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對我說什麽一旦發生衝突，您希望美國獲勝！”我說。
“不管怎麽說，曆史的發展必將導致無階級社會的產生。”斯克利亞西納說，“這隻是兩三個世紀的事了。為了生活在這段時間裏的人們的幸福，我熱切地希望革命爆發在美國而不是在蘇聯統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國統治，我似乎預感到革命將出奇地緩慢，將遲遲不能爆發。”我說。
“那您想像革命將由史達林分子發起囉？革命，在1930年前後，它在法國確實美好。可在蘇聯，我向您擔保，革命就不那麽美好了。”他聳了聳肩膀：“你們是在給自己預備到時將驚詫莫名的荒誕事；等到了蘇聯人占領了法國的那一天，你們準會開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時就太晚了！”
“被蘇聯占領，連您自己也不會相信吧。”
“遺憾吶！”斯克利亞西納說，繼又嘆息道：“說來說去，還是算了吧，讓我們樂觀些吧，假設歐洲有它自己的良機吧，隻有通過每時每刻的不懈戰鬥，才可能拯救歐洲。決不能各自隻為了自己工作。”
我這下倒無言以答了。斯克利亞西納所希冀的一切，僅僅是要法國作家保持緘默，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他的判斷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他那悲切的聲音引起了我內心的反響：“我們將怎麽生活？”自晚會一開始，這一問題就一直像針刺一樣，痛苦地纏繞著我。它已經出現多少個日子，多少個星期了？
斯克利亞西納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著我：“兩者必居其一：像迪布勒伊和佩隆這樣的人要麽重新正視現實，投入到行動中去，那就需要他們全力以赴。要麽自欺欺人，硬要繼續寫作：他們的作品必定脫離現實，毫無前途。這種作品豈不就是盲目之作，隻能像亞曆山大1體詩歌一樣讓人傷心？”
1亞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國啟蒙運動時期古典詩人。著有詩體論文《批評論》。
遇到一個滔滔不絕地議論世界和他人，同時又不斷抬高自己的對話者，交談真是困難。我實在沒有把握不傷他，但我還是開了腔：
“將人們置於進退維穀的境地，實在徒勞無益，生活總會擺脫這種困境的。”
“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要麽像亞曆山大城，要麽像斯巴達城邦，不戰則敗，別無選擇。眼下，還是自己多想想這些事情為好。”他帶著某種仁義補充說道：“隻要事先有思想準備，犧牲就不再痛苦了。”
“我堅信羅貝爾決不會有任何犧牲。”
“我們一年後再談吧。”斯克利亞西納說，“一年以後，他要麽開小差，要麽再也不寫作。我不覺得他會開小差。”
“他永遠不會放下筆。”
斯克利亞西納臉上一亮：“賭點什麽？一瓶香檳？”
“我什麽也不賭。”
他淡然一笑：“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一個樣，非得親眼看到天上那一動不動的星星和路旁的裏程碑才信。”
“您知道，”我聳了聳肩膀，反唇相譏道，“那些一動不動的星星這四年旋轉得可出奇了。”
“知道。可您還不是堅信不移，法國永遠是法國，羅貝爾·迪布勒伊永遠是羅貝爾·迪布勒伊，不然，您就會覺得自己沒救了。”
“喂，”我開心地說，“您的客觀性在我看來很靠不住。”
“我不得不站在您的立場上來理解您：您藉以反對我的隻不過是主觀的信念。”斯克利亞西納說道。一絲微笑又使他那兩隻在審問似的眼睛變得熱烈起來。
“您對待事情很嚴肅，對吧？”
“因事而異。”
“有人事先就跟我說過。”他說道，“不過，我很喜歡嚴肅的女人。”
“誰跟您事先說過？”
他做了一個籠統的手勢，既包括所有人，又不指任何人：“有人唄。”
“他們跟您說了些什麽？”
“說您冷淡、嚴厲，可我不覺得。”
我緊抿雙唇，以免再提別的問題。鏡子的圈套，我有辦法戳穿。可人的目光，這令人昏眩的深潭，有誰能抵擋得住呢？我總是一身黑色，沉默寡言，也不寫作，這一切便構成了我的形象，人們有目共睹。我誰也不是。我就是我，這說來容易。可我到底是誰？到哪裏去找我？必須置身於所有大門的另一側。可若是我叩門，他們誰都不會作聲。我猛然感覺到我的麵孔在焚燒著我，我真恨不得把它撕去。
“您為何不寫作？”斯克利亞西納問。
“書已經夠多了。”
“這並非是惟一的原因。”他兩隻到處搜尋的小眼睛緊緊盯著我，“事實是您不願暴露。”
“暴露什麽？”
“您表麵看去十分自信，可心底卻極為怯懦。您就屬於那種因無所事事而引以為驕傲的人。”
我猛地打斷了他的話：“別枉費心機來分析我的心理狀態，我對它瞭若指掌。我是精神分析專家。”
