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住話頭。他初到巴黎的幾年，有許許多多的事情可以說，可不知從何說起。
“《星期五》是份左派報紙。”瑪麗·昂熱說，“你那時就有了左派的思想？”
“我特別恐懼右派的思想。”
“為什麽？”
亨利思慮了片刻：“我當時二十歲，雄心勃勃；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才成為民主黨人。我想成為首屈一指的人物：左派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倘若競賽一開始就有人耍了花招，那下的賭注也就失去其一切價值。”
瑪麗·昂熱在本子上刷刷直記；她看上去並不聰慧。亨利搜索一些簡明易懂的詞句：“一隻黑猩猩和人類中最低能的人之間的差別要比後者與愛因斯坦之間的差別大得多！表現自我的意識，這是一種絕對的存在。”亨利正要張口往下說，可瑪麗·昂熱搶在了他的前麵：
“跟我談談你的第一步。”
“什麽第一步？”
“涉足文壇的第一步。”
“我或多或少一直都在寫點什麽。”
“《不幸的遭遇》問世時，你多大年紀？”
“二十五歲。”
“是迪布勒伊大力推薦了你吧？”
“他幫了我許多忙。”
“你是怎麽與他結識的？”
“報社派我去採訪他，可卻是他設法讓我說話；他讓我以後再去看他，我也就去了……”
“談談細節吧。”瑪麗·昂熱以抱怨的口吻說道，“你談得糟透了。”她緊緊地盯著亨利的眼睛：
“你們在一起時都交談了些什麽？”
他一聳肩膀：“什麽都談，跟普通人一樣。”
“他鼓勵你寫作了嗎？”
“是的。我一寫完《不幸的遭遇》，他就讓莫瓦納讀了，莫瓦納很快就接受了……”
“你獲得了巨大成功？”
“獲得了行家的好評。你知道，那真可笑……”
“是的，就跟我談一點可笑的事吧！”她一副誘惑的神情說道。
亨利有點猶豫。
“可笑嘛，是因為人們往往以巨大、輝煌的夢想而開始，可後來獲得了一點小小的成功，也就十分滿足了……”
瑪麗·昂熱嘆息道：
“有關你其他作品的書名及其發表年月，我都有了。你是否應徵當過兵？”
“在步兵部隊，是個二等兵。我從來沒有想過當軍官。5月9日在武齊埃附近的天神山我負了傷，被送到蒙太利馬爾；9月份迴到巴黎。”
“你在抵抗運動中具體做了些什麽？”
“呂克和我於1941年創辦了《希望報》。”
“可你還從事過其他活動？”
“這無關緊要，不談了。”
“那好。你最近的一部作品，你寫作的確切時間？”
“1941年和1943年期間。”
“你是否已經動筆寫別的東西了？”
“還沒有，不過我就要寫。”
“什麽？一部小說？”
“一部小說。可目前還十分模糊。”
“我聽說要辦一份雜誌？”
“是的，這是一份月刊，將由我和迪布勒伊負責，雜誌由莫瓦納出版，名叫《警覺》。”
“迪布勒伊正在創建的那個黨到底是怎樣一個黨派？”
“說來話長。”
“怎麽？”
“去找他打聽吧。”
“誰也接近不了他。”瑪麗·昂熱嘆了口氣，“你們都是怪人。要我有了名氣，我一天到晚讓人來採訪。”
“那你就騰不出任何時間做事了，這樣你也就一點名氣都沒有了。現在，你該行個好，讓我工作了。”
“我還有一大堆問題要問呢！你對葡萄牙有何感受？”亨利一聳肩膀：“骯髒。”
“因為什麽？”
“因為一切。”
“你再解釋一下，我總不能就這樣簡簡單單地對讀者說：骯髒。”
“那麽，你就告訴他們薩拉查的父道主義是可恥的獨裁，美國人應該盡快把他趕下台。”亨利像連珠炮似地說道，“不幸的是，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辦到的，他就要把亞速爾群島的空軍基地賣給美國人。”
瑪麗·昂熱皺了皺眉頭，亨利補充道：“如果這讓你為難，你就別說，我馬上就要在《希望報》上披露真情。”
“不，我一定要說！”瑪麗·昂熱說。她用一副深沉的神態看了看亨利：“到底是何種內因促使你作這次旅行？”
“聽著，要在事業上出人頭地，你並不非得提一些愚蠢的問題。我再跟你說一遍，行了，你還是乖乖地走吧。”
