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您該陪陪伊夫琳，”多蘿茜說，“她被太陽曬得都沒有勁兒了。她想到樹陰下坐坐。等她歇過氣來，您請她喝一杯，我們現在去看蠟像了。”
“啊！我不行！”劉易斯說。
“總要有個男的照顧照顧她吧。她不認識伯特，對威利又討厭。”
“可我也受不了伊夫琳。”劉易斯說。
“行，我陪她。”多蘿茜氣憤地說。我示意去陪，她連忙說：“不，您就算了，安娜。你們去吧，去吧，等會兒跟我講講就行了。”
我們離去後，我問劉易斯：“您為什麽不對多蘿茜客氣一點兒？”
“是她請伊夫琳來的，誰也沒有請她求伊夫琳來。”
我想再說幾句，可放棄了，隻顧集中精力觀看蠟人像。隻見一群正在殺戮的殺手，身邊躺著已遭殺身之禍的蒙難者；一位五歲的墨西哥小姑娘坐在產婦的床上，正在搖晃著一個新生兒；格林在一副擔架上奄奄一息，一些身著德軍軍服的人被絞死，搖搖晃晃地吊在絞刑架上，鐵絲網後，屍體堆成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堆屍台。我驚愕不已地看著。布痕瓦爾德和達豪集中營已經推到曆史的深處，就像格雷萬博物館中被獅子咬殺的基督徒一樣久遠。當我重又置身於外麵時，我被太陽光照得一時頭昏眼花，整個歐洲仿佛已遠離而去，移到空間的盡端。我看著露著光臂的女人和身穿花襯衫的男人，他們有的在啃熱狗，有的在舔冰激淩。沒有一個人講我的語言，連我自己講什麽話也忘了。我喪失了一切記憶，連同自己的形象。在劉易斯的住家，沒有一麵大鏡子能夠從腳照到我的眼睛，我隻有用一麵袖珍小鏡，胡亂塗抹一番。我幾乎記不清我自己到底是誰，不知道巴黎是否依然存在。
忽然，我聽到多蘿茜氣唿唿地說道：
“您決定迴去了，可您都不問問安娜的意見。聽說7點鍾這兒要放映舊影片，有人還跟我說有一個非凡的魔術師。”
她在苦苦哀求，可周圍的一副副麵孔仍然緊繃著。
“啊！我們迴去！”威利說，“家裏有馬提尼酒等著我，再說，我們大家全都餓了。”
“男人都那麽自私！”她囁嚅道。
我上了她那輛舊車，坐在她和威利中間。她沮喪極了，一路上沒吭一聲，我也沒有說一句話。下車時，她拉住我的胳膊，劈頭問道：
“您為何就不留在這兒住下？您應該留下來。”
“我不能。”
“為什麽，太遺憾了。”
“我不能。”
“那您至少會再來吧？春天再來，春天是這兒最美麗的季節。”
“我盡量來。”
她有什麽權利跟我這樣說話？走進屋裏時，我氣惱地問自己。她為什麽有事無事都這麽客氣，可劉易斯卻從未問我一次：“您會再來嗎？”威利給我遞過一杯馬提尼酒，我連忙接了過來。我心裏憋著一團火。桌上擺滿了肉糜色拉、糕點，我絕望地看著這些東西，看來一時半會兒吃不完這頓飯！多蘿茜轉眼不見了；迴來時，隻見她滿臉白粉，穿上了一件破舊的花長裙。伯特、維吉尼亞、伊夫琳、劉易斯都迴來了，一個個笑嗬嗬的。他們談笑風生，我沒有心思去聽他們說些什麽。劉易斯又變得開心起來。我看了他一眼，心中不由得自問：“等我跟他單獨相處時會怎麽樣呢？”我就像當初等待著泰迪·瑪利亞走一樣巴不得早點離開，可今天我這種焦躁的心情純屬愚蠢。劉易斯跟別人距離甚遠，可對我也不會更加親近。伯特把一盤三明治往我膝蓋上一放，朝我微微一笑，隻聽得他在問我：
“1944年8月24日您在巴黎嗎？”
“整個大戰期間，安娜都是在巴黎度過的。”劉易斯以一種自豪的口吻說道。
“多麽非凡的一天啊！”伯特說，“我們以為見到的會是一座死城，可到處都是身著花裙的女人，露著美麗的褐色大腿，跟我們這兒想像的法國女郎迥然不同！”
“是呀，”我說道，“我們都很健康，你們那些記者見到了全都感到失望。”
“噢！那是幾個蠢驢！”伯特說，“老弱病殘不會到街上去，這不難明白嘛。當然被抓到集中營去的和已經死了的也不會上街了。”他那張胖乎乎的臉上顯示出茫然的神色：“可那還是非凡的一天！”
“我剛到時，”威利遺憾地說，“那裏的人一點兒也不喜歡我們。”
“對，我們很快被人討厭。”伯特說，“我們的所作所為就像是野蠻人。”
“那是肯定的。”劉易斯說道。
“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隻要紀律嚴一點……”
