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鑒於本朝“輿圖之廣，曆古所無”，像漢唐那樣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為名，都不足以顯示其盛大，最終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將蒙古更名為“大元”。
忽必烈是少數能重視漢文化，推崇儒術的蒙古統治者之一。其在位期間，建立了包括行省製在內的各項製度，加強對邊疆的控製，注重農桑，倡辦學校，使社會經濟得以恢複、發展。 但其頻繁的對外征戰，以及對大量蒙古舊製的保留，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劇了社會矛盾，為元朝後來的發展影響深遠。
劉秉忠自幼聰穎，八歲入學就能日誦文數百言。十三歲在帥府做人質，十七歲為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以便於就近奉養其親。劉秉忠為令史時常鬱鬱不樂，一日感歎道：“我家世代為官，難道我寧願淪為書記小吏嗎？大丈夫生不逢時，隻有隱退以待時而起。”便棄官隱居於武安山中。若幹年後，他被天寧寺的虛照禪師收為徒弟。後又雲遊雲中，留居南堂寺。
乃馬真後元年（1242年），北方禪宗臨濟宗領袖海雲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詔前往和林。路過雲中時，海雲聽聞劉秉忠博學多才，遂邀他同行。劉秉忠拜見忽必烈後，講述佛法大意，忽必烈甚為稱讚，多次垂詢。劉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其深入研究《易經》及宋邵雍《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占卜無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對劉秉忠甚是寵愛，海雲返迴南方後，劉秉忠就留在忽必烈的府邸供職。
在此期間，劉秉忠多次上書，建議忽必烈，要正紀綱，行法度，使天下可不勞而治。廣開言路，鼓勵直言。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對天下之民多施教化，不許下級官員隨意定罪，死罪須上報聽候斷決。辦學校，實行科舉製，引導開國功臣的子孫入學校，選用有才能者。
忽必烈對他的這番議論，甚為讚賞，均加采納。這些也促使忽必烈提出寬刑慎法作為元朝刑法的指導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
至元十一年（1274年），劉秉忠扈從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八月，劉秉忠忽然無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歲。忽必烈聞訊大為震驚，對群臣說：“秉忠為朕盡忠三十餘年，小心謹慎，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學問之深，惟朕知之。”下令出內府錢助喪，派禮部侍郎趙秉溫護送靈柩，葬於大都，後移葬到劉秉忠的故鄉。
劉秉忠的詩詞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雄心壯誌和理想的人。
《木蘭花慢·混一後賦》：望乾坤浩蕩，曾際會，好風雲。想漢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東風吹遍原野，但無言、紅綠自紛紛。花月留連醉客，江山憔悴醒人。
龍蛇一屈一還伸，未信喪斯文。複上古淳風，先王大典，不貴經綸。天君幾時揮手，倒銀河，直下洗囂塵。鼓舞五華鸑鷟，謳歌一角麒麟。
《訴衷情》：山河縈帶九州橫。深穀幾為陵。千年萬年興廢，花月洛陽城。圖富貴，論功名。我無能。一壺春酒，數首新詩，實訴衷情。
公元1275 年，馬可·波羅曆經約四年艱辛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元朝的首都，覲見了元世祖忽必烈。
1298年，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9月7日不幸被俘。在獄中他遇到了作家魯斯蒂謙，於是便有了馬可·波羅口述、魯斯蒂謙記錄的《馬可·波羅遊記》。
在《馬可·波羅遊記》中，他盛讚了中國的繁盛昌明；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等。書中的內容，使每一個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無限神往。
盛世之下，元朝卻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套穩定的統治體係，社會矛盾不斷滋生，“忽裏台悖論”下的元朝統治階級也內亂不斷。
公元1329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張養浩被任命為陝西行台中丞以賑災民。他命駕西秦過程中，親睹人民的深重災難，散盡家財，盡心盡力去救災。在此之間，他寫下了《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張養浩到官四月，未嚐家居，止宿公署，勞疼而卒。
公元1351年，黃河在開封一帶決堤，沿河州縣，田園房舍淹沒。而官府不管，百姓隻好四散逃荒，好不淒涼。
王冕南歸的途中見此光景，內心苦楚，就對他的朋友張辰說：“黃河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我也隻好南歸，以遂吾誌。”
王冕迴家後，乃攜妻孥隱於九裏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嚐仿《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入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
右丞相脫脫“慨然有誌於事功”，他毛遂自薦，向元順帝請求讓自己來負責治理黃河之事。但反對派還是很多，於是脫脫命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前去實地考察。二人沿著黃河行走數千裏，測量河岸之深淺，並“博采輿論”，迴來後宣布“河之故道斷不可複”，並且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來警告說：“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
脫脫聽後大怒，罵道：“汝謂民將反耶！”有人勸告成遵說：“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然而成遵還是本著良心說：“腕可斷，議不可易”，於是脫脫便將其貶官離京，讓賈魯繼任工部尚書，治理河道。
之後強行征發河南、山東、河北、江蘇、安徽等十三路軍民共計17萬人治理黃河，最終在五個月時間內，通過開鑿280裏新河道，使黃河得以重新舍棄淮河入海。
盡管賈魯成功治理黃河，但是由於此次治河工程工期緊、人數眾，且元朝政府國庫空虛，隻能繼續濫發紙幣來支付工資，這就使得聚集起來的17萬軍民，逐漸醞釀成了動亂的導火索。
就在治河工程進行時，信奉白蓮教的韓山童和劉福通一起，到處散播“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民謠，同時在河道中埋設一石人，背刻“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字樣，等到石人被挖出後，韓山童和劉福通隨即趁著人心浮動，在河南潁州發動起義。
元朝末年的民謠是這樣傳唱的：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公元1355年，劉福通於安徽亳州市立韓山童的兒子為“小明王”，建國號“大宋”。
公元1359年，朱元璋以兵請王冕為官。冕以出家相拒，並擴室為白雲寺。旋卒於蘭亭天章寺。
公元1368年，朱元璋稱帝，國號大明 ，定都南京。
明朝的國號“大明”由來，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源於明教的“明王”，一種說源於明朝接續元朝，按道統的承接，明朝極有可能選自《易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
朱元璋的軍事能力毋庸置疑，對形勢的判斷和戰術選擇都很厲害，在戰略上極少犯錯誤，比神機妙算的劉伯溫也不遑多讓。他稱帝後，也經常總結曆史上治亂興衰的經驗。
《皇明寶訓》：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於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朱元璋執政初期，勵精圖治，勤政愛民，禮賢好學，妥妥一副明君的姿態。
宋濂把他比作聖人：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公元1370年，朱元璋認為當元末農民起義四處爆發的時候，蒙元在各地缺少強有力的藩衛。有鑒於此，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立朱標為皇太子，然後把各個小兒子封到各地當藩王。為此，朱元璋還做了特別聲明：“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製，為久安長治之計。”
