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妙的一夜。”劉易斯說。他向我指了指一把長椅：“您願意坐在這兒嗎？”
“隨您。”
“一個總是迴答‘隨您’的女人是多麽令人愉快。”劉易斯快活地說。他坐在我身旁，用胳膊摟著我，“我們相互如此默契，這真怪。”他滿懷柔情地說，“我向來跟誰都合不到一塊兒。”
“那肯定是別人的過錯。”我說。
“不，是我的錯，我這人難相處。”
“我看不難。”
“可憐的高盧小丫頭，您要求可不很高！”
我把頭依偎在他的懷裏，諦聽著他的心髒的跳動。我還能再要求什麽呢？我的麵頰下跳動著這顆健壯而堅韌的心髒，我的周圍閃爍著這珍珠般閃亮的灰濛濛的夜：這是個專為我準備的夜晚。這樣的夜晚我會不去享受，絕對難以想像。“然而，”我心裏想，“若菲利普當初來到紐約，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裏。”我不會愛上菲利普，對此我敢肯定，要不然我就不會與劉易斯重逢了，我們倆的愛情也就不會存在。如此一番想像，的確令人心頭慌亂，就好比極力去想像當初也許可能不會降生於世或者有可能投胎於另一個人。我低聲說：
“當我想起我有可能不給您打電話！想起您也有可能不給我迴話，那將是多麽遺憾。”
“噢！”劉易斯說，“我不可能不與您重逢！”
他聲音中充滿如此的信念，我激動得喘不過氣來。我把雙唇放在他心髒跳動的地方，心中暗暗在想：“他決不會為這次重逢感到遺憾！”兩天後我就要離去，未來重又存在了，但是，我們定能把未來創造成幸福。我抬起了頭：
“劉易斯，如果您確實願意，我春天再來這兒呆上兩三個月。”
“無論您何時再來，這兒永遠是春天。”劉易斯說。
我們緊緊地摟抱著，久久地凝望著星星。隻見一顆流星在空中飛快地掠過，我連忙說：
“許個願吧！”
劉易斯微微一笑：“我已經許過了。”
我喉嚨眼緊緊一縮。我知道他許了個什麽願，我也知道這一個願望將無法實現。那兒，在巴黎，我的生活在等待著我，那是我苦心經營了二十年的生活，對它決不會有任何質疑。我春天時再來，可是來了還是要走。
第二天，我採購了整整一天的東西。想起了巴黎，想起了巴黎城那可憐的貨架和打扮寒酸的婦女，我給大家什麽都買了一點，整整有一大摞東西。我們在外麵的餐館吃了晚餐。當我搭著劉易斯的胳膊登上木梯時，我心裏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儲氣罐的燈泡也最後一次在天地間閃亮。我走進了房間，房間裏仿佛闖進了殺人兇手，剛剛殺害了一名婦女，把她的衣櫥翻得亂七八糟。我的兩隻行李箱大開著，床上、椅子上和地板上丟滿了尼龍內衣、長統襪、脂粉、衣料、鞋子和披肩等，瀰漫著愛情、死亡和大災大難的氣息。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殯儀廳：所有這些物品都是一位已故女人的聖物，是她就要帶往彼世的臨終聖體。我雙腳就像被釘子釘了似的呆立在原地。劉易斯走近衣櫥，打開了一個抽屜，從中拿出一個淡紫色的紙盒，顯得不好意思地遞給了我：
“這是我為您買的！”
薄薄的紗紙下，放著一朵芬芳馥鬱的潔白的鮮花。我拿起花朵，緊貼著自己的嘴巴，嗚咽著撲倒在床上。
“不要把它吃了。”劉易斯說，“法國人吃花嗎？”
對，有人死去了，那是一位每日清晨起來時紅潤、溫暖、笑盈盈的女子。我咬著花朵，真恨不得在它濃鬱的芬芳中昏死過去，徹底地昏死過去。但是，我是活著進入了睡眠之中。第二天清晨，劉易斯陪我到了那條大街的拐角，我們事先已經商定在這兒分手。他向一輛出租汽車打了個手勢，我上了車，門咣當一響，車子轉過街角，劉易斯消失了。
“是您丈夫嗎？”司機問我。
“不是。”我答道。
“他顯得那麽悲傷！”
“他不是我丈夫。”
他悲傷，我自然也悲傷！但是，這已經不是同樣的悲傷，兩人都是孤燈隻影。他孤單單走進空蕩蕩的房間，我孤零零登上飛機。
