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此刻正身處於繁忙的工作之中，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對知識的追求和對生活的熱愛。在工作之餘，他充分利用閑暇時間，踏上了周邊旅遊的征程。每到一處新的地方，他都會用心去感受當地獨特的風土人情，將那些美好的瞬間深深地印刻在腦海裏。然而，即便是在盡情享受旅途樂趣的時候，五明也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即將麵臨的本科入學考試。
迴到住所後的夜晚，當城市的喧囂漸漸沉寂下來，五明便會坐在書桌前，翻開那一本本厚重的教材和參考書籍，認真地複習著每一個知識點。他時而眉頭緊鎖，思考著複雜的數學公式；時而奮筆疾書，記錄下重點內容。除了常規的複習之外，五明還堅持撰寫讀書筆記，不斷總結歸納所學所得。
這天，五明像往常一樣開始書寫讀書筆記。他的筆觸落在紙張上，緩緩流淌出關於文章寫作方麵的見解：“文章的聚材取事、命題煉意以及謀篇布局等工作無疑是整個準備階段至關重要的環節，可以說是核心部分。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絕不能忽略掉另一個關鍵要素——確定欲寫文章的‘體裁’以及斟酌文章表現‘技法’的合理選用。這兩者就如同飛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一般，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隻有做到全麵兼顧，才能真正創作出一篇優秀的文章。”
五明曾經闡述過這樣一個觀點，即在進行文章創作之前，首先需要明確“體裁”方麵的問題。這裏所說的文章的“體裁”，實際上指的是其“體式”或者說“樣子”，也就是一篇文章最終所呈現出的那種“整體狀貌”。
遙想世界上出現第一位撰寫“文章”之人時，或許在他的腦海當中壓根兒就不存在任何關於“文體”的具體概念。當他拿起筆準備創作的時候，僅僅隻是想要將內心深處那些最為渴望表達的話語記錄下來，亦或是迫不及待地向他人傳遞自身的某種思想以及情感罷了。然而，就在他成功地把這些話語書寫出來之後，並且使得這些思想和情感得以清晰而又完整地傳達出去之時，那麽，原本那些簡簡單單的“話”，還有那些深藏於心底的“思想”與“感情”，便會在不知不覺間擁有了屬於它們各自的“形體”，進而獲取到了獨特的展現“形式”。正因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但凡存在“文章”這種東西，那麽相應的文章必然都會具備它自身獨有的“體裁”特征。正所謂“意完體具”，“文成法立”，自古以來便是這般道理。至於對各種不同類型文章的“體裁”予以分類，則是相對而言稍微滯後一些才發生的事情了。要進行這種“文體”劃分的工作，至少需要具備以下兩個重要條件：其一，所涉及的“文章”必須已經被撰寫得相當繁多且繁雜，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品類各異。隻有當存在如此豐富多樣的作品時，才能夠形成分類的客觀基礎。如果隻是寥寥數篇或者類型單一的文章，那麽就難以進行有效的分類。其二，還需人們對於這些“文章”有著切實的學習或者研究需求。假如沒有這樣的需求，不對它們進行分類將會導致諸多不便。例如，無法方便地對各類文章進行揣摩和比較，也就不利於相關領域的進一步發展與提高。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文體”劃分這種專門的“學問”方才應運而生。
據五明所述，最早對文章進行分類的人乃是曹丕。他在其所著的《典論·論文》當中明確指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合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也就是說，雖然所有文章從本質上來說是相同的，但在表現形式等細節方麵卻存在著差異。其中，奏議和上書之類的文體應當注重文雅莊重，書籍論述則適宜合乎道理邏輯，銘刻和誄文更傾向於追求真實可信，而詩歌和辭賦則以華麗優美為佳。由於這四類文體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所以擅長某一類文體寫作的人往往會有所偏重；唯有那些博學多才、精通多種文體的人，才能夠全麵掌握並運用各種體裁來進行創作。
曹丕所說的這番話蘊含著極為深刻且富有洞見的三層含義。其一，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世間所有的“文章”本質上皆是“本同”的。也就是說，無論是何種類型、何種題材的文章，其內在所遵循的總體規律以及根本性的精神實質都是一致的、相通或者相互貫通的。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僅僅局限於細微末節之處，也就是所謂的具體“特點”方麵的些許不同罷了。不得不說，曹丕此觀點極具合理性和說服力。
