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們不要在全俄羅斯人麵前以及全世界麵前丟人和打架了。如果議員們的行為不成體統，會議主席應當立即加以製止，切斷麥克風，讓鬧事者坐迴原位。
他似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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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止這段令人痛苦的記錄了。我和哈斯布拉托夫還討論過修改憲法的意見及政府成員的逐一人選問題。哈斯布拉托夫提出的名單由10個人組成，正好與"公民聯盟"提出的名單相吻合。況且議長建議作出妥協：既然你們都這樣堅持，讓我們留下蓋達爾，讓他工作一段看看，可我們要讓些新部長進來工作。這叫什麽嘲弄！蓋達爾大概從來不會忍受這種嘲弄的。我竭力迴避談及布爾布利斯。
……我隻是現在才明白，他是有意把我拖入這些折磨人的、使人筋疲力盡的關係之中。用對抗來威脅，強迫你退卻讓步、自己把自己的追隨者一個個地丟掉，最後導致總爆發。這是他的主要思想。殊不知他不可能認真地判斷，我最害伯的是消極的無組織的議員班子，在那個時刻他們完全是按照哈斯布拉托夫的具體眼色行事。我認為我不會害怕，不會把政治和戰略方針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簡言之，這不是尋求那種我曾經相信的妥協，而是在做妥協遊戲，是對妥協的效仿。
＊＊＊
有一次我乘車路過民族愛國者或共產黨人的集會，我真的不知道兩者誰的人多。看樣子好像共產黨人多。我停下來一看。站著一位老農婦，手裏拿著一麵紅旗揮動著，像個擺針似的，似乎誰在用繩子扯著她。那樣無精打采，單調乏味，嘴裏還喃喃地說著：打倒，打倒……我請科爾紮科夫上前去詢問一下：究竟打倒誰？他走近一問，老農婦迴答說：你快走開！……
很遺憾，哈斯布拉托夫原來是一個生性扯繩子的人。
在最高蘇維埃成員中，一般說，有些有頭腦的人都在積極地思考著法律、預算以及內外政策等問題。但在哈斯布拉托夫儀長執政的年代，他們好像役做任何事情，甚至都未能提出自己發展俄羅斯的設想。略斯布拉托夫似乎把自己的政治反對派立場封閉了整整兩年之後，隻冒出一幫能大叫大嚷、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
這是一個痛苦的道德教訓，我真可憐我們的第一個議會，但不得不承認：是哈斯布拉托夫把它毀了，是他把正常的人們變成政治把戲的傀儡。
這真令人可惜。
＊＊＊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我們過去的議會是聰明的、體麵的和非常民主的各國議會優秀家庭中的一個畸形兒。
然而並非完全如此。"國會議員"、"議員"、"參議員"詞語，在世界各種語言的解釋中不完全是這種光彩的榮耀。隻要迴憶馬克·吐溫的一些作品，就會明白，西方人常常把這種職位與貪汙腐敗、官方的無所事事、妄自尊大和無聊的傲慢聯想在一起。
一句話，議會的工作有時也伴隨著鬧劇和醜聞，對此是無須爭辯的。
戈巴契夫所發明的代表大會，已經是另一迴事情。
代表大會甚至不是議會，不可能具有其固有的一切特點。
改革所創建的代表大會本應當反映蘇維埃社會的結構，即共產黨、工會、運動員和集郵者、創作協會等等，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而主要的是，在選舉時，除了過去的"領導"，在政治生活中實際上再無人可選，人們自然會投他們的票。
我們的國家當然很大，1500人畢竟已經不是議會、不是參議院，而是某種市民大會。這裏誰的聲音大聽誰的，心平氣和地說話沒用，因為大環境的規律、與一大群人(這裏指與一大群人民代表)交流的心理因素開始起作用。即使不是葉爾欽，換一個總統也不得不提高嗓門。
當議會有1500人時，就會產生出大量的派別(而且這些派別都招募到自己的擁護者)和大量的有獨立見解的議員……這是一個殘酷的政治鬥爭場所和野心較量場所。這首先是麥克風旁的大喊大叫，歇斯底裏的發作和激奮的情緒。
每個人都想提出自己的一個問題，有民族方麵的、經濟方麵的，也有對外政策方麵的。這有時與議事日程毫無關係，隻不過是某個議員心裏痛苦已久，於是獨自發言反對大家。
……在1992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需要解決俄羅斯政府的領導人問題，我應當提出候選人，但鬥爭非常激烈。因此，除了在會議做工作外，還要同各黨派代表，個別的議員和行政機關的領導進行會晤，座談。
也就是說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花費了大量精力。大家隻有一個目的，即作勸說工作。
為了不扼殺俄羅斯的改革，為了讓蓋達爾及其改革派班子留下工作，為了俄羅斯政府今後能夠正常地工作，代表們在懇求和做說服工作。
大家期待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新憲法草案，這一願望未能實現。事情完全轉向了另一麵，開始討論修改還在生效的舊憲法。
表麵上看，這一步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我當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時，我們也正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確定了主權的概念和私有製，確立了總統的職位等等。我們先搞了經濟改革，把政治改革放後一步。
