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繼續專心致誌地複習備考本科，他將重點放在了語文知識的複習上，並深入研究寫作知識。
寫作的主題往往具有獨特的“當代性”。每一種思想和觀念都深深地滲透著那個特定時代、特定時期人們對社會生活以及客觀事物所特有的評價，同時也反映了強烈的“當代精神”。
例如，當我們以“鬆樹”作為寫作主題時，可以看到千百年來，眾多佳作不斷湧現，但它們的“主題”卻各不相同，每個作品都展現了屬於自己的“當代”精神。就像《論語》中記載的那樣，孔子曾頌讚鬆樹：“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這句話不僅展現了他對鬆樹堅韌不拔品質的讚美之情，更體現了那個時代人們對高尚品德的不懈追求。當凜冽的寒冬來臨，萬物凋零之際，唯有鬆柏依然堅守著自己的立場，不屈服於嚴寒的淫威。這種堅定不移、不畏艱難險阻的精神，或許正是孔子身處亂世卻能保持誌向不變、不隨波逐流的一種情感映照。陶淵明也曾讚美過鬆樹，他說：“芳菊開林耀，青鬆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又說：“青鬆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陶淵明所強調的是鬆樹的“貞秀”之美，但它卻被眾多雜草掩蓋，隻有在嚴寒季節到來時，才能顯露出其獨特的“卓越不凡”。這無疑是陶淵明對鬆樹的讚美和推崇，同時也是他自身追求的一種體現。這裏主要表現的是陶淵明“孤芳自賞”的誌向,“卓然不群”來，的傲骨,它和魏晉時代那種“名士”作風,“歸隱”習氣是密切相關的。這和孔子的積極“入世”思想並不相同。再比如陶鑄所寫的《鬆樹的風格》一文，作者通過對鬆樹挺拔、堅韌、不畏嚴寒等特點的描寫，巧妙地將鬆樹與人類社會聯係起來，深刻地揭示了一種高尚的品質和精神境界。他以鬆樹為喻，歌頌了那些無私奉獻、默默付出的人們，他們不圖迴報，隻為他人著想。這種“要求於人的甚少，給予人的甚多”的高尚品德，正是當時社會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可以說，這一主題具有強烈的“當代性”，它反映了那個特定時期的時代需求和價值取向。如果沒有當時“時代風格”的大力弘揚，陶鑄也許就難以在那樣的背景下，提煉出如此充滿時代氣息且獨具匠心的嶄新主題。陳毅元帥的《青鬆》，由於寫作時間稍晚,“主題”又有所不同,它是這樣四句:“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要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這首詩的“青鬆”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這首詩的“大雪”則代表了寫作當時六十年代的嚴峻、險惡的國際環境和外部壓力,它表達了一種頂住“壓力”、堅持社會主義的新穎主題,和《鬆樹的風格》又各自體現了各不相同的“當代精神”。
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果戈理才會說出：“請相信我，無論出版何種類型的藝術作品，如果其中缺乏當今社會所關注和圍繞的問題，如果其中不能描繪出我們今日所需的人物形象，那麽這部作品在今日將毫無影響力。”同樣地，列寧也曾指出：“應當選取那些在政治上至關重要、受到大眾廣泛關注以及與最為緊迫問題相關的主題。”雖然前者談論的是“文學”創作，而後者則是針對其他“文章”的寫作，但對於主題應具備強烈的“當代性”這一要求卻是一致的。
要求主題具有“當代性”，並不是意味著禁止撰寫曆史“題材”。絕對沒有這個意思！而是希望作者在理解和處理這些曆史“題材”時，能夠深入地融入、展現出明確的“當代精神”，表達出“當代人”對於曆史事件的一種獨特的“當代評價”；同樣地，這也不代表其他“題材”就不能被書寫。絕非如此！無論選擇何種題材，都應該給予作家充分的自由選擇權。題材本身並不會決定作品的質量，真正重要的是在這些“題材”中注入、凸顯出鮮明的“當代精神”，展示出“當代人”對這些題材的新穎、有益的“當代評價”！因此，所謂主題的“當代性”，實際上是主題內在的“時代性”的一種集中與提煉，是“時代精神”的具體呈現。每個時代都應該有屬於自己的“文章”。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特點和需求，因此需要有與之相應的創新和創造。對於作家來說，要用當代人的視角和思維方式來觀察、思考並表達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這意味著要以當代人所具備的知識水平、思想深度和情感體驗作為基礎，去解讀和評判周圍的世界。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更真實地傳遞當代人的內心世界，包括他們的思想、情感、欲望以及對社會現實的唿籲。同時，也能夠展現出當代人在思考、判斷、探索等方麵的成果，讓作品充滿現代氣息和時代精神。這種創新性的表達方式不僅能使作品與時代緊密相連，還能給讀者帶來新的感受和啟示。因此，對於作家而言，如何將當代精神融入到作品之中，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
