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補充材料也證實了我們剛才得知的一切，那您怎麽辦？”我問道。
他沒有迴答，我不安地打量著他。保持沉默，這意味著他準備容忍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這也就意味著否定他解放以來所從事的一切事業：革命解放聯合會、他寫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訂的論著。
“您向來希望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又是一個革命者。”我說，“作為知識分子，您承擔了某些職責，其中一條就是要講真話。”
“容我考慮考慮。”他有些不耐煩地說。
我們默默無言地吃罷了飯。平常，他特別喜歡在我麵前向自己提出種種問題。現在這般苦思冥想，悶聲不吭，心緒該是多麽不寧啊。我也一樣，勞改營或死亡營，兩者顯然有幾點差別。但是監獄就是監獄，關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見他們一個個都像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裏的人一樣抬著畸形的額頭，張著瘋狂的眼睛。而這一切竟發生在蘇聯！
“我不想工作。咱們去散散步吧。”羅貝爾建議道。
我們穿過了村莊，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將成熟的麥子和花滿枝頭的蘋果樹。天有點兒熱，但還不算太熱；幾朵小小的雲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滾動；村莊隱約可見，那麵包色的屋頂、褐色的牆壁和小小的鍾樓遠遠在望；大地仿佛是專門為人類創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羅貝爾好像聽見了我內心的低語，突然說：
“忘記這個世界是多麽嚴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說：“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麽希望輕易忘掉這一切啊。斯克利亞西納為何來擾亂我們的生活？但是，羅貝爾想到的並不是集中營。
“你跟我說若我保持沉默，就是當集中營的同謀。”他說道，“可是，一旦我仗義執言，我又成了蘇聯之敵的同謀，也就是說成了所有那些想維持世界現狀之人的同謀。那些集中營確實是件可怖的東西，但決不能忘記恐怖處處存在。”
他突然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描繪曆史的畫卷和社會的總藍圖並非他之所好，然而在這天下午，當他口若懸河，侃侃而談之時，世界的全部災難降臨到陽光燦爛的鄉村：法國無產階級的困苦、貧窮和絕望，西班牙、義大利的苦難，從中國到印度這些殖民地國家人民的被奴役、饑荒和瘟疫等等。千百萬的人們就在我們身邊慢慢地死去，他們從未有過真正的生活，連蒼天都為他們的死亡而變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問，我們還豈敢輕鬆唿吸。
“這下，你明白了。”羅貝爾說，“我的所謂知識分子職責，對真理的尊重，都是毫無意義的。惟一的問題是要弄清如果譴責集中營，這於人類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
“對。”我說，“但是，您憑什麽認為蘇聯的事業如今還和人類的事業相提並論呢？我覺得集中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們重新審視蘇聯。”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羅貝爾說，“這對蘇聯政權來說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種製度嗎？或隻是與某種可以改變的政策相聯繫？一旦蘇聯開始重新建設，能指望這一製度會立即取消嗎？我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要首先弄清楚這些問題。”
我沒有多說。我能以誰的名義進行抗議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們迴到家裏，各自裝作埋頭工作，度過了這個夜晚。我從美利堅帶迴了有關精神分析學的許多材料、筆記和書籍，可沒有去碰一下。
羅貝爾乘上午10時的汽車走了。我在園子裏窺望著郵遞員，可沒有劉易斯的來信。他事先曾告訴我他一周內會給我寫信，再說從芝加哥來信不會這麽快就抵達。他肯定沒有忘記我，但是，他是那樣無比遙遠。尋找他這方麵的救助，純屬枉然。救助我什麽？我走進工作間，在唱機上放了一張唱片。我遇到某種難以容忍的東西：我對羅貝爾產生了疑慮。“若在過去，他會仗義執言的。”我暗自思忖。過去，他總是直言不諱，無論對蘇聯，還是對共產黨都絕不順從。他參加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讓他進行建設性的批評。可突然，他選擇了沉默，為什麽呢？別人把他視為理想主義者，他為此受到了傷害。他莫非在盡力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去適應目前嚴酷的事實？但是，要適應現實，這太容易了。我也在適應，對此我並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對，或一味地順從，這到頭來總是落得個不忠。若我接受離開這個世界，便背叛了我的愛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我便忘卻了死去的人們，便是對他們的背叛。說到底，倘若隻事關死者與我自己，並不會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問題就嚴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實，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羅貝爾說不定會這麽迴答我。我們也準會說什麽不打破雞蛋炒不成蛋。