但是，從法律和政治的觀點來看，這個動搖憲法的過程不可能是無止境的，它有某種必然的極限。過多的修改，到最後隻能是沒有約束力。修改開始相互矛盾，沒有任何邏輯性，誰也弄不明白什麽，那麽就出現一個立法的無政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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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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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止這段令人痛苦的記錄了。我和哈斯布拉托夫還討論過修改憲法的意見及政府成員的逐一人選問題。哈斯布拉托夫提出的名單由10個人組成，正好與"公民聯盟"提出的名單相吻合。況且議長建議作出妥協：既然你們都這樣堅持，讓我們留下蓋達爾，讓他工作一段看看，可我們要讓些新部長進來工作。這叫什麽嘲弄！蓋達爾大概從來不會忍受這種嘲弄的。我竭力迴避談及布爾布利斯。
……我隻是現在才明白，他是有意把我拖入這些折磨人的、使人筋疲力盡的關係之中。用對抗來威脅，強迫你退卻讓步、自己把自己的追隨者一個個地丟掉，最後導致總爆發。這是他的主要思想。殊不知他不可能認真地判斷，我最害伯的是消極的無組織的議員班子，在那個時刻他們完全是按照哈斯布拉托夫的具體眼色行事。我認為我不會害怕，不會把政治和戰略方針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簡言之，這不是尋求那種我曾經相信的妥協，而是在做妥協遊戲，是對妥協的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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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乘車路過民族愛國者或共產黨人的集會，我真的不知道兩者誰的人多。看樣子好像共產黨人多。我停下來一看。站著一位老農婦，手裏拿著一麵紅旗揮動著，像個擺針似的，似乎誰在用繩子扯著她。那樣無精打采，單調乏味，嘴裏還喃喃地說著：打倒，打倒……我請科爾紮科夫上前去詢問一下：究竟打倒誰？他走近一問，老農婦迴答說：你快走開！……
很遺憾，哈斯布拉托夫原來是一個生性扯繩子的人。
在最高蘇維埃成員中，一般說，有些有頭腦的人都在積極地思考著法律、預算以及內外政策等問題。但在哈斯布拉托夫儀長執政的年代，他們好像役做任何事情，甚至都未能提出自己發展俄羅斯的設想。略斯布拉托夫似乎把自己的政治反對派立場封閉了整整兩年之後，隻冒出一幫能大叫大嚷、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
這是一個痛苦的道德教訓，我真可憐我們的第一個議會，但不得不承認：是哈斯布拉托夫把它毀了，是他把正常的人們變成政治把戲的傀儡。
這真令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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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我們過去的議會是聰明的、體麵的和非常民主的各國議會優秀家庭中的一個畸形兒。
然而並非完全如此。"國會議員"、"議員"、"參議員"詞語，在世界各種語言的解釋中不完全是這種光彩的榮耀。隻要迴憶馬克·吐溫的一些作品，就會明白，西方人常常把這種職位與貪汙腐敗、官方的無所事事、妄自尊大和無聊的傲慢聯想在一起。
一句話，議會的工作有時也伴隨著鬧劇和醜聞，對此是無須爭辯的。
戈巴契夫所發明的代表大會，已經是另一迴事情。
代表大會甚至不是議會，不可能具有其固有的一切特點。
改革所創建的代表大會本應當反映蘇維埃社會的結構，即共產黨、工會、運動員和集郵者、創作協會等等，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而主要的是，在選舉時，除了過去的"領導"，在政治生活中實際上再無人可選，人們自然會投他們的票。
我們的國家當然很大，1500人畢竟已經不是議會、不是參議院，而是某種市民大會。這裏誰的聲音大聽誰的，心平氣和地說話沒用，因為大環境的規律、與一大群人(這裏指與一大群人民代表)交流的心理因素開始起作用。即使不是葉爾欽，換一個總統也不得不提高嗓門。
當議會有1500人時，就會產生出大量的派別(而且這些派別都招募到自己的擁護者)和大量的有獨立見解的議員……這是一個殘酷的政治鬥爭場所和野心較量場所。這首先是麥克風旁的大喊大叫，歇斯底裏的發作和激奮的情緒。
每個人都想提出自己的一個問題，有民族方麵的、經濟方麵的，也有對外政策方麵的。這有時與議事日程毫無關係，隻不過是某個議員心裏痛苦已久，於是獨自發言反對大家。
……在1992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需要解決俄羅斯政府的領導人問題，我應當提出候選人，但鬥爭非常激烈。因此，除了在會議做工作外，還要同各黨派代表，個別的議員和行政機關的領導進行會晤，座談。
也就是說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花費了大量精力。大家隻有一個目的，即作勸說工作。
為了不扼殺俄羅斯的改革，為了讓蓋達爾及其改革派班子留下工作，為了俄羅斯政府今後能夠正常地工作，代表們在懇求和做說服工作。
大家期待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新憲法草案，這一願望未能實現。事情完全轉向了另一麵，開始討論修改還在生效的舊憲法。
表麵上看，這一步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我當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時，我們也正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確定了主權的概念和私有製，確立了總統的職位等等。我們先搞了經濟改革，把政治改革放後一步。
但是，從法律和政治的觀點來看，這個動搖憲法的過程不可能是無止境的，它有某種必然的極限。過多的修改，到最後隻能是沒有約束力。修改開始相互矛盾，沒有任何邏輯性，誰也弄不明白什麽，那麽就出現一個立法的無政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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