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汽車越過了一座座橋樑、一道道鐵軌，穿過了一個個貨棧，駛過了一條條盡是義大利商店的街道，最後停在一條小徑的一角。小徑散發著焚燒的紙味，瀰漫著濕潤的泥土芬芳，也透溢著一股貧窮的氣味。司機指了指一堵架著個木陽台的磚牆：“就在這兒。”我沿著一排柵欄走去。左側有一家小酒館，掛著燈火熄滅的紅字招牌：斯希爾茨；右側貼著一張碩大的廣告畫，畫上畫著一個理想的美國家庭，合家笑盈盈地嗅著一盤麥片粥。一座木樓梯下，放著一個垃圾桶，正冒著熱氣。我登上樓梯。在陽台上，我發現了一扇玻璃門，遮著一塊黃顏色的簾子：肯定就在裏邊。可突然間，我感到惶恐不安。富有總是包含公開的成分，然而一種貧困的生活，卻是隱秘的。我感到去敲這扇玻璃門似乎有失禮貌。我一時拿不定主意，望著這一堵堵磚牆，靠牆搭著千篇一律的樓梯和灰不溜秋的陽台；透過層頂，我瞥見了一個巨大的圓柱形的東西，呈紅、白顏色：原來是隻大儲氣罐；腳下有一塊四方形的土地，光禿禿的，中間長著一棵黑黝黝的樹，還有一架藍色風翼的小風車。一列火車在遠處駛過，陽台直晃。我叩響了門，看見走出一位相當年輕、高大的男子，他上身穿著一件皮夾克，繃得直挺挺的，他驚奇地打量了我一番。
“您真找到我的住處了？”
“我看是的。”
黃顏色的廚房裏，正中擺著一隻黑爐子，正唿唿地在燒；鋪著地漆布的地麵上堆滿了舊報紙。我發現裏邊沒有冰箱。布洛甘茫然地招了招手，指著那堆紙張說：“我正在整理。”
“我希望沒有打擾您。”
“噢，不。”他一副尷尬的神態，筆直地站立在我的麵前，“您為什麽不願讓我去旅館接您呢？”
“那是個可怖的地方。”
布洛甘的嘴上終於顯出了微笑：“那可是芝加哥最美的旅館。”
“問題就在這裏。地毯、鮮花、旅客、音樂，一切都太過分了。”
布洛甘唇邊的微笑悄悄爬上了他的雙眸：
“請往這邊走。”
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墨西哥毯子和一幅梵·高的《椅子》，然後是書、電唱機和打字機。這間房子不像是冒牌藝術家的寓所，也不像是美國人理想的典型住家。生活在此，該很愜意吧。我激動地說：
“在您這裏感到挺舒服的。”
“您覺得？”布洛甘用目光掃視著四壁。“這兒不大。”又是一陣沉默，接著他急促地說：“您不願意把大衣脫了嗎？來杯咖啡怎麽樣？我有些法國唱片，您喜歡聽嗎？聽夏爾·特萊納的？”
無疑是因為那隻唿唿在燒的大爐子或因為被2月冰冷的太陽染成金色的布簾上那棵瑟瑟戰慄的黑樹的影子，我遂起了一個念頭：“要是坐在墨西哥毯子上度過這個白天倒是挺美妙的。”可是我給布洛甘打電話是為了參觀芝加哥。我狠了狠心說：
“我想看看芝加哥城，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芝加哥大著呢。”
“領我看看其中的一角吧。”
他摸了摸皮夾克，聲音不安地說：“我有必要換一下裝嗎？”
“想到哪裏去了！我就討厭穿得筆挺筆挺的！”
他激烈地辯解道：
“我這一輩子從未穿過硬領的衣服……”
我們的微笑第一次相遇了，可他似乎還沒有放下心來：
“您不想看看屠宰場吧？”
“不。咱們到街上去隨便走走。”
街巷很多，一條條都很相似，兩旁盡是破舊的木屋和一塊塊極力想模仿郊區小園子的空地。我們也遊覽了幾條大街，街道筆直，死氣沉沉，到處都是冷颼颼的。布洛甘不安地觸摸著雙耳：“這耳朵已經硬邦邦的了，就要凍成兩截了。”
我對他頓起憐憫之心。“我們到哪家酒吧去暖暖身子吧。”
我們倆走進了一家酒吧。布洛甘要了薑汁酒，我點了美國威士忌。當我們走出門外時，天還是那麽冷。我們又進了另一家酒吧，開始閑聊起來。他曾在登陸戰後在阿登省的一個軍營裏呆過幾個月，於是就法國、戰爭、占領時期和巴黎向我問了一大堆問題。我也向他提問。他對有人聽他說話似乎感到十分幸福，可要講述自己的情況卻又感到不好意思。開始時，他遲疑不決地一句句往外掏，可很快滔滔不絕地向我道來，話中傾注著幾分熱情，我每聽到一句話就仿佛感到領受了一份禮物。他出生在芝加哥城南一家食品雜貨店主的家庭，父親是個普普通通的芬蘭人，母親是個匈牙利的猶太人。在大危機時期，他正好二十歲，經常躲進貨車的車廂在美國到處闖蕩。他當過小販，洗過餐具，做過跑堂，還幹過按摩，當過挖土工、泥瓦匠、售貨員，迫不得已時也幹過偷雞摸狗的事。在亞利桑那州那家他洗過餐具的偏僻的驛站裏，他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被一家左派雜誌發表了。於是他又寫了另一些小說。自他第一部長篇小說成功之後，他一直靠一家出版商給他發的一筆年金維持生活。