“您以為絞死的人還不夠多嗎？”劉易斯口氣激烈地問道，“就知道把他們一個個往戰爭的虎口裏填，可他們稍一違紀就把他們絞死！”
“絞死的人太多了，這我同意。”伯特說，“可問題正在於此：一開始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
“什麽措施？”威利問。
“啊！要是他們一開始談論起他們的戰爭來，那我們就別想有個完！”多蘿茜說。
三個人的臉上閃現出興奮的神色，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們對法國抱有不可懷疑的好感，可對自己的國家卻沒有一丁點兒好意。聽著他們的談話，我心裏並不舒服。他們談論的是他們的戰爭，我們隻不過是一種荒唐可笑的藉口而已。他們對我們具有負疚心理，就好像一個男人麵對一個弱女子或一個走投無路的野獸可能會產生的良心上的不安。他們用我們的曆史製作了一個個蠟人神話。等他們好不容易靜下來，伊夫琳聲音懶洋洋地問我：
“現在巴黎怎麽樣？”
“處處都是美國人。”我答道。
“這好像並不讓您高興嘛？”劉易斯說，“多麽無情無義的民族啊！我們讓他們喝足了奶粉，灌夠了可口可樂，到處都開著我們的坦克，可卻不拜倒在我們的腳下！”他哈哈大笑起來：“希臘、中國、法國，我們援助啊，援助，太傻了。那都是些不講實際的民族。”
“您覺得這可笑嗎？”多蘿茜咄咄逼人地問道，“多迷人的幽默！”她一聳肩膀：“等我們向全地球投放了原子彈，劉易斯還會開幾個黑色的玩笑，讓我們好好開開心的。”
劉易斯樂嗬嗬地看著我：“遇事笑總比哭好，這不是一個法國人說的嗎？”
“現在的問題不是哭還是笑，而是要行動。”多蘿茜說。
劉易斯遂換了一副麵孔：“我投票贊成華萊士，我為他說話。您還要我再做什麽？”
“您知道我對華萊士的看法。”多蘿茜說，“那個人永遠也建不成一個真正的左派政黨，他隻不過給那些需要以廉價買迴良心安寧的人用作了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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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不行！”劉易斯說。
“總要有個男的照顧照顧她吧。她不認識伯特，對威利又討厭。”
“可我也受不了伊夫琳。”劉易斯說。
“行，我陪她。”多蘿茜氣憤地說。我示意去陪，她連忙說：“不，您就算了，安娜。你們去吧，去吧，等會兒跟我講講就行了。”
我們離去後，我問劉易斯：“您為什麽不對多蘿茜客氣一點兒？”
“是她請伊夫琳來的，誰也沒有請她求伊夫琳來。”
我想再說幾句，可放棄了，隻顧集中精力觀看蠟人像。隻見一群正在殺戮的殺手，身邊躺著已遭殺身之禍的蒙難者；一位五歲的墨西哥小姑娘坐在產婦的床上，正在搖晃著一個新生兒；格林在一副擔架上奄奄一息，一些身著德軍軍服的人被絞死，搖搖晃晃地吊在絞刑架上，鐵絲網後，屍體堆成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堆屍台。我驚愕不已地看著。布痕瓦爾德和達豪集中營已經推到曆史的深處，就像格雷萬博物館中被獅子咬殺的基督徒一樣久遠。當我重又置身於外麵時，我被太陽光照得一時頭昏眼花，整個歐洲仿佛已遠離而去，移到空間的盡端。我看著露著光臂的女人和身穿花襯衫的男人，他們有的在啃熱狗，有的在舔冰激淩。沒有一個人講我的語言，連我自己講什麽話也忘了。我喪失了一切記憶，連同自己的形象。在劉易斯的住家，沒有一麵大鏡子能夠從腳照到我的眼睛，我隻有用一麵袖珍小鏡，胡亂塗抹一番。我幾乎記不清我自己到底是誰，不知道巴黎是否依然存在。
忽然，我聽到多蘿茜氣唿唿地說道：
“您決定迴去了，可您都不問問安娜的意見。聽說7點鍾這兒要放映舊影片，有人還跟我說有一個非凡的魔術師。”
她在苦苦哀求，可周圍的一副副麵孔仍然緊繃著。
“啊！我們迴去！”威利說，“家裏有馬提尼酒等著我，再說，我們大家全都餓了。”
“男人都那麽自私！”她囁嚅道。
我上了她那輛舊車，坐在她和威利中間。她沮喪極了，一路上沒吭一聲，我也沒有說一句話。下車時，她拉住我的胳膊，劈頭問道：
