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根本不會提出這種問題。”他答道。
“那總會提出一些問題吧？”
“問題總會不斷出現的，是不是？”他支吾搪塞道。
我追問道：“您那部歡快的小說進展如何？”
“噢，我已經不寫了。”
“小說寫得淒悽慘慘了吧？我早就有話在先。”
“我再也不寫了。”亨利抱歉地微微一笑道，“一點也不寫了。”
“算了吧！”
“文章嘛，那當然，因為文章看完也就完了。可名副其實的書，我再也沒有能耐寫了。”
他再也不能寫了，波爾的胡言亂語中也含有真情。他過去是多麽喜愛寫作，這到底是怎麽迴事？“到底是為了什麽？”我問道。
“您知道，不寫作是很自然的事。反過來倒就不正常了。”
“對您來說不一樣。”我說，“您不寫作意味著失去生命。”
我苦惱地凝視著他。我曾對波爾說，“人都在變”，然而盡管知道他們都在變化，在許多方麵卻仍然固執地把他們看作是永恆不變的。又有一顆恆星在我的天際旋轉起來了。“您是否認為在今天這個時代，寫作純屬枉然？”
“噢！不，”亨利說，“倘若有人還保持其寫作的靈感的話，那是他們的造化。就個人而言，我已經毫無創作的欲望，事情就是這樣。”他淡然一笑：“我向您和盤托出吧，我再沒有什麽可寫的了，或者這麽說吧，我想要寫的在我看來毫無意義。”
“這種心境很快就會消失的。”我說。
“我不相信。”
我心裏揪得緊緊的，放棄寫作，這對他來說該是多麽痛苦。我既遺憾又帶著幾分責怪的口氣說道：“我們經常見麵，可您從來沒有跟我們談過這事！”
“沒有機會！”
“確實，跟羅貝爾在一起，你們除了政治就無話可說！”我突然閃出了一個念頭：“您不知道做點什麽有趣的事情嗎？羅貝爾和我要在這個夏天騎自行車外出旅行，你們跟我們一起去玩兒上一兩個禮拜吧。”
“這可能很有意思。”他猶豫不決地說。
“肯定很有趣！”我這迴卻遲疑起來了：“隻是波爾不會騎自行車。”
“噢，不管怎麽說，我度假並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說，“她到時去圖爾，到她妹妹家去。”
出現了片刻沉默，我劈頭問道：
“波爾為什麽不願再想辦法重返歌壇？”
“要是您能跟我說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這段時間腦子裏都裝了些什麽？”他失望地說，繼而一聳肩膀：“她也許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機會以調整我們之間的關係。”
“這真是您內心的願望？”我問道。
“是的。”他衝動地說。“又有什麽法子呢？”他補充說道，“我早就已經不愛她了，盡管她拚命說什麽也未曾改變，這她自己心裏完全清楚。”
“我感覺到她同時生活在兩個平麵上。”我說，“她頭腦完全清醒，可同時卻又欺騙自己，認為您瘋一般地愛著她，而且認為她自己可望成為本世紀最偉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頭腦最終會占上風的，可到時她又該怎麽辦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願像個混蛋那樣行事，可我也沒有當犧牲品的天職。有時，我覺得事情很簡單：一旦不再相愛，那也就不愛了。可有的時候，我又感到不再愛波爾是我的過錯，波爾還是以前的波爾呀。”
“我想愛同樣也是過錯。”
“那怎麽辦？我還能有什麽法子呢？”他問道。
他真的一副備受折磨的神態。我再次暗自慶幸自己是個女人，因為與男人打交道遇到的問題要少得多。
“無論如何波爾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說，“不然，您就沒有出路了。任何人都無法在良心不安中過日子，但也不可能總是違心地生活。”
“也許得學會違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說道。
“不！我認為不行！”我說，“若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我簡直不明白該如何證實這種生活的意義。”
“您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嗎？”
這一問倒把我卡住了。我剛才隻不過以自己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信念來說話，可我到底在何種程度上還守著這一信念呢？連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尷尬地說：“我反正沒有不滿。”
他審視了我一番，問道：“隻要沒有不滿，你也就滿足了？”
“這就已經不錯了。”
“您變了。”他客氣地說，“您過去對自己的命運是那麽心滿意足，簡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為什麽非要我一個人保持不變呢？”我說。
可是，他沒有因此而放棄追問。“我有時覺得您的職業不像以前那樣讓您感興趣了。”
“我當然感興趣。”我說，“可您不認為目前醫治靈魂是不是沒有什麽意義了？”
“對您醫治的人來說，事關重大。”他說，“無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都一樣重要，不然區別何在？”
