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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思想家胡適說，“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從來不是一幫奴才建成的。”一個好的社會，首先是由一幫有個性、愛自由、求幸福的人組成的。
這是個性剛直、張揚自我的左宗棠對當代人的一個重要啟發。但他行動出來的價值，當然遠遠不止這一點。
法大於情
個性的左宗棠，一生特立獨行，得罪過不少朋友。
朋友是左宗棠的私情。私人情感，關係好壞，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並不關心。我們隻是關心，他為什麽得罪朋友？
有時是出於性情不合，有時是出於私人意氣，有時是出於公私之爭，有時是出於價值觀衝突。
到底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我們不妨以郭嵩燾為例，來看看其中情由。
照常理來說，左宗棠可以得罪所有朋友，也不能得罪郭嵩燾。
但左宗棠還是把郭嵩燾得罪了。不但得罪了，而且得罪得很幹脆。從這個極端的案例，可以看出左宗棠待人接物、為人處世的一麵。
郭嵩燾算得上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1860年“樊燮事件”，湘官集團裏營救左宗棠最得力的人物是他；而左宗棠得以幫曾國藩襄辦軍務，又多虧了郭嵩燾在鹹豐皇帝麵前的舉薦。既救命，又保薦工作，作為老鄉、哥們、朋友，做到這個份上，按中國“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的規則，左宗棠應該“湧泉之恩，以身相報”了。
但左宗棠並沒有要“以身相報”郭嵩燾的意思。不但沒有，他甚至以完全獨立於世、不受製於任何人的姿態，對郭嵩燾像包公一樣鐵麵無情。
左宗棠開始一直不知道郭嵩燾營救過自己。後來不知從哪裏知道了，他說，我也不知道郭嵩燾跟潘祖蔭說了什麽幫我求救的好話，郭嵩燾自己從來不跟我說起這件事，一個字都沒透露。為什麽呢？因為他知道，我不會因為這點私人感情而對他感動，從我這裏能獲得什麽迴報。左宗棠自己也跟四個兒子在書信裏感嘆起來：我與郭嵩燾先生之間這種高潔純粹的友誼，最近幾百年的中國曆史裏，哪裏還找得到第二對呢？！[3]
政治與私人感情完全分開，信奉平等交往，一旦利益相撞，則容易發生衝突。
左宗棠第一次與郭嵩燾鬧出矛盾，緣於一個有點孩子氣的意氣之爭。
1864年，湘陰文廟裏長出了一個靈芝。民間凡事非常講究兆頭，靈芝被當作吉兆，在街頭巷尾沸沸揚揚地傳開。吉兆一定得有吉人來比襯，誰算得上湘陰的吉人呢？[4]
郭家人說是郭嵩燾。因為發現期間，郭嵩燾剛好做上廣東巡撫，這種“祥瑞”之物，不正是為郭嵩燾而生的嗎？
說法通過家人的書信，傳進了左宗棠耳朵。恰好這時，左宗棠被朝廷封了“一等恪靖伯”，爵位在郭嵩燾之上，聽後很不高興，就傳話迴去：文廟產的那棵靈芝，不就是一棵植物嘛，哪裏有什麽祥瑞不祥瑞的，沒有這迴事；如果硬說有這迴事，那也是因為我封了一等恪靖伯帶來的，沒他郭家什麽事。（“湘陰果有祥瑞，亦為我封爵故，何預郭家事乎？”）
郭嵩燾聽說後，心裏更不高興，兩人心裏結下疙瘩。
古有“二桃殺三士”的典故。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論功爭桃，三人彼此不服氣。為了區區兩個桃子，三位猛將競攀排名，最終都倒在血泊中。讀書人左宗棠、郭嵩燾因“靈芝交惡”，沒有走出前人窠臼，實在是都有點孩子氣。古人讀書做官講究光宗耀祖，難免鬧出這類爭論，今天看來像個玩笑，放進曆史可以理解。
