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等等再說，你不責備我嗎？”羅貝爾問。
“我？一點兒也不。”
“到底怎麽了？要是你認為那些集中營與我無關，那你就錯了。”
“恰恰相反。”我說，“我今天才意識到一遇到什麽事情就憂慮不安，這真不該。事情也沒有那麽重要，它們都在變化，都會有個頭，說到底誰都會死的：一了百了。”
“啊，這隻不過是逃避問題的一種方法。”羅貝爾說。
我打斷了他的話：“除非問題本身就是逃避事實的一種方法。顯而易見，”我補充道，“當人們認定生命才是真實的，那死亡的念頭便似乎是一種逃避。但是，反言之……”
羅貝爾搖搖頭：“兩者有差別。人們是用活著來證明他所選擇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們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實的，那他就應該自殺。實際上，自殺也決不擁有這種意義。”
“人們繼續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為糊塗和怯懦。”我說，“這樣活著最容易不過了。但是這絕對證明不了任何東西。”
“首先，自殺很難做到，這一點很重要。”羅貝爾說，“再者，繼續活著，決不僅僅是繼續唿吸。誰也不可能永遠無動於衷。你有你之愛，你也有你所恨，你憤慨，你讚美，這就要求你承認生命的價值。”他輕輕一笑，“我是安寧的。我們就集中營，就其他的一切都還沒有結束爭論。麵對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實，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樣都感到無能為力，於是你便逃避到一種普遍的懷疑主義之中去，但是這不是心甘情願的。”
我沒有作答。顯然，我明天又會討論許多東西，但是，這就證明了他們在我眼裏已經不再顯得無關緊要了嗎？倘若如此，我也許會又重新開始自己欺騙自己。
第二個周六，納迪娜和朗貝爾來到了聖馬丁。他們倆似乎不再那麽和睦，吃晚飯時，納迪娜沒有開口說話。朗貝爾兩天後就要去德國調查蘇聯管轄區內的集中營的事情。羅貝爾和他一致避免談及問題的實質，但卻熱烈地商談著調查的具體方法。
喝咖啡時，納迪娜發作開了：
“這件事情純屬荒誕！那些集中營當然存在。這可恥，但也必不可少：社會就是如此嘛，誰也無能為力！”
“你總是輕易表態！”朗貝爾責備地瞪了她一眼，“擺脫那些讓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總不表態！”納迪娜挑釁地說，“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對蘇聯有壞的看法！這樣你就可以去遊、去逛、去顯示你自己多了不起：這多好。”
他一聳肩膀，當時沒有答腔，可夜裏他們倆準在小屋裏吵過了。第二天，納迪娜帶著一本書在起居室裏呆了一天，可書卻一頁也沒有讀。找她說話也是白搭：她對我愛搭不理。晚上，朗貝爾在花園裏叫她，她動也沒有動一下，朗貝爾便進了屋：
“納迪娜，該走了。”
“我不走了。”她說，“我隻要明天上午10時到《警覺》雜誌社就行了。”
“可我告訴過你我今晚得迴巴黎去，我要去見一些人。”
“那就去見唄。這你又用不著我。”
“納迪娜，別發蠢了！”他不耐煩地說，“我隻跟他們在一起呆一個小時。我們說定一起去中國餐館的。”
“我改變主意了，你也有過吧。”納迪娜說，“我呆在這兒。”
“這是我行前我們最後一個夜晚了。”朗貝爾說。
“這是你自找的！”她說。
“那好，明天見。”他粗聲粗氣地說。
“明天我忙著呢。等你迴來見。”
“噢！要是你願意，就永遠別見。”他氣唿唿地嚷叫道。
他關門而去。納迪娜看了我一眼，也開始嚷叫了起來：“千萬別罵我錯了，什麽也別對我說，我知道你會對我說些啥，那跟我無關。”
“我還沒有張嘴呢。”
“讓他去遊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說道，“但是在決定之前，他也該聽聽我的意見呀，我恨別人撒謊。這次調查沒那麽急，他還不如當麵對我說：我想一個人呆著。因為問題的實質就在於，他想一個人安安靜靜地為他那親愛的爸爸哭泣。”
