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天理就在人心，但人並不是生來就知道什麽是天理，什麽不是天理。朱熹認為要想認識天理，必須依照《大學》的教導格物、致知。他說，天地萬物都有理，所謂格物就是即物而窮理，針對一事一物講明、探索其中包含的天理。人心都有知(這裏的知是指對儒家倫理的了解)，但這知開頭總是片麵的、膚淺的，要想把這一點知擴展開去(致知)，必須藉助於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豁然貫通，“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大學章句》)。他的知雖不從格物來，但格物可以對致知起啟發和輔助作用，這種對格物的肯定，多少有利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清末人們把自然科學稱為格致，與他是有關係的。另外，朱氏所謂豁然貫通並非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的飛躍，乃是一種對於本體——理或性的神秘頓悟。朱熹生前由於政治的原因，他的學說曾被朝廷稱作偽學，一度受到壓製打擊。但他死後不久情況就根本改觀了。北宋以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地位逐漸提高，經朱熹表彰，影響更大，編為四書，重要性幾乎超過五經。朱熹的《四書集注》從元代到清代，一直是士人的必修教科書，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反對它會遭到嚴厲的懲罰。一種學說處在這樣的特殊地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僵化，明代以後朱子學正好走了這條路。
朱子以後新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明代倡導心本論的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人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被稱為王學或陽明學。他認為當時的人們把儒學當作純學問甚至做官的敲門磚，而不用來修養身心，產生了不小的流弊。他還認為流弊的根源在於朱熹提倡的理學在理論上有問題。朱熹認為理在萬物，要即物窮理。王守仁認為理不在物而在人心，因為“心即理也”(《傳習錄》中)。王守仁原來也是學朱子學的，為實踐“格物”的理論，曾麵對竹園“格”了七天七夜，不但一無所獲，而且病了一場，從此開始懷疑朱子學，特別是它把心與理分而為二的傾向。一度潛心於佛、道，頗有所得。後來他被貶到貴州龍場驛(今修文縣)做官，仍舊苦苦思索心、理關係問題，一天夜裏突然悟到：“聖人之道，吾性(心)自足”(《年譜》)，於是大唿大跳一番，從此“悟道”，走上心學之路。所以王學的起點是他在朱子學中發現，但在朱子體係中不能解決的問題，促使王學產生的酵母則是佛道，特別是禪宗的明心見性之學。
禪宗認為人心即是佛性，王守仁認為人心即是天理。當然這心是指人的本心。本心是天理與明覺的統一，所以天理自然能發現於心，本心發出來的也必然是天理。理對於朱熹的“心”是外在的，而對於王守仁的“心”則是內在的，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從倫理觀上說，朱熹是要用道德規範(義務)去管束人，王守仁則變為用道德自覺(良心)去管束人。從世界觀上說，朱熹的理既是自然規律，又是道德規範，他主張通過格物從前者推出後者，其實行不通。王守仁“心即理”的理論，隻涉及道德良心，道德觀念，而不涉及自然規律問題，也就是說不再把兩者拉扯、混淆在一起，顯然比朱熹簡易、直捷，特別是它大大高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教人自尊無畏，不盲從外在權威，即使是儒家聖賢。他曾說過：“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傳習錄》中)真理要由自心認可，自心不認可的，即使出自孔子也不能相信。自心認可的，即使出自普通人，也不該輕易否定。
