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去看看外麵的熱鬧！”我說，“然後再迴來吃晚飯。”
大家興高采烈，全都表示贊同。我們沒費多大勁便到了協和廣場那一站的地鐵口，可想要進入廣場，就是另一碼子事了。台階上人山人海，為了避免走散，我們彼此緊挽著胳膊。可正當我們踏上最後一級台階時，突然發生一陣騷動，來勢如此兇猛，竟把我從羅貝爾的胳膊中沖了出來：隻留下了我和亨利，背朝著我們本來打算去的香榭麗舍大街方向。人流挾裹著我們朝杜伊利宮湧去。
“不要硬想抵擋了。”亨利說，“我們等會兒反正都要到您家聚合。隻有隨著人流去了。”
在一片歌聲、笑聲中，我們湧到了歌劇院廣場。廣場披著紅色的盛裝，映著紅色的燈火，整個兒一個紅色的世界。這真讓人有點心悸，若不小心，跌倒在地，那十有八九要被踩死，可這也令人心潮激蕩。一切都還沒有定局，過去不會再現，將來也捉摸不定，可是現在卻一片輝煌，讓我們空蕩的腦袋、幹渴的嘴巴和激烈跳動的心髒全都隨著這輝煌的現在時刻而去吧。
“您不喝一杯嗎？”亨利問道。
“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費盡周折，終於慢慢地在一條通向蒙馬特爾的大街上擺脫了人群，來到了一家小酒店。小店裏擠滿了身著軍裝的美國人，他們哼著歌曲。亨利要了香檳酒，我又渴又累加之心頭激動，因此而嗓子發幹，一口氣連喝了兩杯。
“這是節日，是不是？”我說。
“當然是。”
我們友好地相互凝望。我與亨利呆在一起，感到心情舒暢，這是很難得的。我們倆之間隔著的人太多了，有羅貝爾、納迪娜、波爾。可在這個夜晚，他在我眼裏顯得十分親近，香檳酒也給了我幾分勇氣：
“您今天晚上好像並不開心。”
“開心。”他遞給我一支煙。他確實顯得悶悶不樂。“可我在納悶，到底是誰到處放風，說《希望報》陷入困境，很可能是薩瑪澤爾。”
“您不喜歡他嗎？”我說，“我也一樣。那些不戴假麵具便不登場的虛偽傢夥真叫人討厭。”
“可是迪布勒伊倒很看重他。”亨利說。
“羅貝爾？他是認為他有所用處，但對他並無友情可言。”
“這又有什麽區別？”亨利問道。
他的語調在我聽來就如他的提問一樣奇怪。“您想說什麽意思？”
“眼下，迪布勒伊已經整個兒投入到他的事業中去了，以致他對別人表示的友情的多少，要視其用處而定。”
“這可絕對不是實際情況。”我氣憤地說。
他一副挪揄的神態看了我一眼。“我在揣摩，若我不把《希望報》向革命解放聯合會敞開大門，他還會對我有何友情。”
“他會失望的。”我說，“出於種種原因，最終迫使您接受了，他顯然會因為種種原因感到失望。”
“噢！這我同意，這類假設是愚蠢的假設。”他過於激動地說道。
我思忖羅貝爾是否給亨利造成了一種感覺，仿佛是逼他成交。確實，當羅貝爾想要不惜一切代價達到自己的目的時，他可能會十分粗暴的。若他傷害了亨利，我隻能感到遺憾。眼下，他已經相當孤立了，他千萬不該失去這份友情。
“羅貝爾對人愛得愈深，要求就會愈高。”我說道，“比如對納迪娜吧，我就發現了這一點：每當他對她的期望不那麽過分時，他對她就比較寬容。”
“啊！可為他人的利益和為自身的利益而要求嚴厲，則完全不是一迴事。若是為了前者，那才是愛的表示……”
“可對羅貝爾來說，兩者是合在一起的！”我說。
平常，我討厭談論羅貝爾，可是我無論如何也要清除我從亨利心中感覺到的這種積恨。“《希望報》與革命解放聯合會的結合在他看來是必不可少的，您應當承認這一點。”我用目光詢問著亨利：“您以為他用您用得過分隨便了？不，那是出於敬重。”
“我知道。”亨利微笑著說，“他自己明白的事情總是動不動就強加於人，得承認這是一種帶有幾分帝國主義色彩的敬重方式。”
“不管怎麽說，既然是您自己同意的，他也就沒有多少過錯了。”我說，“我不太明白您到底責怪他什麽。”
“難道我說過我責怪他什麽了嗎？”
