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佶雖然是突發奇想，但是考成法確是很重要，早就想把他拿出來對付大宋這些老油條，但是一直沒有一個合適的切入點。今天既然和趙挺之提起了，趙佶決定和政事堂也說明，要卷起來就都卷起來，現在不給大宋這些官吏上上螺絲，恐怕以後推行各項政策並不方便。
趙佶於是決定明日常朝後召見政事堂諸公商量此事。等到常朝後，趙佶在垂拱殿召見他們，這是新年的第一次召見，諸位宰相們臉上還是比較開心的，趙佶和他們寒暄了幾句，就說起考成法來。
其實考成法並不複雜，用張居正的話說就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重要特點即所謂“立限考事”、“以事責人”，對官員行政進行考核。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閣。 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對所屬行告返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處罰；六科亦可根據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後內閣同樣亦依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
對於大宋來說，政事堂就代替內閣的職責，台諫就行使都察院和六科的監察職能。對六部三司和地方各監司的行政進行考核。以後大宋官吏的好日子就來臨了，再想什麽梨花院落溶溶月，就不要想了，拿了趙官家的錢，就得給趙官家好好當牛馬，不天天996、007就是好的了。
其實張居正早就說過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趙佶和政事堂製定多麽完美的計劃，最終都是需要地方官府去完善處理的。張居正的話趙佶是非常信服的，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
當年還是學生時拜讀張太嶽的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不禁感歎張居正果然是大明的救時宰相，若是沒有他，恐怕連萬曆這四十七年都撐不過去。麵對諸位宰相們的疑問，趙佶直接引用張太嶽奏疏裏的話說道：“吾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複，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某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托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征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著實舉行”，必曰“該科記著”，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
趙佶說道此處，幾位宰相都沉思起來，雖然大宋的文官沒有大明這票文官離譜，但是他們搞起黨爭，推諉塞責起來那是一點都不遜色，當年王安石變法的時候，王安石的各項法令，到地方都變了性質，地方官吏對於中樞的命令，陽奉陰違的多了去了。
作為首相，韓忠彥對此是深有體會，他當先說道：“官家，眼下行政拖遝確實是一大難題，官家所提之法，確是是解決此法的一個辦法，但是具體怎麽解決，還需要擬成章程法度，再擇一地試行。”
趙佶說道：“吾看今歲河北興修水利，就可以擇一路施行，看看效果如何，諸位以為如何？”
蘇轍說道：“官家此法固然可行，但是用政事堂考核台諫，本朝未有如此如此慣例，政事堂與台諫各負其責，對於各部院監司的考核，應該是台諫和政事堂共同考核。”作為台諫的老大，蘇轍當然得幫台諫爭取，大宋的台諫，一向是與政事堂分庭抗禮的，專門挑宰相們的骨頭的。
張居正讓內閣考核六科和都察院，還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威，集權於內閣，趙佶雖然很喜歡張居正，但是並不希望自己朝廷出現一個張居正，畢竟沒人希望憑空多個爸爸。蘇轍說得這個確是是個問題，台諫作為自己製衡政事堂的重要工具，不能被政事堂控製，否則萬一出現權相就麻煩了。
趙佶想了想說道：“蘇相說得在理，政事堂和兩製以上大臣公議此事，將考成法製定出來，今歲試行，修改後頒行全國。”一眾大臣領命，趙佶問道：“而今一年既始，萬事當開，現在有什麽要緊的事？”
韓忠彥說道：“官家，而今秋貢春試，省試是現今最重要的事情。”
趙佶這才記起來，今年是春闈的大比之年，去歲諸路的舉人已經啟程到東京了，按照大宋定例諸路州軍科場並限八月引試，而禮部試士，常在次年的二月，殿試則在四月;於是有春試﹑秋貢之名。而今已經一月了，雖然權知貢舉是蘇軾已經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但是詔書沒有發布，事情就當不得真。
趙佶想了想說道：“令學士草詔，以禮部尚書蘇軾權知貢舉，國子祭酒李格非為副，揀選考官，知開封府範純禮為提舉貢舉。”
本朝的一個特色就是特奏名進士，所謂特奏名，就是詔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嚐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蓋自此始。說白了就是安慰獎，趙佶決定限製特奏名進士，吩咐道：“特奏名也要經考試後授官，不得冗濫，年老不濟者，許領閑職，不任差遣。”
