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去和別人相聚了。”我說。
“對，”亨利說，“是時候了。”
他們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鐵，去和別的朋友相聚。
羅貝爾和拉福利爭論激烈但不失禮貌，他們倆誰也沒有提高嗓門，可誰都譴責對方是戰爭罪人。拉福利聲音悲切地作出了決定：“我們將不得不發起攻擊。”這並沒有阻擋住羅貝爾，他仍然充滿激情地籌備原定6月份舉行的集會。可與薩瑪澤爾及亨利那席長談後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頭問我：
“我組織這次集會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驚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為什麽問我這個問題？”他微微一笑：“請您迴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遠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審視著他：“放棄集會，這是否就意味著放棄革命解放聯合會？”
“當然。”
“您與拉福利爭辯之後，曾反覆向我解釋您為什麽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步。現在到底又發生了什麽新的問題？”
“什麽也沒有發生。”羅貝爾迴答道。
“那麽，您為什麽又改變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產黨人同意？”
“當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們有可能不拆橋。”羅貝爾一時打住了話頭，猶豫了片刻，繼續說道：“我是就全局考慮這個問題。”
“就運動這個全局？”
“對。這個社會主義的歐洲，我有時不禁自問，是不是一種空想。不過，任何沒有實現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總認為什麽都沒有可能，那就永遠辦不成什麽大事，除非世上已經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個無形的對手爭辯，為自己辯護。我納悶他到底從什麽地方突然冒出這麽些疑慮。他嘆息了一聲：“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與夢想，談何容易。”
“列寧不是說過‘應該夢想’嗎？”
“說過，可條件是必須當真相信自己的夢想。問題在於我是不是當真。”
我驚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說什麽意思？”
“我如此固執不是出於挑釁、出於高傲、出於對自己的縱容吧？”
“您居然有這種顧慮，真奇怪。”我說，“平常您從來不懷疑自己。”
“我對自己的習慣也是有過懷疑的！”羅貝爾說。
“那您就對這種習慣表示懷疑吧。也許是擔心失敗或害怕事情複雜化您才試圖讓步的。”
“也許。”羅貝爾說。
“我猜想您掛記著共產黨人要向您發起攻擊，心頭不舒暢吧？”
“是的，是不舒心。”羅貝爾答道，“為了達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們非要造成最可惡的誤解不成。是的，”他補充道，“也許是我心頭的那個作家在怯懦地勸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罷休算了。”
“瞧您。”我說道，“若您開始嚴格地檢查起您的思想動機，那就永遠沒個完。還是像斯克利亞西納所說，腳踏實地吧。”
“可惜！這是一個變化不定的實地！”羅貝爾說，“特別當我們隻掌握片麵的情況的時候。對，我相信歐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這難道不是因為我堅信它必定成功的緣故嗎？”
羅貝爾提出這樣的問題，真讓我困惑不解。他憤然責備自己過分幼稚地相信了共產黨人的誠意，可是這也不該氣得他對自己懷疑到這個程度。自從我們共同生活以來，我第一次看到他試圖採取一種偷懶的解決辦法。
“您是什麽時候想到要放棄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我問道。
“噢！我並沒有實實在在地想過。”羅貝爾迴答道，“我隻是這麽問問自己而已。”
“那您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這樣問自己的？”
“兩三天了。”羅貝爾說。
“沒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沒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隻是因為您累了的緣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說。
突然，這在我眼裏顯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兩眼發紅，臉上虛腫，皮膚沒有一點光澤。“因為他已經不再年輕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還沒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無節製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這麽幹，甚至還加倍地拚命工作。也許是為了向自己證明他還年輕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聯合會、《警覺》雜誌和他的書外，他還要接待來訪、迴覆信函、處理電話，誰都有緊急的事情非要向他匯報，其中有鼓勵、有批評、有建議，也有提出的問題。若不接待他們，若不發表他們的意見，那就無異於使他們經受飢餓與幹渴，無異於逼他們去遭受貧困，去發瘋，去死，去自殺。凡來客，羅貝爾一概接待，這占去了他夜晚的時間，他幾乎從不睡覺。
