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深知想要成為一名優秀的作者，不斷地學習和提升自己的寫作技法至關重要。於是，他開始深入研究各種不同的寫作方法，其中包括一種被稱為“古今中外”的獨特技法。
這種技法其實並非憑空出現，它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文論”之中。古人所說的“援古證今”法便是其根源所在，經過漫長歲月的沉澱與發展，如今已在現代文章寫作領域大放異彩。
比如秦朝時期著名政治家李斯所著的《諫逐客書》，就是運用“援古證今”技法的典範之作。文中詳細列舉了前朝曆代因為啟用外來之士以及借鑒外部之物，從而使得秦國日益強盛的諸多實例。通過這些生動具體且極具說服力的事例，李斯成功地說服了秦王嬴政，讓他改變主意並收迴了驅逐“客卿”的命令。整篇文章邏輯嚴密、言辭懇切，讀來令人不禁拍案叫絕。如今所麵臨的問題愈發錯綜複雜，僅僅依靠以古代之事來印證當今之況已然遠遠不足夠了，此刻還迫切需要借助外部事例來審視中國內部情況，從而讓古今中外各個方麵都能成為我們思考和論證的對象，進而通過這種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討方式，以更為寬廣的視野、充足詳實的論據以及全麵宏觀的剖析，最終得以構建起堅如磐石、無可辯駁且穩固無比的核心論點。
就如同《新民主主義憲政》這篇文章裏，當提及“頑固分子”的時候曾這樣描述道：普天之下的那些頑固分子們啊，他們無論是今日、明日還是後日，都會表現出頑固不化的態度。然而，他們卻絕不可能一直如此頑固到底。隨著時間的推移，終究會發生變化。好比那汪精衛，此人曾經長時間保持著頑固的立場，但最後卻無法繼續在抗日的土地上肆意妄為地逞強耍橫，無奈之下隻得逃竄至日本人的懷抱之中；又比如說張國燾吧，他同樣也是頑固了好長一段時間，麵對這般冥頑不靈之人，我們組織召開了多次激烈的鬥爭大會，一輪接著一輪的批判與鬥爭之後，他也隻能灰溜溜地逃走了。所以說這些所謂的頑固分子啊，其實隻是表麵上看起來頑固罷了，真正堅持到最後的話，必然會發生轉變，而且往往會變成遭人唾棄、被世人所鄙夷不屑的臭狗屎一堆！當然，也有一些原本冥頑不靈的家夥最終發生了轉變，變得稍微好起來了。而這一轉變，往往是因為激烈的爭鬥所致。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較量、衝突，這些人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於是才慢慢變好。總而言之，那些頑固不化的反動派終究是會有所改變的。
說起這些頑固派啊，他們通常都有著自己精心策劃的一係列陰謀詭計。比如說，怎樣去損害他人的利益從而讓自己獲利；又或者是如何巧妙地偽裝成兩麵派來迷惑眾人等等。然而，從古至今的所有頑固派，無論他們當初的計劃多麽周密，所得到的結果卻總是與他們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總是心懷叵測，處心積慮地想要通過傷害別人來謀取私利。可是到頭來呢？往往是以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作為收場。咱們之前不是提到過張伯倫嗎？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曾經，張伯倫一門心思隻想著把希特勒當作一塊可以利用的石頭，妄圖借助他的力量去打擊蘇聯人民。可誰能想到，就在去年九月德國與英法之間的戰爭爆發的那一天起，張伯倫手中原本打算用來攻擊別人的那塊石頭，竟然重重地砸在了他自己的腳上！這可真是應了那句老話：“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啊！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這裏邊講到了中國的許多“故事”,如袁世凱、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以及汪精衛、張國燾等，還講到了外國的一些“故事”,如張伯倫等。“故事”者,曆史事實也。“古今中外”的曆史事實一擺,道理就朗如白日。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這一重要文獻時，便會發現作者在此文中巧妙地運用了這種獨特的論證“技法”，進而開創性地提出了那個震撼世界且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在迴憶起這篇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文章時，作者曾經親自講述過當時與斯特朗女士交流的諸多細節。那時，他們探討了眾多至關重要的議題，其中包括蔣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國以及令人聞之色變的原子彈等一係列熱點話題。而就在這場深入且廣泛的對話之中，作者以其高瞻遠矚的視角和深刻獨到的見解指出：一切那些自吹自擂、號稱無比強大的反動勢力，實質上都不過是外強中幹的紙老虎罷了！之所以得出如此結論，關鍵就在於這些反動派完全背離了廣大人民群眾。