“這很正常。”我說。
“正常？他父親是個老混帳。首先，他本來就不該與他重歸於好；如今又像個小孩似地為他哭泣。他哭時真流著淚，我看見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說道。
“那又怎麽了？這並不羞恥。”
“我認識的男子中沒有一個會這樣落淚。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說他家老頭兒是被別人故意害死的。”
“這也不是不可能。”我說。
她臉霍地發紅：
“不可能害朗貝爾父親！真荒唐！”她說。
吃罷晚飯，她到野外遊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飯時才又照麵。她一副責備而又貪婪的神態，把劉易斯的第一封信遞給了我。
“有一封美利堅的來信。”她又添了一句：“從芝加哥來的。”她邊說邊用兩隻眼睛緊緊地打量著我。
“謝謝。”
“你不拆開？”
“沒什麽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邊，喝茶時盡量不讓自己的手顫抖。我就像劉易斯第一次把我緊緊地摟在他懷裏時，難以支撐這具散架的軀體。羅貝爾前來救助，他給納迪娜提出許多有關《警覺》雜誌的問題，直到我找到了藉口，迴到了自己的房間。我的手指是多麽的笨拙，拆信時，把裏邊的那頁黃顏色的信紙也撕破了。劉易斯就要神奇地從這頁信紙中出現，令人消魂。信是用打字機打的，寫得歡快、客氣但空洞，我一時驚愕地凝望著信末的簽名，它就像一塊墓石般殘酷無情，即使讀上百遍，把它讀爛了，我也無法從中擠出一句新的話語，擠出一個微笑、一個親吻，我盡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後，得到的仍然是一頁空紙。劉易斯呆在芝加哥，他在繼續生活，沒有我他也仍然在繼續生活。我走到窗台旁，凝望著夏日的天空、幸福的樹木，終於明白了我的痛苦隻不過剛剛開始。仍舊那般沉寂，但是，已經沒有任何希望，這種沉寂將永遠持續下去。一旦我們的軀體不再接觸，我們的目光不再匯合，我們倆還有什麽共同的東西？我們的過去已經忘卻，我們的未來已經消失，周圍的人們講的已經不是共同的語言，連鍾聲也在譏笑我們：這兒是陽光閃耀的清晨，那芝加哥的房間裏是沉寂的黑夜，我們再也不能相約，哪怕相見在蒼天。不，他和我之間不存在任何通道：除了我喉間的這陣陣嗚咽。可連這嗚咽聲我也在盡力抑製。
幸虧波爾來電話，讓我這天去看她。也許在分擔她的憂傷的同時，我最終能忘卻自己的悲傷？我坐在公共汽車裏，身邊挨著納迪娜，她正在用心不良地算計著什麽。我暗暗地自問：最終會習慣嗎？我會適應吧？我在巴黎的街頭可以遇到成千上萬的男人，他們都和劉易斯一樣長著兩隻胳膊、兩條大腿，可絕沒有他那樣的臉龐。天底下的男人那麽多，可卻沒有一個與他那麽相似；天底下的道路一條條，可卻沒有一條通向他的懷抱；愛情的話語何其豐富，可卻沒有一句向我傾吐，這真不可思議。溫馨與幸福的希望隨處都從我身邊輕輕掠過，但那春日的溫柔卻從未潛入我的軀體。我慢慢地沿著河畔走去。我迴家不久，波爾曾作了巨大努力來到我家中，快樂地收下了我從美利堅帶迴來的禮物，可是她在聽我的所見所聞，迴答我的提問時卻仍舊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迴來後尚未去過她家，可我驚詫地發現這大街小巷就像波爾一樣，仍舊是那麽熟悉。我不在家的這段時間裏，一切都沒有變化！什麽事情都未曾發生過，仍舊是以前的那些招牌：“專營撒克遜珍奇鳥類”，拴在窗台欄杆上的那隻小猴子也仍舊在剝花生吃。一個流浪漢坐在石階上，一邊抽著煙，一邊看著身邊的一捆破衣爛裳。當我推開大門時，門仍舊撞在一隻垃圾桶上，連地毯上的每一個窟窿也原封不動。耳邊響起一陣久久不斷的電話鈴聲，波爾裹著一件有些褶皺的絲質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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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點兒也不。”
