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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齊北魏的紛爭史 作者：陳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有了三長製，北魏的基層組織就有了製度性的保障。與俸祿製一樣，三長製的頒布也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李衝上奏後，馮太後向百官一公布，滿朝文武可就炸開鍋了。
秘書令高祐、中書令鄭羲的觀點是三長製看起來很有用，其實難以推行。鄭羲補充說：“如若不信，不妨試行；失敗之後，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
太尉拓跋丕贊成施行，認為此法若行，國家與個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堅持守舊，說：“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會滋生禍亂！”
多數大臣處於兩方之間，認為時值農忙，新舊製度難以銜接，不如緩行，等到秋收之後再頒布。
李沖很不以為然，對一幹大臣說：“新製度若不湊準時間，大家得不到好處，肯定會有怨言；眼下改製，正好讓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實惠，認識到改製的目的。”
馮太後最終力排眾意，採納李沖的意見，果斷迅速地向全民推動三長製度。不出半年，各地戶口數就大量增加，豪強們不高興了。馮太後又下令降低賦稅，這可讓大家開了心，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小了。
連續三年的三大製度，成為馮太後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書的一筆。經過一係列改革，北魏的改製逐漸駛入了一條半自覺的軌道。馮太後與剛剛成長起來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將麵臨什麽新的問題呢？
十一 北魏重教崇禮
北魏頒布三長製的當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開始以正式禮服上朝接見眾臣。這算是一個標誌，馮太後此後雖仍繼續臨朝聽政，但大權已轉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馮太後兩次臨朝期間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已經敘過兩點：拓展疆域與改革製度。前者先因劉宋自身的混亂而得手，其後又因為形勢判斷的失誤而止步淮水；後者的三大製度則均由她本人親自決策和推動。隨著製度的不斷完善，鮮卑人的魏國胡氣越來越淡，而漢風則越來越盛。
馮太後的另兩點貢獻，是興辦學校與尊崇儒禮，這兩點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從教育和禮儀上對北魏進行全盤儒化，或者說是全盤漢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個道理，想讓鮮卑人接受儒家傳統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齊整人倫，而是需要從內部對上層貴族著力改造，這種改造或許是表麵的、膚淺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這種表麵的膚淺，卻可以引發日後的連鎖反應，最終實現真正的漢化。
所以馮太後著力培養的對象遠不隻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時被封王，馮太後就乘此機會，在平城設立皇家學館，選拔最有學問的老師，組織他們學習儒家文化。這個措施很有意義，為什麽呢？因為拓跋鮮卑人是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們的貴族子弟從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騎馬、射箭這類硬功夫，以及通過實戰積累的指揮經驗。對於儒家文化的精髓，他們並沒有很好的機會認真汲取和領略，所以拓跋珪才會問出“天下書籍有幾許”這樣的準弱智問題。同時，也是佛教文化在貴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馮太後深諳“文化薰陶要從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這些親王將來是北魏的棟樑，那麽把他們薰陶成“鮮卑皮漢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這一代人成為北魏皇族中承前啟後、推行徹底改製、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學館中已經表現得聰明好學、出類拔萃，文章寫得一級棒，拓跋宏也特別喜歡這個弟弟，兄弟倆的關係非常好。
對於拓跋宏本人，馮太後則更是著力培養，為他編了一本專門的教材，叫做《勸戒歌》，這個東西其實很像後世的《三字經》、《子弟規》，每句押韻，讀來朗朗上口，既容易記，又有助於學習道理。馮太後一共編了三百多章，稱得上是兒童教材編寫的勇於實踐者，大約也是古往今來教材編寫者中實權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寫了十八篇《皇誥》，在宴請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詔書的形式頒布，作為皇帝學習的指南、為人的準則以及施政的綱領。
尊崇儒禮方麵的舉措，則基本是與三大製度的頒布同步進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詔全麵禁止卜筮和讖緯，一旦發現，統統焚毀，私藏不報者一概處死。讖緯這個東西，我們在《縱橫十六國》中也專門介紹過，興盛於漢代，一度成為統治者維護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響至北魏前期已經小了許多。對於亂世迭興的政權，讖緯學說是有利的，而對於北魏太武帝之後長期治世的局麵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風頭正勁、玄學日益興起，讖緯已退居二線。北魏在這個時候又來這一招，自然是把讖緯推入了萬丈深淵。
