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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裝和算計,導致“偽君子”。“偽君子”事實都是“權力大一統”和“思想獨尊儒家”的群體文化逼出來的。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麵前,個人私慾激發,違背了聖人訓。但人的本性中存在私慾,這是事實。怎麽辦?需要巧妙偽裝:口號“為群體”,行動“為個體”。口號喊“為公”,背後去“謀私”。人性中本來的善,被這種文化逼成了惡。
曾國藩是偽君子文化的踐行者、殉道者。一方麵,他很想踐行“君子之道”, 養“浩然之氣”,“為群體”;另一方麵,他無法抵擋住是人就有的本能的欲望與渴求,生有七情六慾,他也想去“為個體”。 孔子說“食色性也”,個體的本能欲望,孔子都無法迴避,曾國藩能避得開嗎?
強行壓抑“為個體”,以實現“為群體”,理論在宋明理學,核心價值觀叫“存天理,去人慾”。 曾國藩信奉的道,正是宋明理學。
從“天理”這個大群體意識出發,曾國藩將個體的“人慾”強行刻意壓製到近似殘忍,他的形象由此變得複雜起來。
有兩則故事可以證明:曾國藩睡覺稍微貪床,便罵自己“一無所有,可恥”。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心裏激動起來,說了幾句笑話,迴家又自責:“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本來很正常也很健康的人性,經過刻意壓製,他的內心開始變形,個體形象逐漸扭曲。弄到最後,“他的麵孔永遠是模糊的,連他的朋友、親人都難以猜透。”
這正是宋明理學到了極致處的表現,所謂高深莫測謂之神聖。“曾國藩永遠不以最真實最本來的一麵示人,永遠需要人來猜測他們的情感、意誌和認知。”有人因此評價曾國藩“可怕”。
走進曾國藩的內心,人像掉進人性的太平洋,神秘、恐懼、驚險,讀曾國藩可以發現:個性被壓抑後,人還可以變種成這樣。
有著強烈個體意識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為處處有自己,這種個體的獨立、尊嚴感,讓他根本不再需要偽裝,也沒有地方可裝。
左宗棠真實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夠朋友,重情誼,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氣概。這就是為什麽左宗棠論智商比曾國藩高,政治謀略也強,但沒有人認為他“陰險”。曾國藩是陰氣壓過陽氣,左宗棠則陽氣蓋過了陰氣。
左宗棠處處有個性,看似“為個體”,很自私,但事實他最無私,處處在“為群體”,敢說出“心憂天下”。
為什麽兩人會出現如此的“南轅北轍”?
因為獨立的個體已經最小,到了底線,不能內縮,隻有擴張,一擴張自我就進入群體。已經“最小、最自私”的個體,進入群體無需索取,隻好奉獻。
有了獨立自我,才敢去“心憂天下”, 才可以一心奉獻,才會不虛偽做作。這就是為什麽陶澍與林則徐先後都將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託付給了他,慈禧太後為什麽全力支持他收複新疆,還說“三十年內不準參左宗棠”。
任何獨立的個體,追求的目標都是馬斯諾定義的“自我實現的需要”。獨立意識讓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時著眼於成就感,這樣主動的辦事精神,帶來創造精神。對應無個性、不獨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馬斯諾指出,這是兩種動物性的、最強烈的本能需求。本能不具備超越性,凡事都著眼私利,辦事自然處於被動,總帶著完成任務的心態,這就導致個人敷衍塞責,大家相互指責。
八旗、綠營、滿官集團之所以全盤崩潰,正在他們辦事敷衍塞責,事後相互指責。李鴻章與左宗棠合作平撚,李鴻章也用這個思維,指責左宗棠是當代曹操。
左宗棠出山後仕途暢達,平步青雲,每到一處被上級欣賞,並不主要得益於陰巧,恰恰在於他性格剛直,用今天流行話說,勝於陽謀。如果說,慈禧太後對曾國藩深夜還在打著燈籠警惕,左宗棠則哪怕在夢裏也可以讓她放心。曾國藩60歲剛過去4個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為機心太重,時時防人與被防,心累而死。
學曾國藩的人都會感到很累,結局一般也都不會太好。以陰巧、機心、算計上位,最後必死在陰巧、機心、算計上。“文死諫,武死戰”,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長處上。
左宗棠處處都好,曾國藩處處不好,為什麽百多年來,人多學曾國藩,少有人來學左宗棠?
