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所有時光幾乎都在我們家度過。他父親是位西班牙籍的猶太人，他一心就想著做生意賺大錢，他自稱受到西班牙領事館的保護。迪埃戈責備他父親生活奢侈，找了一位肥肥胖胖的金發女郎做情婦。我們生活清苦，這正合他的心意。後來，他到了崇拜他人的年齡，對羅貝爾充滿敬意：一天，他帶著自己的詩作來找羅貝爾，我們就是這樣與他結識的。他與納迪娜相遇後，一見鍾情，馬上把他的愛奉獻給了她。這是他的初次戀愛，也是惟一的一次戀愛。納迪娜為感到自己不可缺少而無比激動。她把迪埃戈安頓到家裏。迪埃戈對我也很喜歡，盡管覺得我過分理智了些。晚上，納迪娜總是要我陪伴著，他和往常一樣，躺在她的身旁，常問我：“還有我呢，您不吻吻我？”我便吻吻他。那一年，我女兒和我，我們親親熱熱。我感謝她能夠保持真摯的愛情，而她也感激我沒有違背她的心願。我為什麽要那樣做呢？她當時雖然年僅十七歲，可羅貝爾和我都認為，就獲取幸福而言，任何時候都不嫌早。
他們充滿激情，善於幸福地生活。在他們身邊，我重又獲得了青春。“來跟我們一起吃晚飯吧，來，今晚是節日。”他倆一人拉著我的一隻胳膊，對我說。那一天，迪埃戈偷了他父親一塊金幣，他更愛自己動手去拿，而不願接受施捨，像他這般年紀的人就是這種脾氣。他輕而易舉地把金幣換成鈔票，與納迪娜在登月艙高低起伏的滑車道上度過了整整一個下午。晚上，當我在街上與他倆相遇時，他們正在大口咬著從麵包商後屋買來的一隻大的出奇的奶油水果餡餅。這是他們用來開胃的慣用手法。羅貝爾在電話中受到了邀請，可他不同意放下手中的工作；於是，由我陪著他倆。他們倆臉上沾滿了果醬，雙手被集市上的灰塵染得黑乎乎的，但在他們的眼睛裏分明流露出那種做了錯事還洋洋自得的傲慢神氣。飯店侍應部領班準以為他倆來這裏是要迫不及待地把來路不明的錢財揮霍一空。他給我們指了一張盡頭的餐桌，冷若冰霜但卻不失禮貌地問道：“先生沒有上裝嗎？”納迪娜把自己的上裝搭在迪埃戈那件布滿窟窿的舊粗毛線衫上，露出了皺皺巴巴又骯骯髒髒的緊身上衣。不過，還是有人服侍我們。他倆先要了冰激淩、沙丁魚，繼而又點了牛排、油炸土豆、牡蠣，最後又要上冰激淩。“不管怎樣，反正到了胃裏全部混在一起了。”他們整個嘴巴一邊往食油和奶油裏亂舔，一邊向我解釋說。他們填飽肚子是多麽快樂！盡管我到處想方設法，但我們多多少少總是挨餓。“吃吧，您吃吧。”他們不由分說地讓我吃。最後，他們拿了幾塊肉糜，放在口袋裏帶給羅貝爾。
就在此後不久，一天清晨，德國人拉響了塞拉先生的門鈴，西班牙領事換了，可他毫無耳聞。迪埃戈那天夜裏恰好在他父親家睡覺。那位金發女郎沒有受到打擾。“請轉告納迪娜，不要為我擔驚受怕。”迪埃戈說，“我會迴來的，因為我一心要迴來。”這就是從他那兒得到的最後幾句話。他平時是多麽喜愛說話，可他所說過的其他一切話語永遠被吞沒了。
時值陽春季節，天空蔚藍，桃樹披滿了玫瑰色的花朵。納迪娜和我騎著自行車在百花爭艷的小花園中穿行，我們的心頭充滿了歡樂，仿佛是在歡度和平時期的周末。然而，德郎西監獄的摩天大樓無情地戳破了這迷人的假象。那位金發女郎給一個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國人送了三百法郎1，此人不時給我們一點有關犯人的消息，並答應幫他們父子越獄。有兩次，我們透過望遠鏡瞥見了迪埃戈扒在遙遠的窗台上，他那宛如羊毛似的捲發被剃得一幹二淨，向我們微笑的不再完全是他，他那被毀壞的形象在塵世之外遊蕩。
1舊法朗，100舊法郎為1新法郎。
