上秦國王位，又獻趙姬生秦王嬴政。莊襄王元年（前249年），呂不韋被拜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呂不韋登相位後，模仿戰國四公子，招致天下誌士，食客多達三千人，令食客把自己所學所聞著寫成書，匯集而成《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呂氏春秋》：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複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呂氏春秋》：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製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群，而人備可完矣。
《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誌。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為四隱？交友、故舊、邑裏、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呂氏春秋》：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為，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製於物，無肯為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遊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秦王十二年（前235年），秦王嬴政恐其叛變，呂不韋遂飲鴆自殺。
公元前280年，韓非子出生。
韓非師從儒家學派代表人物荀子，但觀念與其不同，沒有承襲儒家思想。“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繼承並發展了法家思想，成為戰國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身為韓國的公子，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勵精圖治，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采納。這使他非常的悲憤和失望，遂著書多篇闡述了其法治思想，秦皇讀後推崇備至，仰慕已極。為了見到韓非，下令攻打韓國。韓王被迫派韓非出使秦國。然而韓非在秦國卻未被信任和重用，後被李斯離間而下獄，不久死於獄中。
《韓非子·主道》：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賢而不以行，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君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韓非子·五蠹》：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禦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麵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蹠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韓非把法家的思想提高到了宇宙論的高度，從而構成了一種完整的理論係統。韓非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韓非死後，其法家思想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為秦國治國經要，幫助秦國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六國。
公元前263年，荀子入秦觀政。
荀子“入秦觀政”一事，是當時儒家學派的一件大事。在春秋戰國時期，“儒者不入秦”是儒家的律條與規矩。這是因為，在戰國時期，儒家視秦國是蠻夷未開化的地方。在儒家看來，秦地苛政繁稅，民風剽悍，不接受禮治，不講究仁義，是堅決不能踏足的。然而，荀子卻偏偏去了秦國，並向秦昭王宣講了自己的學術思想。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誌也。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奸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天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誌，而有趨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