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戈爾·蓋達爾生長在一個蘇維埃文學世家。這是一個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兒童作家、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曆極為豐富的人——阿爾卡基·蓋達爾。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烏拉爾童話作家保爾·巴若夫——俄羅斯語言大師。葉戈爾的父親是海軍少將、著名記者鐵木爾·蓋達爾，他多年擔任《真理報》駐國外記者。葉戈爾隨父親一道在古巴生活過，後來又去南斯拉夫，在貝爾格勒中學畢業。1978年時戈爾獲得國立莫斯科大學經濟係的"紅色畢業證書"，在整個學習期間他沒得過一個"良"，成績全部是"優"。他們係主任是加夫裏爾。波波夫。
蓋達爾在科學院屬下的幾個研究所工作過，後來在《共產黨人》雜誌社任職，還曾任《真理報》經濟部的編輯。我們相識的時候，他已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擔任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職務。他有3個孩子。這就是這位30出頭的學者的大致經曆。
後來，蓋達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勢下開始改革的，當時我們可以花許多時間列舉我們缺乏什麽條件以及為什麽不能進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頭頭是道地解釋，為什麽在1992年不能進行改革。在議會中得不到穩定的支持，沒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權機製(軍隊、海關、警察機構)，這些機構已經被90年代初的政權危機所傷害。
16個中央銀行代替了原來的統一的銀行，沒有私人經營的傳統，在波蘭有強大的私人經濟成分，而在俄羅斯卻沒有。沒有一分錢的外匯，沒有黃金儲備，沒有能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吸引遊資。除此之外，我們沒有時間再等了，我們再也不能什麽也不做，隻是解釋為什麽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審閱了蓋達爾的經濟改革構想，後來又認識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爾布利斯的意見。又過了幾天我簽署了關於任命葉戈爾。蓋達爾為副總理、經濟部長的命令。與此同時，還任命了與蓋達爾意見一致的幾個人擔任政府中經濟部門一些關鍵崗位的領導。
當時，對於蓋達爾的工作班底來說，布爾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長們提交給總統的問題是通過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來解決的，即部長們來到他的辦公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電鈕與我直接通話。
當時很少有人了解，比起布爾布利斯，蓋達爾就其潛力而言作為政治人物並不弱。蓋達爾的部長們和蓋達爾本人的宗旨是：你們的事是政治領導，我們的事是搞經濟。不要幹擾我們，讓我們正常工作，那我們就不會闖入你們的高層範圍，不會闖入你們的機變莫測的"製作間"，反正我們對此一竅不通。
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的布爾布利斯在那一時期是內閣的實際首腦。他提出一個準確的策略思想：為了避免因總理人選問題導致局勢再度緊張，在代表大會上暫不進行表決，在這一過渡時期，委託時利欽總統實行對政府的領導。這個建議通過了。
每星期二，內閣成員中分管經濟的人在第一副總理主持下開會。布爾布利斯還在跨地區議員團工作時，就喜歡無拘無柬的工作環境，如今如願以償，大家喝著茶，吃著麵包片夾香腸，決定著戰略問題和策略問題，還有幹部的調配問題。在這種"親密的小圈子"裏工作有其長亦有其短。例如，來自伏爾加格勒的原來在執委會工作的幹部馬哈拉澤當了副總理，而他在這個崗位上沒有建樹，還有，阿列克謝·戈洛夫科夫原是蓋達爾那個研究所的初級研究員，當了部長會議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人，這個位置要求麻利能幹和有經驗的領導人，需要有行政管理才能。結果，文件管理中出現了偏差……
我為什麽要敘述這些細節呢？這是因為，這些細節證明著根納季，布爾布利斯的工作風格，他不喜歡作為一個階級的官僚群。蔑視機關事務工作。他喜歡蓋達爾的那些部長們的慷慨激昂的鬥誌，這些人真想用牙齒撕碎官階森嚴和垂直領導的日益衰微的那一套。
後來我才懂得，蓋達爾與布爾布利斯的不同之處是蓋達爾更適合從事國務活動。
一般說來，蓋達爾的那些部長們，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體，他們根本不善於落實自己的綱領、計劃。一遇到逆境，他們往往不知所措，不會化險為夷。布爾布利斯由於天生厭惡機關行政事務、起草文件等事，不能給這些部長以支持。而蓋達爾還沒意識到自己的角色，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
……倘若讓彼得·阿維彥擔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我隻是舉例而言，如果阿維彥離開崗位一年後來擔任此職，他會在今日俄羅斯經濟活動中得心應手地工作，如果真能這樣，說實在的，可以讓他擔任經濟領域裏的任何職務，因為他思維敏捷，國際聯繫甚廣，具備足夠的條件。
俄羅斯曆來抵製實驗者。在俄羅斯想建成些什麽是很困難的，而想摧毀些什麽就更困難。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迅速地接二連三地作出一些決議之後。蓋達爾政府處於完全孤立之中。