“我需要某些小插曲。”
“我沒有什麽插曲。”
瑪麗·昂熱小步離去，亨利感到有些失望：她沒有提那些應該提的問題，他也絲毫沒有談他有必要談的事情。可說到底，他該說些什麽？“我希望我的讀者了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可我自己卻沒有完全定型。”噢，再過幾天，他就要動筆投入新的創作，他一定設法係統地給自我畫個像。
他重又開始閱讀有關小說的通訊。有多少電訊和剪報需要細讀，有多少信函需要迴複，又有多少需要接待！呂克已經有話在先：他要做的事多著呢。此後的幾天裏，他獨自呆在辦公室工作，隻到睡覺時才迴波爾處。每次他剛有點時間坐下來寫專題報導，負責編排印刷的人便來索稿，有一頁就取走一頁。過分漫長的假日之後，這樣拚命工作一陣，使他感到歡悅。他在電話中聽出了斯克利亞西納的聲音，但內心沒有激起一絲熱情。
“喂，無情無義的傢夥，你迴來都四天了，還一直沒見你露麵。快到巴爾紮克街的伊斯巴飯店來。”
“抱歉，我手頭有事。”
“別抱什麽歉，快來！大夥兒等著你喝杯香檳酒敘敘友情呢。”
“誰等著？”亨利歡快地問道。
“裏麵有我。”響起了迪布勒伊的聲音。“還有安娜、朱利安。我有幾十件事要跟你談。您到底在忙乎什麽？您就不能從您那個洞穴裏出來一兩個小時？”
“我本打算星期六去您家。”亨利說。
“還是快點來伊斯巴吧。”
“行，我這就去。”
亨利掛上電話，微微一笑。他十分渴望再見到迪布勒伊。他拿起話筒，撥通了波爾：
“是我。迪布勒伊夫婦和斯克利亞西納在伊斯巴等著我們。是的，是伊斯巴飯店。具體什麽地方，我也不比你更清楚。我這就開車來接你。”
半小時後，他和波爾舉步踏下一條石階，石階的兩側站著衣著古怪的哥薩克人。波爾穿了一條長裙，嶄新嶄新的，看來這綠色配她確實不太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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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是份左派報紙。”瑪麗·昂熱說，“你那時就有了左派的思想？”
“我特別恐懼右派的思想。”
“為什麽？”
亨利思慮了片刻：“我當時二十歲，雄心勃勃；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才成為民主黨人。我想成為首屈一指的人物：左派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倘若競賽一開始就有人耍了花招，那下的賭注也就失去其一切價值。”
瑪麗·昂熱在本子上刷刷直記；她看上去並不聰慧。亨利搜索一些簡明易懂的詞句：“一隻黑猩猩和人類中最低能的人之間的差別要比後者與愛因斯坦之間的差別大得多！表現自我的意識，這是一種絕對的存在。”亨利正要張口往下說，可瑪麗·昂熱搶在了他的前麵：
“跟我談談你的第一步。”
“什麽第一步？”
“涉足文壇的第一步。”
“我或多或少一直都在寫點什麽。”
“《不幸的遭遇》問世時，你多大年紀？”
“二十五歲。”
“是迪布勒伊大力推薦了你吧？”
“他幫了我許多忙。”
“你是怎麽與他結識的？”
“報社派我去採訪他，可卻是他設法讓我說話；他讓我以後再去看他，我也就去了……”
“談談細節吧。”瑪麗·昂熱以抱怨的口吻說道，“你談得糟透了。”她緊緊地盯著亨利的眼睛：
“你們在一起時都交談了些什麽？”
他一聳肩膀：“什麽都談，跟普通人一樣。”
“他鼓勵你寫作了嗎？”
“是的。我一寫完《不幸的遭遇》，他就讓莫瓦納讀了，莫瓦納很快就接受了……”
“你獲得了巨大成功？”
“獲得了行家的好評。你知道，那真可笑……”
“是的，就跟我談一點可笑的事吧！”她一副誘惑的神情說道。
亨利有點猶豫。
“可笑嘛，是因為人們往往以巨大、輝煌的夢想而開始，可後來獲得了一點小小的成功，也就十分滿足了……”
瑪麗·昂熱嘆息道：
