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驚訝的甚至不是副總統開始對政府評頭品足(這個政府還沒著手改革)，而是他那蠻橫無禮、頤指氣使的腔調。
外國觀察家當中流行一種逐之不去的傳言，說什麽一些對聯盟解體不滿意的軍人在準備新的政變，而魯茨科伊將成為政變的政治領袖。到政變時間尚遠，但是魯茨科伊的名字如此響亮地被推出卻絕非偶然。魯茨科伊在西伯利亞視察軍工企業時把蓋達爾政府中改革班底稱之為"穿著玫瑰色褲衩的稚童"，這樣他便開創了政治下流行為的先例。不久之後，哈斯布拉托夫洋洋得意地接過了這個火炬……。
特殊地位
在蘇聯最高蘇維埃跨地區議員團工作時，我認識了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布爾布利斯。就在那時候他作為職業哲學家的博學多識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很快就了解到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的另外一麵，他這個人最初給人的印象是溫和的、與世無爭的樣子，但他絕不是那種坐辦公室的理論家或者是為上級領導隨便驅使的執行者。
恰恰相反，這是一個上緊了發條、充滿了活力、具有堅強意誌的人。
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時。我們相互不認識，就像人們常說的，當時我們"旋轉"在不同的軌道上。但是、我們有共同的根，有關於維爾德洛夫斯克的迴憶，這在我們的相互關係中起著重要作用。最後，還有一點，他在青少年時代酷愛足球，曾在軍隊足球隊踢過球，與我一樣，他喜愛體育運動。
他作為我的助手第一次直接擔負的任務是領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選舉活動，他是那一地區選舉俄羅斯議會人民代表的總部負責人。過了一段時間，布爾布利斯被任命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全權代表。
這個職位原來是沒有的。這是"為了布爾布利斯"而專門設立的，是為了強調他的特殊地位。
……在阿爾漢戈爾斯科市我們的交往尤為密切。我在那個城市過得很舒心。坦率地講，與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在那一時期的談話使我油然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他頗有遠見，善於對當前的事件作出戰略性的、全球性的評價。於是，關於俄羅斯新政治、新經濟、新國家製度、新的生活方式逐漸成形，這些概念的表述越來越鮮明，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準確。
……不過我做出最終選擇是我於1991年9月在索契休假的時候，當時，西拉耶夫在那裏，布爾布利斯也在那裏。
在那些緊張忙碌的日子裏我有可能再一次對謹慎行事、善於妥協的西拉耶夫和充滿活力、年輕奔放的布爾布利斯進行比較。我深切地感覺到我身邊必須有一個朝氣蓬勃的人：我自己來決定政治鬥爭的策略與戰略，而委託這個人考慮前景規劃，選擇具體方向，調配人材……
當時，我就把期望寄托在布爾布利斯身上。
我不僅喜歡他那獨特無比的智慧，而且喜歡他那善於洞察他人思想與觀點的能力。他對同一代人當中的年輕政治家與實幹家頗為了解。我讓他根據自己的意願去選擇新班底，謝天謝地，我沒看錯人。隻要舉出兩個布爾布利斯主張提拔的人就足以說明問題，那時他竭力推薦、"拉住"的兩個人是蓋達爾和科濟列夫。他還推薦了另外一批能幹的人物。
這樣，根納季·布爾布利斯成了俄羅斯聯邦的國務秘書和第一副總理。
新聞界一些人常把他稱之為"灰色樞機主教"。當然，這是無稽之談，為了成為"樞機主教"，首要的條件是總統的寶座裏須坐著一個優柔寡斷的、軟弱的、冷漠的人物(現在，時過境遷，我倒覺得蘇斯洛夫與勃列日涅夫之間的關係頗似上述情況)。
布爾布利斯有兩個嚴重的不足之處：病態般的自尊心和不善於社會應酬。
有時候事情竟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有一次。電視評論員約定採訪蓋達爾，因故臨時讓布爾布利斯頂替一下，他坐在攝像機前象背書似的一本正經地"道出"一些枯燥無味的台詞。
當然，這種情況是罕見的，不能說明問題。不過，應當承認，盡管一再努力，布爾布利斯試圖成為社會輿論界頭麵人物的想法未能成功。
＊＊＊
1992年剛過，年初幾天就在獨立國協政治生活中出現了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克裏米亞和黑海艦隊問題。
開始，烏克蘭國防部和最高蘇維埃採取了積極的單方麵行動，力求使黑海艦隊的人員宣誓效忠於烏克蘭。隨後，俄羅斯蘇維埃做出了並不高明的"迴答"，宣布1954年將克裏米亞轉交給烏克蘭是不合法的。
危險的緊張局勢出現了。
局勢表明，烏克蘭政府與議會領導人準備在不同我們進行任何協商的情況下採取積極的"武力"行動。
應當承認，這件令人頭疼的事件發生得真不是時候。烏克蘭議會不可能不知道，俄羅斯正在準備實行"休克"式的經濟改革，準備放開物價。獨立國協成立之後，立刻出現了一係列地區性的民族問題，例如，德國人的自治，波羅的海諸國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撤出軍隊，高加索曾被鎮壓的一些民族要求還他們以曆史的公道，同樣是要求立即與無條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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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觀察家當中流行一種逐之不去的傳言，說什麽一些對聯盟解體不滿意的軍人在準備新的政變，而魯茨科伊將成為政變的政治領袖。到政變時間尚遠，但是魯茨科伊的名字如此響亮地被推出卻絕非偶然。魯茨科伊在西伯利亞視察軍工企業時把蓋達爾政府中改革班底稱之為"穿著玫瑰色褲衩的稚童"，這樣他便開創了政治下流行為的先例。不久之後，哈斯布拉托夫洋洋得意地接過了這個火炬……。
