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處在這個位置上，我為何感到不安寧？為何暗暗落淚？我在林間漫步，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春天，我體魄康健，而且誰也沒有剝奪我的任何東西。然而，我不時停下腳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經失去了一切。我輕輕地唿喚著：“劉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個個日子裏，我曾從黃昏到黎明，又從黎明到黑夜，一直擁有他的唿吸，他的聲音，他的微笑，如今卻毫無音訊。他還活著嗎？我諦聽著：沒有一點聲音；我張望著：沒有一點痕跡。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問：“可我卻呆在這裏：難道是因為我愛羅貝爾還愛得不深？”我羨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條之中的人。“肉體的愛微不足道，”他們常這樣說；要麽就是宣稱“不是肉體的愛便微不足道”。但是，盡管我已與劉易斯相逢，但卻不失對羅貝爾的愛；而羅貝爾的存在，不管其如何偉大，卻填補不了劉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納迪娜領著朗貝爾一起迴到家。她一進門便滿臉懷疑的神色問我：“你是從來不改變計劃的，這次一推再推，遲遲不迴家，該玩兒得很開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時也會改變計劃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麽長時間，真怪。據說那是個可怕的地方。”
“人們說錯了。”
這三個月裏，她與朗貝爾合作，搞了不少通訊報導，如今她就住在他家，與他講話時總是含譏帶諷，但其中卻蘊涵著深深的柔情。她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足，於是便以一種難以辨別的惡意仔細觀察著我的生活。我盡可能講述旅行中的一些見聞，讓她放下心來。我覺得朗貝爾比我出門時顯得更輕鬆、歡快了。他們倆在那座獨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這之前，我在那裏收拾了一間廚房，並安裝了電話，以便使納迪娜能獨立生活，而又不至於與家中徹底隔斷了聯繫。她對在那兒度過周末感到十分滿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們將在聖馬丁度過他倆今後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這樣做朗貝爾會高興嗎？”我問她，“他不喜歡你父親，也不喜歡我。”
“他是相當愛你的。”她以不由分辯的口吻說道，“如果你害怕我們倆成為你的負擔，那請你放心，我們就呆在我們自己家裏。”
“你完全清楚你在這兒我會是多麽高興。我隻是擔心這兒對你們來說缺少親密的氣氛。我先告訴你一聲，從我的房間、花園裏說的一切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麽了？你覺得這與我又有什麽關係？我可不是那種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確實，盡管納迪娜那麽關切自己的獨立，而且那麽倔強，聽不進任何批評、勸告，但卻樂意充分展現自己的生活。這無疑是顯示自己高人一籌的一種方式。
“媽媽說你會討厭在這兒度假，真的嗎？”她跨上摩托車的坐墊，問道。
“不，一點兒也不。”朗貝爾答道。
“你瞧。”她以得意的聲調對我說，“你總是把一切都搞得複雜化。首先，不管我讓他幹什麽事情，朗貝爾都很高興，這是個好小夥子。”她邊說邊把他的頭發搞得亂蓬蓬的，接著用胳膊摟著他的腰，溫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頭。摩托車飛也似地離去了。
四天以後，我們從《希望報》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貝爾的父親從火車車門掉下去摔死了。納迪娜聲音陰鬱地在電話裏說朗貝爾已去裏爾，她周末來不了了。我沒有問她什麽，可是我們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殺嗎？他是否受到了審判的刺激？要麽有人存心害他？一連幾天，我們愈猜測愈是理不出個頭緒來，再說，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亞西納為羅貝爾和一位剛剛逃越鐵幕，向西方譴責史達林罪惡的蘇聯官員安排了一次會麵。會麵前夕，斯克利亞西納來了，帶來了一些材料，希望羅貝爾在第二天會談之前讀完，閱後親手交還給他。近來我們與他們很少見麵，每次見麵前總是爭吵不休，可這天早上，他極力避免不易談攏的話題，見麵後很快就告辭走了：分手時和和氣氣。羅貝爾馬上閱讀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語材料，可大多是英語，也有少數幾份德語材料。