“我知道。”他朝我微微一笑，“最近哪個晚上我們能不能一起吃頓晚餐？在這昏暗的巴黎城，我弄得暈頭轉向，誰也不認識了。”
我猛然想到：“啊，在他眼裏，我倒是長著大腿的。”我掏出記事本。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
“一起吃晚飯，”我說，“元月3日好嗎？”
“好，8點鍾在裏茨酒吧。行嗎？”
“行。”
我感到局促不安。噢！他對我到底持何種看法，這對我來說無關緊要。每當我從他人的意識中隱約地看到自己的形象，我總少不了恐慌一陣，可持續不了多久就會消失，因為我並不介意。此時令我心緒不寧的，是我通過並非屬於我的眼睛瞥見了羅貝爾。他真的置身於死胡同？他摟著波爾的腰肢，正帶著她旋轉，另一隻手不知在空中比畫著什麽。也許他是在給她解釋時間的流逝，反正她在笑，他也在笑，不像處於危險之中。若他身處險境，他會知道的：他很少出錯，從不欺騙自己。我走到一扇窗洞裏，躲在紅色的窗簾後麵。斯克利亞西納說了許多蠢話，可他也提出了某些問題，我無法輕而易舉地擺脫其纏繞。在那一個個漫長的日子裏，我迴避了一切問題。人們是多麽盼望這一時刻：解放、勝利，我要抓住這一時機，未來的事情明天再考慮總還來得及吧。可是，眼下卻考慮起了未來的事情，思忖羅貝爾會怎麽想。他的疑慮從不表現為沮喪的神情，而是化為超負荷的活動。難道這些談話、信函、電話和不知疲憊的工作並不掩蓋著某種焦慮嗎？他從不對我隱瞞什麽，可有時也暫時把某些憂慮埋在自己心底。“再說，”我痛苦地想到，“今天夜裏他還對波爾說：‘大家正處於交叉路口。’”他常常這樣說，我總出於怯懦而避免賦予這些詞句真正的分量。“交叉路口”。可見在羅貝爾的眼裏，世界處於危難之中。而對我來說世界就是他：他處於危險之中。當我們手挽著手在熟悉的黑暗中穿行，沿著河畔迴家時，他那滔滔不絕的話語並不足以讓我放下心來。他喝了很多，極為開心。當他一連閉門工作幾個晝夜之後，哪怕有機會出門走一走，也就成為一件了不起的壯舉。今晚的聚會經他一說，如此富於立體感，以致我仿佛看到他像個瞎子似的從中穿越了過去。他呀，簡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我聽著他侃侃而談，可我心底卻繼續在小聲自問：戰爭期間，他充滿激情撰寫的迴憶錄，至今尚未完稿，這是為什麽？莫非是個徵兆？什麽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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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麽說，曆史的發展必將導致無階級社會的產生。”斯克利亞西納說，“這隻是兩三個世紀的事了。為了生活在這段時間裏的人們的幸福，我熱切地希望革命爆發在美國而不是在蘇聯統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國統治，我似乎預感到革命將出奇地緩慢，將遲遲不能爆發。”我說。
“那您想像革命將由史達林分子發起囉？革命，在1930年前後，它在法國確實美好。可在蘇聯，我向您擔保，革命就不那麽美好了。”他聳了聳肩膀：“你們是在給自己預備到時將驚詫莫名的荒誕事；等到了蘇聯人占領了法國的那一天，你們準會開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時就太晚了！”
“被蘇聯占領，連您自己也不會相信吧。”
“遺憾吶！”斯克利亞西納說，繼又嘆息道：“說來說去，還是算了吧，讓我們樂觀些吧，假設歐洲有它自己的良機吧，隻有通過每時每刻的不懈戰鬥，才可能拯救歐洲。決不能各自隻為了自己工作。”
我這下倒無言以答了。斯克利亞西納所希冀的一切，僅僅是要法國作家保持緘默，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他的判斷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他那悲切的聲音引起了我內心的反響：“我們將怎麽生活？”自晚會一開始，這一問題就一直像針刺一樣，痛苦地纏繞著我。它已經出現多少個日子，多少個星期了？
斯克利亞西納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著我：“兩者必居其一：像迪布勒伊和佩隆這樣的人要麽重新正視現實，投入到行動中去，那就需要他們全力以赴。要麽自欺欺人，硬要繼續寫作：他們的作品必定脫離現實，毫無前途。這種作品豈不就是盲目之作，隻能像亞曆山大1體詩歌一樣讓人傷心？”
1亞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國啟蒙運動時期古典詩人。著有詩體論文《批評論》。
遇到一個滔滔不絕地議論世界和他人，同時又不斷抬高自己的對話者，交談真是困難。我實在沒有把握不傷他，但我還是開了腔：
