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湣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嚐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當年太史公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對當時主流學派都加以學習研究，並通曉各學派的要義。我自小不會打算，也沒有樹立正確遠大的理想，等到沉迷賭博，陷入困境後想要迷途知返，才開始學習，隻是希望從先賢們的學問中能夠找到戒掉賭博陋習的方法。
又菜又愛賭的我幾乎逢賭必輸，每當發工資的日子，其他人都高高興興，但是對我來說，簡直就是煉獄一般的磨難日，特別是賭癮來了的時候，根本控製不住，會熬夜把自己的辛苦錢輸光，不輸光都睡不著覺。輸光後，久久不能平靜，又開始後悔，為什麽不第一時間把錢打給大哥或者父母保管，後悔之餘，又不得不安慰自己人恆過，然後能改，這是最後一次了。
經常性瘋狂的熬夜賭博，不光輸錢，身體精神也會受到損傷，我自己都無法理解為什麽自己會變成這樣子。有時候，嚐試統禦精神思考自己為什麽會在賭博這件事情上反反複複，明知道賭博是陋習，網絡賭博是程序，可以被後台控製，甚至可能被黑取不出錢，還是這樣愚蠢的去賭，賭到心態發狂，賭到身體手腳心發燙，賭到輸光所有。要說我貪婪吧！我早就意識到賭博沒法贏錢，反而導致傾家蕩產的卻很多，可就是沒辦法控製住自己。一些心理學書籍上說，可能是因為內心沒有安全感，才導致人會容易沉迷；也有的書籍說是因為內心的渴望得不到重視和滿足導致的。
每當瘋狂的熬夜賭博輸光了之後，總有一段“賢者時間”，閑著也是閑著，學習吧！我那麽聰明，總能找到戒賭的辦法吧！不過，事與願違，到今天也沒有戒掉。
過完年迴廣州後，我沒多少錢了，不過很快又發了工資，這一次，我學乖了一些，第一時間把錢打給大哥管著，讓大哥每天發點生活費就行。打了錢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不賭錢，我還是個愛學習的好青年。這次發工資，沒有經曆賭博的刺激瘋狂，難得清靜又空閑的時間，閑來無事，想到雖然這些年走了這麽多彎路，不過今後的路還很長，也該好好梳理一下先賢們的學問，看看能不能找到戒掉賭博陋習的方法。
中華文明的起源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時期，就從三皇五帝開始吧！
《尚書大傳》將燧人氏、伏羲、神農列為三皇：
《韓非子·五蠹》：“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易·係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易·係辭下》：\"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看到《尚書大傳》把燧人氏，列為“三皇”之首的時候，我有些驚訝，華夏文明的最初開創者，居然不是什麽因為仁義道德、文治武功，而僅僅是因為他智慧的發現了鑽木取火，然後慷慨的將這一技術應用推廣。不過想想又覺得鑽木取火確實偉大，因為從那以後，人類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曆史，與禽獸的生活習性區別開來。
所以說，因為燧人氏的智慧和慷慨，用一點小小的火花，就點亮了華夏文明。
接著又到了五帝時期，《長短經·君德》：黃帝者，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時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顓頊者，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製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海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鬱鬱，其德嶷嶷；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虞舜者，善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彰，任自然以誅賞，委群心而就製。故能造禦乎無為，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總的來說，三皇五帝時期，還屬於氏族部落時代，部落也不大，類似於小國寡民。正如《道德經》中所寫：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接著又到了三王時代，《長短經·君德》：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質殊製，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三王之德也。
在三王時代，社會形態已經由氏族部落發展形成國家，社會管理方式也從天下為公轉變為天下為家。
雖然早在三皇五帝時期，就有了倉頡造字的神話傳說，不過目前漢字可以考證的曆史，是殷商的甲骨文。文字的出現，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那以後，先賢們的智慧、經驗可以通過文字得到更好的記錄和傳承。
隨著文字的出現，又逐漸出現了書籍，《山海經》、《易經》、《黃帝內經》三部書被稱為我國上古時代留下的“三大奇書”。
能被稱為經的書籍，一般都有很大的權威性。
《山海經》包含著關於上古地理、曆史、神話、天文、動物、植物、醫學、宗教以及人類學、民族學、海洋學和科技史等方麵的諸多內容，是一部上古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
關於《山海經》一書的性質，眾說紛紜。漢至唐時期，《山海經》的內容被認為是真實的，裏麵記載的山川河流甚至異物都是可信的。不過從明朝開始，《山海經》逐漸被看作是虛構的作品，由於人的認知不斷提高以及明清小說盛行的影響，《山海經》的可信度逐步降低，被歸入小說之流。而如今《山海經》中的許多事物又被證實真實存在。