5月的一天下午，我們發現大軍營裏空蕩蕩的，一些草墊子曬在窗台上，窗戶大敞，牢房空無一人。在我們存放自行車的那家咖啡館裏，有人告訴我們夜裏有三列火車離開了車站。我們緊挨著架著鐵絲網的高牆，站立著窺望了許久。驀地，我們看清了在遙遠的高處兩個孤獨的身影朝我們俯著身子，年輕的那一位勝利地揮舞著貝雷帽。菲利克斯沒有撒謊，迪埃戈沒有被火車帶走。我們高興得透不過氣來，騎車向巴黎城區奔去。
“他們關在一個美國俘虜營裏。”金發女郎對我們說，“他們過得很好，天天曬太陽。”可是，她沒有見到他們的麵，我們給他們寄了粗毛線衫、巧克力，他們通過菲利克斯傳話，向我們致謝。然而，我們卻再也沒有收到他們一封親筆信。納迪娜要求得到信物：迪埃戈的戒指和一綹頭發，可他們恰好換了俘虜營，關押在遠離巴黎的某個地方。漸漸地，再也說不清他們身處何地，他們杳無音信，蹤影全無。無影無蹤與不複存在之間沒有多大差別。當菲利克斯最後心情憂鬱地告訴我們“他們早就被槍斃了”的時候，一切都已經無可挽迴了。
納迪娜接連幾夜亂喊亂叫。我從夜晚到清晨，整夜整夜地把她抱在懷裏。後來，她漸漸恢複了睡眠。開始時，迪埃戈常在黑夜裏進入她的夢境，籠罩著一種不祥的氣氛。不久以後，連幽靈也煙消雲散化為烏有了。她這樣做自有道理，我不能責備她。守著一具屍體又有何用？我知道，有人用屍首來製造旗幟、盾牌、槍枝，用來製造勳章、喇叭，乃至居室的裝飾，可還是讓他們的屍骨安息為好。無論成了豐碑還是成了宇宙間的塵埃，他們總歸是我們的兄弟。可是，我們別無選擇：他們為何離開了我們？但願他們也讓我們安寧。把他們忘了吧。讓我們生活在一起吧。我們的生活中要做的已經夠多了。死者既然死了，對他們來說，一切再也不成問題，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節日的夜晚過後，我們還要醒來，我們怎樣生活下去呀？
納迪娜與朗貝爾在歡笑，唱片在轉動，地板在我們腳下顫抖，藍色的火花在搖曳。我凝視著直躺在一塊地毯上的塞澤納克：他十有八九在夢中迴想他當初斜挎步槍、漫步巴黎的輝煌時光。我望著被德國人判了極刑，在最後時刻與一個德國俘虜交換幸免於難的塞尚爾，望著未婚妻被他不義的父親告發了的朗貝爾，望著親手宰了十二個保安隊員1的樊尚。他們將如何對待這如此沉重、如此短暫的過去，如何麵對殘缺的未來？我能有什麽法子助他們一臂之力？助人是我的份內事。我有辦法把他們安頓在長沙發上睡下，讓他們講述自己的夢，可我再也不能讓羅莎複活，再也不能使那十二個被樊尚結果了性命的保安隊員複活。即使我能成功，使他們淡忘自己的過去，可我能向他們展現怎樣的未來？我能消除恐懼、打消夢想、克製欲望、想方設法適應一切，可我能讓我們適應什麽樣的景況呢？我發現在我的周圍，再也沒有任何可以依憑的東西了。
1保安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奸組織。
確實，我酒喝得太多了，開天闢地的不是我，誰也不會找我清帳。可我為什麽無時無刻不在為他人著想？我自己照顧一下自己不也很好嗎？我讓臉頰緊貼著枕頭。我是在這裏，確實是我自己：令人憂慮的是，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可想的東西。噢！若有人問我是何許人，我可以出示身份證。為了成為精神分析醫生，我不得不先任人分析一番。他們發現我身上具有相當突出的俄狄浦斯2情結：我與一位比我年長二十歲的男人結婚，對我母親存在明顯的挑釁性，幾次同性戀的傾向性行為得以妥善了結，這一切都可以從中得到解釋。我感謝天主教的教育賦予了我極為強烈的超我意識；這正是我奉行清教主義3、自愛不足的原因所在。我對女兒的情感的雙重性源於我對母親的挑釁和對我自己的無動於衷。我的病例再普通不過了，完全屬於既定的範圍。在天主教徒的眼中，我的情況也極為平常，一旦發現了肉慾的誘惑，我便不再信仰上帝。我與一位無宗教信仰的人結了婚，這最終使我徹底失落了。