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土地問題(下)
重生朱標，我才是明太宗 作者：陸一叁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明代的土地按照所有權歸屬分為官田和民田兩大類。其中明初官田數量頗多，形式多種多樣，譬如皇莊、王侯公卿賜田、軍屯、民屯、商屯、職田、學田、牧馬草場、寺院田等等，在某些地區，官田數量甚至超過民田。
官田所有權歸屬國家，農戶隻有經營權，繳納的是地租，而民田為私產，繳納的是賦稅，其內容都是實物。若是地租與賦稅相同，官民並無差異。實則不同，官田賦重於民田，甚至十數倍。
此外，古代不僅有賦，還有役。洪武元年定役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承佃官田的農戶不需要承擔雜役，民田則需要。總體來說，官田賦重役輕，而民田賦輕役重，孰優孰劣，因情勢而定。
明代雜役繁多，設定隨意，成為民眾的沉重負擔，小戶人家苦於雜役之重，看到官田沒有雜役之所以寧願變賣己田而承佃官田。而具有優免權的縉紳階層，因為可以不承擔徭役，看重民田賦稅輕的優點，也更願意購置民田，這樣兩方一拍即合，造成的局麵就是民田都被集中在豪紳手中，貧苦的百姓都在耕種官田。
然官田所求甚重，承佃農戶無以為繼，便將所佃之官田謊稱民田賣掉，購買的縉紳也樂得承認其就是民田。這樣一來，官田隻存在於紙麵上，實則已經變成民田，國家收不到應有的官田地租，也沒辦法向縉紳收取田賦，就這樣損失了收益。
長此以往，官田逐漸流失，私有化，民田又向具有優免權的貴族、縉紳地主手中集中，國家收入日益減少，百姓負擔沉重。有明一代，從宣德開始，不少有識之士提出各種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其核心有兩條：一，弱化官田與民田的差別，即官民一則。二，簡化稅收環節，一次性統一征稅。最為著名的改革表示萬曆初年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賦稅、徭役統一按照田畝征收，並且將原來的實物征收、出勞力服役都折算成白銀，實現賦役的貨幣化，簡化了征收的環節，減少了官員中飽私囊、貪汙腐敗的機會。
張居正身居高位，依靠皇帝的信任，強力推行一條鞭法，力圖中興。可惜人亡政息，他去世後，皇帝也沒有堅持下去，導致故態複萌，前功盡棄。另一方麵，到了萬曆初年，社會弊病積重難返，統治集團腐化墮落，利益盤根錯節，真正的改革很難推行下去。
一條鞭法的改版——攤丁入畝，在清代工作狂皇帝雍正的直接倡導下實施，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再加上繼任者乾隆皇帝在位時間悠長，讓這項利國利民的政策最終落地。
就明初的情況來看，朱標所麵臨的情況，與曆次戰亂後重建的朝代一樣，人口減少，土地大量閑置，國家收入不足，需要做的無非是提高人口數量，鼓勵墾荒，而土地兼並，賦稅不均的情況，暫時還不用考慮太多。就時代而言，朱標覺得改革明代社會，應該以清代為參照。清代作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是集大成者，有諸多前代的教訓和經驗可以借鑒吸收，它的各項製度更為合理。
當然時代不同，所麵臨的客觀條件不同，各種因素也不相同，完全照搬照抄，隻會弄巧成拙。因地製宜，結合本朝具體情況，才是正確的道路。在鼓勵生產方麵，朱元璋做得很到位，他對農民的心思了解得透徹，又有嚴刑峻法約束官吏，普通百姓的生活相對還可以。
除了延續墾荒的政策，朱標所想到的改革涉及以下幾點。
第一，消除官田和民田的差異，同賦同役。
第二，賦稅按照田畝數收，有田則繳稅，田多多繳，田少少繳，無田則不繳。
第三，簡化徭役種類，將徭役折成實物稅，與均攤到田畝之中，一並征收。