其二，曹丕獨具慧眼地將文章劃分為“四科”，並且精準扼要地闡述了每一類文章各自獨樹一幟的顯著特色。例如，“奏”與“議”這類文體，鑒於乃是臣子向君主進言陳事之用，故而必須具備典雅、莊重之氣質；而“書”和“論”呢，則因其主要是針對事理展開深入剖析與闡釋，因此應當著重於邏輯清晰、條理分明；再看“銘”與“誄”，因為它們承擔著記述功勳或是祭奠悼念等重要使命，所以務必做到真實無誤、準確可靠；最後談到“詩”和“賦”，由於其主要功能在於抒發情感以及描繪事物，自然而然就應該追求文辭優美華麗、注重修辭藻飾。令人驚歎不已的是，曹丕僅用簡簡單單的“雅”“理”“實”“麗”四個字，便將這“四科”（共計八種文體）的文章特點及相應要求高度凝練地概括了出來，實在是簡潔明了到了極致！其三在於他指出這些各不相同的“四科”文章，對於常人而言，幾乎不可能做到每一樣都熟知於心，並且能夠熟練地撰寫每一科目的文章。唯有那鳳毛麟角般存在的少數“通才”之人，方能具備這種能力，將各種體裁的文章信手拈來。如此觀點無疑是相當客觀且求真務實的。
而五則明確寫道，自曹丕之後，“文體”的劃分逐漸變得愈發精細起來。在這個領域之中，做出傑出貢獻者當數劉勰以及蕭統二人。劉勰所著的《文心雕龍》側重於理論闡述，詳細講述了多達三十五種文體；蕭統編纂的《文選》則重點聚焦於選文方麵，總共分為了三十八種文體類別。他們兩人對於古代“文體學”的創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並給後世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巨大影響。
到了唐宋元等幾個朝代時期，有關文章的“編選”工作開展得可謂是轟轟烈烈、規模空前浩大，其所編撰而成的書卷數量繁多、篇幅浩瀚。盡管在此期間，“文體”的具體分類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增減變動，呈現出不盡相同的狀況，但總體上來說，大致還是依照著《文選》的體例而來，並未出現太多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大變革。時至明代，文體的劃分愈發精細瑣碎，逐漸步入了“繁瑣”之路徑。就像吳納所編纂的《文章辨體》這部著作一樣，它匯集了明朝以前的詩文作品，並分內、外兩集。其中，僅僅是內集裏的散文部分便被劃分為多達四十九個類別；而外集中的詩賦以及駢文等，也各自有著眾多不同的分類。雖然這種以“分體”方式來選文，並對每一體裁都加以詳細“解說”的做法，在編輯方麵確實具有一定的價值所在，但與此同時，其“繁瑣”的弊病已然清晰地展露無遺。在此之後，徐師曾編撰了《文體明辨》，賀複征則輯錄了《文章辨體匯選》，他們二人皆是承襲吳納的思路並且進一步發揚了他的這個“短處”，竟然將所謂的“文體”劃分出了高達一百二三十種之多！如此繁雜多樣的文體種類，實在是讓人看得眼花繚亂，想要全部記住簡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於是乎，“文體學”在此時真正成為了一門極其“複雜”且令人感到頭痛不已的“艱難”學問。所幸的是，一直等到了清代時期，人們方才開始對這些紛繁複雜的文體進行化簡歸並，從廣博繁多迴歸簡約扼要，從而使得各種“疊床架屋”般堆砌羅列的文體能夠得到合理有效的歸類與整合，最終呈現出一種簡潔明了的狀態。這中間，姚鼐是一個有較大貢獻的人物，他所編的《古文辭類纂》，把所有文章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讚頌、辭賦、哀祭等十三類,已大為明晰。稍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又進一步把它簡化為十一類,並分屬於三大“門”(即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文體這樣一歸並、簡化,雖然仍有不少毛病,但相比而言，的確要合理,實用得多了。
五明曾這樣寫道：現代文章的文體分類，實際上是在“五四”時期白話文蓬勃發展並逐漸占據主流地位之後才真正興起的。當時，著名學者陳望道先生在其著作《作文法講義》當中，開創性地對文章進行了詳細劃分，將它們歸為記載文、記敘文、解釋文、論辨文以及誘導文這五大類別。
五明在他的學習筆記中詳細地寫道：“就在不久之後，令人矚目的另一位文學大家——葉聖陶先生，在其精心撰寫的《作文論》一書中，憑借著自身那獨樹一幟的深刻見解以及持之以恆的深入研究成果，再一次針對世間所有的文章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麵且全麵係統的全新剖析與分類工作。”
葉老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觀點，他認為完全可以將這些琳琅滿目、各式各樣的文章，大致地劃分成為三種不同的類型。這三種類型各自具有鮮明的特點，它們分別是：以生動形象的描述來講述事件發展過程或人物經曆為主的敘述文；通過邏輯嚴密的論證來闡述觀點、表達立場的議論文；還有運用飽含情感的文字抒發內心感受與情緒的抒情文。
