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頁
悠悠南北朝：宋齊北魏的紛爭史 作者：陳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客觀現實使北魏統治者不得不做出改變自我的決策。對於北魏政權而言，他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有一位漢人太後來指引他們改變的步伐；對於鮮卑人而言，他們又是不幸的，改變自我，同時也意味著喪失自我。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第一道擺上檯麵的改革令就是“俸祿製”。從前的小恩小惠，小賞小罰，都隻是短期性的，沒能革除北魏官員貪汙受賄的風氣。馮太後出麵主持，頒布詔令，將班俸祿徹底製度化。具體舉措是：“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鬥，以為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新製度說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賦稅，用這部分收入來作為官員的俸祿。有了俸祿保底，你官員要是再被發現用各種名目收受贓款，就要嚴懲不貸。換句話說，以往官員利用職權對百姓三番兩次徵收的錢財，由政府一次性徵收的賦稅所取代。對於普通百姓來說，至少可以避免被各級官員無端盤剝搜刮，他們自然是以接受為主。然而對於官員情況就不同了，俸祿製一頒布，一個月中，贓款受到查處的一下就倒了一大片，包括孝文帝的舅舅，擔任秦、益兩州刺史的李洪之在內的四十多名官員，由於貪汙數目超過了限額，被下令自裁或處死。
這下子那些貪婪成性的鮮卑官員可就坐不住了，皇上簡直是用“白色恐怖”政策斷了大夥的財路啊，怎麽受得了？宗室之一的淮南王拓跋佗代表大家上奏，說還是恢複舊體製為好。馮太後明白拓跋佗背後的這股力量來勢洶洶，專門召集群臣討論。
中書監高閭上表駁道：“發放俸祿對於官員是最佳的保護措施，廉潔的官員會更加清白，而貪汙的官員也有機會改過為善。如此措施要是被廢止，那麽貪官汙吏會更加肆無忌憚地貪，清官廉吏卻連自身維持生計都做不到。請太後想一下，淮南王這樣的建議，豈不荒謬？”
高閭是一名政治上很有見地的漢族官員，北魏軍隊討伐南齊時，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見，預言戰爭必然徒勞無功，馮太後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事後也很後悔。關於俸祿製的這番言論又是頗具遠見，馮太後對之表示讚許，下詔新製不變，繼續大力推行。
隨著俸祿製步入正軌，馮太後的下一項改革措施也很快跟進。第二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給事中李安世的建議下，馮太後又頒布了“均田製”。
均田製又是怎麽一迴事呢？簡單地說，就是北魏政府將境內的無主荒田重新分配，授予農民的措施。北魏初年由於戰亂的影響，眾多流民紛紛依附豪強大族，成為佃戶。這些佃戶雖然不用交納賦稅，但豪強對他們的強征暴斂絲毫都不比國家的賦稅要少。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很多地無人去種，同時又有很多人失去土地的不合理局麵。
均田製大致分為五條。第一條是關於土地分配的數量：十五歲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畝農田，女子則可獲得二十畝，奴婢與普通人待遇相同；每擁有一頭耕牛，可以另外得到三十畝農田，但是有上限，超過四頭後就不再補給。各地配給的田地會有差別，有的土地肥沃，有的則貧瘠，怎麽辦呢？詔令規定，如果是兩年才能耕種一次的田地，那麽要多給一倍；如果是三年才能耕種一次的，則要多給兩倍。以保證理論上的公平性。
第二條是關於土地分配的方式：隻要達到納稅的年齡，就可以配給田地；年老或去世後，田地則自動歸還國家；並且根據奴婢和耕牛的數量發生變化，政府相應地配給或收迴田地。
第三條是鼓勵種植桑田：對於初次受田的男子，另外分配二十畝田，要求必須種植五十棵桑樹。這類田地可以被後代繼承，死後不用上交國家。
第四條是對於現有土地者的管理辦法：根據戶口標準，土地盈餘的農民，既不配給新田，也不令他交還舊田；土地不足的農民，依照規定補齊；有盈餘的農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條針對地方官員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據級別配給一份公田，卸任時要把該田轉交給接任的官員；嚴禁買賣公田。
均田製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較有效的實施，從而使大量佃戶重新獲得土地，國家控製了充足的稅收資源，社會也趨向於穩定。還有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均田製的對象不僅僅針對漢人，胡人隻要符合條件，也同樣可以獲得土地，客觀上進一步促進了整個北魏社會的農耕化。這一製度在北朝的齊、周、隋等朝被沿襲採用，並不斷改進，直到唐代中後期，由於土地兼併的日益嚴重才被廢除。單單這一點，就足以讓決策者馮太後名垂史冊。
一年後的太和十年，第三項製度也出台了。這一次是由馮太後的寵臣、內秘書令李沖發起的改革地方組織的“三長製”。
所謂“三長”，就是指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裏、五裏為一黨，分別選擇能力強、德行高的鄉人擔任長官，稱為鄰長、裏長、黨長。各長負責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檢查戶口、徵收賦役。這實際上是脫胎於漢人政權的鄉黨製度。我們在《縱橫十六國》裏也提過，十六國時期的北方豪強聚眾自守，設立“塢壁”這類獨特的社會單位（陳寅恪先生曾作考證，認為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塢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簡單化，直接任命塢主為宗主，建立“宗主都護製”。結果呢，人們都在宗主的庇護下隱匿戶口，以逃避賦役，嚴重的地方，居然出現了一戶裏頭有三五十家的情況，這個戶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義了。
