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惠卿為趙佶詳細解釋的三經新義，有人認為三經新義就是王 安 石 為 了“一道 德 ， 同 風 俗”而 進 行 的 科 舉 改 革 的教科書， 實 則 是 讓士 子 都 學 習 王 安 石 的 學 說， 如 此 培養 出 來 的 官 吏 也 都 是 新 法 的 支 持 者 了 。這點呂惠卿從不諱言，三經新義確實本就是為了培養變法所需的人才來的。
王安石認為“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無所知 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為異論所勝。”如果不培養一批有著革新思維的官吏，恐怕變法最後也不會成功。
為此，姚康稱“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 以取科第”。姚康認為王安石為了“一道德，同風俗”而進行的科舉改革，實則是讓士子都學習王安石的學說，如此培養出來的官吏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了。這話倒並無錯誤，但是以此為由彈劾王安石，就有些無厘頭了。
呂惠卿說道：“荊公治經，不拘於章句名物，認為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接著呂惠卿問道：“官家以為，周禮之治，果能使大宋富國強兵嗎？”
這話趙佶不知道怎麽迴答，畢竟現在主流思想都是遵奉周禮，認為三代之治才是大治，趙佶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三代之治沒用，不過趙佶打心眼裏就覺得這事很扯，三代之治，誰能說清楚什麽是三代之治，不都是後人編的嗎。麵對呂惠卿這個問題，趙佶隻能嘿嘿一笑。
呂惠卿當然明白趙佶的意思，朝堂上的袞袞諸公，有哪一個真的相信什麽三代之治啊，隻是不能說出口罷了。呂惠卿說道：“官家，荊公之意，本以大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 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
趙佶有些吃驚，呂惠卿竟然把話說得這麽直接，呂惠卿接著說道：“大宋積弱，非一日之病也，當時非獨荊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呂惠卿將當年之事慢慢說與趙佶聽。麵對國 家內憂外患的狀況，許多士大夫都意識到了國家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一定的解決方法。 如文彥博司馬光等提出“無為而治”和恪守祖宗之法的方案，希望皇帝通過任賢來解決內憂外患的局麵，而宋祁、蘇軾和蘇轍等則對冗官、冗兵、冗費的問題進行了論述，希望通過削減冗費，改革官員選舉之法的方式來解決宋朝的財政問題，當 然也有李覯、王安石等希望向三代學習，從《周禮》等書籍中尋找解決方法的。
當時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如韓琦、富弼等人，司馬光、蘇軾之輩，要麽是仁宗朝慶曆新政的參與者，要麽曾經與王安石相交莫逆，連呂惠卿都不得不承認，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反對新法諸大臣既是君子，與王安石之間也並無個人恩怨。甚至有些人如富弼、韓琦等都是曾經主張變法的人，這點該怎麽解釋呢？
其根源還是在於主張不同，相對而言這些反對新法的大臣多主張緩和一點的改革，而且更看重節流而非開源。這點從熙寧元年的賞賜之辯就可以看出來。
當時在南郊禮畢之後，陪同祭祀的官員應當收到皇帝的賞賜，但是因為國家財力困 乏，再加上河朔地區此時正發生災禍，因此以曾公亮為首的官員以兩府俸祿優厚，皇帝平日裏對兩府的賞賜眾多為由，建議皇帝不要賞賜諸臣。
司馬光的觀點是當今國用嵅蛔悖天下又有災禍，應當削減冗費，同意兩府不要賞賜諸臣的建議。而王安石爭鋒相對的提出大臣郊賚賞賜的費用並不多，就算省下來也不能緩解國家的財政危機，反而會破壞禮節，徒傷大體。並稱宋太祖時期趙普等擔任宰相，賞賚常常數萬。而現在郊賚匹兩才三千，根本不算多。並指出“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也正是在這次辯論中王安石提出了他的著名觀點。王安石認為為光靠節流是不能解決問 題的，而是要開源。可見，不同於司馬光“天地財貨百物皆有定數”的觀念，王安石的理財觀念為：解決財政困難的方法在於廣開財源，擴大生產力。他主張使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來抑製兼並，以加強中央政府對全國賦稅的管控，從而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這一點趙佶是非常讚同的，現在趙佶是處處缺錢，養兵要錢，造船要錢，治河要錢，軍器也要錢，不想辦法增加財政收入，恐怕封樁庫都支持不了多久的。
當然，也是這次辯論，使王安石堅定了編寫三經新義的決心。為了減少變法帶來的壓力，王安石通過改革貢舉法的方式，想要選拔出支持新法的官吏，而《三經新義》作為王安石“一道德，同風俗”的工具也因此產生。
三經新義，說是三經，但是最重要，也是王安石本人傾注最多心血的，還是《周禮新義》。
王安石在其《周禮義序》 中一方麵稱“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於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之書”，描繪了成周太平興盛的美好景象，而治國理政的方法均記錄在《周禮》之中，這便將《周禮》推到了一個極高的地位；另一方麵又稱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曆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複全經。”以為世俗弊於俗學久矣，故而重新闡釋《周禮》。