《黃帝內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不僅僅是一部經典的中醫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為中心，從宏觀角度論述了天、地、人之間的相互聯係，討論和分析了醫學科學最基本的命題——生命規律，並創建了相應的理論體係和防治疾病的原則和技術，包含著哲學、政治、天文等多個方麵學科的豐富知識，是一部圍繞生命問題而展開的百科全書。
《黃帝內經》接受了中國古代唯物的氣一元論的哲學思想，將人看作整個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宇宙萬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質“氣”形成的。
《素問·寶命全形論》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素問·上古天真論》概括了如何養生：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禦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是以誌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
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
今時之人所存在的不良習性，古人早就存在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麽我年紀輕輕就有了很多白發。不過，處於當下這個社會環境，嗜欲勞目，淫邪惑心，愚智賢不肖，皆懼於物，焦慮才是常態，能做到誌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的人都很少，更何況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易經》，是闡述天地世間萬象變化的古老經典。包括《連山》《歸藏》《周易》三部易書，其中《連山》《歸藏》已經失傳，現存於世的隻有《周易》。
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是中國本源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大道之源”，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易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讚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易經·係辭傳上·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在我看來，《周易》所包含的思想可以被理解為周朝建國的基礎理論。理論有了，就開始準備實踐了，不過還缺少成就霸王之業的人才。後來，周文王在渭水之濱遇到了直鉤釣魚的薑子牙，與薑子牙談論後大喜，認為薑太公是個奇才，說：“自從我國先君太公就說：‘定有聖人來周，周會因此興旺。’說的就是您吧？我們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因此，稱薑子牙為“太公望”。
《史記》記載，周文王時，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周武王時，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大公因功分封齊國，到齊國後，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太公望一生經曆堪稱傳奇，豐富的社會閱曆和獨立思考，也讓他對社會和人性有深刻的認識。
太公望的窮理之路很符合：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太公望的盡性也體現在他的著作裏，《六韜》記載，太公望曰：“人性有仁、有忠、有信、有義、有貪、有狼戾。仁者，好與而不好奪，好賞而不好罰，好生而不好殺。忠者，不嫉不妬。信者，不欺，少惡而多善，眾公而少私。義者，喜新愛故。貪者，好得好奪，不好利人而好敗。狼戾者，喜刑喜殺。故人君之趨舍，合於仁者，萬人安樂，君世世有國。合於忠者，賢士臣吏不為奸，而萬民殷富。合於信者，君臣搭而令遠者來。合於義者，吏治而民不比。合於貪者，民人流亡，國必更王。合於狼戾者，則殺不治，君失其天下，禍及子孫。故存亡，比君之治國也。”
對人性的認識，也影響了太公望對於人性的治理方式，也就是治國方式，《六韜》記載了太公望的治國思想。
太公望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苟。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遊觀台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
太公望曰：“凡治國，主務舉賢。故昔者湯之治國，舉用伊尹也。人主不可以不用賢，不用賢則君臣亂矣。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
太公望曰：“貴法令。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道通則人利大，利大則君德彰矣。世亂則吏犯法令而為，善其人重私而輕公，不敦樸而詐偽。是以法令利民之成俗。”
太公望曰：“法令通行而民俗利，民俗利而利天下。是法令之必行也，必行者民利。”