王守仁確立了自己的基本思想之後，曾經多次改變自己的“教法”，從不同角度宣傳自己的基本思想。他講過知行合一，靜坐，存天理去人慾，誠意，最後在1521年推出致良知說，最終完成了自己的體係。“知行合一”實際是說知行統一。知與行都是本體心的發用，不同之處在於知是開始，行是完成;知是思想內容，行是實際活動。這個理論有比較濃的實用色彩，所以，從善的一路說，隻知不行的不算知，如有人嘴上說孝，實際不盡孝道，是不知孝;而從惡的一路說，有一惡念便算是行，如人有反對君父的念頭，就算有反君父的行為。標準如此不同，不能說是公允的。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即理”思想與《大學》框架相結合的產物。他認為，良知是心的本體，是天理又是最根本的知，不過，要把良知變成現實的知和行，就要下“致”的工夫，《大學》所說的“致知”正是這個意思。在《大學》，致知與格物聯繫在一起，要致知必須格物。王守仁說格就是正，使不正的改變為正;物不是物體，而是人所從事的事務、事情，它們自然離不開人的意念。所以他說：“意之所在便是物。”(《傳習錄》上)於是對於他來說，格物就是“正念頭”，使不正的念頭得正。同一個道德行為，從為善方麵說是致良知，從去惡方麵說是格物。從貫徹天理方麵是致知，從使事情符合天理方麵說是格物。用格物窮理說解釋的《大學》是朱熹的陣地，用致良知說解釋的《大學》是王守仁的陣地，有了《大學》的陣地，陽明學便能與朱子學抗衡了。
王守仁建立陽明學，本意是要提高封建士大夫的道德自覺，挽救當時的政治危機。但是由於他激活了久被壓抑的人心，灌輸了自作主宰的意識，為不滿現實的各階層人士所歡迎。各方麵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釋陽明學，使它在王守仁去世後不久即分化為許多派別，其中王艮、王畿的現成派，代表市民利益，在明代後期十分活躍。清兵入關既打斷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進程，也結束了整個王學的發展，朱子學重新被定為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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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理學所討論的問題集中於內心修養與社會政治關係，所依據的儒家經典由以五經為重點轉到以四書為重點。
第四節 清代儒家——新經學
從明末清初到鴉片戰爭，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從興盛走向衰落的時期，這時官方儒學——朱子學除了反覆咀嚼宋人的殘羹剩飯，再也拿不出任何新鮮貨色。相反，民間的儒學倒還具有相當的活力。清初的知識分子總結明朝亡國的曆史教訓，認為理學空疏無用，是導致國破家亡的重要原因。他們摒棄理學，提倡經世致用之學，以為這才是真儒學。經學家顧炎武(公元1613—1682年)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口號，說理學講明心見性，實際是禪學。它們不研究六經之文，不討論當代之務，不從事修己治人的實學，也就是說在經學之外搞理學，所以走上迷途。其實本沒有離開經學的理學，因而真正的學問隻有一種，那就是經學。不過顧炎武的經學既與董仲舒式的微言大義之學不同，也與繁瑣的考據之學不同，而是經世致用的實學。他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是闡發、體現他的實學思想的力作，後一本書就是經過多年的實地調查而寫成的，記述各地山川形勝、經濟狀況、風土人情等等，為反清複明、治理天下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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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以後新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明代倡導心本論的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人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被稱為王學或陽明學。他認為當時的人們把儒學當作純學問甚至做官的敲門磚，而不用來修養身心，產生了不小的流弊。他還認為流弊的根源在於朱熹提倡的理學在理論上有問題。朱熹認為理在萬物，要即物窮理。王守仁認為理不在物而在人心，因為“心即理也”(《傳習錄》中)。王守仁原來也是學朱子學的，為實踐“格物”的理論，曾麵對竹園“格”了七天七夜，不但一無所獲，而且病了一場，從此開始懷疑朱子學，特別是它把心與理分而為二的傾向。一度潛心於佛、道，頗有所得。後來他被貶到貴州龍場驛(今修文縣)做官，仍舊苦苦思索心、理關係問題，一天夜裏突然悟到：“聖人之道，吾性(心)自足”(《年譜》)，於是大唿大跳一番，從此“悟道”，走上心學之路。所以王學的起點是他在朱子學中發現，但在朱子體係中不能解決的問題，促使王學產生的酵母則是佛道，特別是禪宗的明心見性之學。