公元1373年，胡惟庸任右丞相。
《明史·列傳·卷十六》：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八年三月，帝親製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塗節首惟庸逆謀，並謂其毒基致死雲。
公元1375年，劉基於農曆四月十六卒於故裏，享年六十五歲。
劉基自幼博覽經史及天文、曆法、兵法、性理諸書，尤精象緯之學。元至順四年（1333年），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後任江西行省職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浙東元帥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郎中等職。因遭排擠憤而辭官，歸隱家鄉青田山中，發憤而著《鬱離子》。書成不久，他即出山離家，成為朱元璋的親信謀士，協助朱元璋建立了統一的明王朝。
《鬱離子》，鬱，有文采的樣子；離，八卦之一，代表火；鬱離，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
《鬱離子》不僅集中反映了作為政治家的劉伯溫治國安民的主張，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觀、哲學思想、經濟思想、文學成就、道德為人以及淵博學識。在寫作《鬱離子》的過程中，劉伯溫的整個思想體係，尤其是對社會政治方麵的看法及主張更加成熟，也更加係統。
盜子問於鬱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煞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奸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奸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天不能製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鬱離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從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
鬱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複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台，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唿，何其不思之甚也！”
鬱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眾醉惡醒，眾貪惡廉，眾淫惡貞，眾汙惡潔，眾枉惡直，眾惰惡勤，眾佞惡忠，眾私惡公，眾嫚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鬱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通便、補瀉、針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掛、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途說以為方，而語人日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鬱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縕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鳥係於籠中而馴者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檠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複獲鼠。今使持槲葉之衣，麥麧之餅，而招於市曰：‘舍爾室，捐而服，而來與我共此。 ’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為之。”
或問於鬱離子曰：“井田可複乎？”鬱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國民之願定而為之製，然後疆無梗，猾無閭。故令不疚而行。”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為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為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複也。
鬱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人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繇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幹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梏於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幹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皋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情之君臣，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盜犨盜犨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構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鬱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製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鬱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鬱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 ‘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劉伯溫立足民生的政治、經濟思想即使今天也有很多借鑒意義。
公元1380年，塗節上書舉報胡惟庸謀反，胡惟庸以謀反罪被處死。胡惟庸被殺後，明太祖遂罷宰相，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這一舉措對以後500餘年的政治體製產生了深遠影響。
神機妙算的劉伯溫似乎早就算到了胡惟庸的結局。
《明史·列傳·卷十六》：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公元1381年，宋濂因病逝於夔州（今重慶奉節），享年七十二歲。宋濂堪稱人臣典範，可是他心中的“聖人”，還是要把他斬草除根，經馬皇後及太子朱標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卒於徙途。臨終時，正坐斂手而逝，想必此刻的他對天道人心的理解應該已經超然物外，安之若命。
宋濂對於佛、道二氏，尤其對於佛教典籍，也曾潛心研究，並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觀方麵，他借用醫家與早期道家所使用過的“氣母”即“氣者生之母”的說法，認為宇宙的升降運動和四季庶物的欣榮藏息，是“氣母”即“元氣”運行的緣故。這種“氣母”或“元氣”，“其出無根，其人無門”，無涯無際，人們雖不能覺察它，但它確實存在。宋濂認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絕對的，它通過元氣而致有萬物和運動。自然界所以充滿生機，就是因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過元氣在起作用。他認為，求道問學，修養道德，就在於體認和獲得這個“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夠“衝然”、“淵然”、“渾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於是便實現了“君子之道”。
對於“吾身之心”，宋濂稱之為天下“至寶”，因而人“心中自有聖人”，不勞外慕，關鍵在於如何去“識心”、“明心”。而“識心”、“明心”的方法則為不斷克除“人偽”，做到“存心”。克除“人偽”之法又在於學，學的內容就是記錄聖人之心的六經。同時，宋濂也曾談到格物致知，但未論述其具體的方法、步驟，而更熱心於倡導佛教破二邊的不二法門，以佛教為“人道之門”。因而宋濂之學兼有朱學、陸學的特點，並受佛學的影響。