左宗棠與郭嵩燾真正弄得關係破裂，友情覆水難收，是因為官場共事。
1865年4月，左宗棠正在閩浙總督任上，兼督辦廣東軍務的職責，負責消滅太平軍殘部，而郭嵩燾正在廣東當巡撫。
太平軍進入廣東，郭嵩燾十分緊張，他不擅長打仗，疲於應付，天天盼救星一樣盼左宗棠率軍來。剛好楚軍旗下郭鬆林、楊鼎勛追李世賢、汪海洋追到了福建，跨一腳就可以進廣東。節骨眼上，左宗棠下達了“不準入粵”的命令。郭嵩燾又氣又急，寫信跟左宗棠論理。左宗棠很幹脆地迴答他：廣東的軍事安排像個銀樣蠟槍頭，這樣搞下去很危險。老郭你的能力跟不上你的思想，又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輔助，所以你每次事故發生前都看得很清楚，卻無力防範，也從來不去下大力氣用行動解決，反而首先想到的是與領導劃清責任界線，將分內的事情全部推脫到別人身上。等到事情基本上按你預計的那樣失敗了，你再拿出原來的責任文書向皇帝報告，以顯得責任全在總督等人。總督要跟你翻臉了，你又站出來當和事佬、好好先生，做一些事後彌補關係的工作，說什麽不要嚴重懲罰的話。
郭嵩燾心急火燎中沒有等到左宗棠雪中送炭的救兵，反等來了一番直通通的批評，心裏既怨又恨，他不怪左宗棠說得對，怪左宗棠以領導的姿態來教訓自己。
1865年6月8日，左宗棠命令部下率兵進入廣東，郭嵩燾負責籌軍餉，這一下麻煩更大了。左宗棠根據他一貫“言必信，行必果”的原則，雷厲風行，不斷寫信指責郭嵩燾“辦事不力，輸餉遲緩”。郭嵩燾不去反思左宗棠一針見血指出自己的毛病，自己怎麽克服，從此提高辦事效率，反而又想著來跟左宗棠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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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性剛直、張揚自我的左宗棠對當代人的一個重要啟發。但他行動出來的價值，當然遠遠不止這一點。
法大於情
個性的左宗棠，一生特立獨行，得罪過不少朋友。
朋友是左宗棠的私情。私人情感，關係好壞，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並不關心。我們隻是關心，他為什麽得罪朋友？
有時是出於性情不合，有時是出於私人意氣，有時是出於公私之爭，有時是出於價值觀衝突。
到底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我們不妨以郭嵩燾為例，來看看其中情由。
照常理來說，左宗棠可以得罪所有朋友，也不能得罪郭嵩燾。
但左宗棠還是把郭嵩燾得罪了。不但得罪了，而且得罪得很幹脆。從這個極端的案例，可以看出左宗棠待人接物、為人處世的一麵。
郭嵩燾算得上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1860年“樊燮事件”，湘官集團裏營救左宗棠最得力的人物是他；而左宗棠得以幫曾國藩襄辦軍務，又多虧了郭嵩燾在鹹豐皇帝麵前的舉薦。既救命，又保薦工作，作為老鄉、哥們、朋友，做到這個份上，按中國“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的規則，左宗棠應該“湧泉之恩，以身相報”了。
但左宗棠並沒有要“以身相報”郭嵩燾的意思。不但沒有，他甚至以完全獨立於世、不受製於任何人的姿態，對郭嵩燾像包公一樣鐵麵無情。