從社會觀點看，羅貝爾和我屬於左派知識分子。所有這一切並非純屬無稽之談。我就這樣被明確地劃分了類別，並接受了分類，盡力去適應我的丈夫、我的職業，適應生生死死，適應大千世界及其可怖的一切。這就是我，差不多就是我，亦即誰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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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充滿激情，善於幸福地生活。在他們身邊，我重又獲得了青春。“來跟我們一起吃晚飯吧，來，今晚是節日。”他倆一人拉著我的一隻胳膊，對我說。那一天，迪埃戈偷了他父親一塊金幣，他更愛自己動手去拿，而不願接受施捨，像他這般年紀的人就是這種脾氣。他輕而易舉地把金幣換成鈔票，與納迪娜在登月艙高低起伏的滑車道上度過了整整一個下午。晚上，當我在街上與他倆相遇時，他們正在大口咬著從麵包商後屋買來的一隻大的出奇的奶油水果餡餅。這是他們用來開胃的慣用手法。羅貝爾在電話中受到了邀請，可他不同意放下手中的工作；於是，由我陪著他倆。他們倆臉上沾滿了果醬，雙手被集市上的灰塵染得黑乎乎的，但在他們的眼睛裏分明流露出那種做了錯事還洋洋自得的傲慢神氣。飯店侍應部領班準以為他倆來這裏是要迫不及待地把來路不明的錢財揮霍一空。他給我們指了一張盡頭的餐桌，冷若冰霜但卻不失禮貌地問道：“先生沒有上裝嗎？”納迪娜把自己的上裝搭在迪埃戈那件布滿窟窿的舊粗毛線衫上，露出了皺皺巴巴又骯骯髒髒的緊身上衣。不過，還是有人服侍我們。他倆先要了冰激淩、沙丁魚，繼而又點了牛排、油炸土豆、牡蠣，最後又要上冰激淩。“不管怎樣，反正到了胃裏全部混在一起了。”他們整個嘴巴一邊往食油和奶油裏亂舔，一邊向我解釋說。他們填飽肚子是多麽快樂！盡管我到處想方設法，但我們多多少少總是挨餓。“吃吧，您吃吧。”他們不由分說地讓我吃。最後，他們拿了幾塊肉糜，放在口袋裏帶給羅貝爾。
就在此後不久，一天清晨，德國人拉響了塞拉先生的門鈴，西班牙領事換了，可他毫無耳聞。迪埃戈那天夜裏恰好在他父親家睡覺。那位金發女郎沒有受到打擾。“請轉告納迪娜，不要為我擔驚受怕。”迪埃戈說，“我會迴來的，因為我一心要迴來。”這就是從他那兒得到的最後幾句話。他平時是多麽喜愛說話，可他所說過的其他一切話語永遠被吞沒了。
時值陽春季節，天空蔚藍，桃樹披滿了玫瑰色的花朵。納迪娜和我騎著自行車在百花爭艷的小花園中穿行，我們的心頭充滿了歡樂，仿佛是在歡度和平時期的周末。然而，德郎西監獄的摩天大樓無情地戳破了這迷人的假象。那位金發女郎給一個名叫菲利克斯的德國人送了三百法郎1，此人不時給我們一點有關犯人的消息，並答應幫他們父子越獄。有兩次，我們透過望遠鏡瞥見了迪埃戈扒在遙遠的窗台上，他那宛如羊毛似的捲發被剃得一幹二淨，向我們微笑的不再完全是他，他那被毀壞的形象在塵世之外遊蕩。
1舊法朗，100舊法郎為1新法郎。
5月的一天下午，我們發現大軍營裏空蕩蕩的，一些草墊子曬在窗台上，窗戶大敞，牢房空無一人。在我們存放自行車的那家咖啡館裏，有人告訴我們夜裏有三列火車離開了車站。我們緊挨著架著鐵絲網的高牆，站立著窺望了許久。驀地，我們看清了在遙遠的高處兩個孤獨的身影朝我們俯著身子，年輕的那一位勝利地揮舞著貝雷帽。菲利克斯沒有撒謊，迪埃戈沒有被火車帶走。我們高興得透不過氣來，騎車向巴黎城區奔去。
