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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通過左宗棠與郭嵩燾這種奇特關係，我們可以看出：左宗棠得罪朋友，因個性剛直，不隱惡偽善，又堅持“公大於私，法大於情”。這將人情化中國醜陋的一麵，不留情麵地撕開，叫當事人情何以堪！
在曆史的當時，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後再看，以個性立世，堅持“公大於私，法大於情”，也正是左宗棠的偉大之處。
晚清官場人物峰起，為什麽單單一個左宗棠特立獨行？他這些性格、風格，到底怎麽養成的？
草野人生
左宗棠家南宋時從江西遷居湘陰柳莊，已有700多年。湘陰在南朝劉宋元徽二年正式置縣，屬長沙府。在湖南屬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區域；湖南地域性格，在這一圈最為凸顯，影響也最深遠。
從家庭出身來看，左宗棠是“鄉紳世家”。
鄉紳的來源，主要是：考上科舉但不願當官的；讀書但沒有考過科舉的；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迴鄉或長期賦閑居鄉養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這是一類獨特的群體，他們在鄉村社會有廣泛的影響力。
鄉紳屬於“士”的分支。
科舉考試分秀才、舉人、進士。秀才指“才之秀者”，是有點才；舉人指“被薦舉之人”，是很有才；進士指“可以進授爵位之人”，是太有才。
很有才的舉人還沒有資格直接做官，太有才的進士才可以直接進身為士。
士一生就一個任務，做官。屬於“職業官員”。努力可以做士大夫、變諸侯。再上去，沒有了。官做得再好也不能提拔當皇帝。
鄉紳則對士的任務來了一個反向：讀書，但不做官。
地地道道的鄉紳，與政府的關係比較鬆散。魯迅說“京派幫忙，海派幫閑”。鄉紳是“既不幫忙，也不幫閑”。在鄉村社會，他們擔起民間自治的責，做民間代表的頭。
如果說士是國家的智囊，是“天智星”，鄉紳則是民間的智囊，是“天閑星”。
閑散的鄉紳，似官而不是官，近民又不是民。他們腳跨門檻兩邊，退一步就做了民，進一步則成了官。
不進不退，則是鄉紳。在集權的帝國中，鄉紳最寶貴的財富，是身份相對獨立，擁有一些自由。
從26歲宣布放棄科舉考試，到去安化陶家設館授徒， 40歲之前，自由民左宗棠，一邊讀書，一邊教書，是一個標準的鄉紳。
用今天眼光來看，鄉紳就是無黨派、在野派人士。但在封建社會裏，他們始終處在在野派位置，充當統治集團清議派角色，自由議論國家大事。
國家出了大事，不怕民間議論，就怕民間沒人來議論。不要小看這些無黨派、在野派、清議派：天下無大事，他們像嘰嘰喳喳的麻雀，成不了氣候；天下一旦出了大事，他們有可能搖身脫掉麻雀外衣，變成高空雄鷹。
左宗棠經曆過由麻雀變雄鷹的過程。這也是由鄉紳自身的特點決定的。因為鄉紳地位比農民高級，不用花時間忙種田拉車的粗活，他們有的是時間瞎琢磨。反正民間閑人一個，沒政治任務，思想沒壓力，琢磨最容易閃靈光。
左宗棠自己就認為，他的學問，全是在空閑時琢磨出來的。“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閑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
鄉紳將想法一行動，麻雀可能變雄鷹，從路人甲變領銜主演。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左宗棠議論時政，就是躍躍欲試，“天閑星”想做“天智星”。
鄉紳的劣勢，是進一步做士難，退一步做農民也難。但隻要有社會關係，能夠“通天”，則比官員更能運用真本事，反倒可能脫穎而出。左宗棠夠幸運，賀長齡、胡林翼、陶澍、林則徐，都被他碰上，對他開了“天窗”，讓他從窗口出發，越走越遠越光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左宗棠站在民間，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恰恰在於，比一般士人接地氣。
接地氣則可以懂人，懂社會，做事實在，動手能力強。治國平天下不是做學問，不能靠背書就可以實現。最需要的是動手做。除了實踐，還是實踐。
當年，浙江巡撫王有齡自殺前主動讓位，陝甘總督楊嶽斌扛不住了稱病休假，都是能力跟不上，左宗棠先後頂著他們的位置，迎難而上，靠的全是實力。
左宗棠論真才幹、真本事，同時代確實難有人可及。不因為他真是什麽神秘莫測的天才。他的能力，靠48歲前鄉紳生活與幕僚生涯的反覆錘鍊。
左宗棠自己認為，他的能力主要得益於湖南底層艱苦生活的磨礪：“吾湘之人，厭聲華而耐堅苦，數千年古風未改。惟其厭聲華，故樸；惟其耐堅苦，故強。惟其樸也，故塞而鮮通；惟其強也，故執而不達。”
