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上天是派您來擦亮他們的眼睛囉？”
我聲音生硬，斯克利亞西納淡然一笑：
“您會下象棋嗎？”
“很不高明。”
他繼續掛著笑容，那股學究氣早已從他臉上消失了。我們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氣相投。我心想，他又要來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這魅力確實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時，要是我作為旁觀者觀戰，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藝不比他們高明，那麽，這裏情形也是如此：我是從外邊來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麽了？”
“死胡同。”
“什麽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這樣問他。在很長時間裏，我們一直肩並肩生活在一起，沒有任何旁觀者；這束來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緒不寧。
“法國知識分子已置身於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們頭上了。”他帶著某種洋洋自得的神態繼續說道，“他們的藝術，他們的思想，隻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況下才有其存在的意義。倘若他們想要人為地挽救這一文明，其結果必定一無所獲，他們將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賦予藝術和思想。”
“羅貝爾並非生來第一次積極從事政治。”我說，“政治活動從未妨礙他寫作。”
“不錯，1934年，迪布勒伊犧牲了許多時間投入反法西斯鬥爭。”斯克利亞西納口氣文雅地說，“可當時，他的道德觀與其文學觀似乎可以調和。”他又慍怒地接著說，“在法國，你們從未緊迫地感覺到曆史的重擔。在蘇聯，在奧地利，在德國，曆史的重擔是無法逃避的。正因為如此，比如我就不寫作。”
“您過去寫過。”
“您以為我就不夢想創作別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顧不上。”他一聳肩膀，“隻有曆史上有過那種可惡的人文主義傳統，才會麵臨史達林和希特勒而去關心什麽文化問題。顯而易見，”他繼續說，“在狄德羅1、維克多·雨果2和多列士3的故國，人們總是想像文化和政治可以攜手並進。巴黎長時間自視為雅典。雅典已經不複存在，早完蛋了。”
1狄德羅（1713～1784）：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文學家。
2維克多·雨果（1802～1885）：法國作家。主要作品有《九三年》、《悲慘世界》等。
3多列士（1900～1964）：法國共產黨前總書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長住莫斯科，二戰後曾任法國副總理。著有《人民之子》。
“至於曆史的緊迫感，我認為羅貝爾在這方麵比您強。”
“我並不攻擊您的丈夫。”斯克利亞西納隻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這句話的完整意義，而充其量隻把它當作夫妻間感情忠誠的一種強烈表示。“實際上，”他補充說道，“我一直認為目前兩個最偉大的思想家是羅貝爾·迪布勒伊和托馬斯·曼。問題正是這樣：我之所以預言迪布勒伊必將放棄文學，是因為我堅信他頭腦清醒。”
我聳了聳肩膀。要是他想以此來奉承我，那可看錯了對象，我打心眼裏厭惡托馬斯·曼。
“羅貝爾決不會放棄寫作。”我說。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處，”斯克利亞西納說，“在於他善於把對美的執著追求與革命精神熔於一爐。他在生活中也達到了類似的平衡：他一方麵組織‘警覺委員會’，一方麵勤於寫作。可如今的問題是，這一和諧的平衡已經不可能存在了。”
“羅貝爾一定能獲得新的平衡，請相信他。”我說。
“他必將犧牲其美的追求。”斯克利亞西納說道。他臉上閃現出喜悅，得意地問道：
“您研究過史前史嗎？”
“比下象棋強不了多少。”
“可您也許知道，壁畫和在廢墟中挖掘出來的文物表明了藝術的發展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連續不斷的。可突然，繪畫與雕塑消失了，人們發現了數個世紀的空白，這一空白與新技術的興起恰好吻合。那麽，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紀元，由於種種不同的原因，人類必將麵臨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再也不容人類擁有自我表現的奢望。”
“類推證明不了什麽問題。”我說。