方孝孺：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鑒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公之所能者，皆眾人之所難勉，而未嚐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眾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彚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
公元1392年，朱標患病去世，同年九月，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
朱標的去世對整個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影響巨大，改變了大明王朝甚至整個中國的曆史走向。
為了朱允炆更好的當政，朱元璋又對開國功臣下手了。
公元1393年，藍玉以謀反罪被殺，剝皮實草，傳示各地。究其黨羽，牽連致死者達一萬五千餘人，史稱“藍玉案”。
公元1398年，朱元璋駕崩於應天皇宮（南京故宮），下遺詔：“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朱元璋早年的悲慘經曆，讓他對人性惡的一麵有深入骨髓的認識，即使當皇帝後，除了最親近的馬皇後和朱標以外，幾乎不信任任何人。估計他一直懷疑劉伯溫對他的誠意，所以封劉伯溫為誠意伯。的確，劉伯溫當過元朝的官，也當過明朝的官，他不忠誠於元朝，也不忠誠於明朝，他忠誠於他心中的道德。
朱元璋經曆過社會失序的戰亂年代，所以對秩序有近乎瘋狂的渴望，當皇帝後，無時無刻不在研究如何製定製度維護秩序，在實行《大明律》、《大誥》之後，還專門設立錦衣衛，並且授予錦衣衛偵查、逮捕、審判和懲罰罪犯的權力，監視大臣，實行特務統治。
公元1398年，明惠宗朱允炆即位，史稱建文皇帝。
建文皇帝即位之初，一改洪武之苛政，親賢好學，於典章製度銳意複古。大赦天下，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更定內外大小官製。旌表節孝，賑濟災民 。建文元年（1399年），用齊泰、黃子澄之計削藩，以加強中央集權。實施削藩後，導致湘王自焚，齊王、代王、岷王被廢。七月，燕王朱棣借口“清君側”起兵，發動“靖難之役”。
公元1402年，京師被攻陷，朱允炆從此下落不明，一說在宮中自焚而死。一說從地道出逃，改換僧裝，在各地流浪。
當初，朱棣率軍從北平出發時，姚廣孝把方孝孺托付給朱棣，說；“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就滅絕了。”朱棣點頭應承。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方孝孺不願意，朱棣發怒，命令將方孝孺車裂於街市，還將方孝孺“滅十族”。
《深慮論》：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製，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豫讓論》：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令人唏噓的是，方孝孺寫了《深慮論》卻沒有製勝之策，寫了《豫讓論》，最後還是和豫讓一樣為忠誠而死。智伯的失敗在於剛愎自用，建文帝算是從善如流了，可還是失敗了，為什麽呢？
張廷玉：帝王成事，蓋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禦也。齊、黃、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乏製勝之策。然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是豈泄然不恤國事而以一死自謝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觀之，固未可以成敗之常見論也。
朱棣的性格最像朱元璋，但是無論能力，胸襟和氣量都比朱元璋差很多，朱元璋大肆殺戮，是為了給子孫留一個太平江山，也希望他的繼承人仁明孝友，施行德政，以安吾民。可朱棣大肆殺戮，完全就是為了他的政治野心，為了鞏固權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朱棣即位後，首先就是將陸續捕獲的建文王朝舊臣以殘酷的刑法一一殺戮，甚至還誅滅三族。舊臣景清在朱棣即位後，刺殺朱棣未成，結果被朱棣剝皮，懸於城門上，並將景清全家誅殺，而且還株連左鄰右舍，甚至連他出生的村子也都斬盡殺絕。這種空前絕後的大清洗，史書稱之為“瓜蔓抄”，先後被殺的人達數萬之多。
劉伯溫之子劉璟後因對明成祖直言：“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被捕入獄，在獄中自縊。
其後，朱棣詔告天下：建文時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複舊製。
其後，繼續實行削藩政策，加強中央集權；恢複了洪武時廢罷的錦衣衛，設立東廠，合稱廠衛機構，天下臣民都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下。
按照朱棣的秉性和能力，加上朱元璋對藩王的約束防範，藩王造反是很難成事的，但是朱允炆這邊昏招頻出，再加上老天爺派了妖僧姚廣孝來協助朱棣造反，所以造反成功了。
《明史·姚廣孝傳》：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
姚廣孝是否知道天道，我不清楚，但是他一定對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他對形勢的判斷和戰略部署也很準確。
姚廣孝早年出家為僧。通儒、道、佛諸家之學，善詩文。1382年，朱元璋選高僧侍諸王，為已故馬皇後誦經薦福。姚廣孝以薦入選，隨燕王朱棣至北平住持大慶壽寺。從此經常出入燕王府，參與奪位密謀，成為朱棣的重要謀士。朱棣“靖難”稱兵前，他曾多次為朱棣出謀劃策。
《明史·姚廣孝傳》：嚐遊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姚廣孝這個人很奇怪，他造反，不為名不為利，就是為了造反而造反，可能他覺得他就是帶著造反的使命而來，即使生靈塗炭也要造反，造反成功了，他也完成了使命，於是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姚廣孝晚年著有《道餘錄》，反駁過往的儒者，也解釋他心中的道德性命。
逃虛曰：明道既言道即是性，性豈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汙染？故佛以蓮華為喻，蓮華生於淤泥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汙染，此妙真如性，在眾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
古亦有釋氏，時或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談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何其言之謬也！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豈不知顏子默識，曾子一唯，因其資性高明，便領得聖人之說，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上，百萬人天眾前，拈起金波羅華，惟迦葉破顏微笑，餘眾罔措，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謬甚矣！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
公元1424年，朱棣在北征返師途中病死，明仁宗朱高熾即位。
朱棣想效仿同樣靠不正當手段登基的唐太宗，可惜無論是氣量還是能力都差了不少。五征蒙古、出兵安南、派鄭和下西洋以及遷都北京等都耗費了很大國力，削藩對宗室實行的“養豬”政策，也是後患無窮。
朱高熾在位期間為政開明，發展生產，與民休息。赦免了明惠宗朱允炆的許多舊臣，平反了許多冤獄，廢除了許多苛政。調整統治機構，提高閣權，使內閣成為協助皇帝決策的重要機構。洪熙還一改永樂時的暴政，他褒獎直言，虛懷納諫 。在軍事上，修整武備，停止了永樂時期的大規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為“仁宣之治”的延續打下基礎。
公元1470年，唐寅出生了。
唐寅的父親經營一家小酒館。其父讓他讀書求取功名，唐寅不負父望，十六歲中蘇州府試第一，二十八歲時中南直隸鄉試第一，次年入京應戰會試。因弘治十二年（1499年）科舉案受牽連入獄，被貶為吏，從此唐寅喪失進取心，遊蕩江湖，埋沒於詩畫之間，終成一代名畫家 。
唐伯虎天資卓越，才華出眾，有理想抱負，但是他的命真不好，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不幸的遭遇讓他二十六歲就有白發。
好不容易振作起來潛心讀書，博取功名，又受到科舉案牽連，至於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貴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而後昆山焚如，玉石皆毀；下流難處，眾惡所歸。