“沒有，可這感覺得出來。”
亨利遲疑了片刻：“噢！這是件微妙的事情。”他一聳肩膀說道，“若迪布勒伊能處在我的位置上看待問題，哪怕隻有一分鍾，我都會感激的。”他十分和藹地朝我微微一笑：“可您就能做到。”
“我可不是一位幹事的女人。”我說，“不錯，”我緊接著補充道，“羅貝爾時不時故意蒙上自己的眼睛，可這並不妨礙他真正關心別人，並具備無私的情操。您實在是錯怪他了。”
“也許。”亨利開心地說，“您知道，當人們違心地接受了一件事情，心裏對逼他接受的人總是有點怨氣的。我承認這並不十分恰當。”
我帶著一種負疚的心情打量了亨利一番：
“《希望報》與革命解放聯合會建立的那些新關係，對您來說是個很重的負擔。”
“噢！現在就談不上什麽負擔了。”他說，“我已經參與了。”
“可您當時並不渴望參與。”
他淡淡一笑：“不那麽狂熱。”
他不知說過多少遍政治攪得他頭痛，可他如今卻整個兒陷了進去。我嘆息道：“斯克利亞西納的話總有一點道理吧，政治從來也沒有像今天一樣吞噬人。”
“迪布勒伊那個魔王可不容吞噬。”亨利帶著某種羨慕的口吻說道：“他寫得還跟從前一樣多。”
“一樣多。”我說道。我猶豫了一下，不過，對亨利我真的有一股子信賴感。“他寫得一樣多，可並不如以前自由。那些迴憶文章，您曾讀過其中的片段，哎，他已經放棄發表了，他說別人可以從中找到很多的武器來對付他。一想到成了社會活動家，就再也不能像作家那樣保持百分之百的誠實，真令人心寒，不是嗎？”
亨利沉默了片刻：“寫作的某種非理性，顯然是消失了。如今迪布勒伊發表的一切東西都得從他不得不考慮到的環境中去解讀，可我並不認為這會減少他的誠意。”
“事實是那些迴憶錄永遠不可能問世了，這真讓我懊惱！”
“您錯了。”他友好地說，“一個毫無保留、但也不負責任地懺悔的人，較之一個對自己所說的一切完全負責任的人，其作品並不會更真實、更全麵。”
“您這麽看？”我問道，接著我又添了一句：“您對自己也會提出這類問題嗎？”
</br>
大家興高采烈，全都表示贊同。我們沒費多大勁便到了協和廣場那一站的地鐵口，可想要進入廣場，就是另一碼子事了。台階上人山人海，為了避免走散，我們彼此緊挽著胳膊。可正當我們踏上最後一級台階時，突然發生一陣騷動，來勢如此兇猛，竟把我從羅貝爾的胳膊中沖了出來：隻留下了我和亨利，背朝著我們本來打算去的香榭麗舍大街方向。人流挾裹著我們朝杜伊利宮湧去。
“不要硬想抵擋了。”亨利說，“我們等會兒反正都要到您家聚合。隻有隨著人流去了。”
在一片歌聲、笑聲中，我們湧到了歌劇院廣場。廣場披著紅色的盛裝，映著紅色的燈火，整個兒一個紅色的世界。這真讓人有點心悸，若不小心，跌倒在地，那十有八九要被踩死，可這也令人心潮激蕩。一切都還沒有定局，過去不會再現，將來也捉摸不定，可是現在卻一片輝煌，讓我們空蕩的腦袋、幹渴的嘴巴和激烈跳動的心髒全都隨著這輝煌的現在時刻而去吧。
“您不喝一杯嗎？”亨利問道。
“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費盡周折，終於慢慢地在一條通向蒙馬特爾的大街上擺脫了人群，來到了一家小酒店。小店裏擠滿了身著軍裝的美國人，他們哼著歌曲。亨利要了香檳酒，我又渴又累加之心頭激動，因此而嗓子發幹，一口氣連喝了兩杯。
“這是節日，是不是？”我說。
“當然是。”
我們友好地相互凝望。我與亨利呆在一起，感到心情舒暢，這是很難得的。我們倆之間隔著的人太多了，有羅貝爾、納迪娜、波爾。可在這個夜晚，他在我眼裏顯得十分親近，香檳酒也給了我幾分勇氣：
“您今天晚上好像並不開心。”
“開心。”他遞給我一支煙。他確實顯得悶悶不樂。“可我在納悶，到底是誰到處放風，說《希望報》陷入困境，很可能是薩瑪澤爾。”
“您不喜歡他嗎？”我說，“我也一樣。那些不戴假麵具便不登場的虛偽傢夥真叫人討厭。”
“可是迪布勒伊倒很看重他。”亨利說。
