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病方》是現知我國最古老的醫學方書，抄錄於一高約24厘米、長450厘米長卷之後5\/6部分，西漢文物，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
它是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醫書中內容最豐富的一種，該書出土時本無書名，因其目錄列有52種病名，且在這些病名之後有“凡五十二”字樣，所以整理者據此而給該書命名。全書約餘字，涉及病名100多個，治療方劑280餘首，藥物240多種。
《五十二病方》所記載的病名涉及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為多見，包括了外傷、動物咬傷、傷痙（破傷風）、癰疽、潰爛、腫瘤、皮膚病和肛腸病。內科疾病有癲癇、瘧疾、食病、癃病、痙病、淋病及寄生蟲病等；兒科疾病包括癲癇、瘈疭等；此外還涉及了產科病、眼科病等。
書中對某些病症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如書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麻風病）的症狀如螟蟲齧穿植物內心，其所發無定處，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齒齦，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斷。反映出當時對這種疾病的發病特點和症狀的認識已較為深刻。
又如，書中關於“傷痙，痙者，傷，風入傷，身信（伸）而不能詘（屈）”；“傷而頸（痙）者……其病甚弗能飲者，強啟其口，為灌之”的記載，清楚地描述了痙病（破傷風）的兩個主要症狀棗角弓反張和牙關緊閉。這些記述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現代醫學所證實。
《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240餘種藥物中有草、穀、菜、木、果等植物藥，還有雄黃、水銀等礦物藥。書中很多藥物的功效和適應症都與後世醫藥文獻和臨床實踐相吻合。書中還記載了有關藥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漢以前藥物學的發展。
《五十二病方》所記載的方劑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藥物組成的複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斂、黃芪、芍藥、桂、薑、椒、茱萸七味藥。根據疽病的不同類型，調整主藥的劑量，提出“骨疽倍白斂，肉疽倍黃芪，腎疽倍芍藥”，體現了早期的辨證論治思想。
據對書中283首醫方的藥物配伍、劑型、方劑用法的分析，認為該書已初具方劑學的基本內容，反映了有理論指導、有實踐意義的方劑學體係在先秦已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方劑雖僅明確提及丸劑，但實際上已根據疾病的情況及病人的體質，分別使用了丸、餅、曲、酒、油膏、藥漿、湯、散等多種劑型，並對方劑的煎煮法、服藥時間、次數、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記載。
書中除外用內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種外治法。書中有關創傷的16種療法（止血、鎮痛、清創、消毒、包紮等）以及燒灼結紮術、結紮摘除術、瘺管清除術等痔瘡手術的記載，反映了當時先進的外科技術。
《五十二病方》保存著遠古時期傳流下來的若幹方藥，是古代勞動人民長期與疾病鬥爭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書中對一種疾病有不同的療法，同一種藥物有不同的名稱，甚至一個字的寫法前後不統一，又如不少的方後注明“嚐試“，“已驗“，“令“（即善）字樣，充分證明是勞動人民群眾經實踐而積累成的，充分反映了西漢以前我國醫藥學的發展情況。
《五十二病方》這類文字較多見；而隸書也是從周秦篆書演變來的，字體已接近楷書，由於隸書結構簡省，書寫方便，所以在漢初已取代篆書，由此可證《五十二病方》文字是漢以前的文字。
據考證，帛書書法字體，頗與《秦金文錄》、《詛楚文》等秦銘文相仿，基本屬秦係小篆文字，其中有些文字結構類似戰國早期的楚國文字，由此可以推論，出土帛書中《五十二病方》的字體算是較早的一種。其篆書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四世紀春秋末至戰國之際，甚至更早，其抄錄年代則不晚於公元前三世紀末秦代或秦漢之際，並於漢文帝十二年隨葬於墓，無疑它比《黃帝內經》還要早一個較長曆史階段，是目前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集著。