唐伯虎雖然為人輕浮，放蕩不羈，明何嚐負朋友？幽何嚐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麵。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戶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
哀哉哀哉！此亦命矣！“存天理，滅人欲”的專製統治下，這位天才的命運悲劇似乎早就寫好了。
《桃花庵歌》：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公元1524年，唐寅在貧病交加中去逝。
《臨終詩》：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又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隻當飄流在異鄉。
和唐伯虎同年出生的文征明，就比他命好多了。
文徵明出生在蘇州府長洲縣（今蘇州市）德慶橋西北曹家巷的一戶官宦人家。8歲的文徵明還不會說話，有人懷疑他是個白癡，但父親文林卻很看重他，認為他會大器晚成。11歲的文徵明開始會說話，於是就讀外塾。
文征明雖然愚鈍，但是一直有他爹給他保駕護航，給他最好的父愛，一直鼓勵他，為他請最好的老師，這讓他潛心專研，最終在藝術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文征明不懂什麽人情世故，已沒有被世俗的名利所牽製，他父親是個人精，文徵明寫信給唐寅：我父親說\"子畏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為禦史嚴傑母書寫墓誌，沒有寫完就離開了人世，享年九十。
文征明之所以能在藝術上取得成就，還能明哲保身，安享晚年，他的父親功不可沒。
公元1472年，王守仁出生了。
王守仁作為明代理學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陽明心學在明代中期廣泛傳播。
明代的理學完全曲解了程朱理學“存天理，去人欲”，變成“存天理，滅人欲”，人的欲望怎麽可能滅掉嘛！孔子都知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永樂年間，在朱棣的禦臨下，以程朱為標準，匯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詔頒天下，即所謂“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作為治國齊家的統一法理和準則。程朱理學遂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明代中期，王學崛起並得到廣泛傳播。朱學雖然也還是官方哲學，但逐漸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學凡“三變”（“泛濫於詞章”、“遍讀考亭遺書”、“出入佛誌”為前三變；“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專提改良知三字”與“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是後三變），最後建立了心學體係。其學說集宋明理學史上心學一派之大成，達到了主觀唯心主義心學的高峰。王守仁心學的主要論題有三：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這三個論題都圍繞發明本心的良知這一中心思想。可見，他的思想淵源上承陸九淵立大本，發明本心的統緒。由於王守仁事功赫奕，弟子眾多，於是王學得到廣泛傳播。
公元1529年，渾身潰爛的王守仁說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後八個字：“此心光明，亦複何言。”，永遠地離開了人世間。
人的認知隨時都在變化，怎麽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呢？什麽是良知，什麽是光明？就拿陽明心學很流行的日本來說，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曾經也覺得是帶著良知和光明來的。
公元1524年，明世宗欽定大禮，標誌著明代皇權從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時代基本結束，嘉靖革新時代真正到來。明世宗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已很緊張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
公元1547年，朱紈任提督浙江、福建海防軍務，巡撫浙江，防禦倭寇。
《明史·朱紈傳》：紈執法既堅，勢家皆懼。貢使周良安插已定，閩人林懋和為主客司，宣言宜發迴其使。紈以中國製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強。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寇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還泊海嶼，以俟貢期。吏部用禦史閩人周亮及給事中葉鏜言，奏改紈巡視，以殺其權。紈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肯用命。”既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不悅紈者矣。
紈前討溫、盤、南麂諸賊，連戰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其年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紈擊擒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複以便宜戮之。具狀聞，語複侵諸勢家。禦史陳九德遂劾紈擅殺。落紈職，命兵科都給事杜汝禎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誌，作絕命詞，仰藥死。
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臨北京，朱由檢自縊於煤山（今景山）。
朱由檢自謂“朕非亡國之君”，將亡國歸咎於“諸臣誤朕”，後世亦不乏對他的同情與肯定。然而也有觀點認為，朱由檢誌大才疏，存在剛愎自用、急躁多疑等性格缺陷，對明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明末社會動蕩，天崩地解，王學衰微。方以智及“易堂九子”，對理學有所譏評，進行反思，由此產生了對理學的重新認識。明末清初隨之興起了以顏元為代表的事功之學；王夫之為代表的總結諸子百家之學的哲學思想；出現了探討理學產生和發展的專門著作，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堪稱為傑作，興起了以顧炎武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考據文學，對理學重視概念爭辯而脫離社會實際的空虛迂闊學風有所批評，於是理學衰微，實學興起。
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建國， 建元天命，國號金。
公元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
公元1644年，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多爾袞率領清兵入關。
公元1729年，雍正帝為及時處理西北軍報始設軍機房，1732年改稱軍機處 。
公元1737年，乾隆服滿親政，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自請罷職，恢複軍機處名稱，自此遂成定製，軍機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核心權力機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幾乎可忽略不計，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製度的頂峰。
最開始從一個部落的奴隸製度，到類似分封製的八旗製度，再到繼承元明的中央集權製度，清朝一個朝代幾乎走完了整個中國曆史的製度演變，在這過程中，還優化了元明遺留的製度問題。清朝是一個沒有外戚幹政，沒有宦官幹政，沒有北方遊牧威脅，沒有藩王造反，沒有權臣篡位的朝代，幾乎建立了最完善的封建專製製度。
可是大洋彼岸的英國在此期間，已經結束了封建專製製度，走上了民主道路。
就在這時候，貓拉完屎，雖然埋在貓砂裏，可還是有一陣臭味傳來，大哥聞到臭味，就讓我去把貓屎鏟了。鏟完貓屎後，我突然想起新中國初期曾經徹底解決了黃賭毒社會問題，希望從那段曆史中尋找答案，發現這是社會問題，必須與之適應的社會治理方式才會有效果。
畢竟戒賭失敗那麽多次，我已經對靠自己意誌力戒賭不抱希望了。可是不戒賭我的人生是沒有希望的，閑得無聊，寫了一首《桂枝香·閑來懷古》
禦神觀複，正大道衰微，名實不副。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逐。熬夜網賭傷身體，背時運，還把錢輸。何懼於物，渾沌倏忽，自然有無。