“來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對我說。我緊挨著他坐在椴樹下，兩人默默地閱讀著。裏邊什麽都有：報告、報導、統計材料、蘇聯法規摘錄、評論等。如此雜亂的材料，我難以理出個頭緒來；可有的材料卻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蘇聯人囚禁在集中營中的男女的證詞，可悲的是，這些集中營酷似納粹的集中營；有作為盟友穿越了蘇聯大片國土的美國人對這些集中營的描述。據斯克利亞西納下的結論，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人在集中營中忍受煎熬，其狀況慘不忍睹，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主要基礎之一。我望了望羅貝爾：
“裏麵說的這一切有真的嗎？”我問。
“肯定有許多情況。”他簡短地迴答道。
迄此為止，他對第二天的會麵並不怎麽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隻是避免別人譴責他逃避責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蘇聯人揭露的情況不會使他大驚小怪，因為他向來認為不要對蘇聯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啞口無言，這應該看作是他內心憂慮不安吧。30年代，當他的那些共產黨人朋友向他宣揚蘇聯的懲戒製度時，他並沒有輕信。那些人說，在蘇聯，罪犯並不關在牢裏，而是對他們進行再教育，讓他們進行有益的勞動，工會保護他們，起監督作用，保證他們按照工會規定的標準得到勞動報酬。羅貝爾曾向我解釋說這確實是既能征服反抗的農民，又能得到幾乎免費的勞動力的一種手段。無論在哪裏，強製勞動，實際上就是監獄。可是，如今農民已經歸順於新政府，戰爭也已勝利，本以為情況已有好轉，沒料到情況愈來愈糟。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了每一個事實、每一個數字、每一份證詞、每一種推測；即使盡可能地估計誇大和捏造事實的成分，也確確實實存在著絕對確鑿的真實因素。集中營已經成為一種製度，最終有步驟地導致了一個無產階級中受剝削最重的階層的產生，他們不是用勞動懲治罪惡，而是把勞動人民當作罪犯，賦予自己剝削他們的權利。
“那麽，您怎麽辦呢？”我們離開園子去廚房吃東西時我問道。
“我不知道。”羅貝爾答道。
斯克利亞西納的意思，顯然是讓羅貝爾幫助他將這些事實公布於眾。我覺得誰也沒有權利掩蓋這些事實。我帶著幾分責備的口氣問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當事關您自己，甚或事關革命解放聯合會，您總是毫不猶豫地承擔許多事情，這我理解。”我說，“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要是不盡最大可能反對這些集中營，那就是同謀！”
“我不能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採取什麽決定。”羅貝爾說，“首先，我需要補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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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納迪娜領著朗貝爾一起迴到家。她一進門便滿臉懷疑的神色問我：“你是從來不改變計劃的，這次一推再推，遲遲不迴家，該玩兒得很開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時也會改變計劃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麽長時間，真怪。據說那是個可怕的地方。”
“人們說錯了。”
這三個月裏，她與朗貝爾合作，搞了不少通訊報導，如今她就住在他家，與他講話時總是含譏帶諷，但其中卻蘊涵著深深的柔情。她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足，於是便以一種難以辨別的惡意仔細觀察著我的生活。我盡可能講述旅行中的一些見聞，讓她放下心來。我覺得朗貝爾比我出門時顯得更輕鬆、歡快了。他們倆在那座獨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這之前，我在那裏收拾了一間廚房，並安裝了電話，以便使納迪娜能獨立生活，而又不至於與家中徹底隔斷了聯繫。她對在那兒度過周末感到十分滿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們將在聖馬丁度過他倆今後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這樣做朗貝爾會高興嗎？”我問她，“他不喜歡你父親，也不喜歡我。”
“他是相當愛你的。”她以不由分辯的口吻說道，“如果你害怕我們倆成為你的負擔，那請你放心，我們就呆在我們自己家裏。”
