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惠卿繼續向趙佶解釋三經新義的內容，當年王安石極力推行變法，在朝堂上遭遇了極大的阻力，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神宗皇帝，在遭遇整個朝堂的阻力後，王安石認為，唯有加強皇權，才能讓自己的新法得以推行。故而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加強皇權。
王安石解讀周禮，認為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這樣的言論自然招來很多批評，認為王安石鼓勵人君享樂，有導君之惡的嫌疑。
後世認為“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豐享豫大與享上之侈，卒啟裔夷之禍，可不戒哉！”？王安石及其新學在南渡前後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擠，一方麵是徽宗時期崇尚王安石新法，童貫等人借用王安石“人主備享物極”的說法，創製應奉司，來滿足徽宗奢侈無度的要求，引發百姓和大臣的不滿，因此在欽宗上位後，在懲罰童貫、蔡京等人的同時，也對王安石的新法及其新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打擊。
而另一方麵，在北宋滅亡，宋室南渡後統治者刻意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結為王安石變法把風氣搞壞了，以此來推脫自身的責任。將靖康之變歸咎於王安石和他的新學，對其進行官方層麵的毀禁，甚至將三經新義列為禁書，不準讀書人學習。
呂惠卿有些無奈的說道：“官家，王荊公並非主張人主肆其欲，在《尚書新義》裏，荊公曾言：誠使為天子者澹然無營，清心寡欲，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彼諸侯者其敢肆其逸欲於下哉！”
趙佶當然知道王安石此解並非鼓勵皇帝奢侈無度，王安石認為人主節儉和備享萬物並不矛盾。正如王安石在評價漢文帝為天下守財時稱“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 非天下之正理”。
很顯然王安石通過對《周禮》中記載的天子飲食一事來說明皇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且皇帝的權力並不應該受到限製，但同時王安石也勸誡皇帝應當自己保持勤儉的習慣，這樣才能有利於國家穩定和發展。所以，王安石提倡“人君當備享物極”的目的在於確立神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並非讓神宗奢侈無度地進行生活。
加強皇權是趙佶此刻要做的事情，而王安石的這些理論，有助於自己樹立皇帝權威，加強自己的權力。趙佶不由得說道：“荊公大才，奈何天下冤之！”
呂惠卿說道：“荊公確是驚世之才，但是神宗能信用之，才是令人羨慕的。”
確實，王安石與神宗確實是一對千古君臣，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遠超他人，王安石也是竭忠盡智以報效神宗。在尚書新義裏，王安石論述了君權神授的觀點。
為了保障變法的實施，王安石極力加強君主的權力，在《尚書新義》中王安石沿襲了董仲舒君權神授的說法稱“有極之所在，吾安所取正？取正於天而已。我 取正於天，則民取正於我。道之本出於天，其在我為德；皇極，我於庶民所同然也， 故我訓於帝，則民訓於我矣”。意為君主受命於天，需要服從天的意誌，而百姓則要臣服於君主的意誌。
這種思想和大宋主流思想完全不同。大宋自立國以來，推崇的都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治了一百多年，北方的契丹、西北的黨項、西南的交趾，讓大宋疲於應付。到這個時候，文彥博還在說：“非與百姓治天下，與士大夫治天下也！”在這麽治下去，就等著翹辮子吧！
故而王安石主張加強皇權，由皇帝乾綱獨斷，推行新法，富國強兵。但是士大夫們肯定不會這麽想，故而對王安石的學說和變法的措施加以抵製，不得已王安石準備利用自己的學說選拔人才，幫助自己變法。
當然這也是王安石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因為王安石任用小人這一點不管是在當時，還是現在也都是頗為大家所詬病的。大家都認為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任用幸進小人，導致新法失敗。最典型的小人，就是如今坐在眼前的呂惠卿，他被認為是大奸巨惡，為新舊兩黨都不容。