我猶豫了片刻說：“區別在於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說，自己以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醫治一個病人，是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能夠賦予其生活的意義。”我聳了聳肩膀：“隻有對前途充滿信心才會相信生活會具有意義。”
亨利微微一笑，兩隻眼睛在詢問著我。“前途並非那麽黑暗。”他說。
“我不知道，”我說，“也許我過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於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啞然一笑：“正是在這方麵我變化最大，我對什麽都害怕。”
“這，您就讓我驚奇了！”他說。
“我跟您說的是實話。噢，幾個星期前有人建議我元月份去美國參加一個精神分析討論會，我至今還拿不定主意。”
“為什麽？”他詫異地問。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時我又害怕。您不會害怕嗎？若處在我的位置，您會同意嗎？”
“當然！”他迴答道。“您以為會出什麽事情？”
“不會出任何特別的事。”我遲疑了一下，說道，“相互見見麵，特別是見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該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義。”他對我微微一笑，以鼓勵的口吻說道，“您準能有不少小小的發現，要是這會擾亂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覺得怪呢。無論是什麽事情落到了我們頭上，還是我們做了什麽事情，從來就不那麽重要……”
我垂下了腦袋：“是的。”我心裏想，“事情總不如我想像的那麽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會迴來的，一切都會順利，決不會出任何問題。”麵對麵的傾心交談結束了，該迴家去吃晚飯了。這親密無間、充滿信任的時光，我們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續到拂曉，也許可以超過拂曉。但是出於種種原因，不該這麽做。真不該？反正我們沒有試圖這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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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總會提出一些問題吧？”
“問題總會不斷出現的，是不是？”他支吾搪塞道。
我追問道：“您那部歡快的小說進展如何？”
“噢，我已經不寫了。”
“小說寫得淒悽慘慘了吧？我早就有話在先。”
“我再也不寫了。”亨利抱歉地微微一笑道，“一點也不寫了。”
“算了吧！”
“文章嘛，那當然，因為文章看完也就完了。可名副其實的書，我再也沒有能耐寫了。”
他再也不能寫了，波爾的胡言亂語中也含有真情。他過去是多麽喜愛寫作，這到底是怎麽迴事？“到底是為了什麽？”我問道。
“您知道，不寫作是很自然的事。反過來倒就不正常了。”
“對您來說不一樣。”我說，“您不寫作意味著失去生命。”
我苦惱地凝視著他。我曾對波爾說，“人都在變”，然而盡管知道他們都在變化，在許多方麵卻仍然固執地把他們看作是永恆不變的。又有一顆恆星在我的天際旋轉起來了。“您是否認為在今天這個時代，寫作純屬枉然？”
“噢！不，”亨利說，“倘若有人還保持其寫作的靈感的話，那是他們的造化。就個人而言，我已經毫無創作的欲望，事情就是這樣。”他淡然一笑：“我向您和盤托出吧，我再沒有什麽可寫的了，或者這麽說吧，我想要寫的在我看來毫無意義。”
“這種心境很快就會消失的。”我說。
“我不相信。”
我心裏揪得緊緊的，放棄寫作，這對他來說該是多麽痛苦。我既遺憾又帶著幾分責怪的口氣說道：“我們經常見麵，可您從來沒有跟我們談過這事！”
“沒有機會！”
“確實，跟羅貝爾在一起，你們除了政治就無話可說！”我突然閃出了一個念頭：“您不知道做點什麽有趣的事情嗎？羅貝爾和我要在這個夏天騎自行車外出旅行，你們跟我們一起去玩兒上一兩個禮拜吧。”
“這可能很有意思。”他猶豫不決地說。
“肯定很有趣！”我這迴卻遲疑起來了：“隻是波爾不會騎自行車。”
“噢，不管怎麽說，我度假並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說，“她到時去圖爾，到她妹妹家去。”
出現了片刻沉默，我劈頭問道：
“波爾為什麽不願再想辦法重返歌壇？”
“要是您能跟我說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這段時間腦子裏都裝了些什麽？”他失望地說，繼而一聳肩膀：“她也許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機會以調整我們之間的關係。”
“這真是您內心的願望？”我問道。
“是的。”他衝動地說。“又有什麽法子呢？”他補充說道，“我早就已經不愛她了，盡管她拚命說什麽也未曾改變，這她自己心裏完全清楚。”
