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晚才迴家,因為飲酒過多,所以睡眠很差。第二天吃早餐時,羅貝爾神情嚴肅地審視著我說:


    “你的臉色很難看!”


    “我沒睡好,酒喝得太多了。”


    他來到我的座椅後,把手搭在我的肩頭:“你迴家後悔了吧?”


    “我不知道。”我答道,“有時候,我覺得荒誕。有人在那邊需要我,那是一種真正的需要,誰也沒有像那樣迫切地需要我,可我卻不在那裏。”


    “你認為一切都那麽遙遠,在那邊生活,你覺得你會幸福嗎?”


    “倘若您不在世,我會試試的。”我答道,“我一定會試試的。”


    他雙手離開了我的肩頭。他踱了幾步,然後困惑不解地看了我一眼:“你將沒有職業,沒有朋友,你周圍的人與你關心的也絕不一樣,就連跟你講的語言都不相同,從此你將與你的過去隔絕,與對你來說舉足輕重的一切隔絕……我不相信你能堅持多久。”


    “也許。”我說道。


    對,我在劉易斯身邊的生活會十分狹窄。身處異國他鄉,舉目無親,將難以建立自己的生活,也無法成為那個大國的一員,它也決不可能成為我的祖國。我將隻不過是一個戀人,隻能緊緊地依附著心愛的人。但是,我感到自己不能隻為愛情而活著。然而,每日清晨醒來,沒有任何人需要我,日複一日毫無意義地承受著時間的重負,我已極為倦怠!羅貝爾沒有跟我說過需要我。他從未說過這種話。隻是在以前我還沒有提出任何疑問。我的生活並非必不可少,可也不是毫無意義。我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而已。而今劉易斯向我提出了問題:“為什麽不留下來,永遠留下來?為什麽?”我曾暗暗發誓決不使他失望,然而迴答他的卻是一個“不”字。這個“不”字必須證明有理由才行。但我決找不到理由。為什麽?為什麽?他的聲音在追逐著我。我驚悸地突然想到:“但是沒有什麽不可挽迴的!”劉易斯還活著,我們可以越過大西洋傾心交談。他答應一星期後先給我寫信。倘若他在此信中還唿喚著我,倘若他的悲憾中帶有唿喚的色彩,那我一定能獲得勇氣放棄舊日的平安,作出迴答:“好,我去。我去留在您的身邊,您願意留我多長時間,我就在您的身邊待多長時間。”


    羅貝爾與我共同製訂了旅行計劃,我作了精細的計算,給劉易斯發出電報,請他把信寄至阿馬勒菲,留局自取。在這整整十二天裏,我的命運仍將一直懸掛著。十二天後,我也許會作出決定,不怕風險,瘋狂地投入前途未卜的未來之中,或者重新維持分離、等待的現狀。眼下,我既不在此處,也不在彼處,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他人,隻不過是一部消磨時光的機器而已。平常,時間消逝是那麽快,可現在卻沒完沒了地拖延。我們乘飛機。坐汽車,登輪船,我重又見到那不勒斯、卡普裏、龐培,我們發現了赫爾奎拉洛姆、伊斯基亞。我緊跟著羅貝爾,他讓我關心他感興趣的一切,我迴憶著他的往事,可一旦他讓我獨自一人呆著,我便隻有發呆!我勉強假裝看書或看看麵前出現的風景。時而,我像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準確異常地重現出我抵達芝加哥、奇奇卡斯特南戈之夜以及我們分別的情景。絕大部分時間裏,我都在酣睡,從來沒有睡過這麽多的覺。


    羅貝爾愛上了伊斯基亞城,我們在那兒耽擱數日,比原定的時間晚了三天抵達阿馬勒菲。“我至少心裏是安定的,”下車時我心裏想,“信就在那邊。”我讓羅貝爾在停車場等看,然後放下隨身行李,獨自朝郵局走去,盡量不跑。和所有的郵局一樣,裏麵一股灰塵、膠水味,也瀰漫著令人厭煩的氣息。這裏燈光不明不暗,職工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幾乎不挪動一下身子。正是在這種地方,時間日複一日,常年不變,人們的動作也天天重複,從未有過任何改觀。當我在一個窗口前排隊時,心髒竟然跳得快要裂開似的,連我自己也弄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麽。一位年輕的女子撕開一隻信封,臉上頓時顯出晴朗的笑容。此情此景給了我勇氣。我神態誘人地出示了護照,職員瞥了瞥身後的一排信格,從一個格子中取出一包信件,翻了翻,從中抽出一封遞給我。是一封納迪娜的來信。我說道:


    “還有另一封。”


    納迪娜的來信說明郵局運轉正常,寄出的信件可以抵達。我又強調了一句:


    “我知道還有另一封信。”


    職員露出一個義大利人特有的親切的笑臉,把整包信放在我的麵前:“您自己看吧。”


    德納爾、德森古爾、德萊爾、戴斯佩,我索性從頭開始,從字母a一直找到z。這麽多的信!有的信已經到了數周,可沒有人前來領取。為何就不能進行交流?進行交換?我絕望地問道:


    “在d那一格,有沒有我名字的信?”


    “所有外國人的信件都放在這一包裏。”


    “還是請您看一看吧。”


    他看了看,搖搖頭:“沒有,什麽也沒有。”


    我走出郵局,垂著雙手呆立在人行道上。不見信,這是多麽殘忍啊!腳下的土地、年曆、我自己的名字,我對這一切都不再確信。劉易斯寫過信,他的信全都寄達,因此這一封信也應該寄到這裏的。可卻不見信。“無消息,掛念。”發這樣的電報還為時過早,傷心落淚也不到時候。這隻不過是一次正常的耽擱,我沒有必要陷入無比的絕望中去,我隻是錯算了日期,僅此而已。因為錯算了日期就去找死的人實在寥寥無幾。然而,跟羅貝爾一起吃晚餐時,雖然露天座裝飾著鮮花,鳥瞰大海,我卻毫無生氣。他跟我講起納迪娜,說她與亨利外出頻繁,我隻是哼哼哈哈地答腔。我們倆喝著拉韋羅酒,商標上畫著一個大鬍子先生,滿麵笑容;海上,漁船燈光閃爍;我們的周圍,瀰漫著一股多情植物的馥鬱芬芳,沒有什麽地方缺乏什麽東西,除了那張印著黑字的黃紙,那一個個黑字也許就是一種空虛的象徵。空虛之空虛,這可非同小可,它在吞噬一切。


    第二天,一封信就在那兒放著。劉易斯是從紐約寫的信。出版商們為他的書舉辦了一個盛大的“交誼會”,他見了許多人,玩兒得很開心。噢!他沒有把我忘卻,他開心、溫柔。然而從他的字裏行間卻分辨不出任何唿喚的意思。我坐在郵局對麵臨海的一個咖啡露天座上。一些身著藍色罩衫、頭戴圓頂帽的小姑娘在海灘上玩耍,我心裏空虛一片,久久地呆望著她們。整整十五天裏,我心中一直裝著劉易斯:他的神情在責備與愛戀之間遊離不定,他把我緊緊地貼在他的身上,說道:“我從未這樣愛過您。”他還說:“再來吧。”可是他人在紐約,換上了一副陌生的麵孔,就像這位陌路的先生,臉上掛著微笑,但卻不是投給我的。他還希望我再去嗎?僅僅這一疑問便奪走了我想再去的勇氣。就像去年一樣等待吧,隻是我實在弄不明白自己為何註定要受到等待的可怕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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