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家已經不可能離開帝國的形象而存在，帝國形象已經不可能離開實力形象而存在。
甚至可以說，在柏林圍牆上響起第一聲錘擊時，蘇聯已經壽終正寢了。
我們的人民，即使不是全體，但社會中最為積極活躍和最能獨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經徹底同"蘇聯"斷絕了。全國正是從這樣的觀點和以這樣的思想來看待選舉新領袖人物這件事的。
我抱著從"蘇聯"遺產中最徹底地解放出來的思想走來。這樣的徹底解放不單單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改革，而是通過改變俄羅斯承扭的痛苦的大國職能來取得的。
新奧加廖沃 第一次行動
談判通常在新奧加廖沃蘇聯總統莫斯科郊區的官邸之一進行，其進行方式大致一成不變。
戈巴契夫按自己的方式首先講話，長篇大論，圓滿完整，從容不迫。他講完後要求我們討論。
快結束的時候，如果涉及到原則性的問題，我照例就得發起爭論，大家對此都很滿意。
應當看到在那座內部閃現出政府的富麗堂皇和氣派的小禮堂裏的情景：當長桌子旁邊出現沉重的間歇氣氛時，與會者都不敢正眼瞧人……
在兩個極端同時並存的情況下，其他所有人就便於選擇自己的立場，宜能隨時應變。我和戈巴契夫則負起解釋爭議問題的全部道義重任。
……無論如何令人覺得奇怪，這兒從未導致荒唐胡鬧的行為，從未引發令人不愉快的場麵。
為什麽?
這是因為就實質而言，我們多次商定要限製聯盟中央的極限。
限製權力——這種對戈巴契夫這樣的人似乎是無法容忍的事情發生了。
但是，這裏應該考慮到一係列的情況：
其一、表麵上看，他處於這一進程中的首腦地位；至少在社會輿論界看來是保持著"父親的"立場、主動精神和領袖地位。任何人都沒有侵害蘇聯總統的戰略作用，一切有關對外政策和國防的全球性問題及大部分財政係統均歸他負責。
其二，戈巴契夫一下子卸掉了對民族衝突應負的責任！更確切地說，在擺脫這種瘋狂的血腥混亂狀態的過程中，他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一個"帶槍的人"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和平的維護者、一個公斷法官。
其三，他喜歡在世界的實際活動中扮演一個史無前例的角色，即充當許多(而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這是一個供靈活機動地扮演世界領袖角色的最佳演習場。
最後一點是心理狀態背景。當時的情形迫使(和容許)我和戈巴契夫在談判的過程中都必須做正常的人，必須拋棄個人的恩恩怨怨。大家發言的每句話價值都很高。除此而外，當專家們和一組組成員提前說明一切衝突因素的時候，當你在心理上準備好進行困難的談話的時候，這已經不是政治局會議了，因為那裏人們所採取的每一個離題的步驟都被視為逃避話題。
談判之後，我們通常來到另一個大廳裏，等著我們的是親切友好的晚餐、戈巴契夫愛喝的"紀念牌"白蘭地酒。在經曆過激動人心的場麵和晚飯之後，我們精神振奮地步出大廳。
我在談判桌旁捍衛俄羅斯利益的時候，我的小夥子們正在其他開心好玩的場合捍衛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總統的汽車通常盡量安排停在靠人口的第一個位置上。但是，有一次，我的汽車竟然被放在一大串政府小轎車的末尾。我的警衛不安起來，難以想像地轉了一個彎，絆在一片新奧加廖沃花園草地上，最後汽車還是停在原來靠入口的第一位置：俄羅斯更主要些！……當然啦，這是耍孩子氣。新奧加廖沃警衛長氣得發瘋，威脅說。軋壞一塊草地，要予以罰款。不過，不知何故，他們後來沒再理會這件事。
也許，有如此數量的實際上並無實權的"總統"，那時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有些滑稽可笑。但是，這樣的會見現在迴憶起來，依然毫無難為情之感，而是覺得悲哀。
還有什麽可能性沒有利用呢?!