一個重要原因,在“為群體”的高壓環境與高調口號的環境裏,學曾國藩可以自保,並且能夠快速自利。
在人人都琢磨算計別人的“互害”社會裏,將自己大腦安裝曾國藩關係學軟體,效果立顯。隻要社會的認識不變,民眾文化心理沒有改變,學曾國藩到現實中一用就靈。而學左宗棠則有條件,一靠社會通過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惡的一麵,整體陽光;二靠社會人人個體意識覺醒,每個人都自覺維護自己的權利。
我們看到,曾國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會關係學極致高度者才能達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則憑藉他的個性與才能,憑獨立的氣質,自由的思考,進官場做事,他用個性去改變現實,去衝擊官場陋習,不自覺中為公民打開了一扇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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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偽君子文化的踐行者、殉道者。一方麵,他很想踐行“君子之道”, 養“浩然之氣”,“為群體”;另一方麵,他無法抵擋住是人就有的本能的欲望與渴求,生有七情六慾,他也想去“為個體”。 孔子說“食色性也”,個體的本能欲望,孔子都無法迴避,曾國藩能避得開嗎?
強行壓抑“為個體”,以實現“為群體”,理論在宋明理學,核心價值觀叫“存天理,去人慾”。 曾國藩信奉的道,正是宋明理學。
從“天理”這個大群體意識出發,曾國藩將個體的“人慾”強行刻意壓製到近似殘忍,他的形象由此變得複雜起來。
有兩則故事可以證明:曾國藩睡覺稍微貪床,便罵自己“一無所有,可恥”。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心裏激動起來,說了幾句笑話,迴家又自責:“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本來很正常也很健康的人性,經過刻意壓製,他的內心開始變形,個體形象逐漸扭曲。弄到最後,“他的麵孔永遠是模糊的,連他的朋友、親人都難以猜透。”
這正是宋明理學到了極致處的表現,所謂高深莫測謂之神聖。“曾國藩永遠不以最真實最本來的一麵示人,永遠需要人來猜測他們的情感、意誌和認知。”有人因此評價曾國藩“可怕”。
走進曾國藩的內心,人像掉進人性的太平洋,神秘、恐懼、驚險,讀曾國藩可以發現:個性被壓抑後,人還可以變種成這樣。
有著強烈個體意識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為處處有自己,這種個體的獨立、尊嚴感,讓他根本不再需要偽裝,也沒有地方可裝。
左宗棠真實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夠朋友,重情誼,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氣概。這就是為什麽左宗棠論智商比曾國藩高,政治謀略也強,但沒有人認為他“陰險”。曾國藩是陰氣壓過陽氣,左宗棠則陽氣蓋過了陰氣。
左宗棠處處有個性,看似“為個體”,很自私,但事實他最無私,處處在“為群體”,敢說出“心憂天下”。
為什麽兩人會出現如此的“南轅北轍”?
因為獨立的個體已經最小,到了底線,不能內縮,隻有擴張,一擴張自我就進入群體。已經“最小、最自私”的個體,進入群體無需索取,隻好奉獻。
有了獨立自我,才敢去“心憂天下”, 才可以一心奉獻,才會不虛偽做作。這就是為什麽陶澍與林則徐先後都將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託付給了他,慈禧太後為什麽全力支持他收複新疆,還說“三十年內不準參左宗棠”。
任何獨立的個體,追求的目標都是馬斯諾定義的“自我實現的需要”。獨立意識讓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時著眼於成就感,這樣主動的辦事精神,帶來創造精神。對應無個性、不獨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馬斯諾指出,這是兩種動物性的、最強烈的本能需求。本能不具備超越性,凡事都著眼私利,辦事自然處於被動,總帶著完成任務的心態,這就導致個人敷衍塞責,大家相互指責。
八旗、綠營、滿官集團之所以全盤崩潰,正在他們辦事敷衍塞責,事後相互指責。李鴻章與左宗棠合作平撚,李鴻章也用這個思維,指責左宗棠是當代曹操。
左宗棠出山後仕途暢達,平步青雲,每到一處被上級欣賞,並不主要得益於陰巧,恰恰在於他性格剛直,用今天流行話說,勝於陽謀。如果說,慈禧太後對曾國藩深夜還在打著燈籠警惕,左宗棠則哪怕在夢裏也可以讓她放心。曾國藩60歲剛過去4個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為機心太重,時時防人與被防,心累而死。
學曾國藩的人都會感到很累,結局一般也都不會太好。以陰巧、機心、算計上位,最後必死在陰巧、機心、算計上。“文死諫,武死戰”,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長處上。
左宗棠處處都好,曾國藩處處不好,為什麽百多年來,人多學曾國藩,少有人來學左宗棠?
一個重要原因,在“為群體”的高壓環境與高調口號的環境裏,學曾國藩可以自保,並且能夠快速自利。
在人人都琢磨算計別人的“互害”社會裏,將自己大腦安裝曾國藩關係學軟體,效果立顯。隻要社會的認識不變,民眾文化心理沒有改變,學曾國藩到現實中一用就靈。而學左宗棠則有條件,一靠社會通過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惡的一麵,整體陽光;二靠社會人人個體意識覺醒,每個人都自覺維護自己的權利。
我們看到,曾國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會關係學極致高度者才能達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則憑藉他的個性與才能,憑獨立的氣質,自由的思考,進官場做事,他用個性去改變現實,去衝擊官場陋習,不自覺中為公民打開了一扇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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