左宗棠自己也想不到，民間的生活經曆，讓天分超人的他，走了另一條由邊緣切入主流的道路。他處在邊緣時剛好有充足的時間，去經曆，去體驗，去吸收長存民間的地域性格真氣。這些經世致用的學問，在晚清王朝搖搖欲墜時，是最有力的挽救武器。無用之學，作用果然遠超過四書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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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曆史的當時，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後再看，以個性立世，堅持“公大於私，法大於情”，也正是左宗棠的偉大之處。
晚清官場人物峰起，為什麽單單一個左宗棠特立獨行？他這些性格、風格，到底怎麽養成的？
草野人生
左宗棠家南宋時從江西遷居湘陰柳莊，已有700多年。湘陰在南朝劉宋元徽二年正式置縣，屬長沙府。在湖南屬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區域；湖南地域性格，在這一圈最為凸顯，影響也最深遠。
從家庭出身來看，左宗棠是“鄉紳世家”。
鄉紳的來源，主要是：考上科舉但不願當官的；讀書但沒有考過科舉的；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迴鄉或長期賦閑居鄉養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這是一類獨特的群體，他們在鄉村社會有廣泛的影響力。
鄉紳屬於“士”的分支。
科舉考試分秀才、舉人、進士。秀才指“才之秀者”，是有點才；舉人指“被薦舉之人”，是很有才；進士指“可以進授爵位之人”，是太有才。
很有才的舉人還沒有資格直接做官，太有才的進士才可以直接進身為士。
士一生就一個任務，做官。屬於“職業官員”。努力可以做士大夫、變諸侯。再上去，沒有了。官做得再好也不能提拔當皇帝。
鄉紳則對士的任務來了一個反向：讀書，但不做官。
地地道道的鄉紳，與政府的關係比較鬆散。魯迅說“京派幫忙，海派幫閑”。鄉紳是“既不幫忙，也不幫閑”。在鄉村社會，他們擔起民間自治的責，做民間代表的頭。
如果說士是國家的智囊，是“天智星”，鄉紳則是民間的智囊，是“天閑星”。
閑散的鄉紳，似官而不是官，近民又不是民。他們腳跨門檻兩邊，退一步就做了民，進一步則成了官。
不進不退，則是鄉紳。在集權的帝國中，鄉紳最寶貴的財富，是身份相對獨立，擁有一些自由。
從26歲宣布放棄科舉考試，到去安化陶家設館授徒， 40歲之前，自由民左宗棠，一邊讀書，一邊教書，是一個標準的鄉紳。
用今天眼光來看，鄉紳就是無黨派、在野派人士。但在封建社會裏，他們始終處在在野派位置，充當統治集團清議派角色，自由議論國家大事。
國家出了大事，不怕民間議論，就怕民間沒人來議論。不要小看這些無黨派、在野派、清議派：天下無大事，他們像嘰嘰喳喳的麻雀，成不了氣候；天下一旦出了大事，他們有可能搖身脫掉麻雀外衣，變成高空雄鷹。
左宗棠經曆過由麻雀變雄鷹的過程。這也是由鄉紳自身的特點決定的。因為鄉紳地位比農民高級，不用花時間忙種田拉車的粗活，他們有的是時間瞎琢磨。反正民間閑人一個，沒政治任務，思想沒壓力，琢磨最容易閃靈光。
左宗棠自己就認為，他的學問，全是在空閑時琢磨出來的。“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閑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
鄉紳將想法一行動，麻雀可能變雄鷹，從路人甲變領銜主演。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左宗棠議論時政，就是躍躍欲試，“天閑星”想做“天智星”。
鄉紳的劣勢，是進一步做士難，退一步做農民也難。但隻要有社會關係，能夠“通天”，則比官員更能運用真本事，反倒可能脫穎而出。左宗棠夠幸運，賀長齡、胡林翼、陶澍、林則徐，都被他碰上，對他開了“天窗”，讓他從窗口出發，越走越遠越光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左宗棠站在民間，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恰恰在於，比一般士人接地氣。
接地氣則可以懂人，懂社會，做事實在，動手能力強。治國平天下不是做學問，不能靠背書就可以實現。最需要的是動手做。除了實踐，還是實踐。
當年，浙江巡撫王有齡自殺前主動讓位，陝甘總督楊嶽斌扛不住了稱病休假，都是能力跟不上，左宗棠先後頂著他們的位置，迎難而上，靠的全是實力。
左宗棠論真才幹、真本事，同時代確實難有人可及。不因為他真是什麽神秘莫測的天才。他的能力，靠48歲前鄉紳生活與幕僚生涯的反覆錘鍊。
左宗棠自己認為，他的能力主要得益於湖南底層艱苦生活的磨礪：“吾湘之人，厭聲華而耐堅苦，數千年古風未改。惟其厭聲華，故樸；惟其耐堅苦，故強。惟其樸也，故塞而鮮通；惟其強也，故執而不達。”
左宗棠自己也想不到，民間的生活經曆，讓天分超人的他，走了另一條由邊緣切入主流的道路。他處在邊緣時剛好有充足的時間，去經曆，去體驗，去吸收長存民間的地域性格真氣。這些經世致用的學問，在晚清王朝搖搖欲墜時，是最有力的挽救武器。無用之學，作用果然遠超過四書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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