太公望曰：“其萌生於君。君不法天，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為法。隨世俗所善以為法，故令出必亂，亂則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變，數變則群邪成俗，而君沉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
太公望曰：“禮者，明長幼，別貴賤，所以象德正也。儀者，所以輔正治也。故未足以大利其民者也。”
太公望作為周朝的開國和攝政的核心輔臣，武能安邦、文能治國，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崇高，其政治、軍事想也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除了太公望之外，同時期的周公旦也對周朝的建立和穩固做出巨大貢獻。
《史記》記載，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
《尚書·大傳》總結周公旦的功業： “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禮樂，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旦的社會閱曆沒有太公望豐富，但是他的本性篤仁，很好的繼承了文王的窮理之路，這也為他之後著作《周禮》打下了基礎。
周公旦沒有直接對人性做總結描述，不過從一些書中記載可以窺探一二。
《尚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
民心是無常的，隻歸附於那些對自己有恩惠的君主，所以統治者要注重德行，施行善政讓人民得到恩惠，實現康濟小民，讓人民安居樂業。可以看出，周公也認為人性是趨利的，要不然不會歸附讓自己安居樂業的君主。同時，他也說了，如果如果施行惡政，會讓民心不安，人性也會變得混亂善變，社會也會走向動亂。
《史記》記載，周公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除此之外，為了實現“以德配天”，“永言配命”，周公旦製定禮樂製度。
禮樂製度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是嫡長繼承製。
二是建立以“親親”“尊尊”為原則的禮治。
三是從“以德配天”衍生出的“明德慎罰”法治思想。
不難看出，太公望和周公旦的治國核心其實是任用賢能，任用賢能是解決吏治問題的最優解。
在人性上，兩個人都認識到人性是趨利避害的，所以想要治理好國家，就需要在製度上保障人民受惠得利。不過太公望利民的目的是為了利天下，周公旦利民的目的更多是為了配天命。因此，兩者的治國思想也有很大差異，太公望“舉賢尚功”，\"貴法重利\"，\"不廢禮義\"；周公旦“尊尊親親”，\"德主刑輔\"，\"重義輕利\"。
太公望和周公旦都是被後世尊為聖人的存在，他們的治國思想對當時和後世影響巨大，其治國思想也常常被拿來比較和討論。
《史記》記載，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唿，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淮南子·齊俗訓》記載，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
禮樂製度的維持，很大程度是依靠周王朝的強大，等到周王朝衰落，禮樂製度的崩壞也就不遠了。
公元前882年，齊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
公元前707年，繻葛之戰使周天子的威嚴一落千丈，戰後周王室開始衰弱，諸侯國勢力大增，競相爭霸 。
公元前681年，齊、宋、陳、蔡、邾五國國君在齊國舉行“北杏會盟”，齊國首開以諸侯身份主持天下會盟的記錄。
“貴法輔禮”的齊國最先成就霸業，而齊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業幾乎全是管仲的功勞。
管仲的父親管莊是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導致管仲生活很貧困。為了謀生，聯合好友鮑叔牙合夥做生意失敗。管仲做過當時認為是微賤的商人。遊曆許多地方，接觸各式各樣的人，見過許多世麵，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當兵的時候，臨陣脫逃。幾次想當官，但都沒有成功。
早年的這些經曆，讓管仲對人性有深刻的認識。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管仲說：商人做買賣，一天趕兩天的路，夜以繼日，千裏迢迢而不以為遠，是因為利在前麵。漁人下海，海深萬仞，仍在那裏逆流冒險，航行百裏，晝夜都不上岸，是因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人們也要上；即使在深淵之下，人們也願意進去。所以，善治國者，掌握住利的源泉所在，人民就自然順服而甘心接受，無需推動，他們也會前進；無需引導，他們也會跟來，那樣，不煩民又不擾民，而人民自會富裕。
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管仲第一次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管仲的法治以人為本，《管子·霸言》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後來，稷下學宮的齊國法家，繼承發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黃老之學，主張以人為本，法禮並重，先德後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較為溫和的法治理論。
公元前632年，踐土之盟後，晉文公重耳正式成為春秋時代第二個霸主。