“到底怎麽了？要是你認為那些集中營與我無關，那你就錯了。”
“恰恰相反。”我說，“我今天才意識到一遇到什麽事情就憂慮不安，這真不該。事情也沒有那麽重要，它們都在變化，都會有個頭，說到底誰都會死的：一了百了。”
“啊，這隻不過是逃避問題的一種方法。”羅貝爾說。
我打斷了他的話：“除非問題本身就是逃避事實的一種方法。顯而易見，”我補充道，“當人們認定生命才是真實的，那死亡的念頭便似乎是一種逃避。但是，反言之……”
羅貝爾搖搖頭：“兩者有差別。人們是用活著來證明他所選擇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們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實的，那他就應該自殺。實際上，自殺也決不擁有這種意義。”
“人們繼續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為糊塗和怯懦。”我說，“這樣活著最容易不過了。但是這絕對證明不了任何東西。”
“首先，自殺很難做到，這一點很重要。”羅貝爾說，“再者，繼續活著，決不僅僅是繼續唿吸。誰也不可能永遠無動於衷。你有你之愛，你也有你所恨，你憤慨，你讚美，這就要求你承認生命的價值。”他輕輕一笑，“我是安寧的。我們就集中營，就其他的一切都還沒有結束爭論。麵對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實，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樣都感到無能為力，於是你便逃避到一種普遍的懷疑主義之中去，但是這不是心甘情願的。”
我沒有作答。顯然，我明天又會討論許多東西，但是，這就證明了他們在我眼裏已經不再顯得無關緊要了嗎？倘若如此，我也許會又重新開始自己欺騙自己。
第二個周六，納迪娜和朗貝爾來到了聖馬丁。他們倆似乎不再那麽和睦，吃晚飯時，納迪娜沒有開口說話。朗貝爾兩天後就要去德國調查蘇聯管轄區內的集中營的事情。羅貝爾和他一致避免談及問題的實質，但卻熱烈地商談著調查的具體方法。
喝咖啡時，納迪娜發作開了：
“這件事情純屬荒誕！那些集中營當然存在。這可恥，但也必不可少：社會就是如此嘛，誰也無能為力！”
“你總是輕易表態！”朗貝爾責備地瞪了她一眼，“擺脫那些讓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總不表態！”納迪娜挑釁地說，“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對蘇聯有壞的看法！這樣你就可以去遊、去逛、去顯示你自己多了不起：這多好。”
他一聳肩膀，當時沒有答腔，可夜裏他們倆準在小屋裏吵過了。第二天，納迪娜帶著一本書在起居室裏呆了一天，可書卻一頁也沒有讀。找她說話也是白搭：她對我愛搭不理。晚上，朗貝爾在花園裏叫她，她動也沒有動一下，朗貝爾便進了屋：
“納迪娜，該走了。”
“我不走了。”她說，“我隻要明天上午10時到《警覺》雜誌社就行了。”
“可我告訴過你我今晚得迴巴黎去，我要去見一些人。”
“那就去見唄。這你又用不著我。”
“納迪娜，別發蠢了！”他不耐煩地說，“我隻跟他們在一起呆一個小時。我們說定一起去中國餐館的。”
“我改變主意了，你也有過吧。”納迪娜說，“我呆在這兒。”
“這是我行前我們最後一個夜晚了。”朗貝爾說。
“這是你自找的！”她說。
“那好，明天見。”他粗聲粗氣地說。
“明天我忙著呢。等你迴來見。”
“噢！要是你願意，就永遠別見。”他氣唿唿地嚷叫道。
他關門而去。納迪娜看了我一眼，也開始嚷叫了起來：“千萬別罵我錯了，什麽也別對我說，我知道你會對我說些啥，那跟我無關。”
“我還沒有張嘴呢。”
“讓他去遊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說道，“但是在決定之前，他也該聽聽我的意見呀，我恨別人撒謊。這次調查沒那麽急，他還不如當麵對我說：我想一個人呆著。因為問題的實質就在於，他想一個人安安靜靜地為他那親愛的爸爸哭泣。”