</br>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第一道擺上檯麵的改革令就是“俸祿製”。從前的小恩小惠，小賞小罰，都隻是短期性的，沒能革除北魏官員貪汙受賄的風氣。馮太後出麵主持，頒布詔令，將班俸祿徹底製度化。具體舉措是：“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鬥，以為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新製度說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賦稅，用這部分收入來作為官員的俸祿。有了俸祿保底，你官員要是再被發現用各種名目收受贓款，就要嚴懲不貸。換句話說，以往官員利用職權對百姓三番兩次徵收的錢財，由政府一次性徵收的賦稅所取代。對於普通百姓來說，至少可以避免被各級官員無端盤剝搜刮，他們自然是以接受為主。然而對於官員情況就不同了，俸祿製一頒布，一個月中，贓款受到查處的一下就倒了一大片，包括孝文帝的舅舅，擔任秦、益兩州刺史的李洪之在內的四十多名官員，由於貪汙數目超過了限額，被下令自裁或處死。
這下子那些貪婪成性的鮮卑官員可就坐不住了，皇上簡直是用“白色恐怖”政策斷了大夥的財路啊，怎麽受得了？宗室之一的淮南王拓跋佗代表大家上奏，說還是恢複舊體製為好。馮太後明白拓跋佗背後的這股力量來勢洶洶，專門召集群臣討論。
中書監高閭上表駁道：“發放俸祿對於官員是最佳的保護措施，廉潔的官員會更加清白，而貪汙的官員也有機會改過為善。如此措施要是被廢止，那麽貪官汙吏會更加肆無忌憚地貪，清官廉吏卻連自身維持生計都做不到。請太後想一下，淮南王這樣的建議，豈不荒謬？”
高閭是一名政治上很有見地的漢族官員，北魏軍隊討伐南齊時，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見，預言戰爭必然徒勞無功，馮太後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事後也很後悔。關於俸祿製的這番言論又是頗具遠見，馮太後對之表示讚許，下詔新製不變，繼續大力推行。
隨著俸祿製步入正軌，馮太後的下一項改革措施也很快跟進。第二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給事中李安世的建議下，馮太後又頒布了“均田製”。
均田製又是怎麽一迴事呢？簡單地說，就是北魏政府將境內的無主荒田重新分配，授予農民的措施。北魏初年由於戰亂的影響，眾多流民紛紛依附豪強大族，成為佃戶。這些佃戶雖然不用交納賦稅，但豪強對他們的強征暴斂絲毫都不比國家的賦稅要少。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很多地無人去種，同時又有很多人失去土地的不合理局麵。
均田製大致分為五條。第一條是關於土地分配的數量：十五歲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畝農田，女子則可獲得二十畝，奴婢與普通人待遇相同；每擁有一頭耕牛，可以另外得到三十畝農田，但是有上限，超過四頭後就不再補給。各地配給的田地會有差別，有的土地肥沃，有的則貧瘠，怎麽辦呢？詔令規定，如果是兩年才能耕種一次的田地，那麽要多給一倍；如果是三年才能耕種一次的，則要多給兩倍。以保證理論上的公平性。
第二條是關於土地分配的方式：隻要達到納稅的年齡，就可以配給田地；年老或去世後，田地則自動歸還國家；並且根據奴婢和耕牛的數量發生變化，政府相應地配給或收迴田地。
第三條是鼓勵種植桑田：對於初次受田的男子，另外分配二十畝田，要求必須種植五十棵桑樹。這類田地可以被後代繼承，死後不用上交國家。
第四條是對於現有土地者的管理辦法：根據戶口標準，土地盈餘的農民，既不配給新田，也不令他交還舊田；土地不足的農民，依照規定補齊；有盈餘的農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條針對地方官員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據級別配給一份公田，卸任時要把該田轉交給接任的官員；嚴禁買賣公田。
均田製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較有效的實施，從而使大量佃戶重新獲得土地，國家控製了充足的稅收資源，社會也趨向於穩定。還有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均田製的對象不僅僅針對漢人，胡人隻要符合條件，也同樣可以獲得土地，客觀上進一步促進了整個北魏社會的農耕化。這一製度在北朝的齊、周、隋等朝被沿襲採用，並不斷改進，直到唐代中後期，由於土地兼併的日益嚴重才被廢除。單單這一點，就足以讓決策者馮太後名垂史冊。
一年後的太和十年，第三項製度也出台了。這一次是由馮太後的寵臣、內秘書令李沖發起的改革地方組織的“三長製”。
所謂“三長”，就是指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裏、五裏為一黨，分別選擇能力強、德行高的鄉人擔任長官，稱為鄰長、裏長、黨長。各長負責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檢查戶口、徵收賦役。這實際上是脫胎於漢人政權的鄉黨製度。我們在《縱橫十六國》裏也提過，十六國時期的北方豪強聚眾自守，設立“塢壁”這類獨特的社會單位（陳寅恪先生曾作考證，認為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塢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簡單化，直接任命塢主為宗主，建立“宗主都護製”。結果呢，人們都在宗主的庇護下隱匿戶口，以逃避賦役，嚴重的地方，居然出現了一戶裏頭有三五十家的情況，這個戶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義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