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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左宗棠知道，個性有人喜歡、有人恨，他怎麽看待自己個性一生？
他十分豁達，說：我這個人，平生與這個世界的人，總是磕磕碰碰，說不到一塊。但我從來不強行要求別人按我說的做，我也不願意委屈自己來將就別人。對一切毀損我的，讚譽我的話，我都像聾子一樣聽不到，瞎子一樣看不到。畢竟用話毀損我，又不能真正做到損害我；讚譽我，也不能多帶一點什麽給我。毀損我不能掩蓋真實的我，我為什麽要在意？讚譽我反倒可能誇獎過了頭，變得好像在誇獎別人了；都不是我自己了，我為什麽要在意？至於“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我也懶得去理會，如果要我做個自我評價，我就給自己取個諡號，就叫“忠介先生”！[5]
這種率直的口氣，與做《述誌令》的曹操有幾分相似。“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實在、從不打官腔，碰到有機會就說真話。“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有了這種對宇宙人生深刻的哲學洞察，才會有“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的自信與灑脫，才敢自我調侃給自己取個諡號。
左宗棠一生傳奇的經曆啟示我們，人的一生，會遭遇無窮無盡的失敗、挫折和沮喪。直麵人生的豐富與複雜，捫心自問，我們會發現，純之又純的正能量事實在個人身上不存在。正能量往往來自負能量，負能量發揮得恰當，往往可以轉化成正能量。
左宗棠在18歲那年，本有許多種可能。但長沙棚戶區舊書攤的幾本小書，偶然改變他的軌跡，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左宗棠所以能取得空前絕後的事功，在於他的個人性格、特質，包括他有意識地研究的“時務”，都暗合了晚清時代的需要。他生活在一個需要英雄、同時也產生了英雄的時代。
事實上，任何一個時代，隻要有人將它發揮到極致，能夠與時代需求合拍，都可以創造出左宗棠式的傳奇。
這也是左宗棠留給今天我們的啟迪。
左宗棠備受人爭議的是他的個性。但如果抽掉了“婞直狷狹”，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的差別就近了。正是這些個性、正氣、真氣、正負能量交相激蕩，讓“實幹個性官員”這個極富色彩的政壇詞彙，在今天有點生猛地逼進我們的視野。
2012年7月16日初稿寫就
2013年1月18日第二稿改完
2013年8月9日第三稿改定
[1] “熟人社會”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通俗講就是“圈子社會”。背景和關係，是熟人社會的典型話語。“熟人社會”亦稱“關係社會”、“後門社會”。它的特點：強調人治，不主張法治；辦事憑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淺程度；責、權、利的界線較為模糊；他人的權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務中論資排輩、任人唯親、徇私舞弊。隻有在現代社會中，由於社會變遷，社會空間越來越大，人們成為陌生人，法律才有產生的必要。隻有當一個社會成為一個“陌生人社會”的時候，社會的發展才能依賴於契約和製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才能通過製度和規則，建立起彼此的關係與信任。契約、製度和規則逐步發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長起來。
[2] 於右任在《悼漢武帝陵》一詩評價：“絕大經綸絕大才，罪功非在戍輪台。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
[3] 見《左宗棠家書》。他覆信給與威寬勛同四子道：“吾前在湘幕，久專軍事，為當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誦其冤者。吳縣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蓋得聞之郭筠仙也，筠仙與我交稍深，其與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語，卻從不於我處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誼豈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歲，曾以召對之語示我。頃於篋中檢得，記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賢如渴，聖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馳驅，不容已也。”
[4] 湘陰文廟始建於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幾經興廢。現有建築為清幹隆九年（1744年）重建，由“玉振金聲”沖天坊、泮池、狀元橋、太和元氣坊、大城門、大成殿及廂房組成。湘陰的傳統，考上舉人、進士的讀書人，都可以獲得從狀元橋上騎高頭大馬經過的榮耀，全縣有聲望的人都要來捧場，民眾會擠滿來圍觀。湘陰這種重文的傳統，跟當地出過不少名人、偉人，有一定的關係。現在已經有點破敗， 2011年筆者前去觀瞻，見到正在修繕。
[5] 左宗棠的兩段原話是：“平生性剛才拙，與世多忤（wu，牴觸，不順從）。然不強人就我，亦不枉書己徇人，視一切毀譽、愛憎，如聾瞽（gu，盲人）之不聞不睹，畢竟與我亦毫無增損也。”“毀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譽我者轉失其實耳。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吾亦不理，但於身前自諡曰‘忠介先生’，可乎？”
後 記
近七年來，我數十次去到左宗棠故居。但前麵幾年，我一直沒有動寫左宗棠的想法。
每次走近左宗棠，我就想起一個老頭子。