太和十年，北魏規定官員公服的等級。公服按照品位級別的不同，用不同顏色來區分，從高到低分別是朱、紫、緋、綠、青。這種等級顏色化的創意究竟是什麽時候開始的，我們已經很難考證，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鑑魏晉時期的舊製。無論如何，這是曆史上第一次有文獻記載以顏色來區分品位。這一製度演變到唐宋，官服逐漸減為紫、緋、綠、青四種，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顯貴的代名詞，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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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令高祐、中書令鄭羲的觀點是三長製看起來很有用，其實難以推行。鄭羲補充說：“如若不信，不妨試行；失敗之後，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
太尉拓跋丕贊成施行，認為此法若行，國家與個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堅持守舊，說：“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會滋生禍亂！”
多數大臣處於兩方之間，認為時值農忙，新舊製度難以銜接，不如緩行，等到秋收之後再頒布。
李沖很不以為然，對一幹大臣說：“新製度若不湊準時間，大家得不到好處，肯定會有怨言；眼下改製，正好讓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實惠，認識到改製的目的。”
馮太後最終力排眾意，採納李沖的意見，果斷迅速地向全民推動三長製度。不出半年，各地戶口數就大量增加，豪強們不高興了。馮太後又下令降低賦稅，這可讓大家開了心，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小了。
連續三年的三大製度，成為馮太後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書的一筆。經過一係列改革，北魏的改製逐漸駛入了一條半自覺的軌道。馮太後與剛剛成長起來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將麵臨什麽新的問題呢？
十一 北魏重教崇禮
北魏頒布三長製的當年（公元486年），孝文帝拓跋宏開始以正式禮服上朝接見眾臣。這算是一個標誌，馮太後此後雖仍繼續臨朝聽政，但大權已轉移到孝文帝的手中。
馮太後兩次臨朝期間北魏所取得的成就，我們已經敘過兩點：拓展疆域與改革製度。前者先因劉宋自身的混亂而得手，其後又因為形勢判斷的失誤而止步淮水；後者的三大製度則均由她本人親自決策和推動。隨著製度的不斷完善，鮮卑人的魏國胡氣越來越淡，而漢風則越來越盛。
馮太後的另兩點貢獻，是興辦學校與尊崇儒禮，這兩點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從教育和禮儀上對北魏進行全盤儒化，或者說是全盤漢化。她比崔浩更明白一個道理，想讓鮮卑人接受儒家傳統文化，最重要的不是齊整人倫，而是需要從內部對上層貴族著力改造，這種改造或許是表麵的、膚淺的、容易接受的，但恰恰是這種表麵的膚淺，卻可以引發日後的連鎖反應，最終實現真正的漢化。
所以馮太後著力培養的對象遠不隻是皇帝拓跋宏一人。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皇弟拓跋禧、拓跋幹、拓跋羽、拓跋勰等人同時被封王，馮太後就乘此機會，在平城設立皇家學館，選拔最有學問的老師，組織他們學習儒家文化。這個措施很有意義，為什麽呢？因為拓跋鮮卑人是馬上得的天下，所以早期他們的貴族子弟從小所受的教育，主要就是騎馬、射箭這類硬功夫，以及通過實戰積累的指揮經驗。對於儒家文化的精髓，他們並沒有很好的機會認真汲取和領略，所以拓跋珪才會問出“天下書籍有幾許”這樣的準弱智問題。同時，也是佛教文化在貴族中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馮太後深諳“文化薰陶要從娃娃抓起”的道理，既然這些親王將來是北魏的棟樑，那麽把他們薰陶成“鮮卑皮漢人骨”就非常必要了。果然，這一代人成為北魏皇族中承前啟後、推行徹底改製、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代。尤其是拓跋勰，在學館中已經表現得聰明好學、出類拔萃，文章寫得一級棒，拓跋宏也特別喜歡這個弟弟，兄弟倆的關係非常好。
對於拓跋宏本人，馮太後則更是著力培養，為他編了一本專門的教材，叫做《勸戒歌》，這個東西其實很像後世的《三字經》、《子弟規》，每句押韻，讀來朗朗上口，既容易記，又有助於學習道理。馮太後一共編了三百多章，稱得上是兒童教材編寫的勇於實踐者，大約也是古往今來教材編寫者中實權最大的一位了吧。此外她又寫了十八篇《皇誥》，在宴請百官的大殿之上以詔書的形式頒布，作為皇帝學習的指南、為人的準則以及施政的綱領。
尊崇儒禮方麵的舉措，則基本是與三大製度的頒布同步進行的。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下詔全麵禁止卜筮和讖緯，一旦發現，統統焚毀，私藏不報者一概處死。讖緯這個東西，我們在《縱橫十六國》中也專門介紹過，興盛於漢代，一度成為統治者維護地位的重要工具，其影響至北魏前期已經小了許多。對於亂世迭興的政權，讖緯學說是有利的，而對於北魏太武帝之後長期治世的局麵它可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加之佛教風頭正勁、玄學日益興起，讖緯已退居二線。北魏在這個時候又來這一招，自然是把讖緯推入了萬丈深淵。
太和十年，北魏規定官員公服的等級。公服按照品位級別的不同，用不同顏色來區分，從高到低分別是朱、紫、緋、綠、青。這種等級顏色化的創意究竟是什麽時候開始的，我們已經很難考證，最大的可能性是借鑑魏晉時期的舊製。無論如何，這是曆史上第一次有文獻記載以顏色來區分品位。這一製度演變到唐宋，官服逐漸減為紫、緋、綠、青四種，所以“朱紫”、“紫蟒”也就成了高官顯貴的代名詞，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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