“羅貝爾？他是認為他有所用處，但對他並無友情可言。”
“這又有什麽區別？”亨利問道。
他的語調在我聽來就如他的提問一樣奇怪。“您想說什麽意思？”
“眼下，迪布勒伊已經整個兒投入到他的事業中去了，以致他對別人表示的友情的多少，要視其用處而定。”
“這可絕對不是實際情況。”我氣憤地說。
他一副挪揄的神態看了我一眼。“我在揣摩，若我不把《希望報》向革命解放聯合會敞開大門，他還會對我有何友情。”
“他會失望的。”我說，“出於種種原因，最終迫使您接受了，他顯然會因為種種原因感到失望。”
“噢！這我同意，這類假設是愚蠢的假設。”他過於激動地說道。
我思忖羅貝爾是否給亨利造成了一種感覺，仿佛是逼他成交。確實，當羅貝爾想要不惜一切代價達到自己的目的時，他可能會十分粗暴的。若他傷害了亨利，我隻能感到遺憾。眼下，他已經相當孤立了，他千萬不該失去這份友情。
“羅貝爾對人愛得愈深，要求就會愈高。”我說道，“比如對納迪娜吧，我就發現了這一點：每當他對她的期望不那麽過分時，他對她就比較寬容。”
“啊！可為他人的利益和為自身的利益而要求嚴厲，則完全不是一迴事。若是為了前者，那才是愛的表示……”
“可對羅貝爾來說，兩者是合在一起的！”我說。
平常，我討厭談論羅貝爾，可是我無論如何也要清除我從亨利心中感覺到的這種積恨。“《希望報》與革命解放聯合會的結合在他看來是必不可少的，您應當承認這一點。”我用目光詢問著亨利：“您以為他用您用得過分隨便了？不，那是出於敬重。”
“我知道。”亨利微笑著說，“他自己明白的事情總是動不動就強加於人，得承認這是一種帶有幾分帝國主義色彩的敬重方式。”
“不管怎麽說，既然是您自己同意的，他也就沒有多少過錯了。”我說，“我不太明白您到底責怪他什麽。”
“難道我說過我責怪他什麽了嗎？”
“沒有，可這感覺得出來。”
亨利遲疑了片刻：“噢！這是件微妙的事情。”他一聳肩膀說道，“若迪布勒伊能處在我的位置上看待問題，哪怕隻有一分鍾，我都會感激的。”他十分和藹地朝我微微一笑：“可您就能做到。”
“我可不是一位幹事的女人。”我說，“不錯，”我緊接著補充道，“羅貝爾時不時故意蒙上自己的眼睛，可這並不妨礙他真正關心別人，並具備無私的情操。您實在是錯怪他了。”
“也許。”亨利開心地說，“您知道，當人們違心地接受了一件事情，心裏對逼他接受的人總是有點怨氣的。我承認這並不十分恰當。”
我帶著一種負疚的心情打量了亨利一番：
“《希望報》與革命解放聯合會建立的那些新關係，對您來說是個很重的負擔。”
“噢！現在就談不上什麽負擔了。”他說，“我已經參與了。”
“可您當時並不渴望參與。”
他淡淡一笑：“不那麽狂熱。”
他不知說過多少遍政治攪得他頭痛，可他如今卻整個兒陷了進去。我嘆息道：“斯克利亞西納的話總有一點道理吧，政治從來也沒有像今天一樣吞噬人。”
“迪布勒伊那個魔王可不容吞噬。”亨利帶著某種羨慕的口吻說道：“他寫得還跟從前一樣多。”
“一樣多。”我說道。我猶豫了一下，不過，對亨利我真的有一股子信賴感。“他寫得一樣多，可並不如以前自由。那些迴憶文章，您曾讀過其中的片段，哎，他已經放棄發表了，他說別人可以從中找到很多的武器來對付他。一想到成了社會活動家，就再也不能像作家那樣保持百分之百的誠實，真令人心寒，不是嗎？”
亨利沉默了片刻：“寫作的某種非理性，顯然是消失了。如今迪布勒伊發表的一切東西都得從他不得不考慮到的環境中去解讀，可我並不認為這會減少他的誠意。”
“事實是那些迴憶錄永遠不可能問世了，這真讓我懊惱！”
“您錯了。”他友好地說，“一個毫無保留、但也不負責任地懺悔的人，較之一個對自己所說的一切完全負責任的人，其作品並不會更真實、更全麵。”
“您這麽看？”我問道，接著我又添了一句：“您對自己也會提出這類問題嗎？”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