“就不這麽比方了。”斯克利亞西納耐心地說，“我以為正是由於你們親身經曆了這場戰爭，因此很難清醒地理解它的含義。一場戰爭絕不等於一個社會乃至一個世界的徹底摧毀，僅僅是摧毀的開端。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必將引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而導致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感知方式本身的革命：我們將很難迴憶我們過去的麵貌。到時，藝術和文學在我們眼裏將隻不過是過了時的消遣而已。”
我搖了搖頭，斯克利亞西納激情如火，繼續說：
“噢，一旦哪一天世界的霸權掌握在蘇聯或美國的手中，法國作家的使命還會有什麽意義？到時誰也不會理解他們，甚至都不會有人再講他們的語言。”
“聽您說話的口氣，仿佛這一前景令您神往。”我說。
他一聳肩膀：“這是典型的女人之見，她們沒有能力腳踏實地和客觀地看問題。”
“就讓我們腳踏實地吧。”我說，“客觀上，絕沒有證明整個世界一定會屬於美國或蘇聯。”
“遲早會的，這是必定的。”他一揮手，止住了我的話，向我露出了斯拉夫人那漂亮的笑臉：“我理解您。解放剛剛不久，你們大家都還沉浸在歡樂之中。四年裏，你們吃了許多苦，你們認為付出的代價已經夠多了。可是，代價是永遠付不夠的。”他突然尖刻地說，直盯著我的眼睛：“您是否知道在華盛頓有一派勢力十分強大，他們執意要擴大戰役，一直打到莫斯科？用他們的觀點看，他們確有道理。美帝國主義和蘇聯極權主義如出一轍，都堅決要求無限地擴張；他們兩個國家無論如何得決一雌雄。”他的聲音變得淒涼起來，“您自以為是在慶賀德國的失敗，可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拉開了序幕。”
“這隻是您個人的判斷。”
“我知道迪布勒伊堅信和平能夠實現，並相信歐洲也有實現這種和平的可能。”斯克利亞西納說道，繼又寬厚地一笑：“偉大的思想家也有出錯的時候，我們最終不是被史達林所吞併，就是被美國所侵占。”
“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什麽死胡同可言了。”我樂嗬嗬地說，“再擔心也無濟於事；那些以寫作為樂的人盡管去寫好了。”
“要是沒有任何人讀您的東西，還硬要去寫，是多麽愚蠢的遊戲啊！”
“當一切全都完蛋，也就隻好玩耍愚蠢的遊戲了。”
斯克利亞西納不再作聲，接著臉上掠過一絲狡黠的微笑：“就某種局勢而言，不利的因素總歸要少一點吧。”他儼然在交心。“要是蘇聯獲勝，那沒什麽可說的，必定是文明的末日和我們所有人的末日。若是美國獲勝，那災難可能不那麽嚴重。假如我們得以把我們的某些價值觀強加給美國，得以保留我們的某些觀念，那麽也許可以寄希望於未來的人們，他們有一天會與我們的文化和傳統重新建立聯繫：但必須考慮徹底調動我們的一切可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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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聲音生硬，斯克利亞西納淡然一笑：
“您會下象棋嗎？”
“很不高明。”
他繼續掛著笑容，那股學究氣早已從他臉上消失了。我們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氣相投。我心想，他又要來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這魅力確實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時，要是我作為旁觀者觀戰，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藝不比他們高明，那麽，這裏情形也是如此：我是從外邊來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麽了？”
“死胡同。”
“什麽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這樣問他。在很長時間裏，我們一直肩並肩生活在一起，沒有任何旁觀者；這束來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緒不寧。
“法國知識分子已置身於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們頭上了。”他帶著某種洋洋自得的神態繼續說道，“他們的藝術，他們的思想，隻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況下才有其存在的意義。倘若他們想要人為地挽救這一文明，其結果必定一無所獲，他們將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賦予藝術和思想。”
“羅貝爾並非生來第一次積極從事政治。”我說，“政治活動從未妨礙他寫作。”
“不錯，1934年，迪布勒伊犧牲了許多時間投入反法西斯鬥爭。”斯克利亞西納口氣文雅地說，“可當時，他的道德觀與其文學觀似乎可以調和。”他又慍怒地接著說，“在法國，你們從未緊迫地感覺到曆史的重擔。在蘇聯，在奧地利，在德國，曆史的重擔是無法逃避的。正因為如此，比如我就不寫作。”
“您過去寫過。”
“您以為我就不夢想創作別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顧不上。”他一聳肩膀，“隻有曆史上有過那種可惡的人文主義傳統，才會麵臨史達林和希特勒而去關心什麽文化問題。顯而易見，”他繼續說，“在狄德羅1、維克多·雨果2和多列士3的故國，人們總是想像文化和政治可以攜手並進。巴黎長時間自視為雅典。雅典已經不複存在，早完蛋了。”
