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這件事沒有。”
“有。”她站起身子,麵對亨利:“你可以一走了之!”
多少天來,她笨拙地悶在心裏的這些話終於倒出來了。她一動不動,雙手抽搐地擰著披肩的兩端,儼然一位把自己的軀體奉獻給猛獸的殉難者。她聲音忽然變得堅定起來:“我認為你一走了之更有風度。”
“要是你知道我對風度何等不在乎……”
“若在五年前,你決不會有半點猶豫,你早就走了。”她說。
他聳聳肩膀:“這五年裏我學會了許多東西。你不也是嗎?”
“你學會了什麽?”她聲音誇張地問,“學會了妥協,學會了讓步。”
“我已經把我為什麽接受的理由給你解釋過了。”
“噢!理由總是有的,誰也不會無緣無故地牽扯進去。可問題正在這裏,必須善於推翻理由。”波爾臉色驟變,雙眼露出驚恐、哀切的神色:“你知道,你選擇了最艱難的道路,選擇了自甘寂寞與潔身自好的道路。庇薩納羅筆下的那個身披金光閃耀的潔白聖裝的小聖·喬治,我們過去常說就是你……”
“是你過去常說……”
“啊!別否認我們的過去。”她叫嚷道。
他不快地說道:“我什麽也不否認。”
“你否認你自己,你正在背叛自己的形象。我也知道是誰的責任。”她氣憤地補充道,“我總有一天要跟他算帳。”
“迪布勒伊吧?但這說到底,純屬荒謬。你對我比較了解,還不知道誰也別想指使我幹我不願意的事嘛。”
“有時,我感覺到已經一點也不了解你了。”她絕望地看著亨利說道,接著神色茫然地問道:“這真的就是你嗎?”
“我覺得是。”他一聳肩膀說道。
“可是連你自己都沒有把握。我又看到了你過去……”
他粗暴地打斷了她的話:“不要總是從過去當中來尋找我。我今天與昨天一樣真實。”
“不。我知道我們的真實何在。”她聲音激動地說道,“我要不惜一切保持我們的真實。”
“我們過去總是吵個沒完沒了!我變了,你腦子裏要牢記這一點。波爾,人都在變,人的思想和感情也同樣在變。你最終必須承認這一事實。”
“決不。”她說。淚水湧上波爾的雙眼:“請相信對這些沒完沒了的爭吵,我比你更加痛苦,若不是被逼到這一步,我決不會跟你吵。”
“誰也沒逼你。”
“我也有我的天職。”她憤怒地說,“我一定履行。我決不允許別人把你引入歧途。”
對這些誇大的字眼,他不知如何是好,聲音陰鬱地囁嚅道:“你知道這會導致何種後果?我們最終會弄得彼此仇恨的。”
“你會仇恨我?”她把臉埋進手裏,接著抬起腦袋:“如果非到這一步不可,那我也可以承受你的仇恨。”她說道,“為了愛你。”
他一聳肩膀,沒有作答,向房間走去。“必須擺脫。我要擺脫。”他氣唿唿地對自己說。
11月份,革命解放聯合會支持了多列士的要求;共產黨人也對革命解放聯合會表示了幾分善意,工廠裏人們又開始閱讀《希望報》了。可是好景不長,共產黨人憤怒地反擊亨利和薩瑪澤爾的文章:亨利在文章中指責共產黨投票贊成一千四百億軍事貸款;薩瑪澤爾那篇文章則著重指出了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就三強的政策問題產生的糾紛。對此,共產黨人作出了強烈反應,派人打入革命解放聯合會,不惜一切手段與革命解放聯合會進行鬥爭。薩瑪澤爾提出與共產黨人公開決裂,依他看,革命解放聯合會應該組成政黨,在6月的大選中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他的提議被否決,可領導委員會決定利用大選的機會,對共產黨採取不怎麽被動的政策:到時發起一次運動。
“我們並不想削弱共產黨,可我們希望它改變路線。”迪布勒伊作結論道,“那麽,眼下就是一個迫使它改變路線的良機。僅僅以我們自己的名義進行宣傳觸動不了它。可對群眾基礎,它不得不予以重視。我們鼓勵人們投左派政黨的票,但同時要提出他們的條件。目前,無產階級對共產黨怨聲載道,倘若我們引導這種不滿情緒,能夠將之改變成明確的要求,那我們就有希望迫使領導人物改變態度。”