“您幹得太多了！”我說，“要是您再這樣幹下去，那您就要沒命了。總有一天您的心髒會突然停止跳動，而我卻好好的！”
“還要再擠出一個月來，不能再多擠了。”他說。
“您以為休假一個月就足以恢複健康？”我思索片刻，說道，“應該想法子找幢郊區的住房。您每個星期去巴黎城兩三次，其餘時間不得接待來訪、處理電話，要安心休息。”
“憑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羅貝爾含譏帶諷地問道。
跑住房介紹所、看房子，我實在沒有多少興趣，也沒有空暇。但是看到羅貝爾那樣勞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經拿定主意，集會如期舉行，然而他心裏卻很不安，隻有取得驚人的成功，共產黨人才可能買帳。萬一他們過河拆橋，革命解放聯合會該怎麽辦？我也一樣，心裏總掛念著能否成功。與羅貝爾相比，我對個人、對生活的各種財富，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為珍視。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沒有階級的社會，人類也一定會完善自己，而不會否認自己的這些財富。
感謝老天爺，納迪娜不再向她父親吹風，說她的那些共產黨員同誌對他如何譴責了；她也不再衝著我們大加諷刺，嚴厲抨擊美帝國主義了，她的那部《資本論》也永遠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沒頭沒腦地對我說：
“實際上共產黨人和資產者是一碼子事。”
我並不感到驚奇：
“怎麽迴事？”
我當時正在卸妝準備睡覺，她坐在我臥室沙發的邊沿上。她往往選擇這種時刻跟我談盤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們都不是革命者。他們都贊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們的公道是將來的事情，眼下，他們和別人一樣，都勉強忍受著不公。再說，他們將來的社會，也隻不過是社會而已。”
“顯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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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亨利說，“是時候了。”
他們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鐵，去和別的朋友相聚。
羅貝爾和拉福利爭論激烈但不失禮貌，他們倆誰也沒有提高嗓門，可誰都譴責對方是戰爭罪人。拉福利聲音悲切地作出了決定：“我們將不得不發起攻擊。”這並沒有阻擋住羅貝爾，他仍然充滿激情地籌備原定6月份舉行的集會。可與薩瑪澤爾及亨利那席長談後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頭問我：
“我組織這次集會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驚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為什麽問我這個問題？”他微微一笑：“請您迴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遠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審視著他：“放棄集會，這是否就意味著放棄革命解放聯合會？”
“當然。”
“您與拉福利爭辯之後，曾反覆向我解釋您為什麽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步。現在到底又發生了什麽新的問題？”
“什麽也沒有發生。”羅貝爾迴答道。
“那麽，您為什麽又改變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產黨人同意？”
“當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們有可能不拆橋。”羅貝爾一時打住了話頭，猶豫了片刻，繼續說道：“我是就全局考慮這個問題。”
“就運動這個全局？”
“對。這個社會主義的歐洲，我有時不禁自問，是不是一種空想。不過，任何沒有實現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總認為什麽都沒有可能，那就永遠辦不成什麽大事，除非世上已經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個無形的對手爭辯，為自己辯護。我納悶他到底從什麽地方突然冒出這麽些疑慮。他嘆息了一聲：“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與夢想，談何容易。”
“列寧不是說過‘應該夢想’嗎？”
“說過，可條件是必須當真相信自己的夢想。問題在於我是不是當真。”