五明認真地寫道，特別是當談到這本備受矚目的《作文論》裏“文體與寫作上的區分”這個章節的時候，不得不提的是，葉聖陶先生展現出了一種超凡脫俗、高瞻遠矚的視野和洞察力，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學養，高屋建瓴般地構建起了一套具有開創性思維並且極富實用價值的分類原則體係。
他旗幟鮮明地指出：“關於對事物進行分類這項工作，實際上存在著三個極其關鍵且不容忽視的核心要點需要我們給予高度重視並時刻銘記在心。首當其衝的便是所謂的‘包舉’原則，簡而言之，我們通過精心設計和細致謀劃而劃分出來的每一個具體類別都務必確保能夠全方位、無死角地覆蓋到該事物所涉及的所有領域範圍，堅決不能容忍哪怕隻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遺漏或者疏忽之處。因為任何一處細微的遺漏都可能導致整個分類係統的完整性受到損害，從而影響我們對於該事物本質特征的準確把握和深入理解。
緊接著，第二個同樣至關重要的方麵便是‘對等’原則。這裏所說的‘對等’意味著各個不同的分類之間在本質屬性上應該保持一種相互平等、互不隸屬的關係狀態。換句話說，絕不能夠用某一個特定的類別去強行囊括或者吞並其他的類別，否則就會破壞分類體係內部的平衡與和諧，使得原本清晰有序的結構變得混亂不堪。隻有當每個分類都能獨立存在且地位平等時，我們才能更好地梳理和剖析事物內在的多樣性以及複雜性。
而最後的這一點，可以說是整套分類原則當中最為關鍵也最為核心的要素——‘正確’原則。具體來講，它要求我們所劃分出來的各種類別不僅要各自界限分明、互不交叉幹擾，同時還必須具備相互排斥的獨特性質。也就是說，任意兩個不同的類別之間都應該有著明確無誤的差異和區別，絕對不允許出現彼此混淆不清甚至模棱兩可的狀況發生。隻有這樣嚴格遵循‘正確’原則來進行分類操作，我們才能夠真正建立起一個科學合理、嚴謹精確的分類框架，進而有效地推動相關研究和實踐活動朝著更加深入和精準的方向發展前進。在此之後，夏丐尊先生攜手葉聖陶先生精心編撰而成的《文心》一書中，他們二人猶如兩位智慧的探險家，進一步勇敢地踏入了“普通文”和“文藝文”這兩個神秘領域，並展開了更為深入且全麵的探討及精準區分。令人驚歎的是，他們並未止步於此，而是繼續深挖下去，對於“普通文”這個看似平凡卻蘊含無盡奧秘的概念，進行了超乎想象的細致剖析。最終，如同庖丁解牛一般，將其巧妙地劃分成了記述文、敘述文、解說文以及議論文這四種各具特色的類型。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隨著時間的悄然流逝，稍晚一些時候，葉聖陶先生憑借著自己深厚的文學造詣和獨到的見解，在其所著的《作文概說》這部著作當中，更是展現出了驚人的魄力與創新精神。他竟然大膽地將包括詩歌、戲劇、小說乃至小品文等各種各樣豐富多彩的文體，無一遺漏地統統納入到了之前所提及的那四種文體之中。這種前所未有的整合方式，無疑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股強烈的衝擊與震撼。
更值得一提的是，葉先生目光如炬，敏銳地洞察到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由於“抒情文”本身具有獨特的特質，它很難完全擺脫“敘述”的影響而孤立存在。基於這樣深刻的認識，葉先生毫不猶豫地指出，“抒情文”實際上並不適宜被視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文體類別。顯而易見，這一觀點較之於他先前於《作文論》裏所闡述的見解已然產生了明顯的轉變。那麽，後續又會如何發展呢？在此之後，蔣伯潛先生與蔣祖怡先生通力協作，共同創作出了一部名為《體裁與風格》的著作。在這部作品當中，他們將文章頗為明晰地劃分為了五大類別，分別是：議論類、說明類、記敘類、描寫類以及抒情類。迴顧往昔針對文章分類所展開的諸多嚐試及摸索，此種劃分模式毫無疑問實現了重大突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其不僅使得各類文章的特點得以更為準確地呈現出來，而且還為讀者們理解和區分不同類型的文章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可以說，這樣的創新之舉為文學領域帶來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對後世的寫作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這種分類的漫長演變曆程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最開始對於“文體”的劃分標準，主要是以文章所表述的客觀“對象”作為重要依據的。