常言道，人心不足。歎道德性命，知向何處。天下有道，何須權勢法術。傷心古人意躊躇，興亡俱是百姓苦。聖人何處，善利萬物，歸真返璞。
忽必烈是少數能重視漢文化，推崇儒術的蒙古統治者之一。其在位期間，建立了包括行省製在內的各項製度，加強對邊疆的控製，注重農桑，倡辦學校，使社會經濟得以恢複、發展。 但其頻繁的對外征戰，以及對大量蒙古舊製的保留，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劇了社會矛盾，為元朝後來的發展影響深遠。
劉秉忠自幼聰穎，八歲入學就能日誦文數百言。十三歲在帥府做人質，十七歲為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以便於就近奉養其親。劉秉忠為令史時常鬱鬱不樂，一日感歎道：“我家世代為官，難道我寧願淪為書記小吏嗎？大丈夫生不逢時，隻有隱退以待時而起。”便棄官隱居於武安山中。若幹年後，他被天寧寺的虛照禪師收為徒弟。後又雲遊雲中，留居南堂寺。
乃馬真後元年（1242年），北方禪宗臨濟宗領袖海雲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詔前往和林。路過雲中時，海雲聽聞劉秉忠博學多才，遂邀他同行。劉秉忠拜見忽必烈後，講述佛法大意，忽必烈甚為稱讚，多次垂詢。劉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其深入研究《易經》及宋邵雍《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占卜無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對劉秉忠甚是寵愛，海雲返迴南方後，劉秉忠就留在忽必烈的府邸供職。
在此期間，劉秉忠多次上書，建議忽必烈，要正紀綱，行法度，使天下可不勞而治。廣開言路，鼓勵直言。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對天下之民多施教化，不許下級官員隨意定罪，死罪須上報聽候斷決。辦學校，實行科舉製，引導開國功臣的子孫入學校，選用有才能者。
忽必烈對他的這番議論，甚為讚賞，均加采納。這些也促使忽必烈提出寬刑慎法作為元朝刑法的指導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
至元十一年（1274年），劉秉忠扈從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八月，劉秉忠忽然無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歲。忽必烈聞訊大為震驚，對群臣說：“秉忠為朕盡忠三十餘年，小心謹慎，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學問之深，惟朕知之。”下令出內府錢助喪，派禮部侍郎趙秉溫護送靈柩，葬於大都，後移葬到劉秉忠的故鄉。
劉秉忠的詩詞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雄心壯誌和理想的人。
《木蘭花慢·混一後賦》：望乾坤浩蕩，曾際會，好風雲。想漢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東風吹遍原野，但無言、紅綠自紛紛。花月留連醉客，江山憔悴醒人。
龍蛇一屈一還伸，未信喪斯文。複上古淳風，先王大典，不貴經綸。天君幾時揮手，倒銀河，直下洗囂塵。鼓舞五華鸑鷟，謳歌一角麒麟。
《訴衷情》：山河縈帶九州橫。深穀幾為陵。千年萬年興廢，花月洛陽城。圖富貴，論功名。我無能。一壺春酒，數首新詩，實訴衷情。
公元1275 年，馬可·波羅曆經約四年艱辛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元朝的首都，覲見了元世祖忽必烈。
1298年，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9月7日不幸被俘。在獄中他遇到了作家魯斯蒂謙，於是便有了馬可·波羅口述、魯斯蒂謙記錄的《馬可·波羅遊記》。
在《馬可·波羅遊記》中，他盛讚了中國的繁盛昌明；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等。書中的內容，使每一個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無限神往。
盛世之下，元朝卻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套穩定的統治體係，社會矛盾不斷滋生，“忽裏台悖論”下的元朝統治階級也內亂不斷。
公元1329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張養浩被任命為陝西行台中丞以賑災民。他命駕西秦過程中，親睹人民的深重災難，散盡家財，盡心盡力去救災。在此之間，他寫下了《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張養浩到官四月，未嚐家居，止宿公署，勞疼而卒。
公元1351年，黃河在開封一帶決堤，沿河州縣，田園房舍淹沒。而官府不管，百姓隻好四散逃荒，好不淒涼。
王冕南歸的途中見此光景，內心苦楚，就對他的朋友張辰說：“黃河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我也隻好南歸，以遂吾誌。”
王冕迴家後，乃攜妻孥隱於九裏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嚐仿《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入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
右丞相脫脫“慨然有誌於事功”，他毛遂自薦，向元順帝請求讓自己來負責治理黃河之事。但反對派還是很多，於是脫脫命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前去實地考察。二人沿著黃河行走數千裏，測量河岸之深淺，並“博采輿論”，迴來後宣布“河之故道斷不可複”，並且從政治與經濟的角度來警告說：“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
脫脫聽後大怒，罵道：“汝謂民將反耶！”有人勸告成遵說：“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然而成遵還是本著良心說：“腕可斷，議不可易”，於是脫脫便將其貶官離京，讓賈魯繼任工部尚書，治理河道。
之後強行征發河南、山東、河北、江蘇、安徽等十三路軍民共計17萬人治理黃河，最終在五個月時間內，通過開鑿280裏新河道，使黃河得以重新舍棄淮河入海。
盡管賈魯成功治理黃河，但是由於此次治河工程工期緊、人數眾，且元朝政府國庫空虛，隻能繼續濫發紙幣來支付工資，這就使得聚集起來的17萬軍民，逐漸醞釀成了動亂的導火索。
就在治河工程進行時，信奉白蓮教的韓山童和劉福通一起，到處散播“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民謠，同時在河道中埋設一石人，背刻“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字樣，等到石人被挖出後，韓山童和劉福通隨即趁著人心浮動，在河南潁州發動起義。
元朝末年的民謠是這樣傳唱的：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公元1355年，劉福通於安徽亳州市立韓山童的兒子為“小明王”，建國號“大宋”。
公元1359年，朱元璋以兵請王冕為官。冕以出家相拒，並擴室為白雲寺。旋卒於蘭亭天章寺。
公元1368年，朱元璋稱帝，國號大明 ，定都南京。
明朝的國號“大明”由來，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源於明教的“明王”，一種說源於明朝接續元朝，按道統的承接，明朝極有可能選自《易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
朱元璋的軍事能力毋庸置疑，對形勢的判斷和戰術選擇都很厲害，在戰略上極少犯錯誤，比神機妙算的劉伯溫也不遑多讓。他稱帝後，也經常總結曆史上治亂興衰的經驗。
《皇明寶訓》：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於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朱元璋執政初期，勵精圖治，勤政愛民，禮賢好學，妥妥一副明君的姿態。
宋濂把他比作聖人：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公元1370年，朱元璋認為當元末農民起義四處爆發的時候，蒙元在各地缺少強有力的藩衛。有鑒於此，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立朱標為皇太子，然後把各個小兒子封到各地當藩王。為此，朱元璋還做了特別聲明：“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製，為久安長治之計。”
公元1373年，胡惟庸任右丞相。
《明史·列傳·卷十六》：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八年三月，帝親製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塗節首惟庸逆謀，並謂其毒基致死雲。