我驚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說什麽意思？”
“我如此固執不是出於挑釁、出於高傲、出於對自己的縱容吧？”
“您居然有這種顧慮，真奇怪。”我說，“平常您從來不懷疑自己。”
“我對自己的習慣也是有過懷疑的！”羅貝爾說。
“那您就對這種習慣表示懷疑吧。也許是擔心失敗或害怕事情複雜化您才試圖讓步的。”
“也許。”羅貝爾說。
“我猜想您掛記著共產黨人要向您發起攻擊，心頭不舒暢吧？”
“是的，是不舒心。”羅貝爾答道，“為了達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們非要造成最可惡的誤解不成。是的，”他補充道，“也許是我心頭的那個作家在怯懦地勸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罷休算了。”
“瞧您。”我說道，“若您開始嚴格地檢查起您的思想動機，那就永遠沒個完。還是像斯克利亞西納所說，腳踏實地吧。”
“可惜！這是一個變化不定的實地！”羅貝爾說，“特別當我們隻掌握片麵的情況的時候。對，我相信歐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這難道不是因為我堅信它必定成功的緣故嗎？”
羅貝爾提出這樣的問題，真讓我困惑不解。他憤然責備自己過分幼稚地相信了共產黨人的誠意，可是這也不該氣得他對自己懷疑到這個程度。自從我們共同生活以來，我第一次看到他試圖採取一種偷懶的解決辦法。
“您是什麽時候想到要放棄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我問道。
“噢！我並沒有實實在在地想過。”羅貝爾迴答道，“我隻是這麽問問自己而已。”
“那您是從什麽時候開始這樣問自己的？”
“兩三天了。”羅貝爾說。
“沒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沒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隻是因為您累了的緣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說。
突然，這在我眼裏顯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兩眼發紅，臉上虛腫，皮膚沒有一點光澤。“因為他已經不再年輕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還沒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無節製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這麽幹，甚至還加倍地拚命工作。也許是為了向自己證明他還年輕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聯合會、《警覺》雜誌和他的書外，他還要接待來訪、迴覆信函、處理電話，誰都有緊急的事情非要向他匯報，其中有鼓勵、有批評、有建議，也有提出的問題。若不接待他們，若不發表他們的意見，那就無異於使他們經受飢餓與幹渴，無異於逼他們去遭受貧困，去發瘋，去死，去自殺。凡來客，羅貝爾一概接待，這占去了他夜晚的時間，他幾乎從不睡覺。
“您幹得太多了！”我說，“要是您再這樣幹下去，那您就要沒命了。總有一天您的心髒會突然停止跳動，而我卻好好的！”
“還要再擠出一個月來，不能再多擠了。”他說。
“您以為休假一個月就足以恢複健康？”我思索片刻，說道，“應該想法子找幢郊區的住房。您每個星期去巴黎城兩三次，其餘時間不得接待來訪、處理電話，要安心休息。”
“憑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羅貝爾含譏帶諷地問道。
跑住房介紹所、看房子，我實在沒有多少興趣，也沒有空暇。但是看到羅貝爾那樣勞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經拿定主意，集會如期舉行，然而他心裏卻很不安，隻有取得驚人的成功，共產黨人才可能買帳。萬一他們過河拆橋，革命解放聯合會該怎麽辦？我也一樣，心裏總掛念著能否成功。與羅貝爾相比，我對個人、對生活的各種財富，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為珍視。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沒有階級的社會，人類也一定會完善自己，而不會否認自己的這些財富。
感謝老天爺，納迪娜不再向她父親吹風，說她的那些共產黨員同誌對他如何譴責了；她也不再衝著我們大加諷刺，嚴厲抨擊美帝國主義了，她的那部《資本論》也永遠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沒頭沒腦地對我說：
“實際上共產黨人和資產者是一碼子事。”
我並不感到驚奇：
“怎麽迴事？”
我當時正在卸妝準備睡覺，她坐在我臥室沙發的邊沿上。她往往選擇這種時刻跟我談盤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們都不是革命者。他們都贊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們的公道是將來的事情，眼下，他們和別人一樣，都勉強忍受著不公。再說，他們將來的社會，也隻不過是社會而已。”
“顯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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