然而，采用這樣的方式來劃分文體，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彼此相互糾纏、界限模糊不清的情況，從而導致整個分類體係顯得有些混亂和含混。比如說，“記述文”（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記載文）被定義為專門用來“記錄人或物的靜態”的一類文字表達形式；而與之相對應的“記敘文”呢，則強調對事物發展動態過程的描述。可是，要想確切地區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在實際應用場景中去精準辨別究竟何為“靜”、何為“動”，實在並非一件輕而易舉之事。因為很多時候，人或物的狀態並不是絕對靜止或者完全動態的，它們往往處於一種介於二者之間的複雜狀態，這就讓“記述文”和“記敘文”的邊界變得越發難以界定了。此外，這“記述文”與那所謂的“解說文”（又稱之為解釋文）之間的差異確實極為微妙，要想將其明確地區分開來並非易事。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所著重講述的乃是具體事物之“象”，通過對這些具象之物的詳細描述，讓讀者能夠身臨其境地感受到其所呈現出來的各種特征；而後者則側重於對抽象事物之“理”展開闡釋，運用邏輯推理和分析等手段，深入挖掘並闡明其中蘊含的道理及本質內涵。然而，即便是這樣明顯的差別，在實際的分辨過程中依舊困難重重。
同樣地，“論辯文”與“誘導文”亦是如此。按照通常的“定義”來講，所謂的“誘導文”乃是那種從正麵出發進行論述、並且善於循循善誘的一類文章，它旨在引導讀者逐步接受作者想要傳達的觀點或理念；相比之下，“論辯文”則更注重於對事理的深度剖析，力求清晰明了地辨別出是非對錯，展現出一種理性思辨的力量。可是，像這樣分得過於細致的分類方式，並未能充分考慮到實際情況中的複雜性以及多樣性，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將它們完全平等地列為幾大類別。畢竟，僅僅依靠表述的“對象”以及文章的“內容”作為劃分文體的唯一“準則”，實在難以做到全麵周詳且嚴密準確。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觀念卻極大地限製了人們的視野和思維，使得對於文體的劃分始終無法擺脫這座如同迷宮一般錯綜複雜的困境。事實上，這種偏差早在梁啟超所著的《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一書中便已經初見端倪。自那時起，這種局限性一直延續著，並對後續的文學研究與寫作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情況終於漸漸發生了變化。後來，研究者們逐漸意識到問題所在，並嚐試將文體分類的標準逐步轉向以表述的“方式”和“手段”作為關鍵的基點。通過這樣的轉變，對於文體的認識和區分才總算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正如五明在他的學習筆記中所描述的那樣，盡管如此直至目前似乎仍無令人滿意的文體劃分。要知道，不同文體之間的此消彼長和變化趨勢是極為顯著且清晰可見的。這些文體猶如奔騰不息的江河一般，始終處於持續地“流動”狀態之中。它們彼此之間相互施加著影響，互相進行著滲透，甚至還會相互實現“融合”。如此一來，整個局麵就顯得頗為錯綜複雜了。
而經過漫長歲月逐漸積澱而成的那些所謂“觀念”以及“習慣”，已然構築起了種種現實當中確實存在的劃分界限。即便我們深知這些劃分並非盡善盡美、全然“理想”，可若是完全不顧及這樣一種既存的“習慣”，那顯然也行不通。
與此同時，對於“文章”範疇的認知缺乏一致性，再加上針對“文體學”展開的相關研究相對薄弱，這無疑成為了一個相當嚴峻且十分突出的棘手難題。具體來說，實用文體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大類別的體裁。
所謂“記敘類”文章，乃是以“敘述”這一手法作為根本，並貫穿整篇文章，從而使其整體呈現出記敘的“色彩”或者說“基調”的那些篇章作品。而在眾多類型當中，尤以新聞文體最為常見且至關重要。
新聞文體當中屬於“記敘”性質的包含了消息、通訊以及報告文學等等。先說消息吧，它還有另外一些稱唿，比如“新聞”或者“電訊”。這是一種通過簡潔明了的敘述方式來對“新近發生的事實”予以報道的報刊體裁。其顯著特點之一便是擁有多行“標題”，這些標題通常會采用不同的字號和排版方式，以便於讀者能夠快速地了解到新聞的核心要點和關鍵信息。在正式的文章內容開啟之前，通常會出現以黑體字呈現的“電頭”部分（比如像“新華社某地某日電”或者“本報訊”等等這樣的表述）。而緊隨其後的那一段文字，則被稱作“導語”。這一部分非常關鍵，它需要對一則消息裏最為重要且具有最高價值的新聞事實進行扼要地概括和描述。接下來便是整個消息的核心區域——“主體”了，這裏往往會穿插著對於相關“背景”情況的詳細交代。最後的部分則叫做“結語”。這種形式最大的特色就在於其始終堅持“用事實來說話”，並且普遍采用一種獨特的“倒金字塔”式結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倒序”式）。在日常生活當中，比較常見的消息類型大致可以分為動態新聞、綜合報道、經驗消息以及新聞述評這麽幾種類別。