每當迪布勒伊作出一項決定,他往往讓人感覺到他先前一切的生活似乎都是以此為基點的。當他們開完會議,像以前每個星期六一樣來到河畔一家小餐館用晚餐時,亨利再次發現了迪布勒伊的這一脾性。迪布勒伊向亨利簡述了當天夜裏準備動筆撰寫的文章,仿佛他事先早有考慮,安排文章在預定的確切時間見報。他首先指責共產黨人支持了向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借款一事:確實,這能促使繁榮早日恢複,但工人們從中得不到任何益處。
“您認為這次運動真的可以造成影響嗎?”亨利問。
迪布勒伊聳聳肩:“到時看吧。您在抵抗運動期間一直主張隻要一投入行動,就要有勝券在握的氣概。這是個很好的主張,我堅持採用。”
亨利打量了迪布勒伊一番,他心裏想“要是在去年,他決不會給予這種答覆。”眼下這段時間,迪布勒伊明顯憂心忡忡。
“換句話說,您並不抱有多大希望?”他說。
“噢!聽我說,希望還是不希望,這純粹是主觀的事。”迪布勒伊說,“如果一切以個人情緒為準,那就永無休止,最終將成為另一個斯克利亞西納。當你要作出決定時,應該考慮的不是自己。”
他的話聲和微笑之中隱含著一種隨和的味道,若在過去,這早就讓亨利動心了。但是,自從11月份的危機爆發以來,他對迪布勒伊失去了任何熱烈的情感。“他之所以對我如此信任,這樣跟我說話,是因為安娜不在場,他需要在別人身上檢驗自己的思想。”亨利思忖。同時,他也暗暗責備自己心存惡意。
迪布勒伊在《希望報》發表了一係列措辭極為激烈的文章,共產黨的報刊憤然反擊。他們把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態度與托洛茨基分子的態度作了比較,說托洛茨基分子曾以抵抗運動是為英帝國主義效勞為藉口拒絕開展抵抗運動。盡管如此,革命解放聯合會和共產黨之間這場相互攻擊,指責對方不了解工人階級真正利益的論戰還保持著比較有禮有節的態度。但是在一個周四,亨利驚愕地在《鐵鑽》報讀到了一篇文章,迪布勒伊在文中受到了極其猛烈的抨擊。文章批判了他在《警覺》雜誌連載的論著。幾個月前,迪布勒伊曾給亨利談到過此書,其中的這一章也隻是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涉及了政治問題。但是,他們卻以此為突破口,無緣無故地對迪布勒伊大加攻擊:控訴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工人階級的死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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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她站起身子,麵對亨利:“你可以一走了之!”
多少天來,她笨拙地悶在心裏的這些話終於倒出來了。她一動不動,雙手抽搐地擰著披肩的兩端,儼然一位把自己的軀體奉獻給猛獸的殉難者。她聲音忽然變得堅定起來:“我認為你一走了之更有風度。”
“要是你知道我對風度何等不在乎……”
“若在五年前,你決不會有半點猶豫,你早就走了。”她說。
他聳聳肩膀:“這五年裏我學會了許多東西。你不也是嗎?”
“你學會了什麽?”她聲音誇張地問,“學會了妥協,學會了讓步。”
“我已經把我為什麽接受的理由給你解釋過了。”
“噢!理由總是有的,誰也不會無緣無故地牽扯進去。可問題正在這裏,必須善於推翻理由。”波爾臉色驟變,雙眼露出驚恐、哀切的神色:“你知道,你選擇了最艱難的道路,選擇了自甘寂寞與潔身自好的道路。庇薩納羅筆下的那個身披金光閃耀的潔白聖裝的小聖·喬治,我們過去常說就是你……”
“是你過去常說……”
“啊!別否認我們的過去。”她叫嚷道。
他不快地說道:“我什麽也不否認。”
“你否認你自己,你正在背叛自己的形象。我也知道是誰的責任。”她氣憤地補充道,“我總有一天要跟他算帳。”
“迪布勒伊吧?但這說到底,純屬荒謬。你對我比較了解,還不知道誰也別想指使我幹我不願意的事嘛。”
“有時,我感覺到已經一點也不了解你了。”她絕望地看著亨利說道,接著神色茫然地問道:“這真的就是你嗎?”