這個時候，趙佶才問道：“以計相之見，荊公之法何以不能推行？”
問及這個問題，呂惠卿有些失落的說道：“非是荊公之法不能推行。當時上不能得太後之信，下不能結百僚之擁，荊公又急於用事，以報神宗。所行之法，過於操切，對於其中一些弊端，也不能及時糾正。所托非人，蒙蔽視聽，是以新法之利未見而新法之弊已深，徒喚奈何！”
作為新黨裏能力極強的人，呂惠卿的反水絕不僅僅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而是已經對新法和所謂變法失去信心了。雖然呂惠卿人品不好，但是呂惠卿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在王安石罷相後，遍發書信給各監司、郡守，讓他們上書陳述利害向神宗皇帝施壓，然後從容地請求皇帝下詔，表明始終不因官吏違法而廢除新法。因此，王安石新法得到更堅決地推行。
可以這麽說，呂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但是並沒有背叛新法。無論是在朝中還是在州縣，呂惠卿都是新法最堅決的貫徹者。
在呂惠卿任職參知政事期間，繼續推動新法的進行，不僅廢罷了製科，還保證了市易法的繼續推行。兩次災荒(1073-1074年)期間，呂惠卿等變法派在汴京糶賣了數以萬石計的糧食，穩定了京師居民的生活。尤其是在河北、江浙等為地區，利用貯的青苗錢米，募集受災農民興建水利和從事其他工役，度過災荒。
呂惠卿守邊時，推廣了置將法等新法，並改變了許多現象--\"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為一，先搜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呂惠卿守邊期間還在元豐八年(1085年)和紹聖三年(1096年)取得了兩次大的勝利。
趙佶看著這位佝僂的老臣，問道：“吾欲以荊公陪祀孔廟，計相以為何如？”
呂惠卿跪伏在地上說道：“官家聖見，臣不勝感激！”
趙佶說道：“還是由計相上劄子，吾來批準。也令天子知之！”
呂惠卿不再言語，隻是流著眼淚向趙佶行了大禮，然後拜辭而去。趙佶知道，士大夫們誰不在乎身後之名？呂惠卿說是不在乎，其實對自己當年的行為，是深感愧疚的。趙佶讓呂惠卿上劄子為王安石請陪祀，也是給呂惠卿洗刷自己惡名的機會，畢竟當年更多的政見之爭。
而今趙佶要用呂惠卿，還是要為這位老臣消除心中的芥蒂的。
王安石解讀周禮，認為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這樣的言論自然招來很多批評，認為王安石鼓勵人君享樂，有導君之惡的嫌疑。
後世認為“人主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豐享豫大與享上之侈，卒啟裔夷之禍，可不戒哉！”？王安石及其新學在南渡前後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擠，一方麵是徽宗時期崇尚王安石新法，童貫等人借用王安石“人主備享物極”的說法，創製應奉司，來滿足徽宗奢侈無度的要求，引發百姓和大臣的不滿，因此在欽宗上位後，在懲罰童貫、蔡京等人的同時，也對王安石的新法及其新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打擊。
而另一方麵，在北宋滅亡，宋室南渡後統治者刻意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結為王安石變法把風氣搞壞了，以此來推脫自身的責任。將靖康之變歸咎於王安石和他的新學，對其進行官方層麵的毀禁，甚至將三經新義列為禁書，不準讀書人學習。
呂惠卿有些無奈的說道：“官家，王荊公並非主張人主肆其欲，在《尚書新義》裏，荊公曾言：誠使為天子者澹然無營，清心寡欲，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彼諸侯者其敢肆其逸欲於下哉！”
趙佶當然知道王安石此解並非鼓勵皇帝奢侈無度，王安石認為人主節儉和備享萬物並不矛盾。正如王安石在評價漢文帝為天下守財時稱“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 非天下之正理”。
很顯然王安石通過對《周禮》中記載的天子飲食一事來說明皇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且皇帝的權力並不應該受到限製，但同時王安石也勸誡皇帝應當自己保持勤儉的習慣，這樣才能有利於國家穩定和發展。所以，王安石提倡“人君當備享物極”的目的在於確立神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並非讓神宗奢侈無度地進行生活。