迴到住所後的夜晚，當城市的喧囂漸漸沉寂下來，五明便會坐在書桌前，翻開那一本本厚重的教材和參考書籍，認真地複習著每一個知識點。他時而眉頭緊鎖，思考著複雜的數學公式；時而奮筆疾書，記錄下重點內容。除了常規的複習之外，五明還堅持撰寫讀書筆記，不斷總結歸納所學所得。
這天，五明像往常一樣開始書寫讀書筆記。他的筆觸落在紙張上，緩緩流淌出關於文章寫作方麵的見解：“文章的聚材取事、命題煉意以及謀篇布局等工作無疑是整個準備階段至關重要的環節，可以說是核心部分。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絕不能忽略掉另一個關鍵要素——確定欲寫文章的‘體裁’以及斟酌文章表現‘技法’的合理選用。這兩者就如同飛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一般，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隻有做到全麵兼顧，才能真正創作出一篇優秀的文章。”
五明曾經闡述過這樣一個觀點，即在進行文章創作之前，首先需要明確“體裁”方麵的問題。這裏所說的文章的“體裁”，實際上指的是其“體式”或者說“樣子”，也就是一篇文章最終所呈現出的那種“整體狀貌”。
遙想世界上出現第一位撰寫“文章”之人時，或許在他的腦海當中壓根兒就不存在任何關於“文體”的具體概念。當他拿起筆準備創作的時候，僅僅隻是想要將內心深處那些最為渴望表達的話語記錄下來，亦或是迫不及待地向他人傳遞自身的某種思想以及情感罷了。然而，就在他成功地把這些話語書寫出來之後，並且使得這些思想和情感得以清晰而又完整地傳達出去之時，那麽，原本那些簡簡單單的“話”，還有那些深藏於心底的“思想”與“感情”，便會在不知不覺間擁有了屬於它們各自的“形體”，進而獲取到了獨特的展現“形式”。正因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但凡存在“文章”這種東西，那麽相應的文章必然都會具備它自身獨有的“體裁”特征。正所謂“意完體具”，“文成法立”，自古以來便是這般道理。至於對各種不同類型文章的“體裁”予以分類，則是相對而言稍微滯後一些才發生的事情了。要進行這種“文體”劃分的工作，至少需要具備以下兩個重要條件：其一，所涉及的“文章”必須已經被撰寫得相當繁多且繁雜，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品類各異。隻有當存在如此豐富多樣的作品時，才能夠形成分類的客觀基礎。如果隻是寥寥數篇或者類型單一的文章，那麽就難以進行有效的分類。其二，還需人們對於這些“文章”有著切實的學習或者研究需求。假如沒有這樣的需求，不對它們進行分類將會導致諸多不便。例如，無法方便地對各類文章進行揣摩和比較，也就不利於相關領域的進一步發展與提高。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文體”劃分這種專門的“學問”方才應運而生。
據五明所述，最早對文章進行分類的人乃是曹丕。他在其所著的《典論·論文》當中明確指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合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也就是說，雖然所有文章從本質上來說是相同的，但在表現形式等細節方麵卻存在著差異。其中，奏議和上書之類的文體應當注重文雅莊重，書籍論述則適宜合乎道理邏輯，銘刻和誄文更傾向於追求真實可信，而詩歌和辭賦則以華麗優美為佳。由於這四類文體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所以擅長某一類文體寫作的人往往會有所偏重；唯有那些博學多才、精通多種文體的人，才能夠全麵掌握並運用各種體裁來進行創作。
曹丕所說的這番話蘊含著極為深刻且富有洞見的三層含義。其一，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世間所有的“文章”本質上皆是“本同”的。也就是說，無論是何種類型、何種題材的文章，其內在所遵循的總體規律以及根本性的精神實質都是一致的、相通或者相互貫通的。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僅僅局限於細微末節之處，也就是所謂的具體“特點”方麵的些許不同罷了。不得不說，曹丕此觀點極具合理性和說服力。