“你完全清楚你在這兒我會是多麽高興。我隻是擔心這兒對你們來說缺少親密的氣氛。我先告訴你一聲，從我的房間、花園裏說的一切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麽了？你覺得這與我又有什麽關係？我可不是那種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確實，盡管納迪娜那麽關切自己的獨立，而且那麽倔強，聽不進任何批評、勸告，但卻樂意充分展現自己的生活。這無疑是顯示自己高人一籌的一種方式。
“媽媽說你會討厭在這兒度假，真的嗎？”她跨上摩托車的坐墊，問道。
“不，一點兒也不。”朗貝爾答道。
“你瞧。”她以得意的聲調對我說，“你總是把一切都搞得複雜化。首先，不管我讓他幹什麽事情，朗貝爾都很高興，這是個好小夥子。”她邊說邊把他的頭發搞得亂蓬蓬的，接著用胳膊摟著他的腰，溫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頭。摩托車飛也似地離去了。
四天以後，我們從《希望報》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貝爾的父親從火車車門掉下去摔死了。納迪娜聲音陰鬱地在電話裏說朗貝爾已去裏爾，她周末來不了了。我沒有問她什麽，可是我們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殺嗎？他是否受到了審判的刺激？要麽有人存心害他？一連幾天，我們愈猜測愈是理不出個頭緒來，再說，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亞西納為羅貝爾和一位剛剛逃越鐵幕，向西方譴責史達林罪惡的蘇聯官員安排了一次會麵。會麵前夕，斯克利亞西納來了，帶來了一些材料，希望羅貝爾在第二天會談之前讀完，閱後親手交還給他。近來我們與他們很少見麵，每次見麵前總是爭吵不休，可這天早上，他極力避免不易談攏的話題，見麵後很快就告辭走了：分手時和和氣氣。羅貝爾馬上閱讀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語材料，可大多是英語，也有少數幾份德語材料。
“來跟我一起看材料。”他對我說。我緊挨著他坐在椴樹下，兩人默默地閱讀著。裏邊什麽都有：報告、報導、統計材料、蘇聯法規摘錄、評論等。如此雜亂的材料，我難以理出個頭緒來；可有的材料卻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蘇聯人囚禁在集中營中的男女的證詞，可悲的是，這些集中營酷似納粹的集中營；有作為盟友穿越了蘇聯大片國土的美國人對這些集中營的描述。據斯克利亞西納下的結論，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人在集中營中忍受煎熬，其狀況慘不忍睹，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主要基礎之一。我望了望羅貝爾：
“裏麵說的這一切有真的嗎？”我問。
“肯定有許多情況。”他簡短地迴答道。
迄此為止，他對第二天的會麵並不怎麽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隻是避免別人譴責他逃避責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蘇聯人揭露的情況不會使他大驚小怪，因為他向來認為不要對蘇聯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啞口無言，這應該看作是他內心憂慮不安吧。30年代，當他的那些共產黨人朋友向他宣揚蘇聯的懲戒製度時，他並沒有輕信。那些人說，在蘇聯，罪犯並不關在牢裏，而是對他們進行再教育，讓他們進行有益的勞動，工會保護他們，起監督作用，保證他們按照工會規定的標準得到勞動報酬。羅貝爾曾向我解釋說這確實是既能征服反抗的農民，又能得到幾乎免費的勞動力的一種手段。無論在哪裏，強製勞動，實際上就是監獄。可是，如今農民已經歸順於新政府，戰爭也已勝利，本以為情況已有好轉，沒料到情況愈來愈糟。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了每一個事實、每一個數字、每一份證詞、每一種推測；即使盡可能地估計誇大和捏造事實的成分，也確確實實存在著絕對確鑿的真實因素。集中營已經成為一種製度，最終有步驟地導致了一個無產階級中受剝削最重的階層的產生，他們不是用勞動懲治罪惡，而是把勞動人民當作罪犯，賦予自己剝削他們的權利。
“那麽，您怎麽辦呢？”我們離開園子去廚房吃東西時我問道。
“我不知道。”羅貝爾答道。
斯克利亞西納的意思，顯然是讓羅貝爾幫助他將這些事實公布於眾。我覺得誰也沒有權利掩蓋這些事實。我帶著幾分責備的口氣問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當事關您自己，甚或事關革命解放聯合會，您總是毫不猶豫地承擔許多事情，這我理解。”我說，“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要是不盡最大可能反對這些集中營，那就是同謀！”
“我不能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採取什麽決定。”羅貝爾說，“首先，我需要補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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