蓋達爾的人沒有到全國各地走-走——根本沒有時間。從一開始他們就認為哈斯布拉托夫的議會是向他們施加壓力的工具，是所有反動勢力的象徵，而對這些反動勢力則應進行鬥爭。他們對魯茨科伊也待這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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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達爾在科學院屬下的幾個研究所工作過，後來在《共產黨人》雜誌社任職，還曾任《真理報》經濟部的編輯。我們相識的時候，他已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擔任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職務。他有3個孩子。這就是這位30出頭的學者的大致經曆。
後來，蓋達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勢下開始改革的，當時我們可以花許多時間列舉我們缺乏什麽條件以及為什麽不能進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頭頭是道地解釋，為什麽在1992年不能進行改革。在議會中得不到穩定的支持，沒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權機製(軍隊、海關、警察機構)，這些機構已經被90年代初的政權危機所傷害。
16個中央銀行代替了原來的統一的銀行，沒有私人經營的傳統，在波蘭有強大的私人經濟成分，而在俄羅斯卻沒有。沒有一分錢的外匯，沒有黃金儲備，沒有能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吸引遊資。除此之外，我們沒有時間再等了，我們再也不能什麽也不做，隻是解釋為什麽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審閱了蓋達爾的經濟改革構想，後來又認識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爾布利斯的意見。又過了幾天我簽署了關於任命葉戈爾。蓋達爾為副總理、經濟部長的命令。與此同時，還任命了與蓋達爾意見一致的幾個人擔任政府中經濟部門一些關鍵崗位的領導。
當時，對於蓋達爾的工作班底來說，布爾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長們提交給總統的問題是通過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來解決的，即部長們來到他的辦公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電鈕與我直接通話。
當時很少有人了解，比起布爾布利斯，蓋達爾就其潛力而言作為政治人物並不弱。蓋達爾的部長們和蓋達爾本人的宗旨是：你們的事是政治領導，我們的事是搞經濟。不要幹擾我們，讓我們正常工作，那我們就不會闖入你們的高層範圍，不會闖入你們的機變莫測的"製作間"，反正我們對此一竅不通。
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的布爾布利斯在那一時期是內閣的實際首腦。他提出一個準確的策略思想：為了避免因總理人選問題導致局勢再度緊張，在代表大會上暫不進行表決，在這一過渡時期，委託時利欽總統實行對政府的領導。這個建議通過了。
每星期二，內閣成員中分管經濟的人在第一副總理主持下開會。布爾布利斯還在跨地區議員團工作時，就喜歡無拘無柬的工作環境，如今如願以償，大家喝著茶，吃著麵包片夾香腸，決定著戰略問題和策略問題，還有幹部的調配問題。在這種"親密的小圈子"裏工作有其長亦有其短。例如，來自伏爾加格勒的原來在執委會工作的幹部馬哈拉澤當了副總理，而他在這個崗位上沒有建樹，還有，阿列克謝·戈洛夫科夫原是蓋達爾那個研究所的初級研究員，當了部長會議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人，這個位置要求麻利能幹和有經驗的領導人，需要有行政管理才能。結果，文件管理中出現了偏差……
我為什麽要敘述這些細節呢？這是因為，這些細節證明著根納季，布爾布利斯的工作風格，他不喜歡作為一個階級的官僚群。蔑視機關事務工作。他喜歡蓋達爾的那些部長們的慷慨激昂的鬥誌，這些人真想用牙齒撕碎官階森嚴和垂直領導的日益衰微的那一套。
後來我才懂得，蓋達爾與布爾布利斯的不同之處是蓋達爾更適合從事國務活動。
一般說來，蓋達爾的那些部長們，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體，他們根本不善於落實自己的綱領、計劃。一遇到逆境，他們往往不知所措，不會化險為夷。布爾布利斯由於天生厭惡機關行政事務、起草文件等事，不能給這些部長以支持。而蓋達爾還沒意識到自己的角色，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
……倘若讓彼得·阿維彥擔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我隻是舉例而言，如果阿維彥離開崗位一年後來擔任此職，他會在今日俄羅斯經濟活動中得心應手地工作，如果真能這樣，說實在的，可以讓他擔任經濟領域裏的任何職務，因為他思維敏捷，國際聯繫甚廣，具備足夠的條件。
俄羅斯曆來抵製實驗者。在俄羅斯想建成些什麽是很困難的，而想摧毀些什麽就更困難。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迅速地接二連三地作出一些決議之後。蓋達爾政府處於完全孤立之中。
蓋達爾的人沒有到全國各地走-走——根本沒有時間。從一開始他們就認為哈斯布拉托夫的議會是向他們施加壓力的工具，是所有反動勢力的象徵，而對這些反動勢力則應進行鬥爭。他們對魯茨科伊也待這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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