“我很想讀一讀這部書。”我說。
“下一部將更好。”
“可這一部已經寫成了。”
布洛甘一副困惑的神色審視著我：“您真的想讀？”
“對，真的。”
他站起身，向廳堂深處的電話機走去。三分鍾後他迴到桌上說道：“那部書將在今天晚飯前送到您的旅館。”
“噢！謝謝！”我熱烈地說。
他一舉一動都富有活力，因此而觸動了我。正是他這種自然的姿態馬上贏得了我對他的好感。他不知道那些客套話，那些禮節、禮貌。他那些親切的舉動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仿佛是柔情的創新。首先，我為與這位有血有肉的傳統的美國典型——自立的左派作家相遇感到欣喜。現在，我感興趣的是布洛甘，通過他的敘述，可以感覺到他並不認為對生活擁有任何權利，然而他向來具有強烈的生活欲望。這種交織著謙遜和熱望的脾性真惹我喜歡。
“您是怎麽冒出寫作念頭的？”我問道。
“我生就喜歡那種印成鉛字的紙頭，我還是個孩子時，就用剪報貼在日記本上，搞了一種報紙。”
“可能還有別的原因吧？”
他思索片刻：“我熟悉許許多多不同的人：我渴望給每個人展示其他人的真實麵目。人們撒謊何其多。”他沉默了一會兒。“二十歲時，我終於明白了大家都對我撒謊，這使我極為憤怒，我以為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才開始寫作並繼續寫下去……”
“您還一直氣憤嗎？”
“或多或少有點兒。”他有所保留地微微一笑。
“您不搞政治嗎？”我問。
“我做些細微的小事。”
簡言之，他與羅貝爾和亨利的處境相差無幾，然而他異常鎮靜，泰然處之。寫作，在電台發表講話，偶爾在群眾集會上譴責某些流弊，這著實使他滿足。有人已經跟我說過：這兒的知識分子可以安心地生活，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絕對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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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真找到我的住處了？”
“我看是的。”
黃顏色的廚房裏，正中擺著一隻黑爐子，正唿唿地在燒；鋪著地漆布的地麵上堆滿了舊報紙。我發現裏邊沒有冰箱。布洛甘茫然地招了招手，指著那堆紙張說：“我正在整理。”
“我希望沒有打擾您。”
“噢，不。”他一副尷尬的神態，筆直地站立在我的麵前，“您為什麽不願讓我去旅館接您呢？”
“那是個可怖的地方。”
布洛甘的嘴上終於顯出了微笑：“那可是芝加哥最美的旅館。”
“問題就在這裏。地毯、鮮花、旅客、音樂，一切都太過分了。”
布洛甘唇邊的微笑悄悄爬上了他的雙眸：
“請往這邊走。”
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墨西哥毯子和一幅梵·高的《椅子》，然後是書、電唱機和打字機。這間房子不像是冒牌藝術家的寓所，也不像是美國人理想的典型住家。生活在此，該很愜意吧。我激動地說：
“在您這裏感到挺舒服的。”
“您覺得？”布洛甘用目光掃視著四壁。“這兒不大。”又是一陣沉默，接著他急促地說：“您不願意把大衣脫了嗎？來杯咖啡怎麽樣？我有些法國唱片，您喜歡聽嗎？聽夏爾·特萊納的？”
無疑是因為那隻唿唿在燒的大爐子或因為被2月冰冷的太陽染成金色的布簾上那棵瑟瑟戰慄的黑樹的影子，我遂起了一個念頭：“要是坐在墨西哥毯子上度過這個白天倒是挺美妙的。”可是我給布洛甘打電話是為了參觀芝加哥。我狠了狠心說：