“您為何就不留在這兒住下？您應該留下來。”
“我不能。”
“為什麽，太遺憾了。”
“我不能。”
“那您至少會再來吧？春天再來，春天是這兒最美麗的季節。”
“我盡量來。”
她有什麽權利跟我這樣說話？走進屋裏時，我氣惱地問自己。她為什麽有事無事都這麽客氣，可劉易斯卻從未問我一次：“您會再來嗎？”威利給我遞過一杯馬提尼酒，我連忙接了過來。我心裏憋著一團火。桌上擺滿了肉糜色拉、糕點，我絕望地看著這些東西，看來一時半會兒吃不完這頓飯！多蘿茜轉眼不見了；迴來時，隻見她滿臉白粉，穿上了一件破舊的花長裙。伯特、維吉尼亞、伊夫琳、劉易斯都迴來了，一個個笑嗬嗬的。他們談笑風生，我沒有心思去聽他們說些什麽。劉易斯又變得開心起來。我看了他一眼，心中不由得自問：“等我跟他單獨相處時會怎麽樣呢？”我就像當初等待著泰迪·瑪利亞走一樣巴不得早點離開，可今天我這種焦躁的心情純屬愚蠢。劉易斯跟別人距離甚遠，可對我也不會更加親近。伯特把一盤三明治往我膝蓋上一放，朝我微微一笑，隻聽得他在問我：
“1944年8月24日您在巴黎嗎？”
“整個大戰期間，安娜都是在巴黎度過的。”劉易斯以一種自豪的口吻說道。
“多麽非凡的一天啊！”伯特說，“我們以為見到的會是一座死城，可到處都是身著花裙的女人，露著美麗的褐色大腿，跟我們這兒想像的法國女郎迥然不同！”
“是呀，”我說道，“我們都很健康，你們那些記者見到了全都感到失望。”
“噢！那是幾個蠢驢！”伯特說，“老弱病殘不會到街上去，這不難明白嘛。當然被抓到集中營去的和已經死了的也不會上街了。”他那張胖乎乎的臉上顯示出茫然的神色：“可那還是非凡的一天！”
“我剛到時，”威利遺憾地說，“那裏的人一點兒也不喜歡我們。”
“對，我們很快被人討厭。”伯特說，“我們的所作所為就像是野蠻人。”
“那是肯定的。”劉易斯說道。
“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隻要紀律嚴一點……”
“您以為絞死的人還不夠多嗎？”劉易斯口氣激烈地問道，“就知道把他們一個個往戰爭的虎口裏填，可他們稍一違紀就把他們絞死！”
“絞死的人太多了，這我同意。”伯特說，“可問題正在於此：一開始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
“什麽措施？”威利問。
“啊！要是他們一開始談論起他們的戰爭來，那我們就別想有個完！”多蘿茜說。
三個人的臉上閃現出興奮的神色，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們對法國抱有不可懷疑的好感，可對自己的國家卻沒有一丁點兒好意。聽著他們的談話，我心裏並不舒服。他們談論的是他們的戰爭，我們隻不過是一種荒唐可笑的藉口而已。他們對我們具有負疚心理，就好像一個男人麵對一個弱女子或一個走投無路的野獸可能會產生的良心上的不安。他們用我們的曆史製作了一個個蠟人神話。等他們好不容易靜下來，伊夫琳聲音懶洋洋地問我：
“現在巴黎怎麽樣？”
“處處都是美國人。”我答道。
“這好像並不讓您高興嘛？”劉易斯說，“多麽無情無義的民族啊！我們讓他們喝足了奶粉，灌夠了可口可樂，到處都開著我們的坦克，可卻不拜倒在我們的腳下！”他哈哈大笑起來：“希臘、中國、法國，我們援助啊，援助，太傻了。那都是些不講實際的民族。”
“您覺得這可笑嗎？”多蘿茜咄咄逼人地問道，“多迷人的幽默！”她一聳肩膀：“等我們向全地球投放了原子彈，劉易斯還會開幾個黑色的玩笑，讓我們好好開開心的。”
劉易斯樂嗬嗬地看著我：“遇事笑總比哭好，這不是一個法國人說的嗎？”
“現在的問題不是哭還是笑，而是要行動。”多蘿茜說。
劉易斯遂換了一副麵孔：“我投票贊成華萊士，我為他說話。您還要我再做什麽？”
“您知道我對華萊士的看法。”多蘿茜說，“那個人永遠也建不成一個真正的左派政黨，他隻不過給那些需要以廉價買迴良心安寧的人用作了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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