公元1375年，劉基於農曆四月十六卒於故裏，享年六十五歲。
劉基自幼博覽經史及天文、曆法、兵法、性理諸書，尤精象緯之學。元至順四年（1333年），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後任江西行省職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浙東元帥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郎中等職。因遭排擠憤而辭官，歸隱家鄉青田山中，發憤而著《鬱離子》。書成不久，他即出山離家，成為朱元璋的親信謀士，協助朱元璋建立了統一的明王朝。
《鬱離子》，鬱，有文采的樣子；離，八卦之一，代表火；鬱離，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
《鬱離子》不僅集中反映了作為政治家的劉伯溫治國安民的主張，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觀、哲學思想、經濟思想、文學成就、道德為人以及淵博學識。在寫作《鬱離子》的過程中，劉伯溫的整個思想體係，尤其是對社會政治方麵的看法及主張更加成熟，也更加係統。
盜子問於鬱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煞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奸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奸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天不能製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鬱離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從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
鬱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複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台，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唿，何其不思之甚也！”
鬱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眾醉惡醒，眾貪惡廉，眾淫惡貞，眾汙惡潔，眾枉惡直，眾惰惡勤，眾佞惡忠，眾私惡公，眾嫚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鬱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通便、補瀉、針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掛、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途說以為方，而語人日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鬱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縕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鳥係於籠中而馴者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檠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複獲鼠。今使持槲葉之衣，麥麧之餅，而招於市曰：‘舍爾室，捐而服，而來與我共此。 ’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為之。”
或問於鬱離子曰：“井田可複乎？”鬱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國民之願定而為之製，然後疆無梗，猾無閭。故令不疚而行。”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為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為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複也。
鬱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人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繇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讎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幹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梏於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幹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皋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情之君臣，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盜犨盜犨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構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鬱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製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鬱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鬱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 ‘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劉伯溫立足民生的政治、經濟思想即使今天也有很多借鑒意義。
公元1380年，塗節上書舉報胡惟庸謀反，胡惟庸以謀反罪被處死。胡惟庸被殺後，明太祖遂罷宰相，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這一舉措對以後500餘年的政治體製產生了深遠影響。
神機妙算的劉伯溫似乎早就算到了胡惟庸的結局。
《明史·列傳·卷十六》：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公元1381年，宋濂因病逝於夔州（今重慶奉節），享年七十二歲。宋濂堪稱人臣典範，可是他心中的“聖人”，還是要把他斬草除根，經馬皇後及太子朱標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卒於徙途。臨終時，正坐斂手而逝，想必此刻的他對天道人心的理解應該已經超然物外，安之若命。
宋濂對於佛、道二氏，尤其對於佛教典籍，也曾潛心研究，並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觀方麵，他借用醫家與早期道家所使用過的“氣母”即“氣者生之母”的說法，認為宇宙的升降運動和四季庶物的欣榮藏息，是“氣母”即“元氣”運行的緣故。這種“氣母”或“元氣”，“其出無根，其人無門”，無涯無際，人們雖不能覺察它，但它確實存在。宋濂認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絕對的，它通過元氣而致有萬物和運動。自然界所以充滿生機，就是因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過元氣在起作用。他認為，求道問學，修養道德，就在於體認和獲得這個“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夠“衝然”、“淵然”、“渾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於是便實現了“君子之道”。
對於“吾身之心”，宋濂稱之為天下“至寶”，因而人“心中自有聖人”，不勞外慕，關鍵在於如何去“識心”、“明心”。而“識心”、“明心”的方法則為不斷克除“人偽”，做到“存心”。克除“人偽”之法又在於學，學的內容就是記錄聖人之心的六經。同時，宋濂也曾談到格物致知，但未論述其具體的方法、步驟，而更熱心於倡導佛教破二邊的不二法門，以佛教為“人道之門”。因而宋濂之學兼有朱學、陸學的特點，並受佛學的影響。