實際上就是將自己的變法主張，假托周禮，通過解釋周禮來給自己變法尋求理論支持。
王安石認為“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無所知 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為異論所勝。”如果不培養一批有著革新思維的官吏，恐怕變法最後也不會成功。
為此，姚康稱“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 以取科第”。姚康認為王安石為了“一道德，同風俗”而進行的科舉改革，實則是讓士子都學習王安石的學說，如此培養出來的官吏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了。這話倒並無錯誤，但是以此為由彈劾王安石，就有些無厘頭了。
呂惠卿說道：“荊公治經，不拘於章句名物，認為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接著呂惠卿問道：“官家以為，周禮之治，果能使大宋富國強兵嗎？”
這話趙佶不知道怎麽迴答，畢竟現在主流思想都是遵奉周禮，認為三代之治才是大治，趙佶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三代之治沒用，不過趙佶打心眼裏就覺得這事很扯，三代之治，誰能說清楚什麽是三代之治，不都是後人編的嗎。麵對呂惠卿這個問題，趙佶隻能嘿嘿一笑。
呂惠卿當然明白趙佶的意思，朝堂上的袞袞諸公，有哪一個真的相信什麽三代之治啊，隻是不能說出口罷了。呂惠卿說道：“官家，荊公之意，本以大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 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
趙佶有些吃驚，呂惠卿竟然把話說得這麽直接，呂惠卿接著說道：“大宋積弱，非一日之病也，當時非獨荊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呂惠卿將當年之事慢慢說與趙佶聽。麵對國 家內憂外患的狀況，許多士大夫都意識到了國家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一定的解決方法。 如文彥博司馬光等提出“無為而治”和恪守祖宗之法的方案，希望皇帝通過任賢來解決內憂外患的局麵，而宋祁、蘇軾和蘇轍等則對冗官、冗兵、冗費的問題進行了論述，希望通過削減冗費，改革官員選舉之法的方式來解決宋朝的財政問題，當 然也有李覯、王安石等希望向三代學習，從《周禮》等書籍中尋找解決方法的。
當時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如韓琦、富弼等人，司馬光、蘇軾之輩，要麽是仁宗朝慶曆新政的參與者，要麽曾經與王安石相交莫逆，連呂惠卿都不得不承認，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反對新法諸大臣既是君子，與王安石之間也並無個人恩怨。甚至有些人如富弼、韓琦等都是曾經主張變法的人，這點該怎麽解釋呢？
其根源還是在於主張不同，相對而言這些反對新法的大臣多主張緩和一點的改革，而且更看重節流而非開源。這點從熙寧元年的賞賜之辯就可以看出來。
當時在南郊禮畢之後，陪同祭祀的官員應當收到皇帝的賞賜，但是因為國家財力困 乏，再加上河朔地區此時正發生災禍，因此以曾公亮為首的官員以兩府俸祿優厚，皇帝平日裏對兩府的賞賜眾多為由，建議皇帝不要賞賜諸臣。
司馬光的觀點是當今國用嵅蛔悖天下又有災禍，應當削減冗費，同意兩府不要賞賜諸臣的建議。而王安石爭鋒相對的提出大臣郊賚賞賜的費用並不多，就算省下來也不能緩解國家的財政危機，反而會破壞禮節，徒傷大體。並稱宋太祖時期趙普等擔任宰相，賞賚常常數萬。而現在郊賚匹兩才三千，根本不算多。並指出“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也正是在這次辯論中王安石提出了他的著名觀點。王安石認為為光靠節流是不能解決問 題的，而是要開源。可見，不同於司馬光“天地財貨百物皆有定數”的觀念，王安石的理財觀念為：解決財政困難的方法在於廣開財源，擴大生產力。他主張使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來抑製兼並，以加強中央政府對全國賦稅的管控，從而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這一點趙佶是非常讚同的，現在趙佶是處處缺錢，養兵要錢，造船要錢，治河要錢，軍器也要錢，不想辦法增加財政收入，恐怕封樁庫都支持不了多久的。
當然，也是這次辯論，使王安石堅定了編寫三經新義的決心。為了減少變法帶來的壓力，王安石通過改革貢舉法的方式，想要選拔出支持新法的官吏，而《三經新義》作為王安石“一道德，同風俗”的工具也因此產生。
三經新義，說是三經，但是最重要，也是王安石本人傾注最多心血的，還是《周禮新義》。
王安石在其《周禮義序》 中一方麵稱“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於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之書”，描繪了成周太平興盛的美好景象，而治國理政的方法均記錄在《周禮》之中，這便將《周禮》推到了一個極高的地位；另一方麵又稱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曆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複全經。”以為世俗弊於俗學久矣，故而重新闡釋《周禮》。
實際上就是將自己的變法主張，假托周禮，通過解釋周禮來給自己變法尋求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