對於文章的主題來說，我們不但需要追求深度，還應該力求創新，做到“深”與“新”的完美結合。這裏所說的“新”既與選取獨特視角、把握個性特征有關，同時也與主題所具有的時代意義緊密相連。古人曾雲：“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意思就是盡管出於自己的構思，但最害怕別人走在前麵；又有“惟陳言之務去”之說，即前人已經表達過的思想和語言，必須堅決摒棄，不再重複使用；還有“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如果沒有新穎的立意、獨特的語言和全新的變化，就無法在一個時代中脫穎而出。這些觀點都強調了創新在寫作中的重要性。所謂“不創前未有,焉傳後無窮?”這句話意味著如果沒有開創前所未有的事物，如何能夠將其傳承下去並流傳到後世呢？這實際上涉及到文章的“主題”以及文章寫作的“當代性”問題。缺乏新的創造，即缺乏“當代性”！而新的創造主要體現在主題的新穎程度上！
文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無時無刻不在追求創新。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不斷加快，主題的“當代性”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且變化迅速。以新時期的文學創作為例，除了在最初階段還在習慣的軌道上滑行一段時間之外，緊接著就出現了所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等。這些文學流派之間有著大的階段劃分，但同時每個階段內部又存在著小的層次差異。主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相互競爭，追求創新。一般情況下，其他類型的文章的主題也是如此。對於新聞而言，“新”就是其生命所在，如果沒有了這個元素，那麽也就不能稱之為新聞了；而學術論文和科技著作更是如此，它們本身就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肩負著揭示最新科研成果和傳播最新科技信息的重任，所以說“新”同樣也是其存在的意義所在。至於政治論文（如社論、評論等）以及雜文（也就是文藝性的“社會論文”）則可以說是社會的神經和攻防的手足，這兩者的“當代性”也是相當突出的。
偉人曾經指出：“文章的寫法應該有所改變。當前，在解放區的軍民中，核心問題已不再是對美蔣抱有幻想，因為這樣的時期早已過去；而一味地描述美蔣多麽強大、兇惡，在七月之前或許還有一定必要性，但七月之後不僅沒有必要，反而會產生負麵影響。如今，解放區軍民最關注的焦點問題是能否取得勝利以及如何贏得勝利，尤其是在失去一些地方後，人們對此尤為關切。所以，我們的文章和新聞報道的重點，不應僅僅強調敵人如何壓迫、如何兇殘，更應著重闡釋盡管敵人擁有兩百個師的兵力，得到美國的援助，並占領了一些地方甚至可能繼續占領更多地區，但由於各種因素，我軍必將戰勝蔣軍。每次取得勝利，都應撰寫一篇社論來鼓舞士氣並加以論證；而每當失去一個重要地方時，則應編寫一篇簡短的文章予以解釋，說明隻要消滅敵人，未來就能夠收複失地。”
所謂“寫法應改變”,就是指的這種“立論之重點”的改變,亦即“主題”的改變。七月以前有“必要”，七月以後就必須“改變”了:因為七月敵人發動了全國性的內戰。你看,這主題的“當代性”是多麽嚴格、多麽靈敏啊!
因此,作者應當站在時代的前列。要敏銳感應時代的氣息,緊緊按著時代的脈搏,正視現實,探索人生，及時而準確地提出並迴答“當代”人們普遍關心的各個方麵、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以鼓舞人們前進的鬥誌,奮發的希望,使自己的文章裏能躍動著強烈的“當代精神”的熱流。“向後看”沒有出息。“超時代”純屬逃避。“總而言之，有天才的人們全是曆史紀念碑。無數曆史事實都反複驗證了這樣一條題理:越是具有鮮明“當代性”的文章,越是具有它的獨特的曆史價值。
五明認為，寫“人”的文章，要著力於對人物“思想”的發掘,要努力尋求出支配人物一切言行舉止的那種思想境界的“製高點”。“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隻有尋求到了這種蘊含在人物性格、氣質、感情中的那種獨異的“精神美”來，它才能“照亮”人物,才能解釋一切、支配一切,籠罩一切!