“有關你其他作品的書名及其發表年月，我都有了。你是否應徵當過兵？”
“在步兵部隊，是個二等兵。我從來沒有想過當軍官。5月9日在武齊埃附近的天神山我負了傷，被送到蒙太利馬爾；9月份迴到巴黎。”
“你在抵抗運動中具體做了些什麽？”
“呂克和我於1941年創辦了《希望報》。”
“可你還從事過其他活動？”
“這無關緊要，不談了。”
“那好。你最近的一部作品，你寫作的確切時間？”
“1941年和1943年期間。”
“你是否已經動筆寫別的東西了？”
“還沒有，不過我就要寫。”
“什麽？一部小說？”
“一部小說。可目前還十分模糊。”
“我聽說要辦一份雜誌？”
“是的，這是一份月刊，將由我和迪布勒伊負責，雜誌由莫瓦納出版，名叫《警覺》。”
“迪布勒伊正在創建的那個黨到底是怎樣一個黨派？”
“說來話長。”
“怎麽？”
“去找他打聽吧。”
“誰也接近不了他。”瑪麗·昂熱嘆了口氣，“你們都是怪人。要我有了名氣，我一天到晚讓人來採訪。”
“那你就騰不出任何時間做事了，這樣你也就一點名氣都沒有了。現在，你該行個好，讓我工作了。”
“我還有一大堆問題要問呢！你對葡萄牙有何感受？”亨利一聳肩膀：“骯髒。”
“因為什麽？”
“因為一切。”
“你再解釋一下，我總不能就這樣簡簡單單地對讀者說：骯髒。”
“那麽，你就告訴他們薩拉查的父道主義是可恥的獨裁，美國人應該盡快把他趕下台。”亨利像連珠炮似地說道，“不幸的是，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辦到的，他就要把亞速爾群島的空軍基地賣給美國人。”
瑪麗·昂熱皺了皺眉頭，亨利補充道：“如果這讓你為難，你就別說，我馬上就要在《希望報》上披露真情。”
“不，我一定要說！”瑪麗·昂熱說。她用一副深沉的神態看了看亨利：“到底是何種內因促使你作這次旅行？”
“聽著，要在事業上出人頭地，你並不非得提一些愚蠢的問題。我再跟你說一遍，行了，你還是乖乖地走吧。”
“我需要某些小插曲。”
“我沒有什麽插曲。”
瑪麗·昂熱小步離去，亨利感到有些失望：她沒有提那些應該提的問題，他也絲毫沒有談他有必要談的事情。可說到底，他該說些什麽？“我希望我的讀者了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可我自己卻沒有完全定型。”噢，再過幾天，他就要動筆投入新的創作，他一定設法係統地給自我畫個像。
他重又開始閱讀有關小說的通訊。有多少電訊和剪報需要細讀，有多少信函需要迴複，又有多少需要接待！呂克已經有話在先：他要做的事多著呢。此後的幾天裏，他獨自呆在辦公室工作，隻到睡覺時才迴波爾處。每次他剛有點時間坐下來寫專題報導，負責編排印刷的人便來索稿，有一頁就取走一頁。過分漫長的假日之後，這樣拚命工作一陣，使他感到歡悅。他在電話中聽出了斯克利亞西納的聲音，但內心沒有激起一絲熱情。
“喂，無情無義的傢夥，你迴來都四天了，還一直沒見你露麵。快到巴爾紮克街的伊斯巴飯店來。”
“抱歉，我手頭有事。”
“別抱什麽歉，快來！大夥兒等著你喝杯香檳酒敘敘友情呢。”
“誰等著？”亨利歡快地問道。
“裏麵有我。”響起了迪布勒伊的聲音。“還有安娜、朱利安。我有幾十件事要跟你談。您到底在忙乎什麽？您就不能從您那個洞穴裏出來一兩個小時？”
“我本打算星期六去您家。”亨利說。
“還是快點來伊斯巴吧。”
“行，我這就去。”
亨利掛上電話，微微一笑。他十分渴望再見到迪布勒伊。他拿起話筒，撥通了波爾：
“是我。迪布勒伊夫婦和斯克利亞西納在伊斯巴等著我們。是的，是伊斯巴飯店。具體什麽地方，我也不比你更清楚。我這就開車來接你。”
半小時後，他和波爾舉步踏下一條石階，石階的兩側站著衣著古怪的哥薩克人。波爾穿了一條長裙，嶄新嶄新的，看來這綠色配她確實不太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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