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結果並非如此。這段曆史沒有能夠和平結果。
可見，畢竟與"別人不同"。也就是說，這不是簡單的議會鬥爭，而是為了某些法律、某個政府以及某種政治的鬥爭。
不，這是反對總統的鬥爭，是為了政權的鬥爭。它先是隱蔽的，後來才變得越來越公開。它想改變國家的基礎。
如果更準確地說，這是一次蓄謀已久的政變企圖。
如果我能早些明白，這個議會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會通過新憲法，因為它不會達成協議，最終也不會立法，——那就不會發生10月事件，不會流血，也不會出現我們大家所經曆的那個道義上的休克。也不會有民主派之間的分裂，這個分裂險些轉變成新的問題。
是什麽力量把我們引入這個黑暗時期的呢?
首先是模稜兩可的憲法，即憲法上的誓言，總統的憲法職責及其權限的極大局限性。
其次是8月叛亂的綜合症。新生的俄羅斯不顧緊急狀態，出現在捍衛民主的浪潮中。
從此就破壞了法律嗎？這是一個嚴酷的道義上的心理障礙，而不僅僅是一個司法障礙……
最後一點，隻有現在才看得出來，總統和議會永遠是競技場上的一夥角鬥士。許多議員進入政府，並占據了最高的職位。議會的各委員會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議會的分裂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漸醞釀成熟的。這是一個非常隱蔽的、有時都難以覺察的過程。
嗯，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俄羅斯人的"僥幸"心理。順便說說，我賦予這一古老概念的不是冷漠，不是輕浮，也不是懶惰。幹脆說，我們這個民族的特點就是相信美好的事物，希望事情能有好的結果，希望"上帝能看到一切"。
所以我認為，在經曆了蘇維埃政權的如此令人痛苦和漫長的70年後，難道我們還得利用手中的武器來解釋議會或總統誰更重要？難道這些修正案、代表大會、決議、投票就得付出讓國家動蕩不安和來之不易的穩定遭到破壞的代價?難道還有人想革命?
＊＊＊
……一年半來，人們每天都可以從電視上看到代表大會和例會的會議轉播。一年半來，議員們每天都在這些代表大會和例會上發言，而且大部分發言的主導思想是竭力揭發葉爾欽，證明他不會管理國家。如果這許多個月的宣傳還不夠，如果全民投票確定了總統的全權，還會有什麽問題？要知道人們相信我們會一起工作。讓我們想想以後該做什麽，讓我們達成協議吧。
然而卻沒能達成協議。
總統日記
1991年11月6日
我在克裏姆林宮會見了哈斯布拉托夫。這次會見從18點半一直持續到夜裏23點半。我們沒有進行某種係統的談話，但涉及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哈斯布拉托夫坐著，不停地油著自己的菸鬥。實際上嘴裏一直在叼著菸鬥。他抽菸抽得臉都快變成鐵青色了。我們喝的是"齊南達利"幹白葡萄酒。他講述了自己的家事，他的母親現在位在車臣，那裏還有許多親屬。其實，杜達耶夫把他們留在那裏當作人質。
我詢問了一下，為什麽他與第一副手菲拉托夫關係不融洽。他把菲拉托夫說得一無是處，不過我認為他這樣做是絕對錯誤的。菲拉托夫非常有學問，是一個正派人。他自然不會接受議長的獨斷專行。
……我迴憶著自己選舉哈斯布拉托夫的時刻。很遺憾，這裏有一個偶然的因素，我以前根本不了解他。當代表大會上3次都未能通過沙赫賴做我的副手的候選人資格時(議會的保守分子不通過他)，我召集了調解委員會。各派的代表們提出了許多候選人，有15人。我明白，需要找一個妥協人物，找一個大家都不太了解、而且既能使民主派滿意又能使保守派滿意的人。這樣候選人才落到哈斯布拉托夫身上。他不是俄羅斯人，這裏還有一定的政治意義，自治共和國會支持他。他的經曆很一般：學者，大學政治經濟學教師。總之，調解委員會支持他，他也就很容易地當選了。我當了主席後：每事必同我商量，但不過問大的政治問題。
……有時候我們的談話也會陷入僵局。在我們合作的一段時間裏，我很好地研究了他的性格。他總是對同一個問題有好幾個意見，但隻公開說出一個，其他的都留作自己備用。表麵上看這是兩位領導人的一般談話，而內心裏卻都非常緊張，誰都想成為領袖。可以說，我這樣去做是職位的要求。而他這樣做，我覺得是他的某種本能的欲望。
我開始嚴厲地責備說：你們當著我的麵說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久前在楚瓦什和切博克薩雷召開的有俄羅斯立法和執行政權機關領導參加的研討會上，我發言試圖解決他們之間的衝突。我對最高蘇維埃說，我們還是合作吧，我伸出手，向前邁出一步。後來在會議的開幕式上，我又試著邁出一步，但得到的迴答是全場沉默。怎麽會是這樣呢?