其二，曹丕獨具慧眼地將文章劃分為“四科”，並且精準扼要地闡述了每一類文章各自獨樹一幟的顯著特色。例如，“奏”與“議”這類文體，鑒於乃是臣子向君主進言陳事之用，故而必須具備典雅、莊重之氣質；而“書”和“論”呢，則因其主要是針對事理展開深入剖析與闡釋，因此應當著重於邏輯清晰、條理分明；再看“銘”與“誄”，因為它們承擔著記述功勳或是祭奠悼念等重要使命，所以務必做到真實無誤、準確可靠；最後談到“詩”和“賦”，由於其主要功能在於抒發情感以及描繪事物，自然而然就應該追求文辭優美華麗、注重修辭藻飾。令人驚歎不已的是，曹丕僅用簡簡單單的“雅”“理”“實”“麗”四個字，便將這“四科”（共計八種文體）的文章特點及相應要求高度凝練地概括了出來，實在是簡潔明了到了極致！其三在於他指出這些各不相同的“四科”文章，對於常人而言，幾乎不可能做到每一樣都熟知於心，並且能夠熟練地撰寫每一科目的文章。唯有那鳳毛麟角般存在的少數“通才”之人，方能具備這種能力，將各種體裁的文章信手拈來。如此觀點無疑是相當客觀且求真務實的。
而五則明確寫道，自曹丕之後，“文體”的劃分逐漸變得愈發精細起來。在這個領域之中，做出傑出貢獻者當數劉勰以及蕭統二人。劉勰所著的《文心雕龍》側重於理論闡述，詳細講述了多達三十五種文體；蕭統編纂的《文選》則重點聚焦於選文方麵，總共分為了三十八種文體類別。他們兩人對於古代“文體學”的創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並給後世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巨大影響。
到了唐宋元等幾個朝代時期，有關文章的“編選”工作開展得可謂是轟轟烈烈、規模空前浩大，其所編撰而成的書卷數量繁多、篇幅浩瀚。盡管在此期間，“文體”的具體分類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增減變動，呈現出不盡相同的狀況，但總體上來說，大致還是依照著《文選》的體例而來，並未出現太多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大變革。時至明代，文體的劃分愈發精細瑣碎，逐漸步入了“繁瑣”之路徑。就像吳納所編纂的《文章辨體》這部著作一樣，它匯集了明朝以前的詩文作品，並分內、外兩集。其中，僅僅是內集裏的散文部分便被劃分為多達四十九個類別；而外集中的詩賦以及駢文等，也各自有著眾多不同的分類。雖然這種以“分體”方式來選文，並對每一體裁都加以詳細“解說”的做法，在編輯方麵確實具有一定的價值所在，但與此同時，其“繁瑣”的弊病已然清晰地展露無遺。在此之後，徐師曾編撰了《文體明辨》，賀複征則輯錄了《文章辨體匯選》，他們二人皆是承襲吳納的思路並且進一步發揚了他的這個“短處”，竟然將所謂的“文體”劃分出了高達一百二三十種之多！如此繁雜多樣的文體種類，實在是讓人看得眼花繚亂，想要全部記住簡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於是乎，“文體學”在此時真正成為了一門極其“複雜”且令人感到頭痛不已的“艱難”學問。所幸的是，一直等到了清代時期，人們方才開始對這些紛繁複雜的文體進行化簡歸並，從廣博繁多迴歸簡約扼要，從而使得各種“疊床架屋”般堆砌羅列的文體能夠得到合理有效的歸類與整合，最終呈現出一種簡潔明了的狀態。這中間，姚鼐是一個有較大貢獻的人物，他所編的《古文辭類纂》，把所有文章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讚頌、辭賦、哀祭等十三類,已大為明晰。稍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又進一步把它簡化為十一類,並分屬於三大“門”(即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文體這樣一歸並、簡化,雖然仍有不少毛病,但相比而言，的確要合理,實用得多了。
五明曾這樣寫道：現代文章的文體分類，實際上是在“五四”時期白話文蓬勃發展並逐漸占據主流地位之後才真正興起的。當時，著名學者陳望道先生在其著作《作文法講義》當中，開創性地對文章進行了詳細劃分，將它們歸為記載文、記敘文、解釋文、論辨文以及誘導文這五大類別。
五明在他的學習筆記中詳細地寫道：“就在不久之後，令人矚目的另一位文學大家——葉聖陶先生，在其精心撰寫的《作文論》一書中，憑借著自身那獨樹一幟的深刻見解以及持之以恆的深入研究成果，再一次針對世間所有的文章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麵且全麵係統的全新剖析與分類工作。”
葉老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觀點，他認為完全可以將這些琳琅滿目、各式各樣的文章，大致地劃分成為三種不同的類型。這三種類型各自具有鮮明的特點，它們分別是：以生動形象的描述來講述事件發展過程或人物經曆為主的敘述文；通過邏輯嚴密的論證來闡述觀點、表達立場的議論文；還有運用飽含情感的文字抒發內心感受與情緒的抒情文。
五明認真地寫道，特別是當談到這本備受矚目的《作文論》裏“文體與寫作上的區分”這個章節的時候，不得不提的是，葉聖陶先生展現出了一種超凡脫俗、高瞻遠矚的視野和洞察力，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學養，高屋建瓴般地構建起了一套具有開創性思維並且極富實用價值的分類原則體係。