《五十二病方》提到的病名有103個，涉及麵較廣，包括內、外、婦、兒、五官等科，外科內容突出。使用的藥物雖然比較簡單，但也有藥名247個，大約是《神農本草經》的三分之二，可是有一半是《神農本草經》中所未見的，有些藥物用了很古老的名稱，如“答”就是小豆，還有“啻牛”已不知為何物。
對於方劑也是由單味藥到藥物的配伍使用，全書283方中，除祝由方31方，殘缺不可辯認者46方，純屬灸法，熨法，不用藥物者9方，其餘197方中用單味藥78方，兩味上者119方，從這裏可以看出，先秦時期以一二味藥物組成方劑為多見。此時中藥理論剛剛產生，正在由單味藥應用向多味藥配伍的過渡。
辨證論治在《五十二病方》開始有了初步體現，如疽病方這一記載：“治白蘞、黃芪、芍藥、桂、薑、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蘞，肉疽倍黃芪，腎疽倍芍藥。”同一疽病，症候因有骨疽、肉疽、腎疽的不同，治療也就有倍白蘞、黃芪、芍藥的區別，根據症候的變化改變方劑比例關係，它為我們提供了祖國醫學早期的辨證論治思想的依據。
又如“牡痔、牝痔”的治療共有12方，而每方的主治證候都不一樣，治療則又有外敷、熨法、角法及外科手術等。從這些方法中不難看出，《五十二病方》中的辨證論治思想在當時已初步形成、
與現存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對照，可以發現《五十二病方》在醫學理論和實踐方麵有著更為原始、古樸的特色，還看不出《內經》中已經出現的五行學說的痕跡，陰陽學說也幾乎沒有反映，難得提到髒腑，沒有各個腧穴（即穴位）的名稱，隻提到過“泰陰”、“泰陽”兩個脈名，書中的治療方法有灸法、砭法而沒有針法。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書裏記載的某種疾病往往有幾種不同的療法，同一藥物也常常幾個不同的名稱，甚至字的寫法前後也不統一，這些可以證明283個醫方是長期搜集和積累的成果，其中不少醫方後麵注明“已驗”、“嚐試”、“令”（靈驗的意思）說明它們曾在醫療實踐中經曆過反複的驗證，裏麵可能保存著不少遠古時期流傳下來的原方。因此《五十二病方》的成書年代無疑早於《內經》和《神農本草經》，是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最早古醫方。
它是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醫書中內容最豐富的一種，該書出土時本無書名，因其目錄列有52種病名，且在這些病名之後有“凡五十二”字樣，所以整理者據此而給該書命名。全書約餘字，涉及病名100多個，治療方劑280餘首，藥物240多種。
《五十二病方》所記載的病名涉及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為多見，包括了外傷、動物咬傷、傷痙（破傷風）、癰疽、潰爛、腫瘤、皮膚病和肛腸病。內科疾病有癲癇、瘧疾、食病、癃病、痙病、淋病及寄生蟲病等；兒科疾病包括癲癇、瘈疭等；此外還涉及了產科病、眼科病等。
書中對某些病症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如書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麻風病）的症狀如螟蟲齧穿植物內心，其所發無定處，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齒齦，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斷。反映出當時對這種疾病的發病特點和症狀的認識已較為深刻。
又如，書中關於“傷痙，痙者，傷，風入傷，身信（伸）而不能詘（屈）”；“傷而頸（痙）者……其病甚弗能飲者，強啟其口，為灌之”的記載，清楚地描述了痙病（破傷風）的兩個主要症狀棗角弓反張和牙關緊閉。這些記述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現代醫學所證實。
《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240餘種藥物中有草、穀、菜、木、果等植物藥，還有雄黃、水銀等礦物藥。書中很多藥物的功效和適應症都與後世醫藥文獻和臨床實踐相吻合。書中還記載了有關藥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漢以前藥物學的發展。