五明覺得，記“事”的文章,要著力於對事件“意義”的探求，要在事件所具有的多方麵的思想意義中找出你認為最重要、最動人、最獨特的“閃光點”。隻有尋求到了這種“最佳角度”上的潛在於事件底裏的“哲理美”來,它才能“貫穿”情節，才能解釋一切、支配一切、籠罩一切!
五明認為，論“理”的文章,要著力於事物“矛盾”的剖析，要善於在事物眾多矛盾之中抓住“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並“以這個主要矛盾作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高屋建瓴,綱舉目張地去分析、綜合問題,“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引出正確的結論”。這類文章的主題“提煉”(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學術論著),一般說都是貫穿於整個研究、實驗過程中的。它是一種“真理”的揭示,一種“規律”的發現。
五明覺得，“應用”的文章,多是一種較為成熟的意見、辦法、計劃、條例的傳遞,是一種情況、經驗、資料、信息的交流。
作者“意圖”往往就是“主題”,在“提煉”上無須“慘淡經營”。
在人物眾多“思想”中尋求那種獨異的“精神美”,在事件眾多“意義”中尋求那種獨特的“哲理美”,在事物眾多“矛盾”中尋求那種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這中間都有一個選擇“角度”或把握“個性”的問題。所謂“角度”,就是作者觀察的“方位”“立足點”，就是作者開掘、提煉的“突破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角度”一變，新意即出,真是移步換形，氣象萬千。“角度”是作者手裏的一根“魔杖”,它有著非常豐富的“學問”!“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它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性。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這個“特殊點”就是事物的“個性”特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事物的“最佳角度”。不論上述那一類“文章”的主題提煉，既然都有這個問題,那麽，我們就要注意在“比較”之中(相同事物的“橫”的比較和同一事物前後的“縱”的比較)去努力地捕捉它、把握它，極大地提高自己的“發現”才能，以“人取我棄”、“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精神，寫出“人人胸中皆有，人人筆下俱無”的新穎、獨到的主題來!
總之,提煉主題是寫作的最重要的準備之一。不管是“長期積累、偶然得之”,即“從作者的經驗中產生，由生活暗示給他的一種思想”也好;還是調查研究，分析綜合,從事實中“引出”正確結論也好,它都是有“規”可循、有“法”可依的。了解了這些規律,法則之後,要舍得在提煉主題上狠下功夫。
寫作的主題往往具有獨特的“當代性”。每一種思想和觀念都深深地滲透著那個特定時代、特定時期人們對社會生活以及客觀事物所特有的評價，同時也反映了強烈的“當代精神”。
例如，當我們以“鬆樹”作為寫作主題時，可以看到千百年來，眾多佳作不斷湧現，但它們的“主題”卻各不相同，每個作品都展現了屬於自己的“當代”精神。就像《論語》中記載的那樣，孔子曾頌讚鬆樹：“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這句話不僅展現了他對鬆樹堅韌不拔品質的讚美之情，更體現了那個時代人們對高尚品德的不懈追求。當凜冽的寒冬來臨，萬物凋零之際，唯有鬆柏依然堅守著自己的立場，不屈服於嚴寒的淫威。這種堅定不移、不畏艱難險阻的精神，或許正是孔子身處亂世卻能保持誌向不變、不隨波逐流的一種情感映照。陶淵明也曾讚美過鬆樹，他說：“芳菊開林耀，青鬆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又說：“青鬆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陶淵明所強調的是鬆樹的“貞秀”之美，但它卻被眾多雜草掩蓋，隻有在嚴寒季節到來時，才能顯露出其獨特的“卓越不凡”。這無疑是陶淵明對鬆樹的讚美和推崇，同時也是他自身追求的一種體現。這裏主要表現的是陶淵明“孤芳自賞”的誌向,“卓然不群”來，的傲骨,它和魏晉時代那種“名士”作風,“歸隱”習氣是密切相關的。這和孔子的積極“入世”思想並不相同。再比如陶鑄所寫的《鬆樹的風格》一文，作者通過對鬆樹挺拔、堅韌、不畏嚴寒等特點的描寫，巧妙地將鬆樹與人類社會聯係起來，深刻地揭示了一種高尚的品質和精神境界。他以鬆樹為喻，歌頌了那些無私奉獻、默默付出的人們，他們不圖迴報，隻為他人著想。這種“要求於人的甚少，給予人的甚多”的高尚品德，正是當時社會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可以說，這一主題具有強烈的“當代性”，它反映了那個特定時期的時代需求和價值取向。如果沒有當時“時代風格”的大力弘揚，陶鑄也許就難以在那樣的背景下，提煉出如此充滿時代氣息且獨具匠心的嶄新主題。陳毅元帥的《青鬆》，由於寫作時間稍晚,“主題”又有所不同,它是這樣四句:“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要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這首詩的“青鬆”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這首詩的“大雪”則代表了寫作當時六十年代的嚴峻、險惡的國際環境和外部壓力,它表達了一種頂住“壓力”、堅持社會主義的新穎主題,和《鬆樹的風格》又各自體現了各不相同的“當代精神”。