方孝孺：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鑒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公之所能者，皆眾人之所難勉，而未嚐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眾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彚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
公元1392年，朱標患病去世，同年九月，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
朱標的去世對整個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影響巨大，改變了大明王朝甚至整個中國的曆史走向。
為了朱允炆更好的當政，朱元璋又對開國功臣下手了。
公元1393年，藍玉以謀反罪被殺，剝皮實草，傳示各地。究其黨羽，牽連致死者達一萬五千餘人，史稱“藍玉案”。
公元1398年，朱元璋駕崩於應天皇宮（南京故宮），下遺詔：“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朱元璋早年的悲慘經曆，讓他對人性惡的一麵有深入骨髓的認識，即使當皇帝後，除了最親近的馬皇後和朱標以外，幾乎不信任任何人。估計他一直懷疑劉伯溫對他的誠意，所以封劉伯溫為誠意伯。的確，劉伯溫當過元朝的官，也當過明朝的官，他不忠誠於元朝，也不忠誠於明朝，他忠誠於他心中的道德。
朱元璋經曆過社會失序的戰亂年代，所以對秩序有近乎瘋狂的渴望，當皇帝後，無時無刻不在研究如何製定製度維護秩序，在實行《大明律》、《大誥》之後，還專門設立錦衣衛，並且授予錦衣衛偵查、逮捕、審判和懲罰罪犯的權力，監視大臣，實行特務統治。
公元1398年，明惠宗朱允炆即位，史稱建文皇帝。
建文皇帝即位之初，一改洪武之苛政，親賢好學，於典章製度銳意複古。大赦天下，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更定內外大小官製。旌表節孝，賑濟災民 。建文元年（1399年），用齊泰、黃子澄之計削藩，以加強中央集權。實施削藩後，導致湘王自焚，齊王、代王、岷王被廢。七月，燕王朱棣借口“清君側”起兵，發動“靖難之役”。
公元1402年，京師被攻陷，朱允炆從此下落不明，一說在宮中自焚而死。一說從地道出逃，改換僧裝，在各地流浪。
當初，朱棣率軍從北平出發時，姚廣孝把方孝孺托付給朱棣，說；“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就滅絕了。”朱棣點頭應承。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方孝孺不願意，朱棣發怒，命令將方孝孺車裂於街市，還將方孝孺“滅十族”。
《深慮論》：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製，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豫讓論》：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令人唏噓的是，方孝孺寫了《深慮論》卻沒有製勝之策，寫了《豫讓論》，最後還是和豫讓一樣為忠誠而死。智伯的失敗在於剛愎自用，建文帝算是從善如流了，可還是失敗了，為什麽呢？
張廷玉：帝王成事，蓋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禦也。齊、黃、方、練之儔，抱謀國之忠，而乏製勝之策。然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是豈泄然不恤國事而以一死自謝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觀之，固未可以成敗之常見論也。
朱棣的性格最像朱元璋，但是無論能力，胸襟和氣量都比朱元璋差很多，朱元璋大肆殺戮，是為了給子孫留一個太平江山，也希望他的繼承人仁明孝友，施行德政，以安吾民。可朱棣大肆殺戮，完全就是為了他的政治野心，為了鞏固權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朱棣即位後，首先就是將陸續捕獲的建文王朝舊臣以殘酷的刑法一一殺戮，甚至還誅滅三族。舊臣景清在朱棣即位後，刺殺朱棣未成，結果被朱棣剝皮，懸於城門上，並將景清全家誅殺，而且還株連左鄰右舍，甚至連他出生的村子也都斬盡殺絕。這種空前絕後的大清洗，史書稱之為“瓜蔓抄”，先後被殺的人達數萬之多。
劉伯溫之子劉璟後因對明成祖直言：“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被捕入獄，在獄中自縊。
其後，朱棣詔告天下：建文時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複舊製。
其後，繼續實行削藩政策，加強中央集權；恢複了洪武時廢罷的錦衣衛，設立東廠，合稱廠衛機構，天下臣民都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下。
按照朱棣的秉性和能力，加上朱元璋對藩王的約束防範，藩王造反是很難成事的，但是朱允炆這邊昏招頻出，再加上老天爺派了妖僧姚廣孝來協助朱棣造反，所以造反成功了。
《明史·姚廣孝傳》：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
姚廣孝是否知道天道，我不清楚，但是他一定對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他對形勢的判斷和戰略部署也很準確。
姚廣孝早年出家為僧。通儒、道、佛諸家之學，善詩文。1382年，朱元璋選高僧侍諸王，為已故馬皇後誦經薦福。姚廣孝以薦入選，隨燕王朱棣至北平住持大慶壽寺。從此經常出入燕王府，參與奪位密謀，成為朱棣的重要謀士。朱棣“靖難”稱兵前，他曾多次為朱棣出謀劃策。
《明史·姚廣孝傳》：嚐遊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姚廣孝這個人很奇怪，他造反，不為名不為利，就是為了造反而造反，可能他覺得他就是帶著造反的使命而來，即使生靈塗炭也要造反，造反成功了，他也完成了使命，於是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姚廣孝晚年著有《道餘錄》，反駁過往的儒者，也解釋他心中的道德性命。
逃虛曰：明道既言道即是性，性豈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汙染？故佛以蓮華為喻，蓮華生於淤泥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汙染，此妙真如性，在眾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
古亦有釋氏，時或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談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何其言之謬也！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豈不知顏子默識，曾子一唯，因其資性高明，便領得聖人之說，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上，百萬人天眾前，拈起金波羅華，惟迦葉破顏微笑，餘眾罔措，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謬甚矣！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
公元1424年，朱棣在北征返師途中病死，明仁宗朱高熾即位。
朱棣想效仿同樣靠不正當手段登基的唐太宗，可惜無論是氣量還是能力都差了不少。五征蒙古、出兵安南、派鄭和下西洋以及遷都北京等都耗費了很大國力，削藩對宗室實行的“養豬”政策，也是後患無窮。
朱高熾在位期間為政開明，發展生產，與民休息。赦免了明惠宗朱允炆的許多舊臣，平反了許多冤獄，廢除了許多苛政。調整統治機構，提高閣權，使內閣成為協助皇帝決策的重要機構。洪熙還一改永樂時的暴政，他褒獎直言，虛懷納諫 。在軍事上，修整武備，停止了永樂時期的大規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為“仁宣之治”的延續打下基礎。
公元1470年，唐寅出生了。
唐寅的父親經營一家小酒館。其父讓他讀書求取功名，唐寅不負父望，十六歲中蘇州府試第一，二十八歲時中南直隸鄉試第一，次年入京應戰會試。因弘治十二年（1499年）科舉案受牽連入獄，被貶為吏，從此唐寅喪失進取心，遊蕩江湖，埋沒於詩畫之間，終成一代名畫家 。
唐伯虎天資卓越，才華出眾，有理想抱負，但是他的命真不好，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不幸的遭遇讓他二十六歲就有白發。
好不容易振作起來潛心讀書，博取功名，又受到科舉案牽連，至於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貴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而後昆山焚如，玉石皆毀；下流難處，眾惡所歸。
唐伯虎雖然為人輕浮，放蕩不羈，明何嚐負朋友？幽何嚐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麵。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戶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