“他們關在一個美國俘虜營裏。”金發女郎對我們說，“他們過得很好，天天曬太陽。”可是，她沒有見到他們的麵，我們給他們寄了粗毛線衫、巧克力，他們通過菲利克斯傳話，向我們致謝。然而，我們卻再也沒有收到他們一封親筆信。納迪娜要求得到信物：迪埃戈的戒指和一綹頭發，可他們恰好換了俘虜營，關押在遠離巴黎的某個地方。漸漸地，再也說不清他們身處何地，他們杳無音信，蹤影全無。無影無蹤與不複存在之間沒有多大差別。當菲利克斯最後心情憂鬱地告訴我們“他們早就被槍斃了”的時候，一切都已經無可挽迴了。
納迪娜接連幾夜亂喊亂叫。我從夜晚到清晨，整夜整夜地把她抱在懷裏。後來，她漸漸恢複了睡眠。開始時，迪埃戈常在黑夜裏進入她的夢境，籠罩著一種不祥的氣氛。不久以後，連幽靈也煙消雲散化為烏有了。她這樣做自有道理，我不能責備她。守著一具屍體又有何用？我知道，有人用屍首來製造旗幟、盾牌、槍枝，用來製造勳章、喇叭，乃至居室的裝飾，可還是讓他們的屍骨安息為好。無論成了豐碑還是成了宇宙間的塵埃，他們總歸是我們的兄弟。可是，我們別無選擇：他們為何離開了我們？但願他們也讓我們安寧。把他們忘了吧。讓我們生活在一起吧。我們的生活中要做的已經夠多了。死者既然死了，對他們來說，一切再也不成問題，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節日的夜晚過後，我們還要醒來，我們怎樣生活下去呀？
納迪娜與朗貝爾在歡笑，唱片在轉動，地板在我們腳下顫抖，藍色的火花在搖曳。我凝視著直躺在一塊地毯上的塞澤納克：他十有八九在夢中迴想他當初斜挎步槍、漫步巴黎的輝煌時光。我望著被德國人判了極刑，在最後時刻與一個德國俘虜交換幸免於難的塞尚爾，望著未婚妻被他不義的父親告發了的朗貝爾，望著親手宰了十二個保安隊員1的樊尚。他們將如何對待這如此沉重、如此短暫的過去，如何麵對殘缺的未來？我能有什麽法子助他們一臂之力？助人是我的份內事。我有辦法把他們安頓在長沙發上睡下，讓他們講述自己的夢，可我再也不能讓羅莎複活，再也不能使那十二個被樊尚結果了性命的保安隊員複活。即使我能成功，使他們淡忘自己的過去，可我能向他們展現怎樣的未來？我能消除恐懼、打消夢想、克製欲望、想方設法適應一切，可我能讓我們適應什麽樣的景況呢？我發現在我的周圍，再也沒有任何可以依憑的東西了。
1保安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奸組織。
確實，我酒喝得太多了，開天闢地的不是我，誰也不會找我清帳。可我為什麽無時無刻不在為他人著想？我自己照顧一下自己不也很好嗎？我讓臉頰緊貼著枕頭。我是在這裏，確實是我自己：令人憂慮的是，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可想的東西。噢！若有人問我是何許人，我可以出示身份證。為了成為精神分析醫生，我不得不先任人分析一番。他們發現我身上具有相當突出的俄狄浦斯2情結：我與一位比我年長二十歲的男人結婚，對我母親存在明顯的挑釁性，幾次同性戀的傾向性行為得以妥善了結，這一切都可以從中得到解釋。我感謝天主教的教育賦予了我極為強烈的超我意識；這正是我奉行清教主義3、自愛不足的原因所在。我對女兒的情感的雙重性源於我對母親的挑釁和對我自己的無動於衷。我的病例再普通不過了，完全屬於既定的範圍。在天主教徒的眼中，我的情況也極為平常，一旦發現了肉慾的誘惑，我便不再信仰上帝。我與一位無宗教信仰的人結了婚，這最終使我徹底失落了。從社會觀點看，羅貝爾和我屬於左派知識分子。所有這一切並非純屬無稽之談。我就這樣被明確地劃分了類別，並接受了分類，盡力去適應我的丈夫、我的職業，適應生生死死，適應大千世界及其可怖的一切。這就是我，差不多就是我，亦即誰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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