1狄德羅（1713～1784）：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文學家。
2維克多·雨果（1802～1885）：法國作家。主要作品有《九三年》、《悲慘世界》等。
3多列士（1900～1964）：法國共產黨前總書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長住莫斯科，二戰後曾任法國副總理。著有《人民之子》。
“至於曆史的緊迫感，我認為羅貝爾在這方麵比您強。”
“我並不攻擊您的丈夫。”斯克利亞西納隻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這句話的完整意義，而充其量隻把它當作夫妻間感情忠誠的一種強烈表示。“實際上，”他補充說道，“我一直認為目前兩個最偉大的思想家是羅貝爾·迪布勒伊和托馬斯·曼。問題正是這樣：我之所以預言迪布勒伊必將放棄文學，是因為我堅信他頭腦清醒。”
我聳了聳肩膀。要是他想以此來奉承我，那可看錯了對象，我打心眼裏厭惡托馬斯·曼。
“羅貝爾決不會放棄寫作。”我說。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處，”斯克利亞西納說，“在於他善於把對美的執著追求與革命精神熔於一爐。他在生活中也達到了類似的平衡：他一方麵組織‘警覺委員會’，一方麵勤於寫作。可如今的問題是，這一和諧的平衡已經不可能存在了。”
“羅貝爾一定能獲得新的平衡，請相信他。”我說。
“他必將犧牲其美的追求。”斯克利亞西納說道。他臉上閃現出喜悅，得意地問道：
“您研究過史前史嗎？”
“比下象棋強不了多少。”
“可您也許知道，壁畫和在廢墟中挖掘出來的文物表明了藝術的發展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連續不斷的。可突然，繪畫與雕塑消失了，人們發現了數個世紀的空白，這一空白與新技術的興起恰好吻合。那麽，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紀元，由於種種不同的原因，人類必將麵臨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再也不容人類擁有自我表現的奢望。”
“類推證明不了什麽問題。”我說。
“就不這麽比方了。”斯克利亞西納耐心地說，“我以為正是由於你們親身經曆了這場戰爭，因此很難清醒地理解它的含義。一場戰爭絕不等於一個社會乃至一個世界的徹底摧毀，僅僅是摧毀的開端。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必將引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而導致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感知方式本身的革命：我們將很難迴憶我們過去的麵貌。到時，藝術和文學在我們眼裏將隻不過是過了時的消遣而已。”
我搖了搖頭，斯克利亞西納激情如火，繼續說：
“噢，一旦哪一天世界的霸權掌握在蘇聯或美國的手中，法國作家的使命還會有什麽意義？到時誰也不會理解他們，甚至都不會有人再講他們的語言。”
“聽您說話的口氣，仿佛這一前景令您神往。”我說。
他一聳肩膀：“這是典型的女人之見，她們沒有能力腳踏實地和客觀地看問題。”
“就讓我們腳踏實地吧。”我說，“客觀上，絕沒有證明整個世界一定會屬於美國或蘇聯。”
“遲早會的，這是必定的。”他一揮手，止住了我的話，向我露出了斯拉夫人那漂亮的笑臉：“我理解您。解放剛剛不久，你們大家都還沉浸在歡樂之中。四年裏，你們吃了許多苦，你們認為付出的代價已經夠多了。可是，代價是永遠付不夠的。”他突然尖刻地說，直盯著我的眼睛：“您是否知道在華盛頓有一派勢力十分強大，他們執意要擴大戰役，一直打到莫斯科？用他們的觀點看，他們確有道理。美帝國主義和蘇聯極權主義如出一轍，都堅決要求無限地擴張；他們兩個國家無論如何得決一雌雄。”他的聲音變得淒涼起來，“您自以為是在慶賀德國的失敗，可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拉開了序幕。”
“這隻是您個人的判斷。”
“我知道迪布勒伊堅信和平能夠實現，並相信歐洲也有實現這種和平的可能。”斯克利亞西納說道，繼又寬厚地一笑：“偉大的思想家也有出錯的時候，我們最終不是被史達林所吞併，就是被美國所侵占。”
“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什麽死胡同可言了。”我樂嗬嗬地說，“再擔心也無濟於事；那些以寫作為樂的人盡管去寫好了。”
“要是沒有任何人讀您的東西，還硬要去寫，是多麽愚蠢的遊戲啊！”
“當一切全都完蛋，也就隻好玩耍愚蠢的遊戲了。”
斯克利亞西納不再作聲，接著臉上掠過一絲狡黠的微笑：“就某種局勢而言，不利的因素總歸要少一點吧。”他儼然在交心。“要是蘇聯獲勝，那沒什麽可說的，必定是文明的末日和我們所有人的末日。若是美國獲勝，那災難可能不那麽嚴重。假如我們得以把我們的某些價值觀強加給美國，得以保留我們的某些觀念，那麽也許可以寄希望於未來的人們，他們有一天會與我們的文化和傳統重新建立聯繫：但必須考慮徹底調動我們的一切可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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