要從一個世界越向另一個世界，從一個肉體過渡到另一個肉體，僅僅十八個小時，這太短暫了，羅貝爾突然朝我一笑，此時此刻，我還在芝加哥，火辣辣的麵頰還緊貼著花朵。我也微微一笑，挽起他的胳膊，開始訴說起來。我在信中已經向他訴說了不少見聞。然而，當我一張開嘴巴，我便感覺到我釋放出的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我剛剛度過的那一個個如此生機勃勃的日子突然間全都成了化石；我的身後隻留下了石板一般的凝固了的過去；劉易斯的微笑重又像銅像的冷麵般僵硬。我在這兒，漫步在從未離開的街道上，緊挨著從未分離的羅貝爾，訴說著一個與任何人都毫無關係的故事。這5月末的天是多麽藍，大街小巷都在賣鈴蘭花，流動攤販小車的綠色篷布上擺著一紮紮用紅紙包了半截的蘆筍：在這片土地上，鈴蘭花、蘆筍，全都是珍貴的寶物。女人們穿著色彩歡快的布裙，可她們的皮膚和頭發在我看來是那麽暗無光澤！狹窄的馬路上那散亂的車子是多麽舊，多麽小，多麽破，櫥窗裏早已褪色的絨布上陳列的商品又是多麽寒酸！我不可能看錯：這嚴峻的景象向我表明我重又踏入了現實之中。片刻後，更令人無法否認的是，我重又感覺到了我嘴中的那股味道：憂患的滋味。羅貝爾隻對我講有關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個個提問，顯然，事情沒有按照他的願望發展。貧困、不安，毫無疑問，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們便去了聖馬丁。天氣溫暖，我們坐在園子裏。羅貝爾一開口說話，我便發現自己並沒有猜錯：他心情十分沉重。共產黨人向他發起了攻擊，早在一年前，他就擔心這遲早會來臨，除了在其他報紙上，他們還在《鐵鑽》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傷害了他。這篇文章也傷害了我。文中把羅貝爾描寫成一位老理想主義者，無法適應目前嚴酷的現實；可我反倒覺得他對共產黨人作出的讓步太大了，對他昔日的東西放棄得太多了。
“這是惡意中傷。”我說，“誰也不會這麽看您，連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會這麽看。”
“啊！我不清楚。”羅貝爾說，繼又一聳肩膀：“有時我自己也想我確實太老了。”
“您並不老！”我說，“我離開時，您並不老，您答應我您不變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說我的年輕時代已過吧。”
“您一點也沒有反擊？”
“沒有。要反擊的東西太多了。再說眼下不是時候。”
自5月5日以來，一大批所謂的同情者乘共產黨人失敗之機，紛紛與他們分道揚鑣。人民共和運動獲勝，戴高樂坐立不安，美國黨窺伺時機，左派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攜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繼後的選舉到來之時，革命解放聯合會最好還是偃旗息鼓，暫停活動。但是，羅貝爾作出這個決定時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如果說要繼續進行左派聯合，就不能不傷害共產黨人利益的話，那這也是共產黨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羅貝爾怨恨共產黨人搞宗派主義。在公開場合，他時時戒備，不願責罵共產黨，可在私下他並不約束自己，這兩天來，他多次猛烈地咒罵他們。顯然，他能跟我說說話，這是對他的一種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許並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這個占據了位置的女人對他是有所幫助的。我占據的這個位置是我的位置，毫無疑問，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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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您。”