特殊地位
在蘇聯最高蘇維埃跨地區議員團工作時，我認識了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布爾布利斯。就在那時候他作為職業哲學家的博學多識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很快就了解到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的另外一麵，他這個人最初給人的印象是溫和的、與世無爭的樣子，但他絕不是那種坐辦公室的理論家或者是為上級領導隨便驅使的執行者。
恰恰相反，這是一個上緊了發條、充滿了活力、具有堅強意誌的人。
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時。我們相互不認識，就像人們常說的，當時我們"旋轉"在不同的軌道上。但是、我們有共同的根，有關於維爾德洛夫斯克的迴憶，這在我們的相互關係中起著重要作用。最後，還有一點，他在青少年時代酷愛足球，曾在軍隊足球隊踢過球，與我一樣，他喜愛體育運動。
他作為我的助手第一次直接擔負的任務是領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選舉活動，他是那一地區選舉俄羅斯議會人民代表的總部負責人。過了一段時間，布爾布利斯被任命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全權代表。
這個職位原來是沒有的。這是"為了布爾布利斯"而專門設立的，是為了強調他的特殊地位。
……在阿爾漢戈爾斯科市我們的交往尤為密切。我在那個城市過得很舒心。坦率地講，與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在那一時期的談話使我油然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他頗有遠見，善於對當前的事件作出戰略性的、全球性的評價。於是，關於俄羅斯新政治、新經濟、新國家製度、新的生活方式逐漸成形，這些概念的表述越來越鮮明，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準確。
……不過我做出最終選擇是我於1991年9月在索契休假的時候，當時，西拉耶夫在那裏，布爾布利斯也在那裏。
在那些緊張忙碌的日子裏我有可能再一次對謹慎行事、善於妥協的西拉耶夫和充滿活力、年輕奔放的布爾布利斯進行比較。我深切地感覺到我身邊必須有一個朝氣蓬勃的人：我自己來決定政治鬥爭的策略與戰略，而委託這個人考慮前景規劃，選擇具體方向，調配人材……
當時，我就把期望寄托在布爾布利斯身上。
我不僅喜歡他那獨特無比的智慧，而且喜歡他那善於洞察他人思想與觀點的能力。他對同一代人當中的年輕政治家與實幹家頗為了解。我讓他根據自己的意願去選擇新班底，謝天謝地，我沒看錯人。隻要舉出兩個布爾布利斯主張提拔的人就足以說明問題，那時他竭力推薦、"拉住"的兩個人是蓋達爾和科濟列夫。他還推薦了另外一批能幹的人物。
這樣，根納季·布爾布利斯成了俄羅斯聯邦的國務秘書和第一副總理。
新聞界一些人常把他稱之為"灰色樞機主教"。當然，這是無稽之談，為了成為"樞機主教"，首要的條件是總統的寶座裏須坐著一個優柔寡斷的、軟弱的、冷漠的人物(現在，時過境遷，我倒覺得蘇斯洛夫與勃列日涅夫之間的關係頗似上述情況)。
布爾布利斯有兩個嚴重的不足之處：病態般的自尊心和不善於社會應酬。
有時候事情竟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有一次。電視評論員約定採訪蓋達爾，因故臨時讓布爾布利斯頂替一下，他坐在攝像機前象背書似的一本正經地"道出"一些枯燥無味的台詞。
當然，這種情況是罕見的，不能說明問題。不過，應當承認，盡管一再努力，布爾布利斯試圖成為社會輿論界頭麵人物的想法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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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剛過，年初幾天就在獨立國協政治生活中出現了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克裏米亞和黑海艦隊問題。
開始，烏克蘭國防部和最高蘇維埃採取了積極的單方麵行動，力求使黑海艦隊的人員宣誓效忠於烏克蘭。隨後，俄羅斯蘇維埃做出了並不高明的"迴答"，宣布1954年將克裏米亞轉交給烏克蘭是不合法的。
危險的緊張局勢出現了。
局勢表明，烏克蘭政府與議會領導人準備在不同我們進行任何協商的情況下採取積極的"武力"行動。
應當承認，這件令人頭疼的事件發生得真不是時候。烏克蘭議會不可能不知道，俄羅斯正在準備實行"休克"式的經濟改革，準備放開物價。獨立國協成立之後，立刻出現了一係列地區性的民族問題，例如，德國人的自治，波羅的海諸國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撤出軍隊，高加索曾被鎮壓的一些民族要求還他們以曆史的公道，同樣是要求立即與無條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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