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紛紛揚揚地談論著"軍隊解體"的問題。
僅僅為了列舉我們為解決兩年期間圍繞黑海艦隊發生的問題所做的全部努力，足可占去本書的一章：沒完沒了的互派代表團。反覆的協商、各種級別的會晤，還有什麽過渡性協議，記者招待會、聲明……
1992年初在去聯合國安理會演講之前，我匆匆飛往克裏米亞，在停泊於新羅西斯克港的軍艦"莫斯科號"上會見了黑海艦隊的軍官們。
這次非同尋常的會見首先是對於艦隊軍官們極為必要。這對於消除海軍的"隔閡"感十分重要，因為的確存在著與俄羅斯、與俄羅斯領導人、與莫斯科的"隔閡"。但是，身處威力強大的軍艦上，在這艘巨型戰艦上，它的威力與偉岸，使我感覺到，這次會見對我同樣是必要的。軍官們臉上的焦慮神情深深印在我的心裏。他們仿佛在問我：俄羅斯和以前一樣仍將是個海上強國嗎？我們是否覺得自己是個強大國家?
是的，我們需要有這樣的感覺。
我為什麽要在"休克療法"這一章中寫海軍問題呢？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客觀上並不存在什麽爭端，客觀存在是：烏克蘭議會想顯示一下他們的獨立性。誰也沒準備把軍艦從一個基地開往另一個基地(即令是有人想這樣做，也辦不到)，任何人也沒有向裝備有核武器的艦隊發布命令瞄準俄羅斯的目標。
然而，僅僅在幾天之內就鬧得滿城風雨，新聞界拿這個所謂危機大作文章。
與上述情況差不多，新聞界還大肆宣揚什麽"通貨膨脹會日趨嚴重"，什麽"大規模失業"，什麽蓋達爾的經濟改革遇到另外一些"可陽的麻煩"，當然也包括什麽"人民貧困化"等等。
改革所引起的心理性休克遠遠超過了它給每一個家庭的生活帶來的實際危機後果。簡而言之，鬼並不像人們描繪得那樣可怕。
關於改革的新聞報導表明，蓋達爾政府從第一天起就是在極可怕的道德氣氛下工作，這個政府遇到一個又一個打擊，新聞界和議會又在不停地起鬧喧譁。實際上，這個政府從未得到過寬鬆環境，甚至沒有過相對的自由……實際上，按照政府的計劃，本可在1992年年底，或在1993年上半年大幅度縮減通貨膨脹率。
為什麽沒能取得這個結果呢？讓我們作些分析。
＊＊＊
人們常常問我，為什麽當時即1991年秋季，戈巴契夫時期的一些為人們所熟知的人物如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納西耶夫等未進入總統的親密圈子。
不錯，1989一1990年期間這些人是民主浪潮的當之無愧的領導人物。可是此後發生了什麽事呢?
波波夫和索布恰克是強有力的具有獨立精神的政治人物。他們選揮了獨立自主的道路。但是，他們倆人的命運卻不同。加夫裏爾·哈裏托諾維奇(波波夫)在被選舉為莫斯科市長後不久走出了十分英明的一步，他任命了尤裏·盧日科夫為第一副市長，此人是個經驗豐富的經濟工作者，在莫斯科市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職位上幹了很久。
尤裏·米哈伊洛維奇·盧日科夫乍一看來是一個在波波夫這樣強悍的人的庇蔭下的不顯眼人物，可他突然完全出入意料地脫穎而出。1991年8月事件之後，人們對民主政權的信任產生了明顯的危機。盧日科夫的品質諸如具有經驗、可靠、善於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大城市等等，使他躋身於那些人們頗為信任、期待的第一流政治家行列。莫斯科新市長逐漸地，一步步地迫使執行機構在莫斯科地區開展工作。在他周圍工作的，有30歲上下的年輕副市長，也有頗具經驗的如弗拉基米爾·列車，他有數十年在莫斯科工作的經曆。盧日科夫證明，共產主義後期發生的諸種嚴重問題不是民主的過錯。在新的社會製度下市政機關同樣可以正常地發揮自己的職能。
而波波夫則善於體麵又及時地離開"剛剛坐熱的"市長寶座，迴去教書並從事純政治。他仍然是從前的加夫裏爾·波波夫。可是那位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卻沒能做到這一點，他在任聖彼得堡市"父母官"的崗位上不得不在很多方麵改變自己以前的形象。他從一個令人尊重的政治家、法學教授變成了一個嚴厲的、愛發號施令的行政官員。
至於說阿法納西耶夫，他永遠是個反對派人物，恰恰是因為這一點我對他抱有很大的好感。看來，此人同任何政權也搞不好關係。這類人物是非常難得的材料，但政府不需要他們。這類入隻得處於旁觀者地位，居高臨下地觀察……
於是，在這些人當中——所有這些人都是我在跨地區議員團工作時的戰友——布爾布利斯幾乎是唯一能夠承擔如此浩繁工作量的人選，既要負責機關行政工作，又要抓政治工作。
……1991年秋天，布爾布利斯與蓋達爾相識。就在那時，布爾布利斯請求經濟研究所所長葉戈爾·蓋達爾製定一份關於經濟問題的總統報告。布爾布利斯是個富有指揮才能的人。就在莫斯科郊外阿爾漢戈爾斯科別墅裏(這裏正在起草報告)，他認識了蓋達爾的寫作班底。他立刻喜歡上這個團結、精幹又富有人情昧的誌同道合者組成的集體。於是他選擇了這個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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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為了列舉我們為解決兩年期間圍繞黑海艦隊發生的問題所做的全部努力，足可占去本書的一章：沒完沒了的互派代表團。反覆的協商、各種級別的會晤，還有什麽過渡性協議，記者招待會、聲明……
1992年初在去聯合國安理會演講之前，我匆匆飛往克裏米亞，在停泊於新羅西斯克港的軍艦"莫斯科號"上會見了黑海艦隊的軍官們。
這次非同尋常的會見首先是對於艦隊軍官們極為必要。這對於消除海軍的"隔閡"感十分重要，因為的確存在著與俄羅斯、與俄羅斯領導人、與莫斯科的"隔閡"。但是，身處威力強大的軍艦上，在這艘巨型戰艦上，它的威力與偉岸，使我感覺到，這次會見對我同樣是必要的。軍官們臉上的焦慮神情深深印在我的心裏。他們仿佛在問我：俄羅斯和以前一樣仍將是個海上強國嗎？我們是否覺得自己是個強大國家?