“一個總是迴答‘隨您’的女人是多麽令人愉快。”劉易斯快活地說。他坐在我身旁，用胳膊摟著我，“我們相互如此默契，這真怪。”他滿懷柔情地說，“我向來跟誰都合不到一塊兒。”
“那肯定是別人的過錯。”我說。
“不，是我的錯，我這人難相處。”
“我看不難。”
“可憐的高盧小丫頭，您要求可不很高！”
我把頭依偎在他的懷裏，諦聽著他的心髒的跳動。我還能再要求什麽呢？我的麵頰下跳動著這顆健壯而堅韌的心髒，我的周圍閃爍著這珍珠般閃亮的灰濛濛的夜：這是個專為我準備的夜晚。這樣的夜晚我會不去享受，絕對難以想像。“然而，”我心裏想，“若菲利普當初來到紐約，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裏。”我不會愛上菲利普，對此我敢肯定，要不然我就不會與劉易斯重逢了，我們倆的愛情也就不會存在。如此一番想像，的確令人心頭慌亂，就好比極力去想像當初也許可能不會降生於世或者有可能投胎於另一個人。我低聲說：
“當我想起我有可能不給您打電話！想起您也有可能不給我迴話，那將是多麽遺憾。”
“噢！”劉易斯說，“我不可能不與您重逢！”
他聲音中充滿如此的信念，我激動得喘不過氣來。我把雙唇放在他心髒跳動的地方，心中暗暗在想：“他決不會為這次重逢感到遺憾！”兩天後我就要離去，未來重又存在了，但是，我們定能把未來創造成幸福。我抬起了頭：
“劉易斯，如果您確實願意，我春天再來這兒呆上兩三個月。”
“無論您何時再來，這兒永遠是春天。”劉易斯說。
我們緊緊地摟抱著，久久地凝望著星星。隻見一顆流星在空中飛快地掠過，我連忙說：
“許個願吧！”
劉易斯微微一笑：“我已經許過了。”
我喉嚨眼緊緊一縮。我知道他許了個什麽願，我也知道這一個願望將無法實現。那兒，在巴黎，我的生活在等待著我，那是我苦心經營了二十年的生活，對它決不會有任何質疑。我春天時再來，可是來了還是要走。
第二天，我採購了整整一天的東西。想起了巴黎，想起了巴黎城那可憐的貨架和打扮寒酸的婦女，我給大家什麽都買了一點，整整有一大摞東西。我們在外麵的餐館吃了晚餐。當我搭著劉易斯的胳膊登上木梯時，我心裏想：“這是最後一次了！”儲氣罐的燈泡也最後一次在天地間閃亮。我走進了房間，房間裏仿佛闖進了殺人兇手，剛剛殺害了一名婦女，把她的衣櫥翻得亂七八糟。我的兩隻行李箱大開著，床上、椅子上和地板上丟滿了尼龍內衣、長統襪、脂粉、衣料、鞋子和披肩等，瀰漫著愛情、死亡和大災大難的氣息。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殯儀廳：所有這些物品都是一位已故女人的聖物，是她就要帶往彼世的臨終聖體。我雙腳就像被釘子釘了似的呆立在原地。劉易斯走近衣櫥，打開了一個抽屜，從中拿出一個淡紫色的紙盒，顯得不好意思地遞給了我：
“這是我為您買的！”
薄薄的紗紙下，放著一朵芬芳馥鬱的潔白的鮮花。我拿起花朵，緊貼著自己的嘴巴，嗚咽著撲倒在床上。
“不要把它吃了。”劉易斯說，“法國人吃花嗎？”
對，有人死去了，那是一位每日清晨起來時紅潤、溫暖、笑盈盈的女子。我咬著花朵，真恨不得在它濃鬱的芬芳中昏死過去，徹底地昏死過去。但是，我是活著進入了睡眠之中。第二天清晨，劉易斯陪我到了那條大街的拐角，我們事先已經商定在這兒分手。他向一輛出租汽車打了個手勢，我上了車，門咣當一響，車子轉過街角，劉易斯消失了。
“是您丈夫嗎？”司機問我。
“不是。”我答道。
“他顯得那麽悲傷！”
“他不是我丈夫。”
他悲傷，我自然也悲傷！但是，這已經不是同樣的悲傷，兩人都是孤燈隻影。他孤單單走進空蕩蕩的房間，我孤零零登上飛機。