晉文公重耳年少時謙虛好學，善於養士。驪姬之亂時被迫流亡至翟國，後輾轉五鹿（衛）、齊、衛、曹、宋、鄭、楚、秦等國，在外十九年，備嚐艱辛。這些經曆，讓他對人性有深刻的認識。晉文公即位後，“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任用有才能的人：封狐偃為相、先軫為帥；讓趙衰、胥臣、欒枝、冀缺等人輔佐他治理國家。雖然狐偃不如管仲有名氣，但是他的賢能不亞於管仲，可以說，無狐偃則無晉文霸業。此外，還實行通商寬農、明賢良、賞功勞等政策，創三軍六卿，使晉國國力大增，成就霸業。
公元前626年，商臣得知其父楚成王想改立王子職為太子，於是帶兵包圍王宮，逼迫楚成王上吊而死，自立為君。
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去世，其子楚莊王繼位。
公元前597年，楚莊王親帥大軍在邲地大勝晉國，立威定霸。
《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屍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幹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楚莊王能夠稱霸的重要原因，除了有雄才大略之外，也是舉賢任能，孫叔敖是傑出的代表。
孫叔敖是古代為官清正廉潔的典範，是《呂氏春秋》《荀子·非相》中記載的聖人。他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注重法治，穩固國內；整頓軍隊，增強軍事實力，助楚莊王成為第三個霸主。
除此之外，他居處高位而能明智的避免三怨：
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氣越是卑下。低爵位和無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礎，一個人占據了榮耀顯貴的高爵之位，其顯貴本質上是以不曾顯貴的廣大民眾為存在基礎的，因而他絕不能對居處下位的民眾頤指氣使，盛氣淩人，而應當愈懷卑謙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於民眾的榮耀最大程度地還給民眾本身。孫叔敖正是保持了這種卑下心態，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
其次，他的權力越大，他處事就越是謹慎小心。在一定的權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權力界限，把自己的行為謹慎地控製於該界限之中，對於涉界的事情絕不擅權用事，留給上峰發揮意誌的充分餘地，徹底免除其受威脅之感；與此同時，他也明白自己權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禮儀規範和各種現實要求去處事，力求處政的平穩和妥善。
另外，他的俸祿越厚，他對民眾的施予就越廣博。豐厚的俸祿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樂的本錢，而是他周濟貧寒、施惠於民的資本，借此他顯示了自己做官為民和厚施博愛的無私的高尚情操，民眾已失去了怨恨於他的基本理由。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嚐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當年太史公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對當時主流學派都加以學習研究，並通曉各學派的要義。我自小不會打算，也沒有樹立正確遠大的理想，等到沉迷賭博，陷入困境後想要迷途知返，才開始學習，隻是希望從先賢們的學問中能夠找到戒掉賭博陋習的方法。
又菜又愛賭的我幾乎逢賭必輸，每當發工資的日子，其他人都高高興興，但是對我來說，簡直就是煉獄一般的磨難日，特別是賭癮來了的時候，根本控製不住，會熬夜把自己的辛苦錢輸光，不輸光都睡不著覺。輸光後，久久不能平靜，又開始後悔，為什麽不第一時間把錢打給大哥或者父母保管，後悔之餘，又不得不安慰自己人恆過，然後能改，這是最後一次了。
經常性瘋狂的熬夜賭博，不光輸錢，身體精神也會受到損傷，我自己都無法理解為什麽自己會變成這樣子。有時候，嚐試統禦精神思考自己為什麽會在賭博這件事情上反反複複，明知道賭博是陋習，網絡賭博是程序，可以被後台控製，甚至可能被黑取不出錢，還是這樣愚蠢的去賭，賭到心態發狂，賭到身體手腳心發燙，賭到輸光所有。要說我貪婪吧！我早就意識到賭博沒法贏錢，反而導致傾家蕩產的卻很多，可就是沒辦法控製住自己。一些心理學書籍上說，可能是因為內心沒有安全感，才導致人會容易沉迷；也有的書籍說是因為內心的渴望得不到重視和滿足導致的。
每當瘋狂的熬夜賭博輸光了之後，總有一段“賢者時間”，閑著也是閑著，學習吧！我那麽聰明，總能找到戒賭的辦法吧！不過，事與願違，到今天也沒有戒掉。
過完年迴廣州後，我沒多少錢了，不過很快又發了工資，這一次，我學乖了一些，第一時間把錢打給大哥管著，讓大哥每天發點生活費就行。打了錢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不賭錢，我還是個愛學習的好青年。這次發工資，沒有經曆賭博的刺激瘋狂，難得清靜又空閑的時間，閑來無事，想到雖然這些年走了這麽多彎路，不過今後的路還很長，也該好好梳理一下先賢們的學問，看看能不能找到戒掉賭博陋習的方法。
中華文明的起源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時期，就從三皇五帝開始吧！
《尚書大傳》將燧人氏、伏羲、神農列為三皇：
《韓非子·五蠹》：“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易·係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易·係辭下》：\"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看到《尚書大傳》把燧人氏，列為“三皇”之首的時候，我有些驚訝，華夏文明的最初開創者，居然不是什麽因為仁義道德、文治武功，而僅僅是因為他智慧的發現了鑽木取火，然後慷慨的將這一技術應用推廣。不過想想又覺得鑽木取火確實偉大，因為從那以後，人類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曆史，與禽獸的生活習性區別開來。