哀哉哀哉！此亦命矣！“存天理，滅人欲”的專製統治下，這位天才的命運悲劇似乎早就寫好了。
《桃花庵歌》：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公元1524年，唐寅在貧病交加中去逝。
《臨終詩》：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又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隻當飄流在異鄉。
和唐伯虎同年出生的文征明，就比他命好多了。
文徵明出生在蘇州府長洲縣（今蘇州市）德慶橋西北曹家巷的一戶官宦人家。8歲的文徵明還不會說話，有人懷疑他是個白癡，但父親文林卻很看重他，認為他會大器晚成。11歲的文徵明開始會說話，於是就讀外塾。
文征明雖然愚鈍，但是一直有他爹給他保駕護航，給他最好的父愛，一直鼓勵他，為他請最好的老師，這讓他潛心專研，最終在藝術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文征明不懂什麽人情世故，已沒有被世俗的名利所牽製，他父親是個人精，文徵明寫信給唐寅：我父親說\"子畏之才宜發解，然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為禦史嚴傑母書寫墓誌，沒有寫完就離開了人世，享年九十。
文征明之所以能在藝術上取得成就，還能明哲保身，安享晚年，他的父親功不可沒。
公元1472年，王守仁出生了。
王守仁作為明代理學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陽明心學在明代中期廣泛傳播。
明代的理學完全曲解了程朱理學“存天理，去人欲”，變成“存天理，滅人欲”，人的欲望怎麽可能滅掉嘛！孔子都知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永樂年間，在朱棣的禦臨下，以程朱為標準，匯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詔頒天下，即所謂“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作為治國齊家的統一法理和準則。程朱理學遂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明代中期，王學崛起並得到廣泛傳播。朱學雖然也還是官方哲學，但逐漸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學凡“三變”（“泛濫於詞章”、“遍讀考亭遺書”、“出入佛誌”為前三變；“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專提改良知三字”與“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是後三變），最後建立了心學體係。其學說集宋明理學史上心學一派之大成，達到了主觀唯心主義心學的高峰。王守仁心學的主要論題有三：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這三個論題都圍繞發明本心的良知這一中心思想。可見，他的思想淵源上承陸九淵立大本，發明本心的統緒。由於王守仁事功赫奕，弟子眾多，於是王學得到廣泛傳播。
公元1529年，渾身潰爛的王守仁說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後八個字：“此心光明，亦複何言。”，永遠地離開了人世間。
人的認知隨時都在變化，怎麽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呢？什麽是良知，什麽是光明？就拿陽明心學很流行的日本來說，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曾經也覺得是帶著良知和光明來的。
公元1524年，明世宗欽定大禮，標誌著明代皇權從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時代基本結束，嘉靖革新時代真正到來。明世宗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已很緊張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
公元1547年，朱紈任提督浙江、福建海防軍務，巡撫浙江，防禦倭寇。
《明史·朱紈傳》：紈執法既堅，勢家皆懼。貢使周良安插已定，閩人林懋和為主客司，宣言宜發迴其使。紈以中國製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強。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寇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還泊海嶼，以俟貢期。吏部用禦史閩人周亮及給事中葉鏜言，奏改紈巡視，以殺其權。紈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肯用命。”既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不悅紈者矣。
紈前討溫、盤、南麂諸賊，連戰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其年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紈擊擒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複以便宜戮之。具狀聞，語複侵諸勢家。禦史陳九德遂劾紈擅殺。落紈職，命兵科都給事杜汝禎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誌，作絕命詞，仰藥死。
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臨北京，朱由檢自縊於煤山（今景山）。
朱由檢自謂“朕非亡國之君”，將亡國歸咎於“諸臣誤朕”，後世亦不乏對他的同情與肯定。然而也有觀點認為，朱由檢誌大才疏，存在剛愎自用、急躁多疑等性格缺陷，對明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明末社會動蕩，天崩地解，王學衰微。方以智及“易堂九子”，對理學有所譏評，進行反思，由此產生了對理學的重新認識。明末清初隨之興起了以顏元為代表的事功之學；王夫之為代表的總結諸子百家之學的哲學思想；出現了探討理學產生和發展的專門著作，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堪稱為傑作，興起了以顧炎武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考據文學，對理學重視概念爭辯而脫離社會實際的空虛迂闊學風有所批評，於是理學衰微，實學興起。
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建國， 建元天命，國號金。
公元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
公元1644年，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多爾袞率領清兵入關。
公元1729年，雍正帝為及時處理西北軍報始設軍機房，1732年改稱軍機處 。
公元1737年，乾隆服滿親政，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自請罷職，恢複軍機處名稱，自此遂成定製，軍機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核心權力機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幾乎可忽略不計，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製度的頂峰。
最開始從一個部落的奴隸製度，到類似分封製的八旗製度，再到繼承元明的中央集權製度，清朝一個朝代幾乎走完了整個中國曆史的製度演變，在這過程中，還優化了元明遺留的製度問題。清朝是一個沒有外戚幹政，沒有宦官幹政，沒有北方遊牧威脅，沒有藩王造反，沒有權臣篡位的朝代，幾乎建立了最完善的封建專製製度。
可是大洋彼岸的英國在此期間，已經結束了封建專製製度，走上了民主道路。
就在這時候，貓拉完屎，雖然埋在貓砂裏，可還是有一陣臭味傳來，大哥聞到臭味，就讓我去把貓屎鏟了。鏟完貓屎後，我突然想起新中國初期曾經徹底解決了黃賭毒社會問題，希望從那段曆史中尋找答案，發現這是社會問題，必須與之適應的社會治理方式才會有效果。
畢竟戒賭失敗那麽多次，我已經對靠自己意誌力戒賭不抱希望了。可是不戒賭我的人生是沒有希望的，閑得無聊，寫了一首《桂枝香·閑來懷古》
禦神觀複，正大道衰微，名實不副。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逐。熬夜網賭傷身體，背時運，還把錢輸。何懼於物，渾沌倏忽，自然有無。
常言道，人心不足。歎道德性命，知向何處。天下有道，何須權勢法術。傷心古人意躊躇，興亡俱是百姓苦。聖人何處，善利萬物，歸真返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