哈斯布拉托夫說，是的，我們錯了，我們本應當立即正式作出反應，最近幾天我就去辦，我們要在最高蘇維埃通過政治聲明，支持總統，支持他在切博克薩雷的聲明。同時，議會也表明要準備去迎接……
當然，兩個政權不可能相互間達成協議，這是一種不正常的局勢。重要的是消除人們的緊張情緒。因此，我同意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議。即使他們提前一個月去做這件事，也沒有什麽關係。主要是緩和一下代表大會之前的氣氛……
</br>
可見，畢竟與"別人不同"。也就是說，這不是簡單的議會鬥爭，而是為了某些法律、某個政府以及某種政治的鬥爭。
不，這是反對總統的鬥爭，是為了政權的鬥爭。它先是隱蔽的，後來才變得越來越公開。它想改變國家的基礎。
如果更準確地說，這是一次蓄謀已久的政變企圖。
如果我能早些明白，這個議會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會通過新憲法，因為它不會達成協議，最終也不會立法，——那就不會發生10月事件，不會流血，也不會出現我們大家所經曆的那個道義上的休克。也不會有民主派之間的分裂，這個分裂險些轉變成新的問題。
是什麽力量把我們引入這個黑暗時期的呢?
首先是模稜兩可的憲法，即憲法上的誓言，總統的憲法職責及其權限的極大局限性。
其次是8月叛亂的綜合症。新生的俄羅斯不顧緊急狀態，出現在捍衛民主的浪潮中。
從此就破壞了法律嗎？這是一個嚴酷的道義上的心理障礙，而不僅僅是一個司法障礙……
最後一點，隻有現在才看得出來，總統和議會永遠是競技場上的一夥角鬥士。許多議員進入政府，並占據了最高的職位。議會的各委員會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議會的分裂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漸醞釀成熟的。這是一個非常隱蔽的、有時都難以覺察的過程。
嗯，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俄羅斯人的"僥幸"心理。順便說說，我賦予這一古老概念的不是冷漠，不是輕浮，也不是懶惰。幹脆說，我們這個民族的特點就是相信美好的事物，希望事情能有好的結果，希望"上帝能看到一切"。
所以我認為，在經曆了蘇維埃政權的如此令人痛苦和漫長的70年後，難道我們還得利用手中的武器來解釋議會或總統誰更重要？難道這些修正案、代表大會、決議、投票就得付出讓國家動蕩不安和來之不易的穩定遭到破壞的代價?難道還有人想革命?
＊＊＊
……一年半來，人們每天都可以從電視上看到代表大會和例會的會議轉播。一年半來，議員們每天都在這些代表大會和例會上發言，而且大部分發言的主導思想是竭力揭發葉爾欽，證明他不會管理國家。如果這許多個月的宣傳還不夠，如果全民投票確定了總統的全權，還會有什麽問題？要知道人們相信我們會一起工作。讓我們想想以後該做什麽，讓我們達成協議吧。
然而卻沒能達成協議。
總統日記
1991年11月6日
我在克裏姆林宮會見了哈斯布拉托夫。這次會見從18點半一直持續到夜裏23點半。我們沒有進行某種係統的談話，但涉及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哈斯布拉托夫坐著，不停地油著自己的菸鬥。實際上嘴裏一直在叼著菸鬥。他抽菸抽得臉都快變成鐵青色了。我們喝的是"齊南達利"幹白葡萄酒。他講述了自己的家事，他的母親現在位在車臣，那裏還有許多親屬。其實，杜達耶夫把他們留在那裏當作人質。
我詢問了一下，為什麽他與第一副手菲拉托夫關係不融洽。他把菲拉托夫說得一無是處，不過我認為他這樣做是絕對錯誤的。菲拉托夫非常有學問，是一個正派人。他自然不會接受議長的獨斷專行。
……我迴憶著自己選舉哈斯布拉托夫的時刻。很遺憾，這裏有一個偶然的因素，我以前根本不了解他。當代表大會上3次都未能通過沙赫賴做我的副手的候選人資格時(議會的保守分子不通過他)，我召集了調解委員會。各派的代表們提出了許多候選人，有15人。我明白，需要找一個妥協人物，找一個大家都不太了解、而且既能使民主派滿意又能使保守派滿意的人。這樣候選人才落到哈斯布拉托夫身上。他不是俄羅斯人，這裏還有一定的政治意義，自治共和國會支持他。他的經曆很一般：學者，大學政治經濟學教師。總之，調解委員會支持他，他也就很容易地當選了。我當了主席後：每事必同我商量，但不過問大的政治問題。
……有時候我們的談話也會陷入僵局。在我們合作的一段時間裏，我很好地研究了他的性格。他總是對同一個問題有好幾個意見，但隻公開說出一個，其他的都留作自己備用。表麵上看這是兩位領導人的一般談話，而內心裏卻都非常緊張，誰都想成為領袖。可以說，我這樣去做是職位的要求。而他這樣做，我覺得是他的某種本能的欲望。
我開始嚴厲地責備說：你們當著我的麵說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久前在楚瓦什和切博克薩雷召開的有俄羅斯立法和執行政權機關領導參加的研討會上，我發言試圖解決他們之間的衝突。我對最高蘇維埃說，我們還是合作吧，我伸出手，向前邁出一步。後來在會議的開幕式上，我又試著邁出一步，但得到的迴答是全場沉默。怎麽會是這樣呢?
哈斯布拉托夫說，是的，我們錯了，我們本應當立即正式作出反應，最近幾天我就去辦，我們要在最高蘇維埃通過政治聲明，支持總統，支持他在切博克薩雷的聲明。同時，議會也表明要準備去迎接……
當然，兩個政權不可能相互間達成協議，這是一種不正常的局勢。重要的是消除人們的緊張情緒。因此，我同意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議。即使他們提前一個月去做這件事，也沒有什麽關係。主要是緩和一下代表大會之前的氣氛……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