左宗棠開始一直不知道郭嵩燾營救過自己。後來不知從哪裏知道了，他說，我也不知道郭嵩燾跟潘祖蔭說了什麽幫我求救的好話，郭嵩燾自己從來不跟我說起這件事，一個字都沒透露。為什麽呢？因為他知道，我不會因為這點私人感情而對他感動，從我這裏能獲得什麽迴報。左宗棠自己也跟四個兒子在書信裏感嘆起來：我與郭嵩燾先生之間這種高潔純粹的友誼，最近幾百年的中國曆史裏，哪裏還找得到第二對呢？！[3]
政治與私人感情完全分開，信奉平等交往，一旦利益相撞，則容易發生衝突。
左宗棠第一次與郭嵩燾鬧出矛盾，緣於一個有點孩子氣的意氣之爭。
1864年，湘陰文廟裏長出了一個靈芝。民間凡事非常講究兆頭，靈芝被當作吉兆，在街頭巷尾沸沸揚揚地傳開。吉兆一定得有吉人來比襯，誰算得上湘陰的吉人呢？[4]
郭家人說是郭嵩燾。因為發現期間，郭嵩燾剛好做上廣東巡撫，這種“祥瑞”之物，不正是為郭嵩燾而生的嗎？
說法通過家人的書信，傳進了左宗棠耳朵。恰好這時，左宗棠被朝廷封了“一等恪靖伯”，爵位在郭嵩燾之上，聽後很不高興，就傳話迴去：文廟產的那棵靈芝，不就是一棵植物嘛，哪裏有什麽祥瑞不祥瑞的，沒有這迴事；如果硬說有這迴事，那也是因為我封了一等恪靖伯帶來的，沒他郭家什麽事。（“湘陰果有祥瑞，亦為我封爵故，何預郭家事乎？”）
郭嵩燾聽說後，心裏更不高興，兩人心裏結下疙瘩。
古有“二桃殺三士”的典故。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論功爭桃，三人彼此不服氣。為了區區兩個桃子，三位猛將競攀排名，最終都倒在血泊中。讀書人左宗棠、郭嵩燾因“靈芝交惡”，沒有走出前人窠臼，實在是都有點孩子氣。古人讀書做官講究光宗耀祖，難免鬧出這類爭論，今天看來像個玩笑，放進曆史可以理解。
左宗棠與郭嵩燾真正弄得關係破裂，友情覆水難收，是因為官場共事。
1865年4月，左宗棠正在閩浙總督任上，兼督辦廣東軍務的職責，負責消滅太平軍殘部，而郭嵩燾正在廣東當巡撫。
太平軍進入廣東，郭嵩燾十分緊張，他不擅長打仗，疲於應付，天天盼救星一樣盼左宗棠率軍來。剛好楚軍旗下郭鬆林、楊鼎勛追李世賢、汪海洋追到了福建，跨一腳就可以進廣東。節骨眼上，左宗棠下達了“不準入粵”的命令。郭嵩燾又氣又急，寫信跟左宗棠論理。左宗棠很幹脆地迴答他：廣東的軍事安排像個銀樣蠟槍頭，這樣搞下去很危險。老郭你的能力跟不上你的思想，又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輔助，所以你每次事故發生前都看得很清楚，卻無力防範，也從來不去下大力氣用行動解決，反而首先想到的是與領導劃清責任界線，將分內的事情全部推脫到別人身上。等到事情基本上按你預計的那樣失敗了，你再拿出原來的責任文書向皇帝報告，以顯得責任全在總督等人。總督要跟你翻臉了，你又站出來當和事佬、好好先生，做一些事後彌補關係的工作，說什麽不要嚴重懲罰的話。
郭嵩燾心急火燎中沒有等到左宗棠雪中送炭的救兵，反等來了一番直通通的批評，心裏既怨又恨，他不怪左宗棠說得對，怪左宗棠以領導的姿態來教訓自己。
1865年6月8日，左宗棠命令部下率兵進入廣東，郭嵩燾負責籌軍餉，這一下麻煩更大了。左宗棠根據他一貫“言必信，行必果”的原則，雷厲風行，不斷寫信指責郭嵩燾“辦事不力，輸餉遲緩”。郭嵩燾不去反思左宗棠一針見血指出自己的毛病，自己怎麽克服，從此提高辦事效率，反而又想著來跟左宗棠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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