“這很正常。”我說。
“正常？他父親是個老混帳。首先，他本來就不該與他重歸於好；如今又像個小孩似地為他哭泣。他哭時真流著淚，我看見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說道。
“那又怎麽了？這並不羞恥。”
“我認識的男子中沒有一個會這樣落淚。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說他家老頭兒是被別人故意害死的。”
“這也不是不可能。”我說。
她臉霍地發紅：
“不可能害朗貝爾父親！真荒唐！”她說。
吃罷晚飯，她到野外遊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飯時才又照麵。她一副責備而又貪婪的神態，把劉易斯的第一封信遞給了我。
“有一封美利堅的來信。”她又添了一句：“從芝加哥來的。”她邊說邊用兩隻眼睛緊緊地打量著我。
“謝謝。”
“你不拆開？”
“沒什麽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邊，喝茶時盡量不讓自己的手顫抖。我就像劉易斯第一次把我緊緊地摟在他懷裏時，難以支撐這具散架的軀體。羅貝爾前來救助，他給納迪娜提出許多有關《警覺》雜誌的問題，直到我找到了藉口，迴到了自己的房間。我的手指是多麽的笨拙，拆信時，把裏邊的那頁黃顏色的信紙也撕破了。劉易斯就要神奇地從這頁信紙中出現，令人消魂。信是用打字機打的，寫得歡快、客氣但空洞，我一時驚愕地凝望著信末的簽名，它就像一塊墓石般殘酷無情，即使讀上百遍，把它讀爛了，我也無法從中擠出一句新的話語，擠出一個微笑、一個親吻，我盡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後，得到的仍然是一頁空紙。劉易斯呆在芝加哥，他在繼續生活，沒有我他也仍然在繼續生活。我走到窗台旁，凝望著夏日的天空、幸福的樹木，終於明白了我的痛苦隻不過剛剛開始。仍舊那般沉寂，但是，已經沒有任何希望，這種沉寂將永遠持續下去。一旦我們的軀體不再接觸，我們的目光不再匯合，我們倆還有什麽共同的東西？我們的過去已經忘卻，我們的未來已經消失，周圍的人們講的已經不是共同的語言，連鍾聲也在譏笑我們：這兒是陽光閃耀的清晨，那芝加哥的房間裏是沉寂的黑夜，我們再也不能相約，哪怕相見在蒼天。不，他和我之間不存在任何通道：除了我喉間的這陣陣嗚咽。可連這嗚咽聲我也在盡力抑製。
幸虧波爾來電話，讓我這天去看她。也許在分擔她的憂傷的同時，我最終能忘卻自己的悲傷？我坐在公共汽車裏，身邊挨著納迪娜，她正在用心不良地算計著什麽。我暗暗地自問：最終會習慣嗎？我會適應吧？我在巴黎的街頭可以遇到成千上萬的男人，他們都和劉易斯一樣長著兩隻胳膊、兩條大腿，可絕沒有他那樣的臉龐。天底下的男人那麽多，可卻沒有一個與他那麽相似；天底下的道路一條條，可卻沒有一條通向他的懷抱；愛情的話語何其豐富，可卻沒有一句向我傾吐，這真不可思議。溫馨與幸福的希望隨處都從我身邊輕輕掠過，但那春日的溫柔卻從未潛入我的軀體。我慢慢地沿著河畔走去。我迴家不久，波爾曾作了巨大努力來到我家中，快樂地收下了我從美利堅帶迴來的禮物，可是她在聽我的所見所聞，迴答我的提問時卻仍舊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迴來後尚未去過她家，可我驚詫地發現這大街小巷就像波爾一樣，仍舊是那麽熟悉。我不在家的這段時間裏，一切都沒有變化！什麽事情都未曾發生過，仍舊是以前的那些招牌：“專營撒克遜珍奇鳥類”，拴在窗台欄杆上的那隻小猴子也仍舊在剝花生吃。一個流浪漢坐在石階上，一邊抽著煙，一邊看著身邊的一捆破衣爛裳。當我推開大門時，門仍舊撞在一隻垃圾桶上，連地毯上的每一個窟窿也原封不動。耳邊響起一陣久久不斷的電話鈴聲，波爾裹著一件有些褶皺的絲質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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