所以說，因為燧人氏的智慧和慷慨，用一點小小的火花，就點亮了華夏文明。
接著又到了五帝時期，《長短經·君德》：黃帝者，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時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顓頊者，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製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海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鬱鬱，其德嶷嶷；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虞舜者，善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彰，任自然以誅賞，委群心而就製。故能造禦乎無為，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總的來說，三皇五帝時期，還屬於氏族部落時代，部落也不大，類似於小國寡民。正如《道德經》中所寫：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接著又到了三王時代，《長短經·君德》：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質殊製，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三王之德也。
在三王時代，社會形態已經由氏族部落發展形成國家，社會管理方式也從天下為公轉變為天下為家。
雖然早在三皇五帝時期，就有了倉頡造字的神話傳說，不過目前漢字可以考證的曆史，是殷商的甲骨文。文字的出現，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那以後，先賢們的智慧、經驗可以通過文字得到更好的記錄和傳承。
隨著文字的出現，又逐漸出現了書籍，《山海經》、《易經》、《黃帝內經》三部書被稱為我國上古時代留下的“三大奇書”。
能被稱為經的書籍，一般都有很大的權威性。
《山海經》包含著關於上古地理、曆史、神話、天文、動物、植物、醫學、宗教以及人類學、民族學、海洋學和科技史等方麵的諸多內容，是一部上古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
關於《山海經》一書的性質，眾說紛紜。漢至唐時期，《山海經》的內容被認為是真實的，裏麵記載的山川河流甚至異物都是可信的。不過從明朝開始，《山海經》逐漸被看作是虛構的作品，由於人的認知不斷提高以及明清小說盛行的影響，《山海經》的可信度逐步降低，被歸入小說之流。而如今《山海經》中的許多事物又被證實真實存在。
《黃帝內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不僅僅是一部經典的中醫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為中心，從宏觀角度論述了天、地、人之間的相互聯係，討論和分析了醫學科學最基本的命題——生命規律，並創建了相應的理論體係和防治疾病的原則和技術，包含著哲學、政治、天文等多個方麵學科的豐富知識，是一部圍繞生命問題而展開的百科全書。
《黃帝內經》接受了中國古代唯物的氣一元論的哲學思想，將人看作整個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宇宙萬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質“氣”形成的。
《素問·寶命全形論》說：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素問·上古天真論》概括了如何養生：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禦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是以誌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
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
今時之人所存在的不良習性，古人早就存在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麽我年紀輕輕就有了很多白發。不過，處於當下這個社會環境，嗜欲勞目，淫邪惑心，愚智賢不肖，皆懼於物，焦慮才是常態，能做到誌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的人都很少，更何況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易經》，是闡述天地世間萬象變化的古老經典。包括《連山》《歸藏》《周易》三部易書，其中《連山》《歸藏》已經失傳，現存於世的隻有《周易》。
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是中國本源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大道之源”，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易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讚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易經·係辭傳上·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在我看來，《周易》所包含的思想可以被理解為周朝建國的基礎理論。理論有了，就開始準備實踐了，不過還缺少成就霸王之業的人才。後來，周文王在渭水之濱遇到了直鉤釣魚的薑子牙，與薑子牙談論後大喜，認為薑太公是個奇才，說：“自從我國先君太公就說：‘定有聖人來周，周會因此興旺。’說的就是您吧？我們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因此，稱薑子牙為“太公望”。