第四，廢除一切事前的優免特權，改為事後補償。天下凡有田者都要按同一標準納稅，無一例外。原本有優免特權的，待核準後定額退迴，以防止利用優免權隱匿土地，避免國家收入減少、百姓負擔過重。
這樣的要求是否能夠貫徹實施，還有待與朝臣討論，至於如何有效實施，這就需要古人自己的智慧了，反正朱標是自認力不能及。
此外還有解決實物繳稅的征收、運輸損耗以及貨幣征稅等等問題，在明代的發展過程中已有相應的辦法，隻是過於細碎，朱標也隻是知道個大概，具體辦法當然是找飽學有識之士來想。
朱標身為皇帝，不可能凡事親力親為， 他需要做的就是出個概念，把握大方向，為真正幹事兒的人撐腰，以求把好的製度落實下去。
無論如何改革，朱標所處的明代終究還是封建社會、階級社會，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消除的，隻能盡力緩解。明代的地主階級，主要分成三類，即貴族地主、官紳地主以及庶民地主。貴族地主包括皇室、諸王、公主以及勳臣貴戚，簡單來說就是有世襲爵位的人。這些人位於統治階層的最上層，有全麵的免稅免役特權，而且階層相對固定，很難流動，這些人的奢侈程度最甚，是典型的寄生蟲。
官紳地主，就是憑借高民一等的官身或者士身獲得土地，有一定的優免權。這個階層相比於貴族階層，流動性大一些，普通人可以通過科舉當官，進入該階層，被貶失勢的官員也有可能退出該階層。
庶民地主，一般沒有特殊身份，與普通農戶無異，但是通過各種方式占有不少土地。這一地主階層的流動性最強，他們與自耕農、佃農之間的變換最為頻繁。
階層的流動，意味著有上升通道，底層的人有奮鬥的積極性，社會更具活力，這比之更早的世家門閥時代，要強得多。
朱標施行改革，對於貴族地主的利益觸動是最大的，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源於他們。這一階層的人與朱標存在千絲萬縷的聯係，他的妻子、弟弟妹妹、各位公侯叔伯都身處其中，人情關係很難處理。但是，這一階層必須要壓製，否則改革就會淪為空談，這正好與他一直琢磨的宗室製度改革相契合。
看著紙上寫的幾條綱要，朱標自顧自地點了點頭，向後一靠，閉目養神起來。這樣的大動作，顯然不是可以直接拿出來在朝會上討論的，需要事先探探口風，找幾個得力之人來查漏補缺，以免脫離實際，貽笑大方。
官田所有權歸屬國家，農戶隻有經營權，繳納的是地租，而民田為私產，繳納的是賦稅，其內容都是實物。若是地租與賦稅相同，官民並無差異。實則不同，官田賦重於民田，甚至十數倍。
此外，古代不僅有賦，還有役。洪武元年定役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承佃官田的農戶不需要承擔雜役，民田則需要。總體來說，官田賦重役輕，而民田賦輕役重，孰優孰劣，因情勢而定。
明代雜役繁多，設定隨意，成為民眾的沉重負擔，小戶人家苦於雜役之重，看到官田沒有雜役之所以寧願變賣己田而承佃官田。而具有優免權的縉紳階層，因為可以不承擔徭役，看重民田賦稅輕的優點，也更願意購置民田，這樣兩方一拍即合，造成的局麵就是民田都被集中在豪紳手中，貧苦的百姓都在耕種官田。
然官田所求甚重，承佃農戶無以為繼，便將所佃之官田謊稱民田賣掉，購買的縉紳也樂得承認其就是民田。這樣一來，官田隻存在於紙麵上，實則已經變成民田，國家收不到應有的官田地租，也沒辦法向縉紳收取田賦，就這樣損失了收益。
長此以往，官田逐漸流失，私有化，民田又向具有優免權的貴族、縉紳地主手中集中，國家收入日益減少，百姓負擔沉重。有明一代，從宣德開始，不少有識之士提出各種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其核心有兩條：一，弱化官田與民田的差別，即官民一則。二，簡化稅收環節，一次性統一征稅。最為著名的改革表示萬曆初年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賦稅、徭役統一按照田畝征收，並且將原來的實物征收、出勞力服役都折算成白銀，實現賦役的貨幣化，簡化了征收的環節，減少了官員中飽私囊、貪汙腐敗的機會。