禪宗認為人心即是佛性，王守仁認為人心即是天理。當然這心是指人的本心。本心是天理與明覺的統一，所以天理自然能發現於心，本心發出來的也必然是天理。理對於朱熹的“心”是外在的，而對於王守仁的“心”則是內在的，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從倫理觀上說，朱熹是要用道德規範(義務)去管束人，王守仁則變為用道德自覺(良心)去管束人。從世界觀上說，朱熹的理既是自然規律，又是道德規範，他主張通過格物從前者推出後者，其實行不通。王守仁“心即理”的理論，隻涉及道德良心，道德觀念，而不涉及自然規律問題，也就是說不再把兩者拉扯、混淆在一起，顯然比朱熹簡易、直捷，特別是它大大高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教人自尊無畏，不盲從外在權威，即使是儒家聖賢。他曾說過：“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傳習錄》中)真理要由自心認可，自心不認可的，即使出自孔子也不能相信。自心認可的，即使出自普通人，也不該輕易否定。
王守仁確立了自己的基本思想之後，曾經多次改變自己的“教法”，從不同角度宣傳自己的基本思想。他講過知行合一，靜坐，存天理去人慾，誠意，最後在1521年推出致良知說，最終完成了自己的體係。“知行合一”實際是說知行統一。知與行都是本體心的發用，不同之處在於知是開始，行是完成;知是思想內容，行是實際活動。這個理論有比較濃的實用色彩，所以，從善的一路說，隻知不行的不算知，如有人嘴上說孝，實際不盡孝道，是不知孝;而從惡的一路說，有一惡念便算是行，如人有反對君父的念頭，就算有反君父的行為。標準如此不同，不能說是公允的。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即理”思想與《大學》框架相結合的產物。他認為，良知是心的本體，是天理又是最根本的知，不過，要把良知變成現實的知和行，就要下“致”的工夫，《大學》所說的“致知”正是這個意思。在《大學》，致知與格物聯繫在一起，要致知必須格物。王守仁說格就是正，使不正的改變為正;物不是物體，而是人所從事的事務、事情，它們自然離不開人的意念。所以他說：“意之所在便是物。”(《傳習錄》上)於是對於他來說，格物就是“正念頭”，使不正的念頭得正。同一個道德行為，從為善方麵說是致良知，從去惡方麵說是格物。從貫徹天理方麵是致知，從使事情符合天理方麵說是格物。用格物窮理說解釋的《大學》是朱熹的陣地，用致良知說解釋的《大學》是王守仁的陣地，有了《大學》的陣地，陽明學便能與朱子學抗衡了。
王守仁建立陽明學，本意是要提高封建士大夫的道德自覺，挽救當時的政治危機。但是由於他激活了久被壓抑的人心，灌輸了自作主宰的意識，為不滿現實的各階層人士所歡迎。各方麵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釋陽明學，使它在王守仁去世後不久即分化為許多派別，其中王艮、王畿的現成派，代表市民利益，在明代後期十分活躍。清兵入關既打斷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進程，也結束了整個王學的發展，朱子學重新被定為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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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理學所討論的問題集中於內心修養與社會政治關係，所依據的儒家經典由以五經為重點轉到以四書為重點。
第四節 清代儒家——新經學
從明末清初到鴉片戰爭，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從興盛走向衰落的時期，這時官方儒學——朱子學除了反覆咀嚼宋人的殘羹剩飯，再也拿不出任何新鮮貨色。相反，民間的儒學倒還具有相當的活力。清初的知識分子總結明朝亡國的曆史教訓，認為理學空疏無用，是導致國破家亡的重要原因。他們摒棄理學，提倡經世致用之學，以為這才是真儒學。經學家顧炎武(公元1613—1682年)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口號，說理學講明心見性，實際是禪學。它們不研究六經之文，不討論當代之務，不從事修己治人的實學，也就是說在經學之外搞理學，所以走上迷途。其實本沒有離開經學的理學，因而真正的學問隻有一種，那就是經學。不過顧炎武的經學既與董仲舒式的微言大義之學不同，也與繁瑣的考據之學不同，而是經世致用的實學。他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是闡發、體現他的實學思想的力作，後一本書就是經過多年的實地調查而寫成的，記述各地山川形勝、經濟狀況、風土人情等等，為反清複明、治理天下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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