他旗幟鮮明地指出：“關於對事物進行分類這項工作，實際上存在著三個極其關鍵且不容忽視的核心要點需要我們給予高度重視並時刻銘記在心。首當其衝的便是所謂的‘包舉’原則，簡而言之，我們通過精心設計和細致謀劃而劃分出來的每一個具體類別都務必確保能夠全方位、無死角地覆蓋到該事物所涉及的所有領域範圍，堅決不能容忍哪怕隻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遺漏或者疏忽之處。因為任何一處細微的遺漏都可能導致整個分類係統的完整性受到損害，從而影響我們對於該事物本質特征的準確把握和深入理解。
緊接著，第二個同樣至關重要的方麵便是‘對等’原則。這裏所說的‘對等’意味著各個不同的分類之間在本質屬性上應該保持一種相互平等、互不隸屬的關係狀態。換句話說，絕不能夠用某一個特定的類別去強行囊括或者吞並其他的類別，否則就會破壞分類體係內部的平衡與和諧，使得原本清晰有序的結構變得混亂不堪。隻有當每個分類都能獨立存在且地位平等時，我們才能更好地梳理和剖析事物內在的多樣性以及複雜性。
而最後的這一點，可以說是整套分類原則當中最為關鍵也最為核心的要素——‘正確’原則。具體來講，它要求我們所劃分出來的各種類別不僅要各自界限分明、互不交叉幹擾，同時還必須具備相互排斥的獨特性質。也就是說，任意兩個不同的類別之間都應該有著明確無誤的差異和區別，絕對不允許出現彼此混淆不清甚至模棱兩可的狀況發生。隻有這樣嚴格遵循‘正確’原則來進行分類操作，我們才能夠真正建立起一個科學合理、嚴謹精確的分類框架，進而有效地推動相關研究和實踐活動朝著更加深入和精準的方向發展前進。在此之後，夏丐尊先生攜手葉聖陶先生精心編撰而成的《文心》一書中，他們二人猶如兩位智慧的探險家，進一步勇敢地踏入了“普通文”和“文藝文”這兩個神秘領域，並展開了更為深入且全麵的探討及精準區分。令人驚歎的是，他們並未止步於此，而是繼續深挖下去，對於“普通文”這個看似平凡卻蘊含無盡奧秘的概念，進行了超乎想象的細致剖析。最終，如同庖丁解牛一般，將其巧妙地劃分成了記述文、敘述文、解說文以及議論文這四種各具特色的類型。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隨著時間的悄然流逝，稍晚一些時候，葉聖陶先生憑借著自己深厚的文學造詣和獨到的見解，在其所著的《作文概說》這部著作當中，更是展現出了驚人的魄力與創新精神。他竟然大膽地將包括詩歌、戲劇、小說乃至小品文等各種各樣豐富多彩的文體，無一遺漏地統統納入到了之前所提及的那四種文體之中。這種前所未有的整合方式，無疑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股強烈的衝擊與震撼。
更值得一提的是，葉先生目光如炬，敏銳地洞察到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由於“抒情文”本身具有獨特的特質，它很難完全擺脫“敘述”的影響而孤立存在。基於這樣深刻的認識，葉先生毫不猶豫地指出，“抒情文”實際上並不適宜被視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文體類別。顯而易見，這一觀點較之於他先前於《作文論》裏所闡述的見解已然產生了明顯的轉變。那麽，後續又會如何發展呢？在此之後，蔣伯潛先生與蔣祖怡先生通力協作，共同創作出了一部名為《體裁與風格》的著作。在這部作品當中，他們將文章頗為明晰地劃分為了五大類別，分別是：議論類、說明類、記敘類、描寫類以及抒情類。迴顧往昔針對文章分類所展開的諸多嚐試及摸索，此種劃分模式毫無疑問實現了重大突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其不僅使得各類文章的特點得以更為準確地呈現出來，而且還為讀者們理解和區分不同類型的文章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可以說，這樣的創新之舉為文學領域帶來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對後世的寫作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這種分類的漫長演變曆程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最開始對於“文體”的劃分標準，主要是以文章所表述的客觀“對象”作為重要依據的。然而，采用這樣的方式來劃分文體，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彼此相互糾纏、界限模糊不清的情況，從而導致整個分類體係顯得有些混亂和含混。比如說，“記述文”（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記載文）被定義為專門用來“記錄人或物的靜態”的一類文字表達形式；而與之相對應的“記敘文”呢，則強調對事物發展動態過程的描述。