但是關鍵是，到時誰去吃這些炒雞蛋？打破的雞蛋會發爛變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經被侵害了。”這確實是事實，確有其事的東西太多了。這些事實糾纏在一起，我為此會感到驚恐，自問自己到底如何辨別真偽。四億中國人和一千五百萬苦役犯相加起來是多少，我不知道。說不定兩者應該相減。不管怎麽說，是加是減都是錯。一個人加一個人，並不就等於兩個人，他們永遠都是單個的人。對，我不該採用算術。要澄清這片混亂，必須求助於辯證法。這裏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國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毀滅，一切都會厭倦，一切都會超越。集中營將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將被超越。這一因為集中營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暫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營，未來已經把它們取締。再說，曆史會自我關照，也會關照我們每個人。讓我們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們為何不安寧呢？早在我在大學讀書時就向羅貝爾提出過這個問題，如今已經二十餘載了。他當時還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認為他已經完全說服了我。他們假設人類是一個不朽之人，總有一天會因為她作出的種種犧牲而得到報答，我也必將從中得到自己的那份報答。可是我無法獲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犧牲了的人們決不會走出墳墓去參加最後的盛宴。惟一能給他們慰藉的，是上帝的選民們不久就要在冥府與他們相會。在幸福與災難之間，也許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有著如此巨大的差別。
我關了電唱機，臥在長沙發上，如釋重負，閉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麽公正、多麽寬厚啊！劉易斯、羅貝爾、納迪娜全都變得像幽靈一般輕盈，再也不重壓著我的心：我也許能夠承擔那一千五百萬或四億幽靈的分量。過了片刻，我還是去找了本偵探小說，不得不消磨時間。但是時間也將消磨了我的生命，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諧。羅貝爾晚上迴家時，我仿佛覺得是用望遠鏡從十分遙遠的地方看見了他：那是一個脫離肉體的形象，周圍一片虛無，就像早已不在人世，但卻仿佛出現在德朗茜鐵窗口的迪埃戈。羅貝爾講著，我聽著，可一切都已經與我毫不相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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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迴答，我不安地打量著他。保持沉默，這意味著他準備容忍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這也就意味著否定他解放以來所從事的一切事業：革命解放聯合會、他寫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訂的論著。
“您向來希望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又是一個革命者。”我說，“作為知識分子，您承擔了某些職責，其中一條就是要講真話。”
“容我考慮考慮。”他有些不耐煩地說。
我們默默無言地吃罷了飯。平常，他特別喜歡在我麵前向自己提出種種問題。現在這般苦思冥想，悶聲不吭，心緒該是多麽不寧啊。我也一樣，勞改營或死亡營，兩者顯然有幾點差別。但是監獄就是監獄，關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見他們一個個都像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裏的人一樣抬著畸形的額頭，張著瘋狂的眼睛。而這一切竟發生在蘇聯！
“我不想工作。咱們去散散步吧。”羅貝爾建議道。
我們穿過了村莊，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將成熟的麥子和花滿枝頭的蘋果樹。天有點兒熱，但還不算太熱；幾朵小小的雲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滾動；村莊隱約可見，那麵包色的屋頂、褐色的牆壁和小小的鍾樓遠遠在望；大地仿佛是專門為人類創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羅貝爾好像聽見了我內心的低語，突然說：
“忘記這個世界是多麽嚴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說：“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麽希望輕易忘掉這一切啊。斯克利亞西納為何來擾亂我們的生活？但是，羅貝爾想到的並不是集中營。
“你跟我說若我保持沉默，就是當集中營的同謀。”他說道，“可是，一旦我仗義執言，我又成了蘇聯之敵的同謀，也就是說成了所有那些想維持世界現狀之人的同謀。那些集中營確實是件可怖的東西，但決不能忘記恐怖處處存在。”
他突然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描繪曆史的畫卷和社會的總藍圖並非他之所好，然而在這天下午，當他口若懸河，侃侃而談之時，世界的全部災難降臨到陽光燦爛的鄉村：法國無產階級的困苦、貧窮和絕望，西班牙、義大利的苦難，從中國到印度這些殖民地國家人民的被奴役、饑荒和瘟疫等等。千百萬的人們就在我們身邊慢慢地死去，他們從未有過真正的生活，連蒼天都為他們的死亡而變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問，我們還豈敢輕鬆唿吸。