《史記》記載，周文王時，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周武王時，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大公因功分封齊國，到齊國後，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太公望一生經曆堪稱傳奇，豐富的社會閱曆和獨立思考，也讓他對社會和人性有深刻的認識。
太公望的窮理之路很符合：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太公望的盡性也體現在他的著作裏，《六韜》記載，太公望曰：“人性有仁、有忠、有信、有義、有貪、有狼戾。仁者，好與而不好奪，好賞而不好罰，好生而不好殺。忠者，不嫉不妬。信者，不欺，少惡而多善，眾公而少私。義者，喜新愛故。貪者，好得好奪，不好利人而好敗。狼戾者，喜刑喜殺。故人君之趨舍，合於仁者，萬人安樂，君世世有國。合於忠者，賢士臣吏不為奸，而萬民殷富。合於信者，君臣搭而令遠者來。合於義者，吏治而民不比。合於貪者，民人流亡，國必更王。合於狼戾者，則殺不治，君失其天下，禍及子孫。故存亡，比君之治國也。”
對人性的認識，也影響了太公望對於人性的治理方式，也就是治國方式，《六韜》記載了太公望的治國思想。
太公望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苟。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遊觀台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
太公望曰：“凡治國，主務舉賢。故昔者湯之治國，舉用伊尹也。人主不可以不用賢，不用賢則君臣亂矣。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
太公望曰：“貴法令。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道通則人利大，利大則君德彰矣。世亂則吏犯法令而為，善其人重私而輕公，不敦樸而詐偽。是以法令利民之成俗。”
太公望曰：“法令通行而民俗利，民俗利而利天下。是法令之必行也，必行者民利。”
太公望曰：“其萌生於君。君不法天，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為法。隨世俗所善以為法，故令出必亂，亂則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變，數變則群邪成俗，而君沉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
太公望曰：“禮者，明長幼，別貴賤，所以象德正也。儀者，所以輔正治也。故未足以大利其民者也。”
太公望作為周朝的開國和攝政的核心輔臣，武能安邦、文能治國，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崇高，其政治、軍事想也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除了太公望之外，同時期的周公旦也對周朝的建立和穩固做出巨大貢獻。
《史記》記載，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
《尚書·大傳》總結周公旦的功業： “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禮樂，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旦的社會閱曆沒有太公望豐富，但是他的本性篤仁，很好的繼承了文王的窮理之路，這也為他之後著作《周禮》打下了基礎。
周公旦沒有直接對人性做總結描述，不過從一些書中記載可以窺探一二。
《尚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
民心是無常的，隻歸附於那些對自己有恩惠的君主，所以統治者要注重德行，施行善政讓人民得到恩惠，實現康濟小民，讓人民安居樂業。可以看出，周公也認為人性是趨利的，要不然不會歸附讓自己安居樂業的君主。同時，他也說了，如果如果施行惡政，會讓民心不安，人性也會變得混亂善變，社會也會走向動亂。
《史記》記載，周公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除此之外，為了實現“以德配天”，“永言配命”，周公旦製定禮樂製度。
禮樂製度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是嫡長繼承製。
二是建立以“親親”“尊尊”為原則的禮治。
三是從“以德配天”衍生出的“明德慎罰”法治思想。
不難看出，太公望和周公旦的治國核心其實是任用賢能，任用賢能是解決吏治問題的最優解。
在人性上，兩個人都認識到人性是趨利避害的，所以想要治理好國家，就需要在製度上保障人民受惠得利。不過太公望利民的目的是為了利天下，周公旦利民的目的更多是為了配天命。因此，兩者的治國思想也有很大差異，太公望“舉賢尚功”，\"貴法重利\"，\"不廢禮義\"；周公旦“尊尊親親”，\"德主刑輔\"，\"重義輕利\"。
太公望和周公旦都是被後世尊為聖人的存在，他們的治國思想對當時和後世影響巨大，其治國思想也常常被拿來比較和討論。
《史記》記載，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唿，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淮南子·齊俗訓》記載，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