老頭子生於1918年， 20歲那年，他從台兒莊血戰的死人堆裏爬出來。 1978年後，他跟人說起打日本：“台兒莊山下密密麻麻，我端起機槍在山上掃，也不曉得打死好多，反正鬼子一個都沒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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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豁達，說：我這個人，平生與這個世界的人，總是磕磕碰碰，說不到一塊。但我從來不強行要求別人按我說的做，我也不願意委屈自己來將就別人。對一切毀損我的，讚譽我的話，我都像聾子一樣聽不到，瞎子一樣看不到。畢竟用話毀損我，又不能真正做到損害我；讚譽我，也不能多帶一點什麽給我。毀損我不能掩蓋真實的我，我為什麽要在意？讚譽我反倒可能誇獎過了頭，變得好像在誇獎別人了；都不是我自己了，我為什麽要在意？至於“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我也懶得去理會，如果要我做個自我評價，我就給自己取個諡號，就叫“忠介先生”！[5]
這種率直的口氣，與做《述誌令》的曹操有幾分相似。“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實在、從不打官腔，碰到有機會就說真話。“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有了這種對宇宙人生深刻的哲學洞察，才會有“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的自信與灑脫，才敢自我調侃給自己取個諡號。
左宗棠一生傳奇的經曆啟示我們，人的一生，會遭遇無窮無盡的失敗、挫折和沮喪。直麵人生的豐富與複雜，捫心自問，我們會發現，純之又純的正能量事實在個人身上不存在。正能量往往來自負能量，負能量發揮得恰當，往往可以轉化成正能量。
左宗棠在18歲那年，本有許多種可能。但長沙棚戶區舊書攤的幾本小書，偶然改變他的軌跡，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左宗棠所以能取得空前絕後的事功，在於他的個人性格、特質，包括他有意識地研究的“時務”，都暗合了晚清時代的需要。他生活在一個需要英雄、同時也產生了英雄的時代。
事實上，任何一個時代，隻要有人將它發揮到極致，能夠與時代需求合拍，都可以創造出左宗棠式的傳奇。
這也是左宗棠留給今天我們的啟迪。
左宗棠備受人爭議的是他的個性。但如果抽掉了“婞直狷狹”，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的差別就近了。正是這些個性、正氣、真氣、正負能量交相激蕩，讓“實幹個性官員”這個極富色彩的政壇詞彙，在今天有點生猛地逼進我們的視野。
2012年7月16日初稿寫就
2013年1月18日第二稿改完
2013年8月9日第三稿改定
[1] “熟人社會”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通俗講就是“圈子社會”。背景和關係，是熟人社會的典型話語。“熟人社會”亦稱“關係社會”、“後門社會”。它的特點：強調人治，不主張法治；辦事憑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淺程度；責、權、利的界線較為模糊；他人的權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務中論資排輩、任人唯親、徇私舞弊。隻有在現代社會中，由於社會變遷，社會空間越來越大，人們成為陌生人，法律才有產生的必要。隻有當一個社會成為一個“陌生人社會”的時候，社會的發展才能依賴於契約和製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才能通過製度和規則，建立起彼此的關係與信任。契約、製度和規則逐步發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長起來。
[2] 於右任在《悼漢武帝陵》一詩評價：“絕大經綸絕大才，罪功非在戍輪台。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
[3] 見《左宗棠家書》。他覆信給與威寬勛同四子道：“吾前在湘幕，久專軍事，為當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誦其冤者。吳縣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蓋得聞之郭筠仙也，筠仙與我交稍深，其與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語，卻從不於我處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誼豈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歲，曾以召對之語示我。頃於篋中檢得，記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賢如渴，聖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馳驅，不容已也。”
[4] 湘陰文廟始建於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幾經興廢。現有建築為清幹隆九年（1744年）重建，由“玉振金聲”沖天坊、泮池、狀元橋、太和元氣坊、大城門、大成殿及廂房組成。湘陰的傳統，考上舉人、進士的讀書人，都可以獲得從狀元橋上騎高頭大馬經過的榮耀，全縣有聲望的人都要來捧場，民眾會擠滿來圍觀。湘陰這種重文的傳統，跟當地出過不少名人、偉人，有一定的關係。現在已經有點破敗， 2011年筆者前去觀瞻，見到正在修繕。
[5] 左宗棠的兩段原話是：“平生性剛才拙，與世多忤（wu，牴觸，不順從）。然不強人就我，亦不枉書己徇人，視一切毀譽、愛憎，如聾瞽（gu，盲人）之不聞不睹，畢竟與我亦毫無增損也。”“毀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譽我者轉失其實耳。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吾亦不理，但於身前自諡曰‘忠介先生’，可乎？”
後 記
近七年來，我數十次去到左宗棠故居。但前麵幾年，我一直沒有動寫左宗棠的想法。
每次走近左宗棠，我就想起一個老頭子。
老頭子生於1918年， 20歲那年，他從台兒莊血戰的死人堆裏爬出來。 1978年後，他跟人說起打日本：“台兒莊山下密密麻麻，我端起機槍在山上掃，也不曉得打死好多，反正鬼子一個都沒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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