“這下，你明白了。”羅貝爾說，“我的所謂知識分子職責，對真理的尊重，都是毫無意義的。惟一的問題是要弄清如果譴責集中營，這於人類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
“對。”我說，“但是，您憑什麽認為蘇聯的事業如今還和人類的事業相提並論呢？我覺得集中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們重新審視蘇聯。”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羅貝爾說，“這對蘇聯政權來說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種製度嗎？或隻是與某種可以改變的政策相聯繫？一旦蘇聯開始重新建設，能指望這一製度會立即取消嗎？我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要首先弄清楚這些問題。”
我沒有多說。我能以誰的名義進行抗議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們迴到家裏，各自裝作埋頭工作，度過了這個夜晚。我從美利堅帶迴了有關精神分析學的許多材料、筆記和書籍，可沒有去碰一下。
羅貝爾乘上午10時的汽車走了。我在園子裏窺望著郵遞員，可沒有劉易斯的來信。他事先曾告訴我他一周內會給我寫信，再說從芝加哥來信不會這麽快就抵達。他肯定沒有忘記我，但是，他是那樣無比遙遠。尋找他這方麵的救助，純屬枉然。救助我什麽？我走進工作間，在唱機上放了一張唱片。我遇到某種難以容忍的東西：我對羅貝爾產生了疑慮。“若在過去，他會仗義執言的。”我暗自思忖。過去，他總是直言不諱，無論對蘇聯，還是對共產黨都絕不順從。他參加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讓他進行建設性的批評。可突然，他選擇了沉默，為什麽呢？別人把他視為理想主義者，他為此受到了傷害。他莫非在盡力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去適應目前嚴酷的事實？但是，要適應現實，這太容易了。我也在適應，對此我並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對，或一味地順從，這到頭來總是落得個不忠。若我接受離開這個世界，便背叛了我的愛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我便忘卻了死去的人們，便是對他們的背叛。說到底，倘若隻事關死者與我自己，並不會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問題就嚴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實，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羅貝爾說不定會這麽迴答我。我們也準會說什麽不打破雞蛋炒不成蛋。但是關鍵是，到時誰去吃這些炒雞蛋？打破的雞蛋會發爛變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經被侵害了。”這確實是事實，確有其事的東西太多了。這些事實糾纏在一起，我為此會感到驚恐，自問自己到底如何辨別真偽。四億中國人和一千五百萬苦役犯相加起來是多少，我不知道。說不定兩者應該相減。不管怎麽說，是加是減都是錯。一個人加一個人，並不就等於兩個人，他們永遠都是單個的人。對，我不該採用算術。要澄清這片混亂，必須求助於辯證法。這裏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國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毀滅，一切都會厭倦，一切都會超越。集中營將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將被超越。這一因為集中營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暫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營，未來已經把它們取締。再說，曆史會自我關照，也會關照我們每個人。讓我們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們為何不安寧呢？早在我在大學讀書時就向羅貝爾提出過這個問題，如今已經二十餘載了。他當時還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認為他已經完全說服了我。他們假設人類是一個不朽之人，總有一天會因為她作出的種種犧牲而得到報答，我也必將從中得到自己的那份報答。可是我無法獲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犧牲了的人們決不會走出墳墓去參加最後的盛宴。惟一能給他們慰藉的，是上帝的選民們不久就要在冥府與他們相會。在幸福與災難之間，也許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有著如此巨大的差別。
我關了電唱機，臥在長沙發上，如釋重負，閉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麽公正、多麽寬厚啊！劉易斯、羅貝爾、納迪娜全都變得像幽靈一般輕盈，再也不重壓著我的心：我也許能夠承擔那一千五百萬或四億幽靈的分量。過了片刻，我還是去找了本偵探小說，不得不消磨時間。但是時間也將消磨了我的生命，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諧。羅貝爾晚上迴家時，我仿佛覺得是用望遠鏡從十分遙遠的地方看見了他：那是一個脫離肉體的形象，周圍一片虛無，就像早已不在人世，但卻仿佛出現在德朗茜鐵窗口的迪埃戈。羅貝爾講著，我聽著，可一切都已經與我毫不相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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