“將人們置於進退維穀的境地，實在徒勞無益，生活總會擺脫這種困境的。”
“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要麽像亞曆山大城，要麽像斯巴達城邦，不戰則敗，別無選擇。眼下，還是自己多想想這些事情為好。”他帶著某種仁義補充說道：“隻要事先有思想準備，犧牲就不再痛苦了。”
“我堅信羅貝爾決不會有任何犧牲。”
“我們一年後再談吧。”斯克利亞西納說，“一年以後，他要麽開小差，要麽再也不寫作。我不覺得他會開小差。”
“他永遠不會放下筆。”
斯克利亞西納臉上一亮：“賭點什麽？一瓶香檳？”
“我什麽也不賭。”
他淡然一笑：“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一個樣，非得親眼看到天上那一動不動的星星和路旁的裏程碑才信。”
“您知道，”我聳了聳肩膀，反唇相譏道，“那些一動不動的星星這四年旋轉得可出奇了。”
“知道。可您還不是堅信不移，法國永遠是法國，羅貝爾·迪布勒伊永遠是羅貝爾·迪布勒伊，不然，您就會覺得自己沒救了。”
“喂，”我開心地說，“您的客觀性在我看來很靠不住。”
“我不得不站在您的立場上來理解您：您藉以反對我的隻不過是主觀的信念。”斯克利亞西納說道。一絲微笑又使他那兩隻在審問似的眼睛變得熱烈起來。
“您對待事情很嚴肅，對吧？”
“因事而異。”
“有人事先就跟我說過。”他說道，“不過，我很喜歡嚴肅的女人。”
“誰跟您事先說過？”
他做了一個籠統的手勢，既包括所有人，又不指任何人：“有人唄。”
“他們跟您說了些什麽？”
“說您冷淡、嚴厲，可我不覺得。”
我緊抿雙唇，以免再提別的問題。鏡子的圈套，我有辦法戳穿。可人的目光，這令人昏眩的深潭，有誰能抵擋得住呢？我總是一身黑色，沉默寡言，也不寫作，這一切便構成了我的形象，人們有目共睹。我誰也不是。我就是我，這說來容易。可我到底是誰？到哪裏去找我？必須置身於所有大門的另一側。可若是我叩門，他們誰都不會作聲。我猛然感覺到我的麵孔在焚燒著我，我真恨不得把它撕去。
“您為何不寫作？”斯克利亞西納問。
“書已經夠多了。”
“這並非是惟一的原因。”他兩隻到處搜尋的小眼睛緊緊盯著我，“事實是您不願暴露。”
“暴露什麽？”
“您表麵看去十分自信，可心底卻極為怯懦。您就屬於那種因無所事事而引以為驕傲的人。”
我猛地打斷了他的話：“別枉費心機來分析我的心理狀態，我對它瞭若指掌。我是精神分析專家。”
“我知道。”他朝我微微一笑，“最近哪個晚上我們能不能一起吃頓晚餐？在這昏暗的巴黎城，我弄得暈頭轉向，誰也不認識了。”
我猛然想到：“啊，在他眼裏，我倒是長著大腿的。”我掏出記事本。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
“一起吃晚飯，”我說，“元月3日好嗎？”
“好，8點鍾在裏茨酒吧。行嗎？”
“行。”
我感到局促不安。噢！他對我到底持何種看法，這對我來說無關緊要。每當我從他人的意識中隱約地看到自己的形象，我總少不了恐慌一陣，可持續不了多久就會消失，因為我並不介意。此時令我心緒不寧的，是我通過並非屬於我的眼睛瞥見了羅貝爾。他真的置身於死胡同？他摟著波爾的腰肢，正帶著她旋轉，另一隻手不知在空中比畫著什麽。也許他是在給她解釋時間的流逝，反正她在笑，他也在笑，不像處於危險之中。若他身處險境，他會知道的：他很少出錯，從不欺騙自己。我走到一扇窗洞裏，躲在紅色的窗簾後麵。斯克利亞西納說了許多蠢話，可他也提出了某些問題，我無法輕而易舉地擺脫其纏繞。在那一個個漫長的日子裏，我迴避了一切問題。人們是多麽盼望這一時刻：解放、勝利，我要抓住這一時機，未來的事情明天再考慮總還來得及吧。可是，眼下卻考慮起了未來的事情，思忖羅貝爾會怎麽想。他的疑慮從不表現為沮喪的神情，而是化為超負荷的活動。難道這些談話、信函、電話和不知疲憊的工作並不掩蓋著某種焦慮嗎？他從不對我隱瞞什麽，可有時也暫時把某些憂慮埋在自己心底。“再說，”我痛苦地想到，“今天夜裏他還對波爾說：‘大家正處於交叉路口。’”他常常這樣說，我總出於怯懦而避免賦予這些詞句真正的分量。“交叉路口”。可見在羅貝爾的眼裏，世界處於危難之中。而對我來說世界就是他：他處於危險之中。當我們手挽著手在熟悉的黑暗中穿行，沿著河畔迴家時，他那滔滔不絕的話語並不足以讓我放下心來。他喝了很多，極為開心。當他一連閉門工作幾個晝夜之後，哪怕有機會出門走一走，也就成為一件了不起的壯舉。今晚的聚會經他一說，如此富於立體感，以致我仿佛看到他像個瞎子似的從中穿越了過去。他呀，簡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我聽著他侃侃而談，可我心底卻繼續在小聲自問：戰爭期間，他充滿激情撰寫的迴憶錄，至今尚未完稿，這是為什麽？莫非是個徵兆？什麽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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