不妨迴顧一下曆史長河中的種種實例，比如那曾經不可一世的希特勒，難道他不就是一隻徹頭徹尾的紙老虎嗎？最終，他還不是照樣被正義之師徹底擊敗並推翻在地？同樣地，沙皇也好，中國古代的封建皇帝也罷，甚至是窮兇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無一不是看似威風凜凜、實則不堪一擊的紙老虎。瞧瞧它們的下場吧，全都在曆史前進的滾滾洪流中轟然倒下，成為過往雲煙。
這種能夠跨越時空界限、縱橫古今中外廣泛征引各類事例來進行論述的“技法”，實在是精妙絕倫。它不僅可以讓人們從浩如煙海的曆史事件當中洞察當下社會的真實狀況，而且還能引導人們從過往積累的豐富經驗裏麵總結歸納出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毫無疑問，這樣一種極具說服力的表達方式堪稱一種強大的表述技巧。若要給它取一個生動形象的名稱，或許有人會稱之為旁征博引的“例證法”，又或者幹脆直接叫做“古今中外”法。通過這種方法，作者成功地將複雜抽象的道理轉化為具體可感、易於理解接受的實例，從而使得其觀點更加深入人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3，“設靶論戰”法。即有意識地設置“對立麵”，把已有的或可能的錯誤觀點及有害論調“標舉”出來,作為自己主動出擊的“靶子”，予以反駁批評,使文章呈現出生動、鋒利的“論戰”色彩。如《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就采用了這種論證“技法”,而且用得極為精彩:“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線，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誌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麵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鬆。在武鬆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一氣駁了七、八種錯誤“論調”,從“反麵”堵縫補隙,使論敵無“機”可乘,大大加強了“正麵”說理的力度。
議論文不善於論辯，不能進行主動的“出擊”，便不易潑辣犀利。孟子就非常擅長論辯,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除舊布新，“勢”使之然。所有的論說大家其實都極其“雄辯”。而在種種論辯藝術中，“設靶論戰”法是其中常常采用的一種。“正喻互用”法。論述中常要用比喻論說中常常要用比喻。巧比妙喻是增強說理的“形象”色彩、使抽象道理化為具象感知的重要手段。詞語的“比喻”比較單純，篇章構思的“比喻”運用就帶有寫作“技法”的意義了。
4、“正喻互用”之法。所謂“正”，即直截了當地闡述道理；而“喻”則是以迂迴婉轉的方式通過比喻來傳達深意。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多種微妙的差別和變化。就拿某些情況來說吧，有一種是“先喻後正”。想必大家對《戰國策》中的那篇《鄒忌諷齊王納諫》都頗為熟悉，它便是這種手法的典型代表：文章開篇，作者以鄒忌自身的經曆設喻——鄒忌分別詢問妻、妾、客對於自己容貌與城北徐公孰美的看法，結果眾人皆言鄒忌美於徐公。然而當鄒忌親眼見到徐公之後，才發現自己遠不如對方英俊瀟灑。由此，他悟出一個道理：人們往往因為各種原因（諸如偏愛、畏懼或者有所求）而無法客觀地評價事物。緊接著，鄒忌便將這個生活中的小例子引申到治國理政之上，向齊威王進諫道：如今齊國地域遼闊，宮中妃嬪侍從沒有不偏愛大王您的，朝廷大臣沒有不害怕您的，全國上下之人也無不有求於您，如此一來，大王所受到的蒙蔽必然比他更為嚴重啊！這番勸諫言辭懇切且有理有據，使得齊威王欣然接受，並下令廣開言路，最終實現了國家的繁榮昌盛。正是通過這種“先喻後正”的巧妙結合，不僅增強了文章的說理性和感染力，還讓讀者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其中蘊含的智慧和哲理。
鄒忌這個人不僅有“自知之明”,而且“肯動腦筋”,他由生活上的小事“聯想”到了齊國的政治，以“先喻後正”的方法說諫齊王“納諫”,取得了很好的說理效果。
