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認為，氣有聚散兩種狀態，氣之散是它的本來狀態，那就是太虛，氣之聚是它的暫時形態，那就是天地萬物。氣聚而為萬物，萬物散而為太虛，這便是氣的永恆運動。氣為什麽能運動變化呢?他用陰陽矛盾對立來解釋。氣分為陰陽兩體，由於一分為二，所以它能變化，又由於合二而一，所以它神妙莫測。張載還用他的氣本體論批評了佛、道的錯誤，特別指出佛家把天地萬物歸結為人心的作用，甚至歸結為“見病”(視覺差錯)，是完全悖理的。張載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在哲學史上有突出地位，但他是一位理學家，目的是為儒家倫理確立本體論的依據。理學家、心學家直接把儒家倫理設定為天理，為本心，簡易直捷;張載以氣為本體，由氣到仁義禮智須要有中介。這個中介就是氣的超越性。他指出，氣雖然是萬物本體，但氣的本然狀態——太虛，與具體事物之間有著原則的不同。太虛就是人們所說的天。太虛之氣是極清的，因而是神妙的;形成萬物之後，其氣重濁，窒礙不通。這種自然的差別使天與地及萬物截然不同，“地，物也;天，神也;物無逾神之理”(《正蒙·參兩》)。“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正蒙·太和》)。在這個基礎上，張載又賦予天以倫理性，如天生物有先後順序(天序)，物生之後有大小高下的差異與和諧的秩序(天秩)，儒家君臣父子的常規，尊卑上下的禮數就是對天序天秩認識的結果。他還指出，天不言而信，是因為它有誠的本性;天生成萬物，是因為它有仁的本性。這樣，儒家倫理道德的重要原則，完全在太虛——天那裏找到了根據，因此遵守儒家道德規範就有了不尋常的意義，使人像天，與天合一，得到超越。
張載的人性論對理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認為，人既有來自太虛的天命之性，也有來自本身形體的氣質之性。天命之性對於任何人都是一樣的，即誠、仁、義、禮、智、信等，但氣質有清濁厚薄的不同，使人有智愚及貧富貴賤之別。他要求君子不以氣質之性為性，而要盡力恢複天命之性，也就是進行道德修養。他把性分為天命、氣質兩種，用前者說明人性善，用後者說明現實道德水平及遭遇的差別，是孟子以來性善論的重大發展。朱熹極力稱讚這個理論“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朱子語類》卷四)。
在認識論與修養論方麵，張載提出人的知識有兩種，其一是天德良知，其一是聞見之知。前者是對太虛、仁義等哲學與倫理學問題的神秘直觀;後者是對具體事物的感性認識。他肯定天德良知不是從聞見中來，而是從修養中得來，但是也不否認聞見對於產生天德良知有一定啟發作用。人的認識與修養有一個從漸修到頓悟的過程。這些觀點對後來的理學家有所啟迪。雖然張載對理學的建立有很大貢獻，但由於他沒有突出天理，關於氣的自然哲學又講得比較多，受到程朱的批評，在理學中的地位比不上程氏兄弟及周敦頤。
理學的正宗與主流是程顥(公元1032—1085年)、程頤(公元1033—1107年)兄弟開創的學說(人稱洛學)。二程是河南(今洛陽)人，出身官宦人家，與司馬光、富弼等人相友善，反對王安石的新政，為此他們在變法時期受到打擊，在後來的反覆當中又遭折騰，政治上相當坎坷。他們年輕時曾經師從理學開山周敦頤，從事理學的研究和講學之後，又與張載、邵雍相互切磋。優越的學術環境，加上本人的聰穎與努力，使他們在理論上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程理論體係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理或天理，他們著力闡發的就是天理論。世界上有氣有理，氣就是陰陽，陰陽的推移消長，形成世界萬物的運動變化，生生滅滅。但是氣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在它之中有一個理起支配作用。理總是與氣結合在一起，氣是有形的，是形而下的東西，理是無形的，是形而上的東西。理是氣的所以然，是氣的根據。程頤說，“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所以陰陽者即是使陰陽成為陰陽的那個東西，程頤認為那是道，道就是理。萬事萬物各有其理，這些理是不是毫無關係呢?不是，二程指出，“萬理出於一理”，(同上書卷十八)也就是說有一個最根本的理，由它生出萬理。所以，歸根結底，“天下隻有一個理”(同上)，這個理就是儒家倫理的根本精神，被當作天地萬物本體的仁義禮智。天理是理學王冠上的寶石，天理論的提出標誌著理學建構的基本完成。在天理論基礎上，二程提出人性論和格物致知論。後來朱熹以二程特別是程頤的理論為骨幹，結合其他理學前輩的學說，創造了集大成的朱子學。二程的學說將結合朱熹的理論繼續闡發。