是的，我們需要有這樣的感覺。
我為什麽要在"休克療法"這一章中寫海軍問題呢？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客觀上並不存在什麽爭端，客觀存在是：烏克蘭議會想顯示一下他們的獨立性。誰也沒準備把軍艦從一個基地開往另一個基地(即令是有人想這樣做，也辦不到)，任何人也沒有向裝備有核武器的艦隊發布命令瞄準俄羅斯的目標。
然而，僅僅在幾天之內就鬧得滿城風雨，新聞界拿這個所謂危機大作文章。
與上述情況差不多，新聞界還大肆宣揚什麽"通貨膨脹會日趨嚴重"，什麽"大規模失業"，什麽蓋達爾的經濟改革遇到另外一些"可陽的麻煩"，當然也包括什麽"人民貧困化"等等。
改革所引起的心理性休克遠遠超過了它給每一個家庭的生活帶來的實際危機後果。簡而言之，鬼並不像人們描繪得那樣可怕。
關於改革的新聞報導表明，蓋達爾政府從第一天起就是在極可怕的道德氣氛下工作，這個政府遇到一個又一個打擊，新聞界和議會又在不停地起鬧喧譁。實際上，這個政府從未得到過寬鬆環境，甚至沒有過相對的自由……實際上，按照政府的計劃，本可在1992年年底，或在1993年上半年大幅度縮減通貨膨脹率。
為什麽沒能取得這個結果呢？讓我們作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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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常問我，為什麽當時即1991年秋季，戈巴契夫時期的一些為人們所熟知的人物如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納西耶夫等未進入總統的親密圈子。
不錯，1989一1990年期間這些人是民主浪潮的當之無愧的領導人物。可是此後發生了什麽事呢?
波波夫和索布恰克是強有力的具有獨立精神的政治人物。他們選揮了獨立自主的道路。但是，他們倆人的命運卻不同。加夫裏爾·哈裏托諾維奇(波波夫)在被選舉為莫斯科市長後不久走出了十分英明的一步，他任命了尤裏·盧日科夫為第一副市長，此人是個經驗豐富的經濟工作者，在莫斯科市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職位上幹了很久。
尤裏·米哈伊洛維奇·盧日科夫乍一看來是一個在波波夫這樣強悍的人的庇蔭下的不顯眼人物，可他突然完全出入意料地脫穎而出。1991年8月事件之後，人們對民主政權的信任產生了明顯的危機。盧日科夫的品質諸如具有經驗、可靠、善於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大城市等等，使他躋身於那些人們頗為信任、期待的第一流政治家行列。莫斯科新市長逐漸地，一步步地迫使執行機構在莫斯科地區開展工作。在他周圍工作的，有30歲上下的年輕副市長，也有頗具經驗的如弗拉基米爾·列車，他有數十年在莫斯科工作的經曆。盧日科夫證明，共產主義後期發生的諸種嚴重問題不是民主的過錯。在新的社會製度下市政機關同樣可以正常地發揮自己的職能。
而波波夫則善於體麵又及時地離開"剛剛坐熱的"市長寶座，迴去教書並從事純政治。他仍然是從前的加夫裏爾·波波夫。可是那位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卻沒能做到這一點，他在任聖彼得堡市"父母官"的崗位上不得不在很多方麵改變自己以前的形象。他從一個令人尊重的政治家、法學教授變成了一個嚴厲的、愛發號施令的行政官員。
至於說阿法納西耶夫，他永遠是個反對派人物，恰恰是因為這一點我對他抱有很大的好感。看來，此人同任何政權也搞不好關係。這類人物是非常難得的材料，但政府不需要他們。這類入隻得處於旁觀者地位，居高臨下地觀察……
於是，在這些人當中——所有這些人都是我在跨地區議員團工作時的戰友——布爾布利斯幾乎是唯一能夠承擔如此浩繁工作量的人選，既要負責機關行政工作，又要抓政治工作。
……1991年秋天，布爾布利斯與蓋達爾相識。就在那時，布爾布利斯請求經濟研究所所長葉戈爾·蓋達爾製定一份關於經濟問題的總統報告。布爾布利斯是個富有指揮才能的人。就在莫斯科郊外阿爾漢戈爾斯科別墅裏(這裏正在起草報告)，他認識了蓋達爾的寫作班底。他立刻喜歡上這個團結、精幹又富有人情昧的誌同道合者組成的集體。於是他選擇了這個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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