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果戈理才會說出：“請相信我，無論出版何種類型的藝術作品，如果其中缺乏當今社會所關注和圍繞的問題，如果其中不能描繪出我們今日所需的人物形象，那麽這部作品在今日將毫無影響力。”同樣地，列寧也曾指出：“應當選取那些在政治上至關重要、受到大眾廣泛關注以及與最為緊迫問題相關的主題。”雖然前者談論的是“文學”創作，而後者則是針對其他“文章”的寫作，但對於主題應具備強烈的“當代性”這一要求卻是一致的。
要求主題具有“當代性”，並不是意味著禁止撰寫曆史“題材”。絕對沒有這個意思！而是希望作者在理解和處理這些曆史“題材”時，能夠深入地融入、展現出明確的“當代精神”，表達出“當代人”對於曆史事件的一種獨特的“當代評價”；同樣地，這也不代表其他“題材”就不能被書寫。絕非如此！無論選擇何種題材，都應該給予作家充分的自由選擇權。題材本身並不會決定作品的質量，真正重要的是在這些“題材”中注入、凸顯出鮮明的“當代精神”，展示出“當代人”對這些題材的新穎、有益的“當代評價”！因此，所謂主題的“當代性”，實際上是主題內在的“時代性”的一種集中與提煉，是“時代精神”的具體呈現。每個時代都應該有屬於自己的“文章”。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特點和需求，因此需要有與之相應的創新和創造。對於作家來說，要用當代人的視角和思維方式來觀察、思考並表達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這意味著要以當代人所具備的知識水平、思想深度和情感體驗作為基礎，去解讀和評判周圍的世界。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更真實地傳遞當代人的內心世界，包括他們的思想、情感、欲望以及對社會現實的唿籲。同時，也能夠展現出當代人在思考、判斷、探索等方麵的成果，讓作品充滿現代氣息和時代精神。這種創新性的表達方式不僅能使作品與時代緊密相連，還能給讀者帶來新的感受和啟示。因此，對於作家而言，如何將當代精神融入到作品之中，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
對於文章的主題來說，我們不但需要追求深度，還應該力求創新，做到“深”與“新”的完美結合。這裏所說的“新”既與選取獨特視角、把握個性特征有關，同時也與主題所具有的時代意義緊密相連。古人曾雲：“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意思就是盡管出於自己的構思，但最害怕別人走在前麵；又有“惟陳言之務去”之說，即前人已經表達過的思想和語言，必須堅決摒棄，不再重複使用；還有“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如果沒有新穎的立意、獨特的語言和全新的變化，就無法在一個時代中脫穎而出。這些觀點都強調了創新在寫作中的重要性。所謂“不創前未有,焉傳後無窮?”這句話意味著如果沒有開創前所未有的事物，如何能夠將其傳承下去並流傳到後世呢？這實際上涉及到文章的“主題”以及文章寫作的“當代性”問題。缺乏新的創造，即缺乏“當代性”！而新的創造主要體現在主題的新穎程度上！
文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無時無刻不在追求創新。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不斷加快，主題的“當代性”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且變化迅速。以新時期的文學創作為例，除了在最初階段還在習慣的軌道上滑行一段時間之外，緊接著就出現了所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等。這些文學流派之間有著大的階段劃分，但同時每個階段內部又存在著小的層次差異。主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相互競爭，追求創新。一般情況下，其他類型的文章的主題也是如此。對於新聞而言，“新”就是其生命所在，如果沒有了這個元素，那麽也就不能稱之為新聞了；而學術論文和科技著作更是如此，它們本身就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肩負著揭示最新科研成果和傳播最新科技信息的重任，所以說“新”同樣也是其存在的意義所在。至於政治論文（如社論、評論等）以及雜文（也就是文藝性的“社會論文”）則可以說是社會的神經和攻防的手足，這兩者的“當代性”也是相當突出的。
偉人曾經指出：“文章的寫法應該有所改變。當前，在解放區的軍民中，核心問題已不再是對美蔣抱有幻想，因為這樣的時期早已過去；而一味地描述美蔣多麽強大、兇惡，在七月之前或許還有一定必要性，但七月之後不僅沒有必要，反而會產生負麵影響。如今，解放區軍民最關注的焦點問題是能否取得勝利以及如何贏得勝利，尤其是在失去一些地方後，人們對此尤為關切。所以，我們的文章和新聞報道的重點，不應僅僅強調敵人如何壓迫、如何兇殘，更應著重闡釋盡管敵人擁有兩百個師的兵力，得到美國的援助，並占領了一些地方甚至可能繼續占領更多地區，但由於各種因素，我軍必將戰勝蔣軍。每次取得勝利，都應撰寫一篇社論來鼓舞士氣並加以論證；而每當失去一個重要地方時，則應編寫一篇簡短的文章予以解釋，說明隻要消滅敵人，未來就能夠收複失地。”
所謂“寫法應改變”,就是指的這種“立論之重點”的改變,亦即“主題”的改變。七月以前有“必要”，七月以後就必須“改變”了:因為七月敵人發動了全國性的內戰。你看,這主題的“當代性”是多麽嚴格、多麽靈敏啊!