二程的哲學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但也略有不同。程頤嚴格區分形上形下，心屬形下，與理分屬兩個不同層次。朱熹繼承發揮了這個思想，提出性是理而心不是理，必須將心性區別開來的思想。程顥比較看重心的作用，也不大區分形上形下，這些觀點受到陸九淵(號象山)和王守仁(號陽明)的讚揚，成為陸王心學的重要思想資源。
理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公元1130—1200年)。從北宋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發展階段。朱熹生活的南宋，外有金人、蒙古人的壓迫，內有深刻的社會危機。在他看來，隻有重建儒家思想的權威，才能整飭人心，維繫南宋王朝的存在。他依照程頤所開闢的理本論的道路前進，也就是把儒家道德規範上升為天理，確認天理作為萬事萬物本體的地位，規定天理是萬物的規律，是人的價值目標。教導人們去人慾、存天理，修養道德，成為聖賢。朱熹關於理氣的學說認為，世界上有理有氣，理氣結合，形成萬物，理是生成事物的根本，氣是生成事物的材料，理構成事物的本性，氣構成事物的形體。理的總體就是太極，太極之理存在於每個人每件事物上，所以人人具一太極，物物具一太極，太極就是人物之性。那麽太極之性究竟是什麽呢?他說：“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朱文公文集·答陳器之》)對於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信)的論證來說，王弼的本體論勝過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而朱熹的以理為本又大大勝過王弼的以無為本。但是，既然宇宙隻有一個太極之理，怎樣解釋世界的複雜性——事物之品類萬殊、人間的尊卑貴賤呢?朱熹利用二程“理一分殊”說給以解釋。所謂分殊指氣由於偏全清濁厚薄等不同狀況形成的分位的差別，如得氣之偏者為物，得氣之全者為人，在人之中得氣之清者為聖智，得濁者為下愚，得厚者富貴，得薄者貧賤，等等。理雖然隻有一個，但是它在不同分位的氣中所能顯露出的方麵則有很大差異。這就巧妙地為萬物之間的差異，主要是人間的差異找到了說明。
朱熹的心性論比較全麵地解決主體(心)與作為人性的天理之間的關係問題，指示了成聖即培養理想人格之路。他贊成張載“心統性情”(《朱子語類》卷五)的觀點，就是說心包括性和情兩個方麵，性是體，情是用，如果心使情從性(天理)上發出來，這心就是道心，這情就是善的。如果心使情從形氣上發出來，這心就是人心，這情就不一定是善的。如果人心膨脹，情慾增多，乃至泯滅了道心，就成為惡。這就是說，人既有為善的根據(人性是理，是善)，也有為惡的可能(人有形體，有各種物質要求)，而人心是能動的，人究竟為善為惡全在人心的選擇、決斷。所以朱熹認為，要使人為善成聖，必須使道心為主宰而人心聽命，“革盡人慾，複盡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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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的人性論對理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認為，人既有來自太虛的天命之性，也有來自本身形體的氣質之性。天命之性對於任何人都是一樣的，即誠、仁、義、禮、智、信等，但氣質有清濁厚薄的不同，使人有智愚及貧富貴賤之別。他要求君子不以氣質之性為性，而要盡力恢複天命之性，也就是進行道德修養。他把性分為天命、氣質兩種，用前者說明人性善，用後者說明現實道德水平及遭遇的差別，是孟子以來性善論的重大發展。朱熹極力稱讚這個理論“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朱子語類》卷四)。
在認識論與修養論方麵，張載提出人的知識有兩種，其一是天德良知，其一是聞見之知。前者是對太虛、仁義等哲學與倫理學問題的神秘直觀;後者是對具體事物的感性認識。他肯定天德良知不是從聞見中來，而是從修養中得來，但是也不否認聞見對於產生天德良知有一定啟發作用。人的認識與修養有一個從漸修到頓悟的過程。這些觀點對後來的理學家有所啟迪。雖然張載對理學的建立有很大貢獻，但由於他沒有突出天理，關於氣的自然哲學又講得比較多，受到程朱的批評，在理學中的地位比不上程氏兄弟及周敦頤。