這種技法其實並非憑空出現，它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文論”之中。古人所說的“援古證今”法便是其根源所在，經過漫長歲月的沉澱與發展，如今已在現代文章寫作領域大放異彩。
比如秦朝時期著名政治家李斯所著的《諫逐客書》，就是運用“援古證今”技法的典範之作。文中詳細列舉了前朝曆代因為啟用外來之士以及借鑒外部之物，從而使得秦國日益強盛的諸多實例。通過這些生動具體且極具說服力的事例，李斯成功地說服了秦王嬴政，讓他改變主意並收迴了驅逐“客卿”的命令。整篇文章邏輯嚴密、言辭懇切，讀來令人不禁拍案叫絕。如今所麵臨的問題愈發錯綜複雜，僅僅依靠以古代之事來印證當今之況已然遠遠不足夠了，此刻還迫切需要借助外部事例來審視中國內部情況，從而讓古今中外各個方麵都能成為我們思考和論證的對象，進而通過這種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討方式，以更為寬廣的視野、充足詳實的論據以及全麵宏觀的剖析，最終得以構建起堅如磐石、無可辯駁且穩固無比的核心論點。
就如同《新民主主義憲政》這篇文章裏，當提及“頑固分子”的時候曾這樣描述道：普天之下的那些頑固分子們啊，他們無論是今日、明日還是後日，都會表現出頑固不化的態度。然而，他們卻絕不可能一直如此頑固到底。隨著時間的推移，終究會發生變化。好比那汪精衛，此人曾經長時間保持著頑固的立場，但最後卻無法繼續在抗日的土地上肆意妄為地逞強耍橫，無奈之下隻得逃竄至日本人的懷抱之中；又比如說張國燾吧，他同樣也是頑固了好長一段時間，麵對這般冥頑不靈之人，我們組織召開了多次激烈的鬥爭大會，一輪接著一輪的批判與鬥爭之後，他也隻能灰溜溜地逃走了。所以說這些所謂的頑固分子啊，其實隻是表麵上看起來頑固罷了，真正堅持到最後的話，必然會發生轉變，而且往往會變成遭人唾棄、被世人所鄙夷不屑的臭狗屎一堆！當然，也有一些原本冥頑不靈的家夥最終發生了轉變，變得稍微好起來了。而這一轉變，往往是因為激烈的爭鬥所致。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較量、衝突，這些人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於是才慢慢變好。總而言之，那些頑固不化的反動派終究是會有所改變的。
說起這些頑固派啊，他們通常都有著自己精心策劃的一係列陰謀詭計。比如說，怎樣去損害他人的利益從而讓自己獲利；又或者是如何巧妙地偽裝成兩麵派來迷惑眾人等等。然而，從古至今的所有頑固派，無論他們當初的計劃多麽周密，所得到的結果卻總是與他們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總是心懷叵測，處心積慮地想要通過傷害別人來謀取私利。可是到頭來呢？往往是以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作為收場。咱們之前不是提到過張伯倫嗎？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曾經，張伯倫一門心思隻想著把希特勒當作一塊可以利用的石頭，妄圖借助他的力量去打擊蘇聯人民。可誰能想到，就在去年九月德國與英法之間的戰爭爆發的那一天起，張伯倫手中原本打算用來攻擊別人的那塊石頭，竟然重重地砸在了他自己的腳上！這可真是應了那句老話：“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啊！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幾個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是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這裏邊講到了中國的許多“故事”,如袁世凱、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以及汪精衛、張國燾等，還講到了外國的一些“故事”,如張伯倫等。“故事”者,曆史事實也。“古今中外”的曆史事實一擺,道理就朗如白日。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這一重要文獻時，便會發現作者在此文中巧妙地運用了這種獨特的論證“技法”，進而開創性地提出了那個震撼世界且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在迴憶起這篇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文章時，作者曾經親自講述過當時與斯特朗女士交流的諸多細節。那時，他們探討了眾多至關重要的議題，其中包括蔣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國以及令人聞之色變的原子彈等一係列熱點話題。而就在這場深入且廣泛的對話之中，作者以其高瞻遠矚的視角和深刻獨到的見解指出：一切那些自吹自擂、號稱無比強大的反動勢力，實質上都不過是外強中幹的紙老虎罷了！之所以得出如此結論，關鍵就在於這些反動派完全背離了廣大人民群眾。