“我感覺到她同時生活在兩個平麵上。”我說，“她頭腦完全清醒，可同時卻又欺騙自己，認為您瘋一般地愛著她，而且認為她自己可望成為本世紀最偉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頭腦最終會占上風的，可到時她又該怎麽辦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願像個混蛋那樣行事，可我也沒有當犧牲品的天職。有時，我覺得事情很簡單：一旦不再相愛，那也就不愛了。可有的時候，我又感到不再愛波爾是我的過錯，波爾還是以前的波爾呀。”
“我想愛同樣也是過錯。”
“那怎麽辦？我還能有什麽法子呢？”他問道。
他真的一副備受折磨的神態。我再次暗自慶幸自己是個女人，因為與男人打交道遇到的問題要少得多。
“無論如何波爾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說，“不然，您就沒有出路了。任何人都無法在良心不安中過日子，但也不可能總是違心地生活。”
“也許得學會違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說道。
“不！我認為不行！”我說，“若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我簡直不明白該如何證實這種生活的意義。”
“您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嗎？”
這一問倒把我卡住了。我剛才隻不過以自己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信念來說話，可我到底在何種程度上還守著這一信念呢？連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尷尬地說：“我反正沒有不滿。”
他審視了我一番，問道：“隻要沒有不滿，你也就滿足了？”
“這就已經不錯了。”
“您變了。”他客氣地說，“您過去對自己的命運是那麽心滿意足，簡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為什麽非要我一個人保持不變呢？”我說。
可是，他沒有因此而放棄追問。“我有時覺得您的職業不像以前那樣讓您感興趣了。”
“我當然感興趣。”我說，“可您不認為目前醫治靈魂是不是沒有什麽意義了？”
“對您醫治的人來說，事關重大。”他說，“無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都一樣重要，不然區別何在？”
我猶豫了片刻說：“區別在於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說，自己以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醫治一個病人，是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能夠賦予其生活的意義。”我聳了聳肩膀：“隻有對前途充滿信心才會相信生活會具有意義。”
亨利微微一笑，兩隻眼睛在詢問著我。“前途並非那麽黑暗。”他說。
“我不知道，”我說，“也許我過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於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啞然一笑：“正是在這方麵我變化最大，我對什麽都害怕。”
“這，您就讓我驚奇了！”他說。
“我跟您說的是實話。噢，幾個星期前有人建議我元月份去美國參加一個精神分析討論會，我至今還拿不定主意。”
“為什麽？”他詫異地問。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時我又害怕。您不會害怕嗎？若處在我的位置，您會同意嗎？”
“當然！”他迴答道。“您以為會出什麽事情？”
“不會出任何特別的事。”我遲疑了一下，說道，“相互見見麵，特別是見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該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義。”他對我微微一笑，以鼓勵的口吻說道，“您準能有不少小小的發現，要是這會擾亂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覺得怪呢。無論是什麽事情落到了我們頭上，還是我們做了什麽事情，從來就不那麽重要……”
我垂下了腦袋：“是的。”我心裏想，“事情總不如我想像的那麽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會迴來的，一切都會順利，決不會出任何問題。”麵對麵的傾心交談結束了，該迴家去吃晚飯了。這親密無間、充滿信任的時光，我們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續到拂曉，也許可以超過拂曉。但是出於種種原因，不該這麽做。真不該？反正我們沒有試圖這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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