禮樂製度的維持，很大程度是依靠周王朝的強大，等到周王朝衰落，禮樂製度的崩壞也就不遠了。
公元前882年，齊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
公元前707年，繻葛之戰使周天子的威嚴一落千丈，戰後周王室開始衰弱，諸侯國勢力大增，競相爭霸 。
公元前681年，齊、宋、陳、蔡、邾五國國君在齊國舉行“北杏會盟”，齊國首開以諸侯身份主持天下會盟的記錄。
“貴法輔禮”的齊國最先成就霸業，而齊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業幾乎全是管仲的功勞。
管仲的父親管莊是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導致管仲生活很貧困。為了謀生，聯合好友鮑叔牙合夥做生意失敗。管仲做過當時認為是微賤的商人。遊曆許多地方，接觸各式各樣的人，見過許多世麵，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當兵的時候，臨陣脫逃。幾次想當官，但都沒有成功。
早年的這些經曆，讓管仲對人性有深刻的認識。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管仲說：商人做買賣，一天趕兩天的路，夜以繼日，千裏迢迢而不以為遠，是因為利在前麵。漁人下海，海深萬仞，仍在那裏逆流冒險，航行百裏，晝夜都不上岸，是因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人們也要上；即使在深淵之下，人們也願意進去。所以，善治國者，掌握住利的源泉所在，人民就自然順服而甘心接受，無需推動，他們也會前進；無需引導，他們也會跟來，那樣，不煩民又不擾民，而人民自會富裕。
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管仲第一次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管仲的法治以人為本，《管子·霸言》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後來，稷下學宮的齊國法家，繼承發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黃老之學，主張以人為本，法禮並重，先德後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較為溫和的法治理論。
公元前632年，踐土之盟後，晉文公重耳正式成為春秋時代第二個霸主。
晉文公重耳年少時謙虛好學，善於養士。驪姬之亂時被迫流亡至翟國，後輾轉五鹿（衛）、齊、衛、曹、宋、鄭、楚、秦等國，在外十九年，備嚐艱辛。這些經曆，讓他對人性有深刻的認識。晉文公即位後，“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任用有才能的人：封狐偃為相、先軫為帥；讓趙衰、胥臣、欒枝、冀缺等人輔佐他治理國家。雖然狐偃不如管仲有名氣，但是他的賢能不亞於管仲，可以說，無狐偃則無晉文霸業。此外，還實行通商寬農、明賢良、賞功勞等政策，創三軍六卿，使晉國國力大增，成就霸業。
公元前626年，商臣得知其父楚成王想改立王子職為太子，於是帶兵包圍王宮，逼迫楚成王上吊而死，自立為君。
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去世，其子楚莊王繼位。
公元前597年，楚莊王親帥大軍在邲地大勝晉國，立威定霸。
《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屍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幹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楚莊王能夠稱霸的重要原因，除了有雄才大略之外，也是舉賢任能，孫叔敖是傑出的代表。
孫叔敖是古代為官清正廉潔的典範，是《呂氏春秋》《荀子·非相》中記載的聖人。他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注重法治，穩固國內；整頓軍隊，增強軍事實力，助楚莊王成為第三個霸主。
除此之外，他居處高位而能明智的避免三怨：
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氣越是卑下。低爵位和無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礎，一個人占據了榮耀顯貴的高爵之位，其顯貴本質上是以不曾顯貴的廣大民眾為存在基礎的，因而他絕不能對居處下位的民眾頤指氣使，盛氣淩人，而應當愈懷卑謙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於民眾的榮耀最大程度地還給民眾本身。孫叔敖正是保持了這種卑下心態，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
其次，他的權力越大，他處事就越是謹慎小心。在一定的權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權力界限，把自己的行為謹慎地控製於該界限之中，對於涉界的事情絕不擅權用事，留給上峰發揮意誌的充分餘地，徹底免除其受威脅之感；與此同時，他也明白自己權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禮儀規範和各種現實要求去處事，力求處政的平穩和妥善。
另外，他的俸祿越厚，他對民眾的施予就越廣博。豐厚的俸祿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樂的本錢，而是他周濟貧寒、施惠於民的資本，借此他顯示了自己做官為民和厚施博愛的無私的高尚情操，民眾已失去了怨恨於他的基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