《五十二病方》所記載的方劑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藥物組成的複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斂、黃芪、芍藥、桂、薑、椒、茱萸七味藥。根據疽病的不同類型，調整主藥的劑量，提出“骨疽倍白斂，肉疽倍黃芪，腎疽倍芍藥”，體現了早期的辨證論治思想。
據對書中283首醫方的藥物配伍、劑型、方劑用法的分析，認為該書已初具方劑學的基本內容，反映了有理論指導、有實踐意義的方劑學體係在先秦已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方劑雖僅明確提及丸劑，但實際上已根據疾病的情況及病人的體質，分別使用了丸、餅、曲、酒、油膏、藥漿、湯、散等多種劑型，並對方劑的煎煮法、服藥時間、次數、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記載。
書中除外用內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種外治法。書中有關創傷的16種療法（止血、鎮痛、清創、消毒、包紮等）以及燒灼結紮術、結紮摘除術、瘺管清除術等痔瘡手術的記載，反映了當時先進的外科技術。
《五十二病方》保存著遠古時期傳流下來的若幹方藥，是古代勞動人民長期與疾病鬥爭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書中對一種疾病有不同的療法，同一種藥物有不同的名稱，甚至一個字的寫法前後不統一，又如不少的方後注明“嚐試“，“已驗“，“令“（即善）字樣，充分證明是勞動人民群眾經實踐而積累成的，充分反映了西漢以前我國醫藥學的發展情況。
《五十二病方》這類文字較多見；而隸書也是從周秦篆書演變來的，字體已接近楷書，由於隸書結構簡省，書寫方便，所以在漢初已取代篆書，由此可證《五十二病方》文字是漢以前的文字。
據考證，帛書書法字體，頗與《秦金文錄》、《詛楚文》等秦銘文相仿，基本屬秦係小篆文字，其中有些文字結構類似戰國早期的楚國文字，由此可以推論，出土帛書中《五十二病方》的字體算是較早的一種。其篆書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四世紀春秋末至戰國之際，甚至更早，其抄錄年代則不晚於公元前三世紀末秦代或秦漢之際，並於漢文帝十二年隨葬於墓，無疑它比《黃帝內經》還要早一個較長曆史階段，是目前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集著。
《五十二病方》提到的病名有103個，涉及麵較廣，包括內、外、婦、兒、五官等科，外科內容突出。使用的藥物雖然比較簡單，但也有藥名247個，大約是《神農本草經》的三分之二，可是有一半是《神農本草經》中所未見的，有些藥物用了很古老的名稱，如“答”就是小豆，還有“啻牛”已不知為何物。
對於方劑也是由單味藥到藥物的配伍使用，全書283方中，除祝由方31方，殘缺不可辯認者46方，純屬灸法，熨法，不用藥物者9方，其餘197方中用單味藥78方，兩味上者119方，從這裏可以看出，先秦時期以一二味藥物組成方劑為多見。此時中藥理論剛剛產生，正在由單味藥應用向多味藥配伍的過渡。
辨證論治在《五十二病方》開始有了初步體現，如疽病方這一記載：“治白蘞、黃芪、芍藥、桂、薑、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蘞，肉疽倍黃芪，腎疽倍芍藥。”同一疽病，症候因有骨疽、肉疽、腎疽的不同，治療也就有倍白蘞、黃芪、芍藥的區別，根據症候的變化改變方劑比例關係，它為我們提供了祖國醫學早期的辨證論治思想的依據。
又如“牡痔、牝痔”的治療共有12方，而每方的主治證候都不一樣，治療則又有外敷、熨法、角法及外科手術等。從這些方法中不難看出，《五十二病方》中的辨證論治思想在當時已初步形成、
與現存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對照，可以發現《五十二病方》在醫學理論和實踐方麵有著更為原始、古樸的特色，還看不出《內經》中已經出現的五行學說的痕跡，陰陽學說也幾乎沒有反映，難得提到髒腑，沒有各個腧穴（即穴位）的名稱，隻提到過“泰陰”、“泰陽”兩個脈名，書中的治療方法有灸法、砭法而沒有針法。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書裏記載的某種疾病往往有幾種不同的療法，同一藥物也常常幾個不同的名稱，甚至字的寫法前後也不統一，這些可以證明283個醫方是長期搜集和積累的成果，其中不少醫方後麵注明“已驗”、“嚐試”、“令”（靈驗的意思）說明它們曾在醫療實踐中經曆過反複的驗證，裏麵可能保存著不少遠古時期流傳下來的原方。因此《五十二病方》的成書年代無疑早於《內經》和《神農本草經》，是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最早古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