不妨迴顧一下曆史長河中的種種實例，比如那曾經不可一世的希特勒，難道他不就是一隻徹頭徹尾的紙老虎嗎？最終，他還不是照樣被正義之師徹底擊敗並推翻在地？同樣地，沙皇也好，中國古代的封建皇帝也罷，甚至是窮兇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無一不是看似威風凜凜、實則不堪一擊的紙老虎。瞧瞧它們的下場吧，全都在曆史前進的滾滾洪流中轟然倒下，成為過往雲煙。
這種能夠跨越時空界限、縱橫古今中外廣泛征引各類事例來進行論述的“技法”，實在是精妙絕倫。它不僅可以讓人們從浩如煙海的曆史事件當中洞察當下社會的真實狀況，而且還能引導人們從過往積累的豐富經驗裏麵總結歸納出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毫無疑問，這樣一種極具說服力的表達方式堪稱一種強大的表述技巧。若要給它取一個生動形象的名稱，或許有人會稱之為旁征博引的“例證法”，又或者幹脆直接叫做“古今中外”法。通過這種方法，作者成功地將複雜抽象的道理轉化為具體可感、易於理解接受的實例，從而使得其觀點更加深入人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3，“設靶論戰”法。即有意識地設置“對立麵”，把已有的或可能的錯誤觀點及有害論調“標舉”出來,作為自己主動出擊的“靶子”，予以反駁批評,使文章呈現出生動、鋒利的“論戰”色彩。如《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就采用了這種論證“技法”,而且用得極為精彩:“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線，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誌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麵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鬆。在武鬆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一氣駁了七、八種錯誤“論調”,從“反麵”堵縫補隙,使論敵無“機”可乘,大大加強了“正麵”說理的力度。
議論文不善於論辯，不能進行主動的“出擊”，便不易潑辣犀利。孟子就非常擅長論辯,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除舊布新，“勢”使之然。所有的論說大家其實都極其“雄辯”。而在種種論辯藝術中，“設靶論戰”法是其中常常采用的一種。“正喻互用”法。論述中常要用比喻論說中常常要用比喻。巧比妙喻是增強說理的“形象”色彩、使抽象道理化為具象感知的重要手段。詞語的“比喻”比較單純，篇章構思的“比喻”運用就帶有寫作“技法”的意義了。
4、“正喻互用”之法。所謂“正”，即直截了當地闡述道理；而“喻”則是以迂迴婉轉的方式通過比喻來傳達深意。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多種微妙的差別和變化。就拿某些情況來說吧，有一種是“先喻後正”。想必大家對《戰國策》中的那篇《鄒忌諷齊王納諫》都頗為熟悉，它便是這種手法的典型代表：文章開篇，作者以鄒忌自身的經曆設喻——鄒忌分別詢問妻、妾、客對於自己容貌與城北徐公孰美的看法，結果眾人皆言鄒忌美於徐公。然而當鄒忌親眼見到徐公之後，才發現自己遠不如對方英俊瀟灑。由此，他悟出一個道理：人們往往因為各種原因（諸如偏愛、畏懼或者有所求）而無法客觀地評價事物。緊接著，鄒忌便將這個生活中的小例子引申到治國理政之上，向齊威王進諫道：如今齊國地域遼闊，宮中妃嬪侍從沒有不偏愛大王您的，朝廷大臣沒有不害怕您的，全國上下之人也無不有求於您，如此一來，大王所受到的蒙蔽必然比他更為嚴重啊！這番勸諫言辭懇切且有理有據，使得齊威王欣然接受，並下令廣開言路，最終實現了國家的繁榮昌盛。正是通過這種“先喻後正”的巧妙結合，不僅增強了文章的說理性和感染力，還讓讀者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其中蘊含的智慧和哲理。
鄒忌這個人不僅有“自知之明”,而且“肯動腦筋”,他由生活上的小事“聯想”到了齊國的政治，以“先喻後正”的方法說諫齊王“納諫”,取得了很好的說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