張居正身居高位，依靠皇帝的信任，強力推行一條鞭法，力圖中興。可惜人亡政息，他去世後，皇帝也沒有堅持下去，導致故態複萌，前功盡棄。另一方麵，到了萬曆初年，社會弊病積重難返，統治集團腐化墮落，利益盤根錯節，真正的改革很難推行下去。
一條鞭法的改版——攤丁入畝，在清代工作狂皇帝雍正的直接倡導下實施，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再加上繼任者乾隆皇帝在位時間悠長，讓這項利國利民的政策最終落地。
就明初的情況來看，朱標所麵臨的情況，與曆次戰亂後重建的朝代一樣，人口減少，土地大量閑置，國家收入不足，需要做的無非是提高人口數量，鼓勵墾荒，而土地兼並，賦稅不均的情況，暫時還不用考慮太多。就時代而言，朱標覺得改革明代社會，應該以清代為參照。清代作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是集大成者，有諸多前代的教訓和經驗可以借鑒吸收，它的各項製度更為合理。
當然時代不同，所麵臨的客觀條件不同，各種因素也不相同，完全照搬照抄，隻會弄巧成拙。因地製宜，結合本朝具體情況，才是正確的道路。在鼓勵生產方麵，朱元璋做得很到位，他對農民的心思了解得透徹，又有嚴刑峻法約束官吏，普通百姓的生活相對還可以。
除了延續墾荒的政策，朱標所想到的改革涉及以下幾點。
第一，消除官田和民田的差異，同賦同役。
第二，賦稅按照田畝數收，有田則繳稅，田多多繳，田少少繳，無田則不繳。
第三，簡化徭役種類，將徭役折成實物稅，與均攤到田畝之中，一並征收。
第四，廢除一切事前的優免特權，改為事後補償。天下凡有田者都要按同一標準納稅，無一例外。原本有優免特權的，待核準後定額退迴，以防止利用優免權隱匿土地，避免國家收入減少、百姓負擔過重。
這樣的要求是否能夠貫徹實施，還有待與朝臣討論，至於如何有效實施，這就需要古人自己的智慧了，反正朱標是自認力不能及。
此外還有解決實物繳稅的征收、運輸損耗以及貨幣征稅等等問題，在明代的發展過程中已有相應的辦法，隻是過於細碎，朱標也隻是知道個大概，具體辦法當然是找飽學有識之士來想。
朱標身為皇帝，不可能凡事親力親為， 他需要做的就是出個概念，把握大方向，為真正幹事兒的人撐腰，以求把好的製度落實下去。
無論如何改革，朱標所處的明代終究還是封建社會、階級社會，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消除的，隻能盡力緩解。明代的地主階級，主要分成三類，即貴族地主、官紳地主以及庶民地主。貴族地主包括皇室、諸王、公主以及勳臣貴戚，簡單來說就是有世襲爵位的人。這些人位於統治階層的最上層，有全麵的免稅免役特權，而且階層相對固定，很難流動，這些人的奢侈程度最甚，是典型的寄生蟲。
官紳地主，就是憑借高民一等的官身或者士身獲得土地，有一定的優免權。這個階層相比於貴族階層，流動性大一些，普通人可以通過科舉當官，進入該階層，被貶失勢的官員也有可能退出該階層。
庶民地主，一般沒有特殊身份，與普通農戶無異，但是通過各種方式占有不少土地。這一地主階層的流動性最強，他們與自耕農、佃農之間的變換最為頻繁。
階層的流動，意味著有上升通道，底層的人有奮鬥的積極性，社會更具活力，這比之更早的世家門閥時代，要強得多。
朱標施行改革，對於貴族地主的利益觸動是最大的，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源於他們。這一階層的人與朱標存在千絲萬縷的聯係，他的妻子、弟弟妹妹、各位公侯叔伯都身處其中，人情關係很難處理。但是，這一階層必須要壓製，否則改革就會淪為空談，這正好與他一直琢磨的宗室製度改革相契合。
看著紙上寫的幾條綱要，朱標自顧自地點了點頭，向後一靠，閉目養神起來。這樣的大動作，顯然不是可以直接拿出來在朝會上討論的，需要事先探探口風，找幾個得力之人來查漏補缺，以免脫離實際，貽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