“我想看看芝加哥城，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芝加哥大著呢。”
“領我看看其中的一角吧。”
他摸了摸皮夾克，聲音不安地說：“我有必要換一下裝嗎？”
“想到哪裏去了！我就討厭穿得筆挺筆挺的！”
他激烈地辯解道：
“我這一輩子從未穿過硬領的衣服……”
我們的微笑第一次相遇了，可他似乎還沒有放下心來：
“您不想看看屠宰場吧？”
“不。咱們到街上去隨便走走。”
街巷很多，一條條都很相似，兩旁盡是破舊的木屋和一塊塊極力想模仿郊區小園子的空地。我們也遊覽了幾條大街，街道筆直，死氣沉沉，到處都是冷颼颼的。布洛甘不安地觸摸著雙耳：“這耳朵已經硬邦邦的了，就要凍成兩截了。”
我對他頓起憐憫之心。“我們到哪家酒吧去暖暖身子吧。”
我們倆走進了一家酒吧。布洛甘要了薑汁酒，我點了美國威士忌。當我們走出門外時，天還是那麽冷。我們又進了另一家酒吧，開始閑聊起來。他曾在登陸戰後在阿登省的一個軍營裏呆過幾個月，於是就法國、戰爭、占領時期和巴黎向我問了一大堆問題。我也向他提問。他對有人聽他說話似乎感到十分幸福，可要講述自己的情況卻又感到不好意思。開始時，他遲疑不決地一句句往外掏，可很快滔滔不絕地向我道來，話中傾注著幾分熱情，我每聽到一句話就仿佛感到領受了一份禮物。他出生在芝加哥城南一家食品雜貨店主的家庭，父親是個普普通通的芬蘭人，母親是個匈牙利的猶太人。在大危機時期，他正好二十歲，經常躲進貨車的車廂在美國到處闖蕩。他當過小販，洗過餐具，做過跑堂，還幹過按摩，當過挖土工、泥瓦匠、售貨員，迫不得已時也幹過偷雞摸狗的事。在亞利桑那州那家他洗過餐具的偏僻的驛站裏，他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被一家左派雜誌發表了。於是他又寫了另一些小說。自他第一部長篇小說成功之後，他一直靠一家出版商給他發的一筆年金維持生活。
“我很想讀一讀這部書。”我說。
“下一部將更好。”
“可這一部已經寫成了。”
布洛甘一副困惑的神色審視著我：“您真的想讀？”
“對，真的。”
他站起身，向廳堂深處的電話機走去。三分鍾後他迴到桌上說道：“那部書將在今天晚飯前送到您的旅館。”
“噢！謝謝！”我熱烈地說。
他一舉一動都富有活力，因此而觸動了我。正是他這種自然的姿態馬上贏得了我對他的好感。他不知道那些客套話，那些禮節、禮貌。他那些親切的舉動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仿佛是柔情的創新。首先，我為與這位有血有肉的傳統的美國典型——自立的左派作家相遇感到欣喜。現在，我感興趣的是布洛甘，通過他的敘述，可以感覺到他並不認為對生活擁有任何權利，然而他向來具有強烈的生活欲望。這種交織著謙遜和熱望的脾性真惹我喜歡。
“您是怎麽冒出寫作念頭的？”我問道。
“我生就喜歡那種印成鉛字的紙頭，我還是個孩子時，就用剪報貼在日記本上，搞了一種報紙。”
“可能還有別的原因吧？”
他思索片刻：“我熟悉許許多多不同的人：我渴望給每個人展示其他人的真實麵目。人們撒謊何其多。”他沉默了一會兒。“二十歲時，我終於明白了大家都對我撒謊，這使我極為憤怒，我以為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才開始寫作並繼續寫下去……”
“您還一直氣憤嗎？”
“或多或少有點兒。”他有所保留地微微一笑。
“您不搞政治嗎？”我問。
“我做些細微的小事。”
簡言之，他與羅貝爾和亨利的處境相差無幾，然而他異常鎮靜，泰然處之。寫作，在電台發表講話，偶爾在群眾集會上譴責某些流弊，這著實使他滿足。有人已經跟我說過：這兒的知識分子可以安心地生活，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絕對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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