“我覺得是。”他一聳肩膀說道。
“可是連你自己都沒有把握。我又看到了你過去……”
他粗暴地打斷了她的話:“不要總是從過去當中來尋找我。我今天與昨天一樣真實。”
“不。我知道我們的真實何在。”她聲音激動地說道,“我要不惜一切保持我們的真實。”
“我們過去總是吵個沒完沒了!我變了,你腦子裏要牢記這一點。波爾,人都在變,人的思想和感情也同樣在變。你最終必須承認這一事實。”
“決不。”她說。淚水湧上波爾的雙眼:“請相信對這些沒完沒了的爭吵,我比你更加痛苦,若不是被逼到這一步,我決不會跟你吵。”
“誰也沒逼你。”
“我也有我的天職。”她憤怒地說,“我一定履行。我決不允許別人把你引入歧途。”
對這些誇大的字眼,他不知如何是好,聲音陰鬱地囁嚅道:“你知道這會導致何種後果?我們最終會弄得彼此仇恨的。”
“你會仇恨我?”她把臉埋進手裏,接著抬起腦袋:“如果非到這一步不可,那我也可以承受你的仇恨。”她說道,“為了愛你。”
他一聳肩膀,沒有作答,向房間走去。“必須擺脫。我要擺脫。”他氣唿唿地對自己說。
11月份,革命解放聯合會支持了多列士的要求;共產黨人也對革命解放聯合會表示了幾分善意,工廠裏人們又開始閱讀《希望報》了。可是好景不長,共產黨人憤怒地反擊亨利和薩瑪澤爾的文章:亨利在文章中指責共產黨投票贊成一千四百億軍事貸款;薩瑪澤爾那篇文章則著重指出了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就三強的政策問題產生的糾紛。對此,共產黨人作出了強烈反應,派人打入革命解放聯合會,不惜一切手段與革命解放聯合會進行鬥爭。薩瑪澤爾提出與共產黨人公開決裂,依他看,革命解放聯合會應該組成政黨,在6月的大選中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他的提議被否決,可領導委員會決定利用大選的機會,對共產黨採取不怎麽被動的政策:到時發起一次運動。
“我們並不想削弱共產黨,可我們希望它改變路線。”迪布勒伊作結論道,“那麽,眼下就是一個迫使它改變路線的良機。僅僅以我們自己的名義進行宣傳觸動不了它。可對群眾基礎,它不得不予以重視。我們鼓勵人們投左派政黨的票,但同時要提出他們的條件。目前,無產階級對共產黨怨聲載道,倘若我們引導這種不滿情緒,能夠將之改變成明確的要求,那我們就有希望迫使領導人物改變態度。”
每當迪布勒伊作出一項決定,他往往讓人感覺到他先前一切的生活似乎都是以此為基點的。當他們開完會議,像以前每個星期六一樣來到河畔一家小餐館用晚餐時,亨利再次發現了迪布勒伊的這一脾性。迪布勒伊向亨利簡述了當天夜裏準備動筆撰寫的文章,仿佛他事先早有考慮,安排文章在預定的確切時間見報。他首先指責共產黨人支持了向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借款一事:確實,這能促使繁榮早日恢複,但工人們從中得不到任何益處。
“您認為這次運動真的可以造成影響嗎?”亨利問。
迪布勒伊聳聳肩:“到時看吧。您在抵抗運動期間一直主張隻要一投入行動,就要有勝券在握的氣概。這是個很好的主張,我堅持採用。”
亨利打量了迪布勒伊一番,他心裏想“要是在去年,他決不會給予這種答覆。”眼下這段時間,迪布勒伊明顯憂心忡忡。
“換句話說,您並不抱有多大希望?”他說。
“噢!聽我說,希望還是不希望,這純粹是主觀的事。”迪布勒伊說,“如果一切以個人情緒為準,那就永無休止,最終將成為另一個斯克利亞西納。當你要作出決定時,應該考慮的不是自己。”
他的話聲和微笑之中隱含著一種隨和的味道,若在過去,這早就讓亨利動心了。但是,自從11月份的危機爆發以來,他對迪布勒伊失去了任何熱烈的情感。“他之所以對我如此信任,這樣跟我說話,是因為安娜不在場,他需要在別人身上檢驗自己的思想。”亨利思忖。同時,他也暗暗責備自己心存惡意。
迪布勒伊在《希望報》發表了一係列措辭極為激烈的文章,共產黨的報刊憤然反擊。他們把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態度與托洛茨基分子的態度作了比較,說托洛茨基分子曾以抵抗運動是為英帝國主義效勞為藉口拒絕開展抵抗運動。盡管如此,革命解放聯合會和共產黨之間這場相互攻擊,指責對方不了解工人階級真正利益的論戰還保持著比較有禮有節的態度。但是在一個周四,亨利驚愕地在《鐵鑽》報讀到了一篇文章,迪布勒伊在文中受到了極其猛烈的抨擊。文章批判了他在《警覺》雜誌連載的論著。幾個月前,迪布勒伊曾給亨利談到過此書,其中的這一章也隻是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涉及了政治問題。但是,他們卻以此為突破口,無緣無故地對迪布勒伊大加攻擊:控訴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工人階級的死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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