現在很難說這次新奧加廖沃會議能取得何種結果。也許，隻是一種口頭上的而不是實際上的自主獨立，俄羅斯與聯盟政府之間的磨擦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至於我們與蘇聯的告別畢竟是比較和平的，沒有痛苦的。
8月19日以後，蘇聯在一天內就不複存在了……
新聞界稱新奧加廖沃條約為"文明的離婚"，但此事並非簡單如是。我同戈巴契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我們二者的利益終於相互一致了，這些角色讓我倆完全滿意。戈巴契夫保住他最高的職位，我則保任自己的獨立。這對於我們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決策。
我們終於開始非正式地會晤，而納紮爾巴耶夫有時也參與這些秘密的會晤。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奧加廖沃舉行了一次帶有根本性質的會晤。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應到福羅斯休假。新的聯盟條約簽訂儀式安排在他從克裏米亞迴來之後即於8月20日舉行。目前，我們有機會再一次討論那些我們每個人認為尚未解決的最尖銳的問題。
在一座公館的一個廳裏，我們開始了談話。一切進行得都很正常。但一到涉及到完全秘密的事情時，我突然緘口不語了。
</br>
甚至可以說，在柏林圍牆上響起第一聲錘擊時，蘇聯已經壽終正寢了。
我們的人民，即使不是全體，但社會中最為積極活躍和最能獨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經徹底同"蘇聯"斷絕了。全國正是從這樣的觀點和以這樣的思想來看待選舉新領袖人物這件事的。
我抱著從"蘇聯"遺產中最徹底地解放出來的思想走來。這樣的徹底解放不單單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改革，而是通過改變俄羅斯承扭的痛苦的大國職能來取得的。
新奧加廖沃 第一次行動
談判通常在新奧加廖沃蘇聯總統莫斯科郊區的官邸之一進行，其進行方式大致一成不變。
戈巴契夫按自己的方式首先講話，長篇大論，圓滿完整，從容不迫。他講完後要求我們討論。
快結束的時候，如果涉及到原則性的問題，我照例就得發起爭論，大家對此都很滿意。
應當看到在那座內部閃現出政府的富麗堂皇和氣派的小禮堂裏的情景：當長桌子旁邊出現沉重的間歇氣氛時，與會者都不敢正眼瞧人……
在兩個極端同時並存的情況下，其他所有人就便於選擇自己的立場，宜能隨時應變。我和戈巴契夫則負起解釋爭議問題的全部道義重任。
……無論如何令人覺得奇怪，這兒從未導致荒唐胡鬧的行為，從未引發令人不愉快的場麵。
為什麽?
這是因為就實質而言，我們多次商定要限製聯盟中央的極限。
限製權力——這種對戈巴契夫這樣的人似乎是無法容忍的事情發生了。
但是，這裏應該考慮到一係列的情況：
其一、表麵上看，他處於這一進程中的首腦地位；至少在社會輿論界看來是保持著"父親的"立場、主動精神和領袖地位。任何人都沒有侵害蘇聯總統的戰略作用，一切有關對外政策和國防的全球性問題及大部分財政係統均歸他負責。
其二，戈巴契夫一下子卸掉了對民族衝突應負的責任！更確切地說，在擺脫這種瘋狂的血腥混亂狀態的過程中，他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一個"帶槍的人"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和平的維護者、一個公斷法官。
其三，他喜歡在世界的實際活動中扮演一個史無前例的角色，即充當許多(而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這是一個供靈活機動地扮演世界領袖角色的最佳演習場。
最後一點是心理狀態背景。當時的情形迫使(和容許)我和戈巴契夫在談判的過程中都必須做正常的人，必須拋棄個人的恩恩怨怨。大家發言的每句話價值都很高。除此而外，當專家們和一組組成員提前說明一切衝突因素的時候，當你在心理上準備好進行困難的談話的時候，這已經不是政治局會議了，因為那裏人們所採取的每一個離題的步驟都被視為逃避話題。
談判之後，我們通常來到另一個大廳裏，等著我們的是親切友好的晚餐、戈巴契夫愛喝的"紀念牌"白蘭地酒。在經曆過激動人心的場麵和晚飯之後，我們精神振奮地步出大廳。
我在談判桌旁捍衛俄羅斯利益的時候，我的小夥子們正在其他開心好玩的場合捍衛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總統的汽車通常盡量安排停在靠人口的第一個位置上。但是，有一次，我的汽車竟然被放在一大串政府小轎車的末尾。我的警衛不安起來，難以想像地轉了一個彎，絆在一片新奧加廖沃花園草地上，最後汽車還是停在原來靠入口的第一位置：俄羅斯更主要些！……當然啦，這是耍孩子氣。新奧加廖沃警衛長氣得發瘋，威脅說。軋壞一塊草地，要予以罰款。不過，不知何故，他們後來沒再理會這件事。
也許，有如此數量的實際上並無實權的"總統"，那時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有些滑稽可笑。但是，這樣的會見現在迴憶起來，依然毫無難為情之感，而是覺得悲哀。
還有什麽可能性沒有利用呢?!
現在很難說這次新奧加廖沃會議能取得何種結果。也許，隻是一種口頭上的而不是實際上的自主獨立，俄羅斯與聯盟政府之間的磨擦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至於我們與蘇聯的告別畢竟是比較和平的，沒有痛苦的。
8月19日以後，蘇聯在一天內就不複存在了……
新聞界稱新奧加廖沃條約為"文明的離婚"，但此事並非簡單如是。我同戈巴契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我們二者的利益終於相互一致了，這些角色讓我倆完全滿意。戈巴契夫保住他最高的職位，我則保任自己的獨立。這對於我們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決策。
我們終於開始非正式地會晤，而納紮爾巴耶夫有時也參與這些秘密的會晤。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奧加廖沃舉行了一次帶有根本性質的會晤。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應到福羅斯休假。新的聯盟條約簽訂儀式安排在他從克裏米亞迴來之後即於8月20日舉行。目前，我們有機會再一次討論那些我們每個人認為尚未解決的最尖銳的問題。
在一座公館的一個廳裏，我們開始了談話。一切進行得都很正常。但一到涉及到完全秘密的事情時，我突然緘口不語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