因此,作者應當站在時代的前列。要敏銳感應時代的氣息,緊緊按著時代的脈搏,正視現實,探索人生，及時而準確地提出並迴答“當代”人們普遍關心的各個方麵、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以鼓舞人們前進的鬥誌,奮發的希望,使自己的文章裏能躍動著強烈的“當代精神”的熱流。“向後看”沒有出息。“超時代”純屬逃避。“總而言之，有天才的人們全是曆史紀念碑。無數曆史事實都反複驗證了這樣一條題理:越是具有鮮明“當代性”的文章,越是具有它的獨特的曆史價值。
五明認為，寫“人”的文章，要著力於對人物“思想”的發掘,要努力尋求出支配人物一切言行舉止的那種思想境界的“製高點”。“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隻有尋求到了這種蘊含在人物性格、氣質、感情中的那種獨異的“精神美”來，它才能“照亮”人物,才能解釋一切、支配一切,籠罩一切!
五明覺得，記“事”的文章,要著力於對事件“意義”的探求，要在事件所具有的多方麵的思想意義中找出你認為最重要、最動人、最獨特的“閃光點”。隻有尋求到了這種“最佳角度”上的潛在於事件底裏的“哲理美”來,它才能“貫穿”情節，才能解釋一切、支配一切、籠罩一切!
五明認為，論“理”的文章,要著力於事物“矛盾”的剖析，要善於在事物眾多矛盾之中抓住“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並“以這個主要矛盾作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高屋建瓴,綱舉目張地去分析、綜合問題,“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引出正確的結論”。這類文章的主題“提煉”(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學術論著),一般說都是貫穿於整個研究、實驗過程中的。它是一種“真理”的揭示,一種“規律”的發現。
五明覺得，“應用”的文章,多是一種較為成熟的意見、辦法、計劃、條例的傳遞,是一種情況、經驗、資料、信息的交流。
作者“意圖”往往就是“主題”,在“提煉”上無須“慘淡經營”。
在人物眾多“思想”中尋求那種獨異的“精神美”,在事件眾多“意義”中尋求那種獨特的“哲理美”,在事物眾多“矛盾”中尋求那種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這中間都有一個選擇“角度”或把握“個性”的問題。所謂“角度”,就是作者觀察的“方位”“立足點”，就是作者開掘、提煉的“突破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角度”一變，新意即出,真是移步換形，氣象萬千。“角度”是作者手裏的一根“魔杖”,它有著非常豐富的“學問”!“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它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性。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這個“特殊點”就是事物的“個性”特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事物的“最佳角度”。不論上述那一類“文章”的主題提煉，既然都有這個問題,那麽，我們就要注意在“比較”之中(相同事物的“橫”的比較和同一事物前後的“縱”的比較)去努力地捕捉它、把握它，極大地提高自己的“發現”才能，以“人取我棄”、“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精神，寫出“人人胸中皆有，人人筆下俱無”的新穎、獨到的主題來!
總之,提煉主題是寫作的最重要的準備之一。不管是“長期積累、偶然得之”,即“從作者的經驗中產生，由生活暗示給他的一種思想”也好;還是調查研究，分析綜合,從事實中“引出”正確結論也好,它都是有“規”可循、有“法”可依的。了解了這些規律,法則之後,要舍得在提煉主題上狠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