要從一個世界越向另一個世界，從一個肉體過渡到另一個肉體，僅僅十八個小時，這太短暫了，羅貝爾突然朝我一笑，此時此刻，我還在芝加哥，火辣辣的麵頰還緊貼著花朵。我也微微一笑，挽起他的胳膊，開始訴說起來。我在信中已經向他訴說了不少見聞。然而，當我一張開嘴巴，我便感覺到我釋放出的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我剛剛度過的那一個個如此生機勃勃的日子突然間全都成了化石；我的身後隻留下了石板一般的凝固了的過去；劉易斯的微笑重又像銅像的冷麵般僵硬。我在這兒，漫步在從未離開的街道上，緊挨著從未分離的羅貝爾，訴說著一個與任何人都毫無關係的故事。這5月末的天是多麽藍，大街小巷都在賣鈴蘭花，流動攤販小車的綠色篷布上擺著一紮紮用紅紙包了半截的蘆筍：在這片土地上，鈴蘭花、蘆筍，全都是珍貴的寶物。女人們穿著色彩歡快的布裙，可她們的皮膚和頭發在我看來是那麽暗無光澤！狹窄的馬路上那散亂的車子是多麽舊，多麽小，多麽破，櫥窗裏早已褪色的絨布上陳列的商品又是多麽寒酸！我不可能看錯：這嚴峻的景象向我表明我重又踏入了現實之中。片刻後，更令人無法否認的是，我重又感覺到了我嘴中的那股味道：憂患的滋味。羅貝爾隻對我講有關我的事情，澄清了我的一個個提問，顯然，事情沒有按照他的願望發展。貧困、不安，毫無疑問，我是在自己家中。
第二天，我們便去了聖馬丁。天氣溫暖，我們坐在園子裏。羅貝爾一開口說話，我便發現自己並沒有猜錯：他心情十分沉重。共產黨人向他發起了攻擊，早在一年前，他就擔心這遲早會來臨，除了在其他報紙上，他們還在《鐵鑽》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深深地傷害了他。這篇文章也傷害了我。文中把羅貝爾描寫成一位老理想主義者，無法適應目前嚴酷的現實；可我反倒覺得他對共產黨人作出的讓步太大了，對他昔日的東西放棄得太多了。
“這是惡意中傷。”我說，“誰也不會這麽看您，連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會這麽看。”
“啊！我不清楚。”羅貝爾說，繼又一聳肩膀：“有時我自己也想我確實太老了。”
“您並不老！”我說，“我離開時，您並不老，您答應我您不變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說我的年輕時代已過吧。”
“您一點也沒有反擊？”
“沒有。要反擊的東西太多了。再說眼下不是時候。”
自5月5日以來，一大批所謂的同情者乘共產黨人失敗之機，紛紛與他們分道揚鑣。人民共和運動獲勝，戴高樂坐立不安，美國黨窺伺時機，左派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攜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繼後的選舉到來之時，革命解放聯合會最好還是偃旗息鼓，暫停活動。但是，羅貝爾作出這個決定時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如果說要繼續進行左派聯合，就不能不傷害共產黨人利益的話，那這也是共產黨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羅貝爾怨恨共產黨人搞宗派主義。在公開場合，他時時戒備，不願責罵共產黨，可在私下他並不約束自己，這兩天來，他多次猛烈地咒罵他們。顯然，他能跟我說說話，這是對他的一種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許並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這個占據了位置的女人對他是有所幫助的。我占據的這個位置是我的位置，毫無疑問，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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