加強皇權是趙佶此刻要做的事情，而王安石的這些理論，有助於自己樹立皇帝權威，加強自己的權力。趙佶不由得說道：“荊公大才，奈何天下冤之！”
呂惠卿說道：“荊公確是驚世之才，但是神宗能信用之，才是令人羨慕的。”
確實，王安石與神宗確實是一對千古君臣，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遠超他人，王安石也是竭忠盡智以報效神宗。在尚書新義裏，王安石論述了君權神授的觀點。
為了保障變法的實施，王安石極力加強君主的權力，在《尚書新義》中王安石沿襲了董仲舒君權神授的說法稱“有極之所在，吾安所取正？取正於天而已。我 取正於天，則民取正於我。道之本出於天，其在我為德；皇極，我於庶民所同然也， 故我訓於帝，則民訓於我矣”。意為君主受命於天，需要服從天的意誌，而百姓則要臣服於君主的意誌。
這種思想和大宋主流思想完全不同。大宋自立國以來，推崇的都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治了一百多年，北方的契丹、西北的黨項、西南的交趾，讓大宋疲於應付。到這個時候，文彥博還在說：“非與百姓治天下，與士大夫治天下也！”在這麽治下去，就等著翹辮子吧！
故而王安石主張加強皇權，由皇帝乾綱獨斷，推行新法，富國強兵。但是士大夫們肯定不會這麽想，故而對王安石的學說和變法的措施加以抵製，不得已王安石準備利用自己的學說選拔人才，幫助自己變法。
當然這也是王安石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因為王安石任用小人這一點不管是在當時，還是現在也都是頗為大家所詬病的。大家都認為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任用幸進小人，導致新法失敗。最典型的小人，就是如今坐在眼前的呂惠卿，他被認為是大奸巨惡，為新舊兩黨都不容。
這個時候，趙佶才問道：“以計相之見，荊公之法何以不能推行？”
問及這個問題，呂惠卿有些失落的說道：“非是荊公之法不能推行。當時上不能得太後之信，下不能結百僚之擁，荊公又急於用事，以報神宗。所行之法，過於操切，對於其中一些弊端，也不能及時糾正。所托非人，蒙蔽視聽，是以新法之利未見而新法之弊已深，徒喚奈何！”
作為新黨裏能力極強的人，呂惠卿的反水絕不僅僅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而是已經對新法和所謂變法失去信心了。雖然呂惠卿人品不好，但是呂惠卿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在王安石罷相後，遍發書信給各監司、郡守，讓他們上書陳述利害向神宗皇帝施壓，然後從容地請求皇帝下詔，表明始終不因官吏違法而廢除新法。因此，王安石新法得到更堅決地推行。
可以這麽說，呂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但是並沒有背叛新法。無論是在朝中還是在州縣，呂惠卿都是新法最堅決的貫徹者。
在呂惠卿任職參知政事期間，繼續推動新法的進行，不僅廢罷了製科，還保證了市易法的繼續推行。兩次災荒(1073-1074年)期間，呂惠卿等變法派在汴京糶賣了數以萬石計的糧食，穩定了京師居民的生活。尤其是在河北、江浙等為地區，利用貯的青苗錢米，募集受災農民興建水利和從事其他工役，度過災荒。
呂惠卿守邊時，推廣了置將法等新法，並改變了許多現象--\"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為一，先搜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呂惠卿守邊期間還在元豐八年(1085年)和紹聖三年(1096年)取得了兩次大的勝利。
趙佶看著這位佝僂的老臣，問道：“吾欲以荊公陪祀孔廟，計相以為何如？”
呂惠卿跪伏在地上說道：“官家聖見，臣不勝感激！”
趙佶說道：“還是由計相上劄子，吾來批準。也令天子知之！”
呂惠卿不再言語，隻是流著眼淚向趙佶行了大禮，然後拜辭而去。趙佶知道，士大夫們誰不在乎身後之名？呂惠卿說是不在乎，其實對自己當年的行為，是深感愧疚的。趙佶讓呂惠卿上劄子為王安石請陪祀，也是給呂惠卿洗刷自己惡名的機會，畢竟當年更多的政見之爭。
而今趙佶要用呂惠卿，還是要為這位老臣消除心中的芥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