可是，要想確切地區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在實際應用場景中去精準辨別究竟何為“靜”、何為“動”，實在並非一件輕而易舉之事。因為很多時候，人或物的狀態並不是絕對靜止或者完全動態的，它們往往處於一種介於二者之間的複雜狀態，這就讓“記述文”和“記敘文”的邊界變得越發難以界定了。此外，這“記述文”與那所謂的“解說文”（又稱之為解釋文）之間的差異確實極為微妙，要想將其明確地區分開來並非易事。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所著重講述的乃是具體事物之“象”，通過對這些具象之物的詳細描述，讓讀者能夠身臨其境地感受到其所呈現出來的各種特征；而後者則側重於對抽象事物之“理”展開闡釋，運用邏輯推理和分析等手段，深入挖掘並闡明其中蘊含的道理及本質內涵。然而，即便是這樣明顯的差別，在實際的分辨過程中依舊困難重重。
同樣地，“論辯文”與“誘導文”亦是如此。按照通常的“定義”來講，所謂的“誘導文”乃是那種從正麵出發進行論述、並且善於循循善誘的一類文章，它旨在引導讀者逐步接受作者想要傳達的觀點或理念；相比之下，“論辯文”則更注重於對事理的深度剖析，力求清晰明了地辨別出是非對錯，展現出一種理性思辨的力量。可是，像這樣分得過於細致的分類方式，並未能充分考慮到實際情況中的複雜性以及多樣性，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將它們完全平等地列為幾大類別。畢竟，僅僅依靠表述的“對象”以及文章的“內容”作為劃分文體的唯一“準則”，實在難以做到全麵周詳且嚴密準確。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觀念卻極大地限製了人們的視野和思維，使得對於文體的劃分始終無法擺脫這座如同迷宮一般錯綜複雜的困境。事實上，這種偏差早在梁啟超所著的《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一書中便已經初見端倪。自那時起，這種局限性一直延續著，並對後續的文學研究與寫作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情況終於漸漸發生了變化。後來，研究者們逐漸意識到問題所在，並嚐試將文體分類的標準逐步轉向以表述的“方式”和“手段”作為關鍵的基點。通過這樣的轉變，對於文體的認識和區分才總算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正如五明在他的學習筆記中所描述的那樣，盡管如此直至目前似乎仍無令人滿意的文體劃分。要知道，不同文體之間的此消彼長和變化趨勢是極為顯著且清晰可見的。這些文體猶如奔騰不息的江河一般，始終處於持續地“流動”狀態之中。它們彼此之間相互施加著影響，互相進行著滲透，甚至還會相互實現“融合”。如此一來，整個局麵就顯得頗為錯綜複雜了。
而經過漫長歲月逐漸積澱而成的那些所謂“觀念”以及“習慣”，已然構築起了種種現實當中確實存在的劃分界限。即便我們深知這些劃分並非盡善盡美、全然“理想”，可若是完全不顧及這樣一種既存的“習慣”，那顯然也行不通。
與此同時，對於“文章”範疇的認知缺乏一致性，再加上針對“文體學”展開的相關研究相對薄弱，這無疑成為了一個相當嚴峻且十分突出的棘手難題。具體來說，實用文體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大類別的體裁。
所謂“記敘類”文章，乃是以“敘述”這一手法作為根本，並貫穿整篇文章，從而使其整體呈現出記敘的“色彩”或者說“基調”的那些篇章作品。而在眾多類型當中，尤以新聞文體最為常見且至關重要。
新聞文體當中屬於“記敘”性質的包含了消息、通訊以及報告文學等等。先說消息吧，它還有另外一些稱唿，比如“新聞”或者“電訊”。這是一種通過簡潔明了的敘述方式來對“新近發生的事實”予以報道的報刊體裁。其顯著特點之一便是擁有多行“標題”，這些標題通常會采用不同的字號和排版方式，以便於讀者能夠快速地了解到新聞的核心要點和關鍵信息。在正式的文章內容開啟之前，通常會出現以黑體字呈現的“電頭”部分（比如像“新華社某地某日電”或者“本報訊”等等這樣的表述）。而緊隨其後的那一段文字，則被稱作“導語”。這一部分非常關鍵，它需要對一則消息裏最為重要且具有最高價值的新聞事實進行扼要地概括和描述。接下來便是整個消息的核心區域——“主體”了，這裏往往會穿插著對於相關“背景”情況的詳細交代。最後的部分則叫做“結語”。這種形式最大的特色就在於其始終堅持“用事實來說話”，並且普遍采用一種獨特的“倒金字塔”式結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倒序”式）。在日常生活當中，比較常見的消息類型大致可以分為動態新聞、綜合報道、經驗消息以及新聞述評這麽幾種類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