趙佶於是決定明日常朝後召見政事堂諸公商量此事。等到常朝後，趙佶在垂拱殿召見他們，這是新年的第一次召見，諸位宰相們臉上還是比較開心的，趙佶和他們寒暄了幾句，就說起考成法來。
其實考成法並不複雜，用張居正的話說就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重要特點即所謂“立限考事”、“以事責人”，對官員行政進行考核。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閣。 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對所屬行告返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處罰；六科亦可根據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後內閣同樣亦依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
對於大宋來說，政事堂就代替內閣的職責，台諫就行使都察院和六科的監察職能。對六部三司和地方各監司的行政進行考核。以後大宋官吏的好日子就來臨了，再想什麽梨花院落溶溶月，就不要想了，拿了趙官家的錢，就得給趙官家好好當牛馬，不天天996、007就是好的了。
其實張居正早就說過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趙佶和政事堂製定多麽完美的計劃，最終都是需要地方官府去完善處理的。張居正的話趙佶是非常信服的，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
當年還是學生時拜讀張太嶽的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不禁感歎張居正果然是大明的救時宰相，若是沒有他，恐怕連萬曆這四十七年都撐不過去。麵對諸位宰相們的疑問，趙佶直接引用張太嶽奏疏裏的話說道：“吾竊見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複，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某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托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征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著實舉行”，必曰“該科記著”，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
趙佶說道此處，幾位宰相都沉思起來，雖然大宋的文官沒有大明這票文官離譜，但是他們搞起黨爭，推諉塞責起來那是一點都不遜色，當年王安石變法的時候，王安石的各項法令，到地方都變了性質，地方官吏對於中樞的命令，陽奉陰違的多了去了。
作為首相，韓忠彥對此是深有體會，他當先說道：“官家，眼下行政拖遝確實是一大難題，官家所提之法，確是是解決此法的一個辦法，但是具體怎麽解決，還需要擬成章程法度，再擇一地試行。”
趙佶說道：“吾看今歲河北興修水利，就可以擇一路施行，看看效果如何，諸位以為如何？”
蘇轍說道：“官家此法固然可行，但是用政事堂考核台諫，本朝未有如此如此慣例，政事堂與台諫各負其責，對於各部院監司的考核，應該是台諫和政事堂共同考核。”作為台諫的老大，蘇轍當然得幫台諫爭取，大宋的台諫，一向是與政事堂分庭抗禮的，專門挑宰相們的骨頭的。
張居正讓內閣考核六科和都察院，還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威，集權於內閣，趙佶雖然很喜歡張居正，但是並不希望自己朝廷出現一個張居正，畢竟沒人希望憑空多個爸爸。蘇轍說得這個確是是個問題，台諫作為自己製衡政事堂的重要工具，不能被政事堂控製，否則萬一出現權相就麻煩了。
趙佶想了想說道：“蘇相說得在理，政事堂和兩製以上大臣公議此事，將考成法製定出來，今歲試行，修改後頒行全國。”一眾大臣領命，趙佶問道：“而今一年既始，萬事當開，現在有什麽要緊的事？”
韓忠彥說道：“官家，而今秋貢春試，省試是現今最重要的事情。”
趙佶這才記起來，今年是春闈的大比之年，去歲諸路的舉人已經啟程到東京了，按照大宋定例諸路州軍科場並限八月引試，而禮部試士，常在次年的二月，殿試則在四月;於是有春試﹑秋貢之名。而今已經一月了，雖然權知貢舉是蘇軾已經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但是詔書沒有發布，事情就當不得真。
趙佶想了想說道：“令學士草詔，以禮部尚書蘇軾權知貢舉，國子祭酒李格非為副，揀選考官，知開封府範純禮為提舉貢舉。”
本朝的一個特色就是特奏名進士，所謂特奏名，就是詔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嚐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蓋自此始。說白了就是安慰獎，趙佶決定限製特奏名進士，吩咐道：“特奏名也要經考試後授官，不得冗濫，年老不濟者，許領閑職，不任差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