理學的正宗與主流是程顥(公元1032—1085年)、程頤(公元1033—1107年)兄弟開創的學說(人稱洛學)。二程是河南(今洛陽)人，出身官宦人家，與司馬光、富弼等人相友善，反對王安石的新政，為此他們在變法時期受到打擊，在後來的反覆當中又遭折騰，政治上相當坎坷。他們年輕時曾經師從理學開山周敦頤，從事理學的研究和講學之後，又與張載、邵雍相互切磋。優越的學術環境，加上本人的聰穎與努力，使他們在理論上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程理論體係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理或天理，他們著力闡發的就是天理論。世界上有氣有理，氣就是陰陽，陰陽的推移消長，形成世界萬物的運動變化，生生滅滅。但是氣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在它之中有一個理起支配作用。理總是與氣結合在一起，氣是有形的，是形而下的東西，理是無形的，是形而上的東西。理是氣的所以然，是氣的根據。程頤說，“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所以陰陽者即是使陰陽成為陰陽的那個東西，程頤認為那是道，道就是理。萬事萬物各有其理，這些理是不是毫無關係呢?不是，二程指出，“萬理出於一理”，(同上書卷十八)也就是說有一個最根本的理，由它生出萬理。所以，歸根結底，“天下隻有一個理”(同上)，這個理就是儒家倫理的根本精神，被當作天地萬物本體的仁義禮智。天理是理學王冠上的寶石，天理論的提出標誌著理學建構的基本完成。在天理論基礎上，二程提出人性論和格物致知論。後來朱熹以二程特別是程頤的理論為骨幹，結合其他理學前輩的學說，創造了集大成的朱子學。二程的學說將結合朱熹的理論繼續闡發。
二程的哲學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但也略有不同。程頤嚴格區分形上形下，心屬形下，與理分屬兩個不同層次。朱熹繼承發揮了這個思想，提出性是理而心不是理，必須將心性區別開來的思想。程顥比較看重心的作用，也不大區分形上形下，這些觀點受到陸九淵(號象山)和王守仁(號陽明)的讚揚，成為陸王心學的重要思想資源。
理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公元1130—1200年)。從北宋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發展階段。朱熹生活的南宋，外有金人、蒙古人的壓迫，內有深刻的社會危機。在他看來，隻有重建儒家思想的權威，才能整飭人心，維繫南宋王朝的存在。他依照程頤所開闢的理本論的道路前進，也就是把儒家道德規範上升為天理，確認天理作為萬事萬物本體的地位，規定天理是萬物的規律，是人的價值目標。教導人們去人慾、存天理，修養道德，成為聖賢。朱熹關於理氣的學說認為，世界上有理有氣，理氣結合，形成萬物，理是生成事物的根本，氣是生成事物的材料，理構成事物的本性，氣構成事物的形體。理的總體就是太極，太極之理存在於每個人每件事物上，所以人人具一太極，物物具一太極，太極就是人物之性。那麽太極之性究竟是什麽呢?他說：“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朱文公文集·答陳器之》)對於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信)的論證來說，王弼的本體論勝過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而朱熹的以理為本又大大勝過王弼的以無為本。但是，既然宇宙隻有一個太極之理，怎樣解釋世界的複雜性——事物之品類萬殊、人間的尊卑貴賤呢?朱熹利用二程“理一分殊”說給以解釋。所謂分殊指氣由於偏全清濁厚薄等不同狀況形成的分位的差別，如得氣之偏者為物，得氣之全者為人，在人之中得氣之清者為聖智，得濁者為下愚，得厚者富貴，得薄者貧賤，等等。理雖然隻有一個，但是它在不同分位的氣中所能顯露出的方麵則有很大差異。這就巧妙地為萬物之間的差異，主要是人間的差異找到了說明。
朱熹的心性論比較全麵地解決主體(心)與作為人性的天理之間的關係問題，指示了成聖即培養理想人格之路。他贊成張載“心統性情”(《朱子語類》卷五)的觀點，就是說心包括性和情兩個方麵，性是體，情是用，如果心使情從性(天理)上發出來，這心就是道心，這情就是善的。如果心使情從形氣上發出來，這心就是人心，這情就不一定是善的。如果人心膨脹，情慾增多，乃至泯滅了道心，就成為惡。這就是說，人既有為善的根據(人性是理，是善)，也有為惡的可能(人有形體，有各種物質要求)，而人心是能動的，人究竟為善為惡全在人心的選擇、決斷。所以朱熹認為，要使